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50年中蘇條約談判的利益衝突：艱難的“蜜月”
本文擬依據俄國最新解密檔案及中國發表的有關文獻和回憶錄，回答下述因缺乏史料以往研究較少的問題:1950年中蘇雙方對於簽訂新的同盟條約所持的原則和立場有何背景？在他們的協商和談判中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爭論？簽約雙方是誰做出了讓步才形成了最後的一致意見？化解利益衝突的結果對蘇聯的遠東政策發生了怎樣的影響？
中蘇關於同盟條約的不同設想
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的格局，也迫使蘇聯重新調整對華政策，為了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中加強與美國對抗的實力，斯大林無疑需要新中國加盟蘇聯的東方集團。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從意識形態、安全利益，以及未來國家的經濟建設等各方麵考慮，顯然也要求與蘇聯保持密切的聯盟關係。在這一點上，斯大林與毛澤東有著一致的目標和共同願望。然而，如何以法律條文的形式——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雙方的利益衝突——實現這一目標和願望，中蘇之間卻有不同的設想。斯大林希望與新中國結盟的方式和表現形式不致破壞雅爾塔體係及損害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澤東考慮的則是如何樹立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中蘇條約中保證中國的經濟利益，如何讓民主黨派和國民接收中共的親蘇立場。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以及如何簽訂一個新同盟條約的問題上。
中蘇雙方最早接觸到這個問題是在1949年初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期間。盡管這次會談沒有直接提出是否廢除1945年中蘇同盟條約的問題，而是從新疆、蒙古和東北一些具體問題談起的，但恰恰是這些問題涉及到中蘇之間的主權和利益分歧。
據俄國的檔案文獻，在西柏坡會談中，蘇聯采取了當年與國民黨政府談判時同樣的策略，即以在新疆問題上的讓步來換取中國在蒙古和東北問題上保證蘇聯的利益。當毛澤東暗示蘇聯曾插手新疆問題時，米高揚立即表明蘇聯在新疆問題上沒有任何要求和企圖。而在毛澤東試探性地提出蒙古的統一時，米高揚則明確表示蘇聯不支持內外蒙古統一的強硬立場。關於旅順港的租借問題，雙方經過試探，一致同意蘇軍暫時保留這個海軍基地，待對日和約簽訂及美國從日本撤軍後歸還中國。不過，米高揚當時的感覺是:毛澤東“有自己的策略考慮，但他沒有明說”。東北問題的核心是中國長春鐵路所有權的歸屬問題，這也是斯大林最為關心的問題——如果說確立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是蘇聯遠東戰略的核心，那麽中長路則是這一戰略的生命線。斯大林十分擔心毛澤東會否認1945年中長路協定的有效性，他在會談期間“不止一次地以無線電報”詢問聯共（布）駐中共中央代表柯瓦廖夫:“中國同誌對中長路協定的真正態度如何，他們是否認為中長路協定是真正平等的條約”。米高揚在會談時則坦率地告訴中共領導人，蘇聯不認為有關中長路的協定是不平等的。毛澤東含糊地回答米高揚說，在中長路產權歸屬問題上存在的一些磨擦，是可以就地解決的，並同意讓高崗和柯瓦廖夫共同研究這個問題。然而，斯大林已經從柯瓦廖夫那裏了解到:高崗和陳雲表麵上都承認中長路協定是平等的和令人滿意的，但“實際上中國人暗中想要全麵控製鐵路，他們正在盡力從蘇聯人手中奪取對這條鐵路的管理權”。所以，在莫斯科看來，最好的辦法還是先把問題擱置起來。
幾個月後劉少奇秘密訪問莫斯科，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如何處理中蘇條約的問題。在給斯大林的書麵報告中，劉少奇表示新中國政府願意繼承現有的中蘇條約，但同時又提出了對這個條約加以處理的三種方式:（1）由中國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認這個條約繼續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據原來條約的精神，由兩國政府代表重新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3）由兩國政府代表換文，暫時維持這個條約的原狀，但準備在適當時機重新簽訂。此時，斯大林仍然沒有急於回答中方提出的問題，他在劉少奇的報告上批道:“等毛澤東到莫斯科後再決定這個問題。”顯然，中蘇雙方領導人都想摸到對方在即將開始的外交談判中的底線。
新中國成立剛剛一個月，1949年11月8日，毛澤東便致電莫斯科表達了出訪蘇聯的願望，還特別說明訪問期間要提出中蘇條約問題。電報又補充說，如果要簽訂條約，周恩來將前往莫斯科簽字。第二天，中共中央給駐蘇大使王稼祥的電報也說明了同樣的目的。在此期間，柯瓦廖夫也向斯大林報告說:毛澤東曾經告訴他，打算出訪三個月，第一個月在蘇聯，與斯大林會談，要簽署新的中蘇條約，第二個月訪問東歐，第三個月在蘇聯南方養病。因此，中國人希望斯大林將中蘇條約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麵。看來，毛澤東去莫斯科一是要與蘇聯結成同盟，二是要以一個新條約的形式表現這種同盟關係。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
毛澤東堅持簽訂新的中蘇條約
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到達莫斯科後，立即與斯大林舉行了正式會談。然而，這兩位領導人的第一次對話便在如何處理1945年中蘇條約的問題上陷入了僵局。當毛澤東談到劉少奇訪蘇後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問題時，斯大林立即打斷他的話說:“蘇中之間是根據雅爾塔協定締結這個條約的”，所以蘇聯“決定暫時不改動這個條約的任何條款，因為哪怕改動一條，都可能給美國和英國提出修改條約中涉及千島群島、南庫頁島等等條款的問題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但可以“尋求一種可行的辦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實際上修改現行條約”。這樣，斯大林搶先表明了蘇聯不準備簽訂一個新條約的立場，而毛澤東卻未能明確表達中方的意見。在12月18日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毛澤東講述了他對這次會談結果的理解，即蘇聯認為“不宜改變原有中蘇條約的合法性”，蘇聯租用旅順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變”，但可以發表一個聲明表示蘇聯同意從那裏撤軍。電報中還講到一段俄國檔案沒有記錄的內容:盡管毛澤東提出中國的社會輿論認為原條約已經失去了意義，斯大林仍然強調，對原條約的修改，大約要到兩年以後，並堅持不要周恩來去莫斯科。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請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這一問題並提出處理意見。
劉少奇、周恩來、朱德12月21日聯名回電，表明了政治局會議研究後的意見，即按蘇聯的立場，周恩來“似無必要”再去莫斯科了。然而，毛澤東卻沒有放棄努力。為了表明中方的態度，他於12月22日邀請柯瓦廖夫去談話，要求再次與斯大林會見，並明確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兩種方案。一是解決中蘇條約等一係列問題，並要周恩來前來莫斯科履行簽字手續，一是對各種問題從多方麵進行磋商，但暫不履行相應的簽字手續。盡管毛澤東對這次會談抱有極大希望，但在12月24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談中，斯大林根本沒提中蘇條約的問題，毛澤東對此大失所望。這一次毛澤東真的動了氣，他拒絕了柯瓦廖夫和費德林關於去蘇聯全國遊覽的建議，而寧可“在別墅裏睡大覺”。此時莫斯科的空氣顯得凝重而緊張，斯大林在等待毛澤東轉變立場，而毛澤東則在設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讓步。
8天以後有了結果。1950年1月2日晚8時，莫洛托夫和米高揚來到毛澤東下榻的別墅，特地來表明了蘇聯的新立場:同意簽訂新的中蘇條約根據汪東興的日記，1月3日這一天，毛澤東“精神特別好”，“有說有笑”。至於斯大林做出讓步的原因，恐怕主要還是考慮到在冷戰已經形成的狀態下，中國是否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於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安全和亞洲的戰略利益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素。而毛澤東采取的態度和作法，無疑加重了斯大林的憂慮。
在1月1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奉命拜訪毛澤東時，一方麵，毛澤東聲明，因身體不適，“準備完全靜養一周”，取消在蘇聯各地旅行的計劃，“不想參觀工廠，不想作報告，也不想發表公開演講”，並且將提前一個月回國。另一方麵，毛澤東又有意透露:中國政府準備與緬甸和印度談判建交問題，而且“不久英國和其他英聯邦國家也將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上采取明顯步驟。”顯然，毛澤東是在以一種東方式的外交語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滿，是在西方傳聞毛澤東被“軟禁”、中蘇關係陷入緊張狀態的背景下向莫斯科施加壓力。無論如何，當中蘇談判陷入僵局時，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關係出現轉機，對斯大林無疑是一個震動，他感到這是中美關係緩和的先兆。考慮到國際關係可能發生的變動以及中國與西方勢力接近對蘇聯在亞洲利益形成的威脅，斯大林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毛澤東空手而回。
蘇聯對同盟條約的精心設計
然而，蘇聯此時的讓步隻是表麵的，斯大林的根本目標是既要與中國結成同盟，又要維持蘇聯在1945年條約中的既得利益。蘇方對條約及有關協定草案的準備工作正是在這樣的方針指導下緊鑼密鼓地開始的。
從1月5日到9日，蘇聯外交部最初起草的兩次條約草案都明確指出:“1945年8月14日簽訂的中長鐵路、大連和旅順口協定繼續有效。”因斯大林曾答應在對日和約簽訂後蘇軍撤出旅順海軍基地，外交部又煞費苦心，四易其稿，最後確定:“目前在旅順口和大連港的蘇聯軍隊自本條約生效之日起2-3年內全部撤回蘇聯境內，撤軍將於1950年開始”，並在對日和約簽訂後修訂旅順口和大連港協定。這裏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即最後文本將條約的名稱由《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改為《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此後新的中蘇條約便沿用了這個名稱。由於毛澤東在12月16日和1月6日的會談中都曾使用了“友好同盟條約”，所以，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在最後確定條約名稱時可能是考慮到了中方的這一說法。
為了在新條約中保留舊條約的部分內容——主要是針對中長鐵路和大連問題，蘇聯外交部條約法專家杜爾金涅夫斯基特意研究了國際慣例和有關國際條約，並從中尋找法律根據。他在1月13日致維辛斯基的備忘錄中建議，“對保留與新條約不矛盾的一部分舊條約作補充說明是適宜的，這樣的補充說明可以寫在新條約的文本中或簽署議定書及專門的照會。”鑒於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中國已經表示不會在近期收回旅順港，因而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就主要體現在對中長鐵路及其終點大連港的控製權上，所以，莫斯科極為重視有關中長鐵路及大連港的協定，其做法就是將這一問題與條約本身（含旅順問題）區別開而單獨提出。維辛斯基在1月16日向莫洛托夫提交了《確認中國長春鐵路協定有效的議定書》和相同內容的《聲明》草案，其中專門提出“完全根據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簽訂的中國長春鐵路協定中指明的期限確定該議定書的有效期”。同時建議，在中蘇條約簽字時以《補充條款》的方式聲明:“本條約的締結不承擔蘇中雙方在以前條約中各自的債務。”
1月19日，蘇聯交通部提出了關於中長鐵路及大連港協定的草案文本，其中提出:重新規定中長路的資產組成，即把以前不屬於中長路的南線（哈爾濱-大連）上的由日本人建造和改建的企業列入鐵路的資產組成；對中長路及其所屬企業和機關所需的進口貨物免征海關稅、各種特別稅及其他貨運稅；未被列入中長路組成部分的大連港港口主任由蘇方人員擔任；組建一個受蘇聯海軍部領導的中蘇合營遠東海運公司。交通部長貝舍夫在報告結尾特別說明，要把以前屬南滿鐵路管轄的地段列為中長路資產是出於經濟利益上的考慮——這段鐵路每年都能產生大約1.6億盧布的利潤。1月21日呈交的蘇聯部長會議關於中長路的決議及中長路兩個議定書草案確認:以上述文件為基礎與中方進行談判。
1月22日，聯共（布）中央批準了各專門委員會起草的12個文件草案。應當特別注意的是:這裏包括了中蘇談判可能涉及的所有問題，卻惟獨沒有旅順口、大連港協定和中長路協定本身。原因就在於蘇方認為根本沒有必要重新起草這兩個協定——原中長路協定繼續有效，原旅順口協定和大連港協定要等到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後再重新審議，而蘇聯提出的有關修改部分已經體現在兩個相應的議定書中了。這就是中蘇條約正式談判開始之前蘇聯方麵的全部設想和期望，他們在等待剛剛到達莫斯科的周恩來對此做出反應。
斯大林被迫做出的重大讓步
周恩來率領龐大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於1月20日抵達莫斯科，並參加了22日斯大林與毛澤東的第三次正式會談。在這次會談中，毛澤東與斯大林就幾個原則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重新簽訂中蘇條約；在簽訂對日和約以前旅順口協定依然有效，此後蘇軍撤出旅順；在法律上保留原中長路協定的有效性，而實際上進行適當的修改；蘇聯放棄在大連港的權利；中長路領導職務由中蘇雙方輪換擔任；委托米高揚、維辛斯基、周恩來、李富春進行具體談判。
1月23日，中蘇雙方代表進行會談，並首先討論了蘇方提出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1月24日23時，經中方修改後的草案遞交蘇方。把雙方的草案進行仔細對比可以發現，中方的修訂草案除調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個別修飾詞以外，從名稱到內容，與蘇方的草案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區別。後來雙方又有兩次對條約文本的修改，但都是個別文字的改動或調整。對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因為條約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國的侵略、加強雙邊的協商與合作等內容，都是中蘇雙方的共同願望和要求。真正涉及雙方利害衝突的是在具體的實際的問題上。
經過兩天的研究和討論，1月26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於旅順口、大連和中國長春鐵路的協定》的草案。該草案首先在形式上與蘇方草案不同，即將幾個利益攸關的重大問題放在一個統一的協定中解決。這實際上等於否定了蘇方關於在簽署對日和約後再重新審議有關協定的意見，而是要求立即一攬子解決所有協定的重新審議問題。在內容上，雙方設想的差距就更大了。針對蘇軍在對日和約簽訂後撤出旅順口的條款，中方草案增加了補充條件:如果“由於某些原因阻礙了對日和約的簽訂，而本協定生效已超過三年期限且未再締結相應的條約，則蘇軍將立即撤出旅順口地區。”最要害的問題是中方提出了蘇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問題，這主要是:第一，蘇聯放棄租用旅順口作為海軍基地的權利，放棄在大連和中長路的一切權利和利益，同時聲明將上述所有權利和義務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目前由蘇聯臨時代管或租用的在大連和旅順口地區的一切財產，均由中國政府接收。第三，對日和約簽訂或本協定生效三年後，蘇聯政府立即將中長鐵路及其所屬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國所有。
除旅順撤軍問題外，中方的草案幾乎完全推翻了蘇方的原有設想。這是蘇聯方麵感到非常意外的，以至收到周恩來的草案後，蘇方進行了緊張研究和反複修改。筆者在俄國檔案文獻中發現了對中方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盡管字跡潦草，不易辨認，但可以看出是不同人分別修改的，而且刪改之處非常多，特別是斯大林本人批閱的一份文本，幾乎把中方草案的內容全部勾劃掉了，其字裏行間透露著斯大林的惱怒和憤慨。然而，在經過冷靜商討和慎重考慮之後，斯大林還是決定做出讓步。蘇方於1月28日交給師哲的
協定修改稿已經很接近中方的草案文本了。在蘇方的這個協定草案中，沒有提蘇聯放棄在旅順、大連和中長鐵路的一切權利和利益的問題，並增加了由中國“償還蘇聯自1945年以來用於旅順口修複和建設工程的費用”的條款。除此以外，蘇方接受了關於旅順口的條款（不包括移交財產），也接受了大連的行政完全隸屬中國管轄、立即由中國政府接收大連（不包括旅順口）的一切財產的條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蘇方還接受了在對日和約簽訂後或不遲於1952年末無償地向中國移交中長鐵路的權利及全部財產的條款。不過，蘇方在同時提交的該協定的議定書中又增加了三條:對於蘇聯運入、調出旅順口的物資和原料免征一切稅收；上述物資和原料免受中國海關檢查；蘇聯軍隊和軍用物資可以沿中長鐵路自由調運，其運費按中國軍隊調運的現行價格計算。
1月31日，中方又針對蘇方草案提出:中國的軍隊和軍用物資也可以自由地沿蘇聯的西伯利亞鐵路調運。對此，蘇方不能再容忍了。於是，中蘇雙方在1月31日至2月2日的談判中發生了激烈爭論。米高揚認為中國軍隊從滿洲沿蘇聯鐵路向新疆調動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議實質上是對蘇聯建議的“反提案”，是“隱諱地反對蘇聯這一建議的一種特殊方式”，因此“沒有任何必要，也絕對不會被接受”。如果中方堅持，那麽將重新考慮中長路協定的有效期。周恩來與毛澤東商議後放棄了這一要求。2月11-13日中蘇代表進入了新一輪談判。顯然是為了防止因蘇聯勢力退出東北地區而造成美國在東北亞擴張的結果，蘇聯又提交了一個新協定草案，其中規定在蘇聯遠東地區和各中亞共和國的領土上以及在中國的滿洲和新疆境內不得向外國人提供租讓，並不允許有第三國的資本或公民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經營活動。這就是所謂的《補充協定》。對此中方表示接受，會談中周恩來說，毛澤東同誌同意這個協定草案，隻是在文字方麵有幾處不大的意見。周恩來還提出，中國準備采取經濟措施，逐步減少外國公司和組織在東北和新疆境內從事的經濟活動。
至此，中蘇結盟談判中經濟利益的衝突總算化解了，做出讓步的實際上是蘇聯方麵。那麽，斯大林為什麽會在涉及蘇聯遠東戰略利益的問題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讓步？
斯大林對中蘇關係的深層考慮
中蘇同盟關係的建立，在政治和軍事上對於中蘇雙方無疑是互利的，但是從經濟和外交的角度觀察，中蘇兩國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應該說，2月14日正式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相關文件，在總體上講還是符合中國的願望的，其結果保護了中國的主權和經濟利益，也為新中國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開啟了大門。而對於斯大林來說，這意味著蘇聯在戰後通過雅爾塔協定和中蘇條約實現的遠東戰略目標——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至遲到1952年底將不複存在。難道斯大林真的願意犧牲蘇聯多年來夢寐以求且來之不易的戰略利益嗎？斯大林能夠在中長路和大連港問題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讓步，有什麽迫不得已的原因或深層的考慮？
第一，作為構成蘇聯在遠東戰略目標的兩大要素之一，蒙古問題在中蘇談判中得到順利解決，這使斯大林去掉了一塊心病，但同時斯大林也明白，中方是以在蒙古問題上的讓步作為解決中長路等問題的交換條件的。
盡管毛澤東在西柏坡已許諾不再提出蒙古統一的問題，但是在正式談判中將如何處理這一問題，中國是否還要舊話重提，斯大林實無把握。因此蘇聯在這方麵也是做好了充分準備的。根據外交部的要求，1月16日杜爾金涅夫斯基向維辛斯基報告說，已經為他準備好了1945年11月關於蒙古獨立的全民投票議定書的文本、批準承認獨立和準備互換外交代表的公報和1946年2月14日中蒙互換的照會書。但蘇方準備的這些材料都沒有用上，因為中方一直沒提蒙古問題。然而，就在1月26日中方遞交了關於中長路、旅順和大連的議定書而使蘇方大傷腦筋的時候，周恩來突然提出了蒙古問題。令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中方竟主動提出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既成事實，並建議以互換照會的方式解決這一使蘇聯感到棘手的問題。不過，當斯大林看到中方起草的照會文本後，才明白了周恩來此舉的意圖。照會的核心內容是:中國宣布外蒙古獨立的聲明必須與中蘇雙方宣布廢除1945年條約同時作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組成部分。即順利地解決蒙古問題是以廢除1945年中蘇條約及協定和所有附件為前提的，否則中蘇同盟條約將無法成型。這就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必須在蒙古和東北兩者之間做出選擇。
第二，在蘇美之間已經形成冷戰狀態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將中國納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斯大林控製和影響亞洲局勢以對抗美國的戰略安排，也是蘇聯與中國結成同盟關係的基本出發點。如果與政治和外交方麵的戰略目標比較起來，蘇聯在東北的經濟利益就要排在第二位了，而作為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屏障，東北自然也無法與整個中國相比。
斯大林對毛澤東是不信任的，他一直擔心中共會走鐵托式的道路，特別是對新中國與美國關係的發展耿耿於懷。而蘇聯掌握的情報充分表明，美國在千方百計離間中蘇關係，並策動新中國擺脫蘇聯的控製和影響。中共情報部門負責人李克農於1949年11月17日在蘇聯大使館的一次談話中指出，美國曾經有一個“把中共變成第二個鐵托集團”的計劃，而美國間諜機構在華活動的首要任務就是“破壞中蘇之間的友誼”，其宣傳重點是“挑釁性地把中蘇貿易說成是掠奪中國的糧食和自然資源”，攻擊1945年的中蘇條約是“不平等的和帝國主義性質的條約，其結果導致中國喪失了東北及在滿洲的所有工業設備”。1950年1月17日蘇聯駐華使館再次報告了美國挑撥中蘇關係的計劃:根據可靠情報，“現在美帝國主義在對華政策中非常重視中蘇關係問題。美國把希望寄托在當它承認人民政府之後，就可以借助貿易使中國在經濟上依附於它，然後再對中國施加政治影響。美國害怕中國參加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體係。”現在美國將通過英國承認中國的機會，試探與中國發展貿易關係的前景，並通過英國人獲得所需情報，“作為將來同人民政府建立關係的橋梁”。這些消息對斯大林無疑是一種極大的刺激。特別是當艾奇遜1月12日的公開講演傳到莫斯科後，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派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去見毛澤東，希望中蘇共同對此做出反應，並要求中國政府首先發表聲明。至於毛澤東後來為什麽堅持以新聞總署署長的名義發表聲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對此大為不滿並指責毛澤東打亂了原定步驟，卻充分說明他對這一問題的重視程度。如果因為中蘇之間經濟利益的分歧而破壞了雙方的政治關係，對於蘇聯的全球戰略來說當然是得不償失的。無論如何，斯大林都不會讓美國人破壞蘇聯與中國建立同盟關係的計劃。
第三，斯大林很可能還有一個更為精密和深遠的考慮，使得他可以放棄蘇聯在東北的利益，而繼續保持其在遠東的戰略目標。這一考慮的核心就是改變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即從以三八線為界的防守戰略轉變為一種在不損害美國利益的前提下的進攻性戰略。
如果斯大林必須接受毛澤東的締約條件而又不想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如果斯大林必須尋求一種補救措施來保證或維持蘇聯在遠東這一傳統戰略的實現，那麽在莫斯科的地圖上，隻有控製朝鮮半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滿足斯大林的願望。事實是，就在周恩來提出一攬子解決東北問題的中國方案迫使莫斯科做出抉擇時，美國國務卿的演講和蘇聯駐平壤大使館的一封電報引起了斯大林的關注，並為其提供了化解這一矛盾的機會和途徑。1月12日艾奇遜宣布美國在遠東的軍事防禦範圍不包括南朝鮮在內；1月19日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報告，金日成一再強烈要求麵見斯大林商談朝鮮的統一問題。此前，蘇聯不願看到在遠東出現一場可能引發與美國直接衝突的戰爭，1949年9月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還專門做出決議，禁止北朝鮮在三八線附近采取軍事行動。然而，就在1月30日，即收到中方草案兩天以後，斯大林改變了主意。他親自複電平壤，明確表示願意同金日成直接進行商談。斯大林完全可以預見到，在朝鮮半島出現的武裝衝突，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東設定的戰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因為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就會控製整個朝鮮半島，仁川、釜山及其他南朝鮮的港口將替代旅順口和大連港的作用。而艾奇遜的聲明則使斯大林意識到蘇聯的舉動並未危及美國的利益。即使戰爭失利，蘇聯仍然能夠如願以償，因為東北亞的緊張局勢會迫使中國要求蘇聯軍隊留駐旅順、大連。同時，由於中蘇雙方商定，一旦出現戰爭局麵，蘇聯軍隊有權使用中長鐵路，這樣，通向太平洋的鐵路線自然也就繼續在蘇聯的掌握之中了。
盡管目前尚無直接證據證明斯大林的上述設想和動機，但此說也不是沒有曆史根據的。早在1945年6月29日，蘇聯外交部第二遠東司的報告就指出了朝鮮半島的戰略地位對於保障蘇聯遠東地區安全的重要性。是年9月外交部提出了具體建議:一旦對朝鮮實行托管，“其三個戰略地區釜山、濟洲和仁川必須控製在蘇聯軍事指揮官手裏”；如果這一要求遭到反對，則“提議蘇聯和中國共同控製這些戰略地區”。外交部的另一份報告提出，在締結托管協定時，“釜山、清津、濟洲島和仁川必須規定為進行分配的戰略地區。這些地區對於確保蘇聯與中華民國共同使用的旅順海軍基地的可靠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它們必須處於由蘇聯政府實施的特殊的軍事控製之下”。隻是由於剛剛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已經基本實現了蘇聯在遠東的戰略目標，而蘇聯當時也不願意在亞洲與美國發生衝突，所以，斯大林放棄了對朝鮮南部戰略目標的要求。直到毛澤東訪蘇之前，斯大林的本意還是維持原有的中蘇條約。這樣自然可以保證蘇聯在東北亞的既得利益，而沒有必要在朝鮮再引發一場可能導致與美國發生衝突的危機。但是當斯大林感到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即將失去時，對朝鮮半島戰略目標的控製當然就提上了議事日程。
總之，斯大林在解決與毛澤東結盟中的經濟利益衝突時，對蘇聯在遠東的戰略方針是有縝密的通盤考慮的。而如此設想和計劃的結果是，蘇聯既可以通過軍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國加入莫斯科的東方集團，又能夠保證其在遠東的戰略權益。
本文擬依據俄國最新解密檔案及中國發表的有關文獻和回憶錄，回答下述因缺乏史料以往研究較少的問題:1950年中蘇雙方對於簽訂新的同盟條約所持的原則和立場有何背景？在他們的協商和談判中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爭論？簽約雙方是誰做出了讓步才形成了最後的一致意見？化解利益衝突的結果對蘇聯的遠東政策發生了怎樣的影響？
中蘇關於同盟條約的不同設想
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的格局，也迫使蘇聯重新調整對華政策，為了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中加強與美國對抗的實力，斯大林無疑需要新中國加盟蘇聯的東方集團。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從意識形態、安全利益，以及未來國家的經濟建設等各方麵考慮，顯然也要求與蘇聯保持密切的聯盟關係。在這一點上，斯大林與毛澤東有著一致的目標和共同願望。然而，如何以法律條文的形式——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雙方的利益衝突——實現這一目標和願望，中蘇之間卻有不同的設想。斯大林希望與新中國結盟的方式和表現形式不致破壞雅爾塔體係及損害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澤東考慮的則是如何樹立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中蘇條約中保證中國的經濟利益，如何讓民主黨派和國民接收中共的親蘇立場。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以及如何簽訂一個新同盟條約的問題上。
中蘇雙方最早接觸到這個問題是在1949年初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期間。盡管這次會談沒有直接提出是否廢除1945年中蘇同盟條約的問題，而是從新疆、蒙古和東北一些具體問題談起的，但恰恰是這些問題涉及到中蘇之間的主權和利益分歧。
據俄國的檔案文獻，在西柏坡會談中，蘇聯采取了當年與國民黨政府談判時同樣的策略，即以在新疆問題上的讓步來換取中國在蒙古和東北問題上保證蘇聯的利益。當毛澤東暗示蘇聯曾插手新疆問題時，米高揚立即表明蘇聯在新疆問題上沒有任何要求和企圖。而在毛澤東試探性地提出蒙古的統一時，米高揚則明確表示蘇聯不支持內外蒙古統一的強硬立場。關於旅順港的租借問題，雙方經過試探，一致同意蘇軍暫時保留這個海軍基地，待對日和約簽訂及美國從日本撤軍後歸還中國。不過，米高揚當時的感覺是:毛澤東“有自己的策略考慮，但他沒有明說”。東北問題的核心是中國長春鐵路所有權的歸屬問題，這也是斯大林最為關心的問題——如果說確立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是蘇聯遠東戰略的核心，那麽中長路則是這一戰略的生命線。斯大林十分擔心毛澤東會否認1945年中長路協定的有效性，他在會談期間“不止一次地以無線電報”詢問聯共（布）駐中共中央代表柯瓦廖夫:“中國同誌對中長路協定的真正態度如何，他們是否認為中長路協定是真正平等的條約”。米高揚在會談時則坦率地告訴中共領導人，蘇聯不認為有關中長路的協定是不平等的。毛澤東含糊地回答米高揚說，在中長路產權歸屬問題上存在的一些磨擦，是可以就地解決的，並同意讓高崗和柯瓦廖夫共同研究這個問題。然而，斯大林已經從柯瓦廖夫那裏了解到:高崗和陳雲表麵上都承認中長路協定是平等的和令人滿意的，但“實際上中國人暗中想要全麵控製鐵路，他們正在盡力從蘇聯人手中奪取對這條鐵路的管理權”。所以，在莫斯科看來，最好的辦法還是先把問題擱置起來。
幾個月後劉少奇秘密訪問莫斯科，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如何處理中蘇條約的問題。在給斯大林的書麵報告中，劉少奇表示新中國政府願意繼承現有的中蘇條約，但同時又提出了對這個條約加以處理的三種方式:（1）由中國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認這個條約繼續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據原來條約的精神，由兩國政府代表重新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3）由兩國政府代表換文，暫時維持這個條約的原狀，但準備在適當時機重新簽訂。此時，斯大林仍然沒有急於回答中方提出的問題，他在劉少奇的報告上批道:“等毛澤東到莫斯科後再決定這個問題。”顯然，中蘇雙方領導人都想摸到對方在即將開始的外交談判中的底線。
新中國成立剛剛一個月，1949年11月8日，毛澤東便致電莫斯科表達了出訪蘇聯的願望，還特別說明訪問期間要提出中蘇條約問題。電報又補充說，如果要簽訂條約，周恩來將前往莫斯科簽字。第二天，中共中央給駐蘇大使王稼祥的電報也說明了同樣的目的。在此期間，柯瓦廖夫也向斯大林報告說:毛澤東曾經告訴他，打算出訪三個月，第一個月在蘇聯，與斯大林會談，要簽署新的中蘇條約，第二個月訪問東歐，第三個月在蘇聯南方養病。因此，中國人希望斯大林將中蘇條約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麵。看來，毛澤東去莫斯科一是要與蘇聯結成同盟，二是要以一個新條約的形式表現這種同盟關係。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
毛澤東堅持簽訂新的中蘇條約
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到達莫斯科後，立即與斯大林舉行了正式會談。然而，這兩位領導人的第一次對話便在如何處理1945年中蘇條約的問題上陷入了僵局。當毛澤東談到劉少奇訪蘇後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問題時，斯大林立即打斷他的話說:“蘇中之間是根據雅爾塔協定締結這個條約的”，所以蘇聯“決定暫時不改動這個條約的任何條款，因為哪怕改動一條，都可能給美國和英國提出修改條約中涉及千島群島、南庫頁島等等條款的問題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但可以“尋求一種可行的辦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實際上修改現行條約”。這樣，斯大林搶先表明了蘇聯不準備簽訂一個新條約的立場，而毛澤東卻未能明確表達中方的意見。在12月18日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毛澤東講述了他對這次會談結果的理解，即蘇聯認為“不宜改變原有中蘇條約的合法性”，蘇聯租用旅順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變”，但可以發表一個聲明表示蘇聯同意從那裏撤軍。電報中還講到一段俄國檔案沒有記錄的內容:盡管毛澤東提出中國的社會輿論認為原條約已經失去了意義，斯大林仍然強調，對原條約的修改，大約要到兩年以後，並堅持不要周恩來去莫斯科。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請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這一問題並提出處理意見。
劉少奇、周恩來、朱德12月21日聯名回電，表明了政治局會議研究後的意見，即按蘇聯的立場，周恩來“似無必要”再去莫斯科了。然而，毛澤東卻沒有放棄努力。為了表明中方的態度，他於12月22日邀請柯瓦廖夫去談話，要求再次與斯大林會見，並明確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兩種方案。一是解決中蘇條約等一係列問題，並要周恩來前來莫斯科履行簽字手續，一是對各種問題從多方麵進行磋商，但暫不履行相應的簽字手續。盡管毛澤東對這次會談抱有極大希望，但在12月24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談中，斯大林根本沒提中蘇條約的問題，毛澤東對此大失所望。這一次毛澤東真的動了氣，他拒絕了柯瓦廖夫和費德林關於去蘇聯全國遊覽的建議，而寧可“在別墅裏睡大覺”。此時莫斯科的空氣顯得凝重而緊張，斯大林在等待毛澤東轉變立場，而毛澤東則在設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讓步。
8天以後有了結果。1950年1月2日晚8時，莫洛托夫和米高揚來到毛澤東下榻的別墅，特地來表明了蘇聯的新立場:同意簽訂新的中蘇條約根據汪東興的日記，1月3日這一天，毛澤東“精神特別好”，“有說有笑”。至於斯大林做出讓步的原因，恐怕主要還是考慮到在冷戰已經形成的狀態下，中國是否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於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安全和亞洲的戰略利益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素。而毛澤東采取的態度和作法，無疑加重了斯大林的憂慮。
在1月1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奉命拜訪毛澤東時，一方麵，毛澤東聲明，因身體不適，“準備完全靜養一周”，取消在蘇聯各地旅行的計劃，“不想參觀工廠，不想作報告，也不想發表公開演講”，並且將提前一個月回國。另一方麵，毛澤東又有意透露:中國政府準備與緬甸和印度談判建交問題，而且“不久英國和其他英聯邦國家也將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上采取明顯步驟。”顯然，毛澤東是在以一種東方式的外交語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滿，是在西方傳聞毛澤東被“軟禁”、中蘇關係陷入緊張狀態的背景下向莫斯科施加壓力。無論如何，當中蘇談判陷入僵局時，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關係出現轉機，對斯大林無疑是一個震動，他感到這是中美關係緩和的先兆。考慮到國際關係可能發生的變動以及中國與西方勢力接近對蘇聯在亞洲利益形成的威脅，斯大林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毛澤東空手而回。
蘇聯對同盟條約的精心設計
然而，蘇聯此時的讓步隻是表麵的，斯大林的根本目標是既要與中國結成同盟，又要維持蘇聯在1945年條約中的既得利益。蘇方對條約及有關協定草案的準備工作正是在這樣的方針指導下緊鑼密鼓地開始的。
從1月5日到9日，蘇聯外交部最初起草的兩次條約草案都明確指出:“1945年8月14日簽訂的中長鐵路、大連和旅順口協定繼續有效。”因斯大林曾答應在對日和約簽訂後蘇軍撤出旅順海軍基地，外交部又煞費苦心，四易其稿，最後確定:“目前在旅順口和大連港的蘇聯軍隊自本條約生效之日起2-3年內全部撤回蘇聯境內，撤軍將於1950年開始”，並在對日和約簽訂後修訂旅順口和大連港協定。這裏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即最後文本將條約的名稱由《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改為《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此後新的中蘇條約便沿用了這個名稱。由於毛澤東在12月16日和1月6日的會談中都曾使用了“友好同盟條約”，所以，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在最後確定條約名稱時可能是考慮到了中方的這一說法。
為了在新條約中保留舊條約的部分內容——主要是針對中長鐵路和大連問題，蘇聯外交部條約法專家杜爾金涅夫斯基特意研究了國際慣例和有關國際條約，並從中尋找法律根據。他在1月13日致維辛斯基的備忘錄中建議，“對保留與新條約不矛盾的一部分舊條約作補充說明是適宜的，這樣的補充說明可以寫在新條約的文本中或簽署議定書及專門的照會。”鑒於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中國已經表示不會在近期收回旅順港，因而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就主要體現在對中長鐵路及其終點大連港的控製權上，所以，莫斯科極為重視有關中長鐵路及大連港的協定，其做法就是將這一問題與條約本身（含旅順問題）區別開而單獨提出。維辛斯基在1月16日向莫洛托夫提交了《確認中國長春鐵路協定有效的議定書》和相同內容的《聲明》草案，其中專門提出“完全根據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簽訂的中國長春鐵路協定中指明的期限確定該議定書的有效期”。同時建議，在中蘇條約簽字時以《補充條款》的方式聲明:“本條約的締結不承擔蘇中雙方在以前條約中各自的債務。”
1月19日，蘇聯交通部提出了關於中長鐵路及大連港協定的草案文本，其中提出:重新規定中長路的資產組成，即把以前不屬於中長路的南線（哈爾濱-大連）上的由日本人建造和改建的企業列入鐵路的資產組成；對中長路及其所屬企業和機關所需的進口貨物免征海關稅、各種特別稅及其他貨運稅；未被列入中長路組成部分的大連港港口主任由蘇方人員擔任；組建一個受蘇聯海軍部領導的中蘇合營遠東海運公司。交通部長貝舍夫在報告結尾特別說明，要把以前屬南滿鐵路管轄的地段列為中長路資產是出於經濟利益上的考慮——這段鐵路每年都能產生大約1.6億盧布的利潤。1月21日呈交的蘇聯部長會議關於中長路的決議及中長路兩個議定書草案確認:以上述文件為基礎與中方進行談判。
1月22日，聯共（布）中央批準了各專門委員會起草的12個文件草案。應當特別注意的是:這裏包括了中蘇談判可能涉及的所有問題，卻惟獨沒有旅順口、大連港協定和中長路協定本身。原因就在於蘇方認為根本沒有必要重新起草這兩個協定——原中長路協定繼續有效，原旅順口協定和大連港協定要等到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後再重新審議，而蘇聯提出的有關修改部分已經體現在兩個相應的議定書中了。這就是中蘇條約正式談判開始之前蘇聯方麵的全部設想和期望，他們在等待剛剛到達莫斯科的周恩來對此做出反應。
斯大林被迫做出的重大讓步
周恩來率領龐大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於1月20日抵達莫斯科，並參加了22日斯大林與毛澤東的第三次正式會談。在這次會談中，毛澤東與斯大林就幾個原則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重新簽訂中蘇條約；在簽訂對日和約以前旅順口協定依然有效，此後蘇軍撤出旅順；在法律上保留原中長路協定的有效性，而實際上進行適當的修改；蘇聯放棄在大連港的權利；中長路領導職務由中蘇雙方輪換擔任；委托米高揚、維辛斯基、周恩來、李富春進行具體談判。
1月23日，中蘇雙方代表進行會談，並首先討論了蘇方提出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1月24日23時，經中方修改後的草案遞交蘇方。把雙方的草案進行仔細對比可以發現，中方的修訂草案除調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個別修飾詞以外，從名稱到內容，與蘇方的草案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區別。後來雙方又有兩次對條約文本的修改，但都是個別文字的改動或調整。對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因為條約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國的侵略、加強雙邊的協商與合作等內容，都是中蘇雙方的共同願望和要求。真正涉及雙方利害衝突的是在具體的實際的問題上。
經過兩天的研究和討論，1月26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於旅順口、大連和中國長春鐵路的協定》的草案。該草案首先在形式上與蘇方草案不同，即將幾個利益攸關的重大問題放在一個統一的協定中解決。這實際上等於否定了蘇方關於在簽署對日和約後再重新審議有關協定的意見，而是要求立即一攬子解決所有協定的重新審議問題。在內容上，雙方設想的差距就更大了。針對蘇軍在對日和約簽訂後撤出旅順口的條款，中方草案增加了補充條件:如果“由於某些原因阻礙了對日和約的簽訂，而本協定生效已超過三年期限且未再締結相應的條約，則蘇軍將立即撤出旅順口地區。”最要害的問題是中方提出了蘇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問題，這主要是:第一，蘇聯放棄租用旅順口作為海軍基地的權利，放棄在大連和中長路的一切權利和利益，同時聲明將上述所有權利和義務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目前由蘇聯臨時代管或租用的在大連和旅順口地區的一切財產，均由中國政府接收。第三，對日和約簽訂或本協定生效三年後，蘇聯政府立即將中長鐵路及其所屬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國所有。
除旅順撤軍問題外，中方的草案幾乎完全推翻了蘇方的原有設想。這是蘇聯方麵感到非常意外的，以至收到周恩來的草案後，蘇方進行了緊張研究和反複修改。筆者在俄國檔案文獻中發現了對中方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盡管字跡潦草，不易辨認，但可以看出是不同人分別修改的，而且刪改之處非常多，特別是斯大林本人批閱的一份文本，幾乎把中方草案的內容全部勾劃掉了，其字裏行間透露著斯大林的惱怒和憤慨。然而，在經過冷靜商討和慎重考慮之後，斯大林還是決定做出讓步。蘇方於1月28日交給師哲的
協定修改稿已經很接近中方的草案文本了。在蘇方的這個協定草案中，沒有提蘇聯放棄在旅順、大連和中長鐵路的一切權利和利益的問題，並增加了由中國“償還蘇聯自1945年以來用於旅順口修複和建設工程的費用”的條款。除此以外，蘇方接受了關於旅順口的條款（不包括移交財產），也接受了大連的行政完全隸屬中國管轄、立即由中國政府接收大連（不包括旅順口）的一切財產的條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蘇方還接受了在對日和約簽訂後或不遲於1952年末無償地向中國移交中長鐵路的權利及全部財產的條款。不過，蘇方在同時提交的該協定的議定書中又增加了三條:對於蘇聯運入、調出旅順口的物資和原料免征一切稅收；上述物資和原料免受中國海關檢查；蘇聯軍隊和軍用物資可以沿中長鐵路自由調運，其運費按中國軍隊調運的現行價格計算。
1月31日，中方又針對蘇方草案提出:中國的軍隊和軍用物資也可以自由地沿蘇聯的西伯利亞鐵路調運。對此，蘇方不能再容忍了。於是，中蘇雙方在1月31日至2月2日的談判中發生了激烈爭論。米高揚認為中國軍隊從滿洲沿蘇聯鐵路向新疆調動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議實質上是對蘇聯建議的“反提案”，是“隱諱地反對蘇聯這一建議的一種特殊方式”，因此“沒有任何必要，也絕對不會被接受”。如果中方堅持，那麽將重新考慮中長路協定的有效期。周恩來與毛澤東商議後放棄了這一要求。2月11-13日中蘇代表進入了新一輪談判。顯然是為了防止因蘇聯勢力退出東北地區而造成美國在東北亞擴張的結果，蘇聯又提交了一個新協定草案，其中規定在蘇聯遠東地區和各中亞共和國的領土上以及在中國的滿洲和新疆境內不得向外國人提供租讓，並不允許有第三國的資本或公民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經營活動。這就是所謂的《補充協定》。對此中方表示接受，會談中周恩來說，毛澤東同誌同意這個協定草案，隻是在文字方麵有幾處不大的意見。周恩來還提出，中國準備采取經濟措施，逐步減少外國公司和組織在東北和新疆境內從事的經濟活動。
至此，中蘇結盟談判中經濟利益的衝突總算化解了，做出讓步的實際上是蘇聯方麵。那麽，斯大林為什麽會在涉及蘇聯遠東戰略利益的問題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讓步？
斯大林對中蘇關係的深層考慮
中蘇同盟關係的建立，在政治和軍事上對於中蘇雙方無疑是互利的，但是從經濟和外交的角度觀察，中蘇兩國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應該說，2月14日正式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相關文件，在總體上講還是符合中國的願望的，其結果保護了中國的主權和經濟利益，也為新中國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開啟了大門。而對於斯大林來說，這意味著蘇聯在戰後通過雅爾塔協定和中蘇條約實現的遠東戰略目標——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至遲到1952年底將不複存在。難道斯大林真的願意犧牲蘇聯多年來夢寐以求且來之不易的戰略利益嗎？斯大林能夠在中長路和大連港問題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讓步，有什麽迫不得已的原因或深層的考慮？
第一，作為構成蘇聯在遠東戰略目標的兩大要素之一，蒙古問題在中蘇談判中得到順利解決，這使斯大林去掉了一塊心病，但同時斯大林也明白，中方是以在蒙古問題上的讓步作為解決中長路等問題的交換條件的。
盡管毛澤東在西柏坡已許諾不再提出蒙古統一的問題，但是在正式談判中將如何處理這一問題，中國是否還要舊話重提，斯大林實無把握。因此蘇聯在這方麵也是做好了充分準備的。根據外交部的要求，1月16日杜爾金涅夫斯基向維辛斯基報告說，已經為他準備好了1945年11月關於蒙古獨立的全民投票議定書的文本、批準承認獨立和準備互換外交代表的公報和1946年2月14日中蒙互換的照會書。但蘇方準備的這些材料都沒有用上，因為中方一直沒提蒙古問題。然而，就在1月26日中方遞交了關於中長路、旅順和大連的議定書而使蘇方大傷腦筋的時候，周恩來突然提出了蒙古問題。令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中方竟主動提出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既成事實，並建議以互換照會的方式解決這一使蘇聯感到棘手的問題。不過，當斯大林看到中方起草的照會文本後，才明白了周恩來此舉的意圖。照會的核心內容是:中國宣布外蒙古獨立的聲明必須與中蘇雙方宣布廢除1945年條約同時作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組成部分。即順利地解決蒙古問題是以廢除1945年中蘇條約及協定和所有附件為前提的，否則中蘇同盟條約將無法成型。這就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必須在蒙古和東北兩者之間做出選擇。
第二，在蘇美之間已經形成冷戰狀態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將中國納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斯大林控製和影響亞洲局勢以對抗美國的戰略安排，也是蘇聯與中國結成同盟關係的基本出發點。如果與政治和外交方麵的戰略目標比較起來，蘇聯在東北的經濟利益就要排在第二位了，而作為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屏障，東北自然也無法與整個中國相比。
斯大林對毛澤東是不信任的，他一直擔心中共會走鐵托式的道路，特別是對新中國與美國關係的發展耿耿於懷。而蘇聯掌握的情報充分表明，美國在千方百計離間中蘇關係，並策動新中國擺脫蘇聯的控製和影響。中共情報部門負責人李克農於1949年11月17日在蘇聯大使館的一次談話中指出，美國曾經有一個“把中共變成第二個鐵托集團”的計劃，而美國間諜機構在華活動的首要任務就是“破壞中蘇之間的友誼”，其宣傳重點是“挑釁性地把中蘇貿易說成是掠奪中國的糧食和自然資源”，攻擊1945年的中蘇條約是“不平等的和帝國主義性質的條約，其結果導致中國喪失了東北及在滿洲的所有工業設備”。1950年1月17日蘇聯駐華使館再次報告了美國挑撥中蘇關係的計劃:根據可靠情報，“現在美帝國主義在對華政策中非常重視中蘇關係問題。美國把希望寄托在當它承認人民政府之後，就可以借助貿易使中國在經濟上依附於它，然後再對中國施加政治影響。美國害怕中國參加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體係。”現在美國將通過英國承認中國的機會，試探與中國發展貿易關係的前景，並通過英國人獲得所需情報，“作為將來同人民政府建立關係的橋梁”。這些消息對斯大林無疑是一種極大的刺激。特別是當艾奇遜1月12日的公開講演傳到莫斯科後，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派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去見毛澤東，希望中蘇共同對此做出反應，並要求中國政府首先發表聲明。至於毛澤東後來為什麽堅持以新聞總署署長的名義發表聲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對此大為不滿並指責毛澤東打亂了原定步驟，卻充分說明他對這一問題的重視程度。如果因為中蘇之間經濟利益的分歧而破壞了雙方的政治關係，對於蘇聯的全球戰略來說當然是得不償失的。無論如何，斯大林都不會讓美國人破壞蘇聯與中國建立同盟關係的計劃。
第三，斯大林很可能還有一個更為精密和深遠的考慮，使得他可以放棄蘇聯在東北的利益，而繼續保持其在遠東的戰略目標。這一考慮的核心就是改變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即從以三八線為界的防守戰略轉變為一種在不損害美國利益的前提下的進攻性戰略。
如果斯大林必須接受毛澤東的締約條件而又不想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如果斯大林必須尋求一種補救措施來保證或維持蘇聯在遠東這一傳統戰略的實現，那麽在莫斯科的地圖上，隻有控製朝鮮半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滿足斯大林的願望。事實是，就在周恩來提出一攬子解決東北問題的中國方案迫使莫斯科做出抉擇時，美國國務卿的演講和蘇聯駐平壤大使館的一封電報引起了斯大林的關注，並為其提供了化解這一矛盾的機會和途徑。1月12日艾奇遜宣布美國在遠東的軍事防禦範圍不包括南朝鮮在內；1月19日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報告，金日成一再強烈要求麵見斯大林商談朝鮮的統一問題。此前，蘇聯不願看到在遠東出現一場可能引發與美國直接衝突的戰爭，1949年9月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還專門做出決議，禁止北朝鮮在三八線附近采取軍事行動。然而，就在1月30日，即收到中方草案兩天以後，斯大林改變了主意。他親自複電平壤，明確表示願意同金日成直接進行商談。斯大林完全可以預見到，在朝鮮半島出現的武裝衝突，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東設定的戰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因為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就會控製整個朝鮮半島，仁川、釜山及其他南朝鮮的港口將替代旅順口和大連港的作用。而艾奇遜的聲明則使斯大林意識到蘇聯的舉動並未危及美國的利益。即使戰爭失利，蘇聯仍然能夠如願以償，因為東北亞的緊張局勢會迫使中國要求蘇聯軍隊留駐旅順、大連。同時，由於中蘇雙方商定，一旦出現戰爭局麵，蘇聯軍隊有權使用中長鐵路，這樣，通向太平洋的鐵路線自然也就繼續在蘇聯的掌握之中了。
盡管目前尚無直接證據證明斯大林的上述設想和動機，但此說也不是沒有曆史根據的。早在1945年6月29日，蘇聯外交部第二遠東司的報告就指出了朝鮮半島的戰略地位對於保障蘇聯遠東地區安全的重要性。是年9月外交部提出了具體建議:一旦對朝鮮實行托管，“其三個戰略地區釜山、濟洲和仁川必須控製在蘇聯軍事指揮官手裏”；如果這一要求遭到反對，則“提議蘇聯和中國共同控製這些戰略地區”。外交部的另一份報告提出，在締結托管協定時，“釜山、清津、濟洲島和仁川必須規定為進行分配的戰略地區。這些地區對於確保蘇聯與中華民國共同使用的旅順海軍基地的可靠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它們必須處於由蘇聯政府實施的特殊的軍事控製之下”。隻是由於剛剛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已經基本實現了蘇聯在遠東的戰略目標，而蘇聯當時也不願意在亞洲與美國發生衝突，所以，斯大林放棄了對朝鮮南部戰略目標的要求。直到毛澤東訪蘇之前，斯大林的本意還是維持原有的中蘇條約。這樣自然可以保證蘇聯在東北亞的既得利益，而沒有必要在朝鮮再引發一場可能導致與美國發生衝突的危機。但是當斯大林感到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即將失去時，對朝鮮半島戰略目標的控製當然就提上了議事日程。
總之，斯大林在解決與毛澤東結盟中的經濟利益衝突時，對蘇聯在遠東的戰略方針是有縝密的通盤考慮的。而如此設想和計劃的結果是，蘇聯既可以通過軍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國加入莫斯科的東方集團，又能夠保證其在遠東的戰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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