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叛將龔楚變節原因初探

紅軍叛將龔楚變節原因初探

摘要：龔楚是黨曆史上重要的紅軍將領，曾參與創建紅四軍與紅七軍，官至中央紅軍參謀長，但是，中央蘇區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打擊下逐步走向瓦解之後，其開始變節脫離中共而入國軍，就其變節的原因，以往把脈其病症往往簡單地認為其犯了路線錯誤而最終滑向了人民的對立麵，其實，這隻是一個簡化的線性思維、理解之結果。我認為這既攙雜有革命失敗情緒的困繞，亦有從人道主義革命理想出發反感恐懼赤色恐怖的緣故。本文將重新剖析一下龔楚變節之背後原因，以達到窺見其變節的心路曆程。

“變節”，在紅軍曆史上，一直是一個很隱諱的概念。變節者，即為叛徒，一般是指退出中共群眾運動的人。而紅軍曆史上，變節最多的時期是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清黨、大圍剿時期，大體上在1933年以前，變節的將領人數比較少，變節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黨內肅反和被俘，但到1934年廣昌戰役前後，由於反圍剿的失敗，對前途自感渺茫，失去革命信心，變節的將領有所增多。

其中，地位最高的當屬龔楚（1901-1995），廣東樂昌人，早年參軍，由準國民黨而入中共；紅軍時期出色的戰將，參與創建紅四與紅七軍，官至中央紅軍參謀長；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後，變節脫離中共而入國軍，招撫與抗戰並舉；抗戰後，投誠但最後叛逃香港；晚年回歸，風雨飄搖，跌宕起伏過一生。生前著有《我與紅軍》與《龔楚回憶錄》兩本有價值的文本史料及相關書畫墨跡留世。

以前，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立場不同，造成觀點的出入很大，有些人切齒痛恨，官方出版的資料也一概抹殺其事跡；有些人高歌盛讚，奉為聖明，總之純粹的曆史敘述成為奢望。因此，龔楚的生平事跡要麽是短短幾行字，要麽就是戴上一貫地犯“路線錯誤”，最終“滑向了人民的對立麵”的高帽。其實從現有稀世資料來看，事情往往不是這麽簡單，每一個“叛徒”的經曆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龔楚也不例外。在傳統的史學研究模式下，曆史研究往往擴大為一種宣傳，忠奸的判斷模式嚴重束縛著人們的視野和思維。對龔楚的評價就是如此，長久以來，我們都習慣於宣傳式的線性思維，政治人物往往臉譜化，因此龔楚常遭人訾議與詬病，“紅軍第一叛將”等民賊稱呼不斷，這種簡單地以“好”與“壞”來區分曆史人物，是曾經年代塑造的思維定式。從單純地用“黑”與“白”來看待一切，到加入灰色改良，依然沒有擺脫線性思維的糾纏。因此我們需要的是多一份心平氣和，擺脫線性思維的纏繞，當然顛覆這種習慣，需要勇氣和毅力，甚至需要一種涅槃的精神。這裏將突破傳統線性思維方式，重新探討一下龔楚變節之背後原因，以達到窺見其變節的心路曆程。

一、 心靈的刺激：變節的一個導火索

龔楚，早年沐浴新思想參加紅軍，從南昌起義到白色起義，再到中央蘇區，一直是中共革命的積極分子，參與創建了紅四與紅七軍，紅七軍轉戰千裏入贛之前，在廣西右江地區得到了蓬勃發展，其認為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功秘訣是“把悲天憫人的心理，人道主義立場，或多或少滲進些改良主義的意識” ，但其後轉戰中央革命根據地時，因特殊情況下黨的一些過激做法與其理念發生矛盾，受到黨內批評處罰，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 帽子，並被開除黨籍一年，在其心中產生的暗傷刺激尤大。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開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會議由周思來主持，龔楚出席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

那麽，龔楚到底犯了什麽“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要受到如此的懲罰呢？龔楚在以前困難的時候仍然起勁地進行革命，現在正是紅軍發展最順利的時候，自己也身居高位，怎麽忽然“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呢？這兩點內地公開發表的書籍文章裏一直諱莫如深，這就不免疑竇叢生了。近來接觸到的一些海外資料和龔楚回憶錄，可以發現主要是其對黨在當時的一些做法有意見。1933年，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中央蘇區開展了“消滅地主”的運動，有田四十畝甚至不滿十畝者便在被消滅之列。據龔楚回憶：“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產全被沒收……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 ，“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繈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 。龔楚正是對當時這種違反人道精神的過激行為表示了異議，就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高帽被批判，其心理上的不平與恐懼，是日後投向國軍的一個導火索。




二、 變節原因：對革命失去信心，抑或反感恐懼“赤色恐怖”？

生前，龔楚兩本自傳文本資料記載的是其早年進入新式學堂，後參加孫中山國民革命，最後被中共爭取來，成為一名農運及軍事幹部的一段人生曆程。龔楚在書中言其是懷著“改造不平等的、妨礙人類生存進步的就社會，建立平等自由、人類和平共存的新社會”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隊伍的。但是，這種理想還未實現，他就變節了。

龔楚的變節，無疑有中央根據地瓦解後其對革命失去信心的因素幹擾。當時，中央蘇區正麵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第五次圍剿吸取了前四次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采取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緊縮包圍、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中受王明左傾路線錯誤領導，導致反圍剿失敗。龔楚在中央蘇區瓦解之後，臨危受命，獨當一麵，領導紅軍跳出包圍圈打遊擊。但是，在經曆失敗之後的消沉黯淡歲月裏，此時的龔楚已難以化解革命失敗主義情緒對自己的銷蝕及對“赤色恐怖”的恐懼，最終脫離紅軍變節。非惟如此，還有更深層次的主觀原因，值得挖掘。

另外，龔楚在其回憶錄第三編裏，描述了其從人道的共產主義信仰者到開始反思共產主義革命正確性的這樣一個過程，而這個反思的契機就是中國早期革命政策過激化而導致的“赤色恐怖” 。這種反思的結果，也是其脫離紅軍的一個主觀原因。

在其回憶錄中，龔楚提到“白色恐怖”所對應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龔楚的解釋，“白色代表國民黨，屠殺共產黨及工農群眾積極份子，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白色恐怖”；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殺人放火，手段殘忍，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赤色恐怖” 。這兩種恐怖，在當時，應該說是客觀存在的，任何研究黨史的人都無法否認其存在。如果我們不肯麵對自己曆史的陰暗麵，一味品嚐榮耀的鴉片，那麽我們這個民族將永遠不會有進步。

當時，龔楚認為中共早期過激的“赤色恐怖”包括兩個部分：肅反擴大化、簡單化與及過激的農民運動（土地革命）。反感與恐懼“赤色恐怖”的泛濫，就是其然後叛逃的直接動因。

三、轉變：對肅反擴大化與簡單化的恐懼

肅反，是從階級觀點出發，以情感工作模式為手段，利用共同的仇恨魔鬼凝聚異質成分達到整肅敵對分子的目的，是群眾運動團結的催化劑，不過，猜疑的一麵也不可低估，因猜疑而達到凝聚的效果， Ernest Renan說：“當有強烈信念和強烈激情的人們結合在一起，他們就會以猜疑相互監視，而力量也由此產生。這是因為相互猜疑可以帶來相互恐懼，而這種相互恐懼會像一個鐵環套那樣把大家緊緊套在一起，不容誰逃逸，也會在他們軟弱的時候撐著他們。” 但是，猜疑一旦像傳染病一樣泛化，惟恐被人指斥為溫和派的恐懼就會使肅反滑向擴大化與簡單化的旋渦，於是“赤色恐怖”就會如江河般泛濫。

關於肅反的擴大化與簡單化，徐向前在其回憶錄裏有關於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時肅反的擴大化與簡單化記載，其間不難流露出其對早期黨內搞肅反“逼供信”的反感。中共江西時期，整肅AB團、清黨，同樣也有過激的地方。《龔楚回憶錄》書中舉出很多實例，比如他的老部下楊遇春，黃埔一期畢業，早期參加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轉戰南北，英勇善戰，二十歲出頭就當上了紅軍獨立師長，因家庭是地主而全家被殺，自己被清算，憤而投降國軍，終生與中共為敵。又如原廣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預，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參加了廣西百色起義及後來的紅軍革命，起義失敗後紅七、八兩軍轉戰千裏，來到江西蘇區，當時蘇區正在開展肅清“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黨”等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廣西來的很多同誌，有些是被冤枉而整肅掉的。當時李明瑞已預感快要殺到自己頭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卻被預先布置好的警衛員所殺。最過激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婦的被殺，紅軍準備“長征”時，為了精簡隊伍，防止泄秘，於是清除懷疑對象，在紅軍、地方部隊和“蘇維埃政府”中展開大規模清洗，被殺者數千人，其中包括龔楚的部下總參謀部參謀林野。林野被整肅經過非常淒慘，龔楚在回憶錄中著筆最多，給我們頗多灰暗的記憶。








賀佛爾說：“教義不是讓人去理解的，而是讓人去信仰的” ，信仰經不起理性邏輯的檢驗，反思理解往往會改變一個人皈依移植而來的無意識信仰。

當時，人道主義精神與為理想而革命的殘酷性，此時在龔楚心裏，達到空前的矛盾狀態。在當時那個極端泯滅人性、人格、人道、個性、自由平等的狂飆革命浪漫主義社會，其從革命理想主義轉到冷靜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我不得不說是難能可貴的。其已經懷疑其懷著一顆愛國心、一個革命的理想主義鼓舞著參加到改變現實世界的革命運動，是否所有的都是正確的。這已經反映出一位老黨員對自己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的一種冷靜的思考，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這也說明其已在實現著一個從理想主義向經驗主義不斷過轉變的過程。所以，看到龔楚的反思，也使我想到顧準在《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中言“籍寡頭政體、嚴酷紀律來長期維持的這種平等主義、尚武精神和集體主義，其結果必然是形式主義和偽善，是堂皇的外觀和腐敗的內容，是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 ，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時羅蘭夫人臨上斷頭台前疾呼：“自由啊！ 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真是令人警醒而發寒的名言，這些名言所指引的目標都是要滌清邪惡情感的遮羞布及克服“異化”陷阱與怪圈。

因此他從經驗出發，一方麵呼籲“領導民眾革命鬥爭，不僅要有正確的革命路線，而且須有正確的指導原則，否則，就會造成無可收拾的違背革命理想的嚴重現象。 ” 另一方麵，對過激的農民運動很失望，對工人階級的先進性亦表示發生懷疑，甚至在回憶錄裏公然認為，中國革命性最徹底的應該是以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群體，而不是農民，因為農民有太多的落後性。我們姑且不論這種反思是否正確，但無疑表明其已經開始從經驗主義的角度思考問題了。

那麽，龔楚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老戰士，過激而導致的“赤色恐怖”為何能夠在其思想中引起如此大的漣漪呢？我想，這並非不堅定完全能夠解釋的。龔楚本身就是一個傳統人道主義化的社會主義者。在五四時期，其本身就受到五四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性張揚、民族國家等觀念的影響，但是五四又是多歧的，後期列寧化，或者說俄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以致革命過程中，著重強調集體主義、一元化領導、民族國家觀念及犧牲精神，反而隱匿了很多人性、人格、人道、個性、自由、平等等觀念，隱匿不表示不存在，既然存在，矛盾的糾葛就會無休止，當狂熱的激情過後，民族傳統的慣性人道主義主義力量就會發生效用，引發他們去反思革命理想主義的可取性，使之開始厭倦無休止的革命，回到重建傳統價值的世俗理性上來。這是革命心理學上最為吊詭的常識。

所以龔楚說“我躺在床上，反複地想著，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 ，同時“不要做李明瑞第二”，害怕被送上斷頭台，這種懷疑、失落、不滿、反感、恐懼、厭倦，甚至絕望情緒相綜合，使其最後做出大膽行動，變節也就成為一種必然，他說“我決心脫離中共，離開紅軍，我決定立刻逃亡” 。因此我認為其變節既有革命失敗後信心失落的一方麵，更有其革命理想理念與當時黨的一些過激政策發生矛盾，並最終走向經驗主義的搖籃導致的。

以上所敘無意對曆史進行大掃除，隻是重溫曆史內涵中的一個小斷片，或許還是霧裏看花。我認為在激動的眼淚與奔流的熱血激蕩之後，時間已經磨平了激情的棱角，越來越多的原始材料也從檔案資料中被挖掘出來，釋然於心的思想家應該不受限製地去追思這些值得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