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少奇同的檢查書了解文化大革命

從劉少奇同的檢查書了解文化大革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毛澤東親自領導和起草製定的定國大法。新中國人民的人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就依法確保在其中。文化大革命是落實執行《憲法》的最全麵時期；是新中國人民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是徹底的、全麵的大民主。由於極少數派人對文化大革命的不了解，製造白色恐怖，歪曲事實。所謂的改革開放以後被確定為十年浩劫！從而使這階段的曆史成為了筆墨官司。曆史是人民寫。因此，人民有責任對這階段的曆史予以澄清。讓澄清後的曆史事實來說話！劉少奇同誌的檢查書原文能再現曆史事實！我們就讓他來陳述當時的曆史事實吧！　　

劉少奇同誌在1966年12月的檢查書（原文）中寫道：　　

“同誌們：　　

我堅決擁護主席和林彪同誌的指示，同意伯達同誌的講話，我看了各小組的大部分簡報，了解到了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門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錯誤，許多同誌都作了檢討，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為這同我以前一階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是有關的。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50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是路線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責任應該由我來承擔其它同誌的責任。例如：在京的其它中央領導同誌，國務院各部委的領導同誌，新市委工作組，地方的領導同誌等。他們雖然有一定的責任，但第一位要負的是我。　　

在今年7.18以前的一段時間內，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市各方麵的文化大革命情況，經常是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匯報的，在匯報中做了錯誤的決定、批準。我做了錯誤的決定，如派工作組，都要中央各部委和團中央要人，當時中央各部委和團中央都很積極，要各地派人由新市委介紹派往各學校，此外還向各機關派工作組，一開始就做出了限製群眾的方法，如：不讓群眾上街遊行，不讓學生上街，要內外有別等......並批準了北大工作組的錯誤做法，以為學生的革命行動是反革命。這就給全國定了基調，還批準了給中央的報告，也發生了不好的影響。　　

在北京許多學校的所謂排除幹擾的鬥爭，因此，在許多工作組領導下發生了學生鬥學生的現象，圍攻革命派，壓製了不同意見。甚至將學生定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這樣，就在不少學校造成恐怖氣氛，這是白色恐怖的。　　

我過問的光美參加過清華大學的一段運動中所犯的錯誤是這一錯誤路線的典型分子。我過問的北師大附中也進行了排除幹擾的鬥爭。解放北京市黨團員隻要在認識檢查後就可以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這是不夠的，但過早同意北京過早恢複黨團活動的意見。工作組指定後，就把權力交給革委會，文革，這些是工作組指定的。他們的影響較深，北京市中學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以上錯誤。此外，還同意了團中央關於中學文化革命的計劃。使中學一、二年級放假參加勞動和軍訓以及教師集體集訓。現在看來是不應該派工作組的。　　

當時許多方麵要求派工作組，特別是報紙報導了也大派工作組以後，要求更強烈了。這時沒有就派出工作組進行討論，也沒有就派工作組進入學校後怎麽辦，應當說我們對文化大革命很不了解的，但是群眾已經起來了，我們隻要參加到群眾中去，聽取群眾的 意見，向群眾學習，然後才能對運動中的問題提出我們的意見。這場是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大革命的新階段，我自己和許多同誌都不理解，都沒有經驗。我隻能在群眾中學習，不應當派工作組去包辦代替，去建立領導群眾文化大革命的機構。如果群眾一定要求派，也隻能派些聯絡員去了解情況，對於群眾運動不要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樣雖然不能滿足群眾要求，最多也隻樣處理，當時有些同誌發現並提出工作組和群眾發生對抗，並提出不要工作組。例如伯達同誌，當時就提出過。伯達是領會主席思想的。當然如果我們能夠去領會主席思想就撤走也不會發展到路線方向的錯誤。　　

當時有些地方對工作組的領導和某些成員發生懷疑，也懷疑某些黨領導人。由於工作組包辦代替，並規定了許多限製，這必然引起群眾的不滿。即使當時有些過激的言論，也屬於敢的言論，當時也有極少數右派言論出現，這本是正常現象。應拿出相當地間讓不同言論充分發表出來。恰在這關鍵時刻，由我主持中央工作會議，並作出了和增加了工作組犯錯誤的可能性。在有些實在堅持不下去的撤走後，又派出新的工作組。在工作組有許多同誌很不理解，又不向群眾學習而要群眾按他們的規定去走。這就違背了群眾運動的規律。實際上就站到了資產階級立場上去了，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運動打了下去，顛倒事非、混淆黑白，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誌氣。既使在這個時候，我還是很不明白的，不知道這種情況是極不正常的，極不利於文化革命的，不利於黨和社會的利益。這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雖然才50天，但損失是很大的。這種後果直到現在還沒有肅清，有些地方變本加勵，造成了群眾的對立。我這次犯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曆史上就犯了一些原則性的和路線性的錯誤。如：1946.2.1。就政協會議開過後，我就中央寫過指示說：政協會即將實現，中國就走向和平的新階段。這是對時局估計錯誤，有和平幻想。雖然也談到練兵、減租、生產是不錯的。　　

此外，1946年初，對東北戰爭的指導方針我有錯誤，當時對林彪同誌的指導是不夠的。47年我主持的土地會議沒有係統的全麵的解決當時地主土地分配問題。沒有能及時糾正當時出現“左”傾錯誤。如殺人過多和侵犯中農問題。　　

49年春，我對天津城市工作說過不少話。糾正當時資本主義工商業某些過份性急的做法。同時提出消滅城市的封建把頭，當時有些講話是有些右傾錯誤。沒有強調指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是以後整個曆史時期的整個矛盾。　　

51.7，我錯誤地批評了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提高組成農業合作社的決定。　　

55年，鄧子恢同誌縮掉20萬合作社的決定是我主持的中央會議說的，沒有反駁，實際就批準了他的計劃，他就在一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大加發揮，縮掉20萬合作社。　　

62年，我犯右傾錯誤。64年又犯形左實右。我這次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跟以前所犯的錯誤是有聯係的。　　

62.4，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7幹）用我的名義作了書麵的報告，以後又作了發言。在書麵和口頭發言中，都肯定五八年實行三麵紅旗以來取得的偉大成績，同時也在工作中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我們所獲得的成績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這缺點和錯誤都大部分已經改正，有些正在改正。......　　

更嚴重的是62.2.21_23.由我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了62年中央財政預算。發現了20億的財政赤字。因此，對困難的估計錯誤。認為是處在非常時期。陳雲同誌向國務院的講話是根據中央會議上講話加以發揮的，中央還核發了這個報告，還經省一級黨員幹部討論並鼓勵發表不同意見。因此，在會上鼓動歪風出籠，單幹風。有些人就根本否認三麵紅旗。就把積極分子搞得灰溜溜的。並把不該下馬的大三線建設的重點項目也錯誤地下馬了，而有些應該滅減的投資沒有滅減。由於當時我過份相信陳雲，偏聽他的意見，在思想上有共同性。我向中央和主席推薦陳雲做中央財政小組組長。此時，主席不在北京。就到主席那兒請示報告。後來我才知道主席根本不同意我們對形勢的估計和作法的。　　

當時，鄧子恢在中央工作會上說過安微責任田的好處。我們沒有加以批駁。因此，他就在幾次會議鼓吹包產到戶。有位中央領導提出分田到戶。還有一位提出三合一少的意見。這都是對國內外形勢估計錯誤的情況提出反對總路線的意見。其中分田到戶意見是我直接聽到的，沒有頂回去，這是很錯誤的。當時我已經感到很緊張，形勢嚴重。因此，急於請求主席回北京。　　

62年到62年夏季北戴河會議犯了右傾路線錯誤。從主席回到北京就著手起草進一步發展鞏固集體經濟的決定和商業的決定。又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階級鬥爭矛盾。九月開了十中全會，通過兩個決定和公報，才把我的錯誤糾正過去，把形勢根本轉過來。　　

我62年犯了錯誤以後，64年又犯了形左實右的錯誤。64.4.1於主席親自製定的前十條後，9月，中央的某些領導同誌又製定了後十條。於11月14日發出。這後十條是怎麽製定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前十條出來後走了六個月後向主席寫了報告。後十條就是這個報告的精神。64年9月後我發現後十條有些不利於發動群眾，64年夏，我到各省和北京講過話。強調各級領導到農村搞蹲點。這本來是對的，但強調過份，有些絕對化是錯的。此外，還說過：在這以後的四清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些是失敗的。對當時的階級鬥爭估計過份，對幹部犯四不清也估計過份。因此，對時工農業生產好起來的原因某些解釋也是錯誤的。還說過在發動群眾鬥爭中才能搞清情況，認為主席所說的開調查會的方法是不夠的，有時是說不適應了。這實際上是否認了主席的思想。這是極其錯誤的，影響極壞。當時又過份相信光美的經驗總結，向全國，北京推廣經驗。這就給許多同誌極不好的印象。其實，光美經驗在當時是有錯誤的。在64年的中央會議上，我的錯誤沒有認識，又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條所說的，這沒有說的本質，這不是馬列主義的。我正是在這個時候忘記了我們黨十幾年的關於階級鬥爭的論斷。因此，犯了形左實右的錯誤。我的錯誤也是主席親自主持製定二十三條之後才糾正的。二十三條上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就把運動縮小到極少壞人身上。由於我在曆史上犯過錯誤，特別是在64，62犯了右傾錯誤。在次就犯了更為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我在這次運動中所犯的錯誤，又是從我們黨和人民的四大，毛主席回到北京後親自糾正的。　　

7.24決定撤退工作組後，召集了工作會議。8.1召開了十一中全會會討論和通過了十六條和公報，在全會後期，討論了關於我的錯誤的問題，對政治局黨委進行了選舉，會議把林彪同誌作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接班人。決定公報以及對組織整編是必要的，對全國全黨有深遠的重義。對世界革命也將有深遠影響，我是擁護林彪同誌在各方麵都比我高明得多，黨的其它同誌也比我高明得多。我決心遵守一個黨員應守的紀律，絕對不在任何人麵前搞兩麵派。　　

犯錯誤的原因是：1，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更深入更廣泛的新階段，以後如果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完全達到十六條中提出的各項任務，就必須認真走群眾路線，廣泛和深入地發動群眾，提倡群眾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我的作法實際上是不相信群眾，不依靠，不敢放手發動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麵是迷信工作組的作用。是包辦代替群眾運動，怕亂，怕大民主，怕群眾起來造我們的反，怕反革命上台。2，錯誤估計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把革命的群眾運動出現的正常和不可避免的一些缺點看成是反黨，反無產階級專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這就勢必站到資產階級立場，實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3，在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未完全轉變過來，還存在著許多唯心的形而上學觀點，因而在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時候，就常常站不穩立場，有時就站到資產階級立場了。在工作方麵又表現自以為是，好為人師的態度。4，最根本的是沒有學好毛主席的思想；不能在工作和鬥爭中正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沒有到群眾中去學習；向主席請示報告不夠，實際上有時違背了主席的思想，對同誌中的正確意見不聽，反而接受了一些錯誤的意見。　　

這是我現在對錯誤的理解，當然還是很不夠的。我決心學習毛主席思想；向林彪同誌學習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決心做些對黨對人民有益的工作。　　

這是我的檢討，請同誌們批評並消除影響。　　

（口號）　　

劉少奇 1966.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