周恩來,中國畸形政治的縮影

周恩來,中國畸形政治的縮影
文章提交者：仗劍狂歌 加帖在 文化散論 【凱迪網絡】 http://www.kdnet.net

二十世紀中國政壇上最具政治魅力和最具政治影響的人大概應該算是周恩來了，這個參與了全部中共曆史上的重大事件並且一直處在中共中央核心機構的人物，生前獲得過來自很多方麵的讚譽，包括他的敵手國民黨也對他給予了很多正麵的評價，在他政治生涯的最後階段，由於其獨特的個人魅力和特殊的國際政治環境還獲得了廣泛的國際影響，甚至他的辭世也直接導致了一場具有複雜政治目的的群眾性政治運動——四五運動。海外這些年來對於周恩來的研究一直沒有中斷過，無論從什麽立場出發，無論持有什麽樣的目的，對於周恩來的評價一直是充滿了分歧。

1976年以後，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周恩來一直被“主流文化”塑造為一個忍辱負重、克勤克儉、鞠躬盡瘁的政治典範，一個大智大慧大仁大愛的道德完人。相反一些人把周恩來看作是中國帝王文化的當代體現，看似事無巨細親曆親為實則輔佐封建帝王的現代宰相，指出周恩來對於毛澤東掌握政權以後逐步帝王化的演化過程應該承擔相當的責任。如何全麵的評價周恩來這個政治人物的功過是非，當前的政治環境還不允許，現有的史料也還遠遠不夠。即使是有人願意公正的評價像周恩來這樣一位身居要職的政治人物，在這種專製主義文化的大環境之中，也難免有所偏頗。專製主義文化具有一種強烈的“磁場效應”，人們的思維習慣受到這種“磁場效應”的牽製不自覺的會偏向“主流”，因此想要評價這樣一個政治人物，完全不可能有什麽公正客觀的結論。但是有一點大概不會引起太多的爭議，那就是周恩來的政治生涯是一個沉重的悲劇。這個悲劇不僅來自錯綜複雜的政治派係鬥爭，不僅來自周恩來獨特的性格，也來自，或者說更主要的是來自中國政治文化劣根性。正因為有了這種綿延三千年的政治文化，正因為這種政治文化充滿了虛偽和狡黠，才會有從秦代李斯、漢代諸葛亮到當代周恩來這樣一係列的政治悲劇。這樣的政治人物，這樣的宰相在中國漫長的帝王專製曆史上可以數出多少個，成就越卓著悲劇越深刻，命運越悲苦聲望越顯赫，這幾乎成了一個規律。這大概是中國曆史上獨有的一種現象，想要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無論是位居宰相還是充任縣吏，都會發現自己參與政治活動的善良初衷（姑且承認初衷還是善良的）和自己麵對的政治環境格格不入，自己心目中的宏圖偉業總是要被各種各樣的政治派係和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所羈絆所掣肘，往往是經曆了一番掙紮之後發出一聲“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慨歎，套用現代常用的官方用語叫做“好心辦壞事”。這不是個別現象，也不是意外現象，這是規律，這種規律的根源隻能在中國政治文化中尋找，隻能通過審視中國政治文化的劣根性來認識。

現在說的中國政治文化，究其根源還是籠罩了兩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不過孔子謙虛從來不說是自己發明的而是說祖述周公，要從那個周公算起該有三千了吧。周公認為政治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狀態應該是“德澤天下”。以此為根本，周公倡導以德治國，或者叫仁政。決定政治活動的根本因素是道義和利益。道義是共性的，利益是個性的，周公的政治理想是用道義的共性來指導或者替代利益的個性以求達成一種道義共同體。然而忽視了個性利益的所謂共性道義是一種不可靠或者不牢靠的道義，這一點中國文化始終沒有解決。與古代中國遠隔萬裏的古希臘城邦製度是現代西方民主製度的先祖，每一個城邦都需要一個議事機構，所議之事當然是利益，古希臘文化認為政治的理想狀態是“利合眾心”，政治的目的就是尋求一種最能體現所有人利益的行為準則，以結成一個廣泛的利益共同體。道德追求相對來說是個人的事情，當然古希臘衰亡自有諸多原因，缺少一種共性的道義也是原因之一。結成一個民族也罷，形成一個國家也罷，以至將來全球一體化也罷，前提條件是必須有一種辦法使得身處其中的人能夠既結成一種道義共同體同時又結成一種利益共同體。羅馬帝國時期基督教的出現和傳播承擔了道義共同體的作用，才使得歐洲社會彌補了羅馬帝國衰敗以後從分崩離析的混亂狀態逐漸發展為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的所必需的道義力量。那麽對於中國文化來說，孔子所鍾情的政治理想即“德澤天下”的政治狀態是否真的是中國社會的常有形式呢，不是，完全不是。中國古代社會沒有那個時代可以被後人公認為具備了“德澤天下”的風尚，可是每一個朝代都聲稱自己是最好的體現了“德澤天下”的政治願望。按照孔子的政治理想，個人利益是“小人”的事情，是不足掛齒的事情，然而個體的利益是一個現實的存在，於是曆代先賢們設計出了一套宗法製度來協調個體的實際利益，宗法製度的核心是家庭或者家族，家族之內是共同體，家族之外就不是了。而家族不過是放大的個體，也就是說中國文化數千年來始終沒有為個人的利益找到一個公共表述的渠道和機會。

人就是人，人都有利益，不承認個人利益的政治文化是一種殘缺的文化，一種虛偽的文化。這種隻講道義不講利益的政治文化是中國數千年來政治虛偽的根源。任何從事政治活動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有自己需要代表和維護的利益，而利益又從來不能夠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內容，因此必須以道義的名義來體現利益的要求。但是道義是共性的，利益是個性的，所以以共性的方式來實現個性的目標無論如何就成為一種不可能。在具體的政治活動中，個性必須服從於（或者屈從於）共性，利益必須轉化為（或者偽裝為）道義，這就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諸多政治人物的政治悲劇的根由。

按照周恩來的理解，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政治集團，這個政治集團必須有自己的核心，這個核心就是毛澤東，自己的所有政治抱負都應該服從於這個核心，即使這個核心與自己的政治理想已經南轅北轍了也不能表現出自己還有不屈從於核心的任何念頭。高某在海外出版的《周恩來最後十年》裏生動的描繪了周晚年如何戰戰兢兢怕毛澤東說自己不是忠臣。因為在他的心目中忠臣是中國古代社會對政治人物的最高褒獎了，即是無能即是無績隻有還是忠臣就算是一種讚揚了，這種心理支配了後半生的周恩來，最終釀成了他的悲劇生涯。可與之相比的是諸葛亮，六出祁山無功而返一次次錯失自己的政治理想完全是因為在後主麵前要落一個忠臣的美名。

中國的政治文化沒有給利益留有任何表達空間，所以政治才能和政治成就沒有什麽價值，中國的政治文化講究“德澤天下”，評價一個政治人物完全是依據他的道德形象，做忠臣就成為這些人物的實際目標。對於中國文化背景下所有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來說：政治地位高於政治原則，政治聲譽高於政治理想。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能夠立即倒戈，成為“三人團”裏唯一一個繼續保持在核心層中的人物就是明證，他很明白，沒有了政治地位也就保不住自己的政治聲譽，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都是例證。正是這種政治文化導致了周恩來的政治行為準則，正是這種畸形的政治文化導致了周恩來此後的政治悲劇。這種政治文化今天還在發揮作用，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沒有原則，沒有理想，自己的話不能說隻能說和上級一致的話，該做的事情不去做隻想做能夠討好上級的事。這種以共性道義為名義抹殺個性利益的政治文化，這種為了個人政治地位的穩固和提升可以犧牲任何政治原則的政治文化，這種以政治聲譽為目標而不是追求社會共同體的政治理想的政治文化，就是中國政治人物悲劇性的根源，也是中國政治架構沒有人道的根源，還是真正的政治家不能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出現的根源。

這種政治文化完全不能符合現代工商社會的根本理念，完全不能體現中國人的共同利益，完全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