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泄露軍情案·張學良秘書潘東周血灑“剿匪”總部
(2009-01-01 17: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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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泄露軍情案·張學良秘書潘東周血灑“剿匪”總部
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張學良出任國民黨豫鄂皖“剿匪”總部副總司令期間,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國的“泄露軍情通共案”,這個要案的“主犯”,居然是張學良當時格外器重的中校機要秘書潘東周。
潘東周其人及其與王明的曆史交往
潘東周,又稱潘東舟,號文育、文鬱等,又名潘玉華,湖南人,早年加入中共,曾留學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潘在蘇期間,與王明是同窗,與博古的關係也很好,於是,他成為這個小圈子裏的人。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潘在王明推薦下承擔大會的翻譯工作,後與王明等同在共產國際工作。1928年底,潘在回國後被安排在中央宣傳部擔任秘書,成為李立三得力助手,並主編黨刊《紅旗》等。1929年7月,中共致信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信中陳述急需理論人才,要求“至少要有像沈澤民、潘文育這樣的理論人才四五個”,可見潘當時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作用。
1929年4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國,組織部部長羅章龍將他安排到上海西區為中央秘密傳遞報紙,王有懷才不遇之感,時時流露出不滿的情緒,工作也逐漸消極。幾個月後,羅把他提升為滬東區宣傳幹事,但他依不滿意,此後隻好調到中央機關報《紅旗》當編輯,也就是安排在潘手下。這時,王明的本性發作,“胡行妄為,千方百計抓權,打擊不同意見”。隨後又發生一件事,使得王差點出賣了潘和中共秘密機關。事情是這樣的:
1930年1月,王明因參加上海工會聯合會會議被捕,但沒被警察局認出來,被當作普通違法分子拘禁。“事實上,陳(即陳紹禹,王明的原名)當時在中共並不重要”,但他卻在情急之下買通一個印度巡捕,去信給潘,請求營救,並詢問有關同誌的地址。這在事實上就造成泄密。潘迅速向中央報警,中共隨即采取緊急措施,及時轉移王知道的機關。當時,此事已被共產國際知悉,王的“後台”米夫馬上委托“赤色救難協會”駐滬代表、瑞士人兼法官牛蘭夫婦出麵營救,在交了很多保釋金之後,王從巡捕房裏出來。
事後,王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並被調到總工會宣傳部當一名編輯。王受到紀律處分後,遷怒於潘,認為這是自己過不去,因此懷恨在心,而這時潘依然活躍在黨的理論戰線上。在“立三路線”達到高峰之時,即1930年8月,潘還擔任“中央總行動委員會”的委員;中央機關報由原《紅旗》與《上海報》合並為《紅旗日報》後,也由潘擔任總編輯;潘還在鄭超麟之後擔任過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負責人。
這時,潘不僅是李立三的左右臂,而且還是總書記向忠發的得力助手,向曾稱之為“文膽”。潘不僅主編《紅旗》等,並在黨的《布爾塞維克》、《新思潮》等刊物上經常發表文章。然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王明上台,隨即以消除“立三路線”為名,嚴厲打擊原來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重新分配他們工作。當時恰好中共順直省委遭到破壞,北方形勢逆轉,於是潘被派到北平,擔任中共順直省委宣傳部長。
在一次國民黨當局對中共順直省委的大破壞中,潘被捕入獄,因受不住拷打而自首。獲釋後,一度十分消沉。
成為張學良“顧問和助教”的潘,在“九一八”事變後重新為黨工作
潘於1931年叛變後,被中共開除出黨,後由黎天才介紹擔任張學良機要組的秘書,成了張的“智囊團”成員之一。
黎天才也曾是中共重要幹部,曾長期在李大釗處工作,後被捕自首。黎當時是張的私人秘書,負責情報工作。“九一八”事變後,中共北方局派人勸說黎做些事情,黎同意了。而潘與黎天才交情很好,黎遂將他引薦給張學良。這時,中共北方局特科也派吳成方找到潘,希望他重新工作,潘因此再次成為中共的秘密黨員,並由黎推薦,成為張學良的秘書,主要做情報工作。
後來,在張學良任國民黨豫鄂皖“剿匪”總部副總司令時,潘隨其來到武漢,在“剿總”機要組當秘書。當時,他的秘密使命是爭取張抗日及搜集情報,也即奉命利用黎天才在東北軍中開展秘密活動,以之“將功贖罪”。黎也知道其中的奧秘,順水推舟,將潘安排在東北軍內,令其翻譯《資本論》等。潘還代黎主持過《北方周刊》,宣傳抗日。後來,黎又將他安排在武漢行營張身邊擔任伴讀。而張認為潘很有才華,對他相當器重。張安排潘主編《“匪情”辭通》就是其中一例。
當時,東北軍由華北調到華中“剿匪”,卻連續遭到紅二十五軍沉重打擊,在損兵折將之後,張學良覺得有必要對中共何以如此強大作一番研究和探索,同時也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能不能與中共和平談判。
於是,“潘秘書在這個問題上和另外幾個秘書,都成了他的顧問和助教,張時常和他們在一起,說得很對路”。張又責成“剿匪”總部機要組組長黎天才組織人力搜集有關中共和紅軍的一些理論、曆史、人名、時間、名詞、用語等資料,仿照《辭源》的體例,按筆畫順序,分部分類地編寫一本小冊子,取名《“匪情”辭通》,印發各部隊,作為分析和了解紅軍情況的一部工具書。
黎天才把任務交給了潘。潘每天上班後就把自己關在一個房間裏,大約用一周的時間,編寫完畢,送交張學良審閱。張十分讚賞潘的淵博知識,並親筆寫了一篇序言,稱讚潘的學問。
就在此期間,潘利用機會,將一份“豫鄂皖三省剿匪軍事形勢圖”秘密轉交給中共,此事隨即被國民黨特勤部門破獲(一說係中共北方局特科的楊青林叛變供出),正在南昌行營的蔣以火急手諭電令張負責處理。當時張為避免與蔣發生直接的正麵衝突,隻好將潘拘禁起來,同時還把警衛營長、身份暴露的中共黨員李澤民作“陪綁”。此事曾在張的幹部中引起很大的波動和非議。當時,蔣還密令張逮捕機要組組長黎天才和其他幾位涉嫌者,又電令武漢憲兵團搜查了黎在武昌的住宅。北平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也接令搜查黎在北平的辦事處。
潘東周之死及其與中共眾說紛紜的關係
蔣之所以一定要殺潘,是因為國軍在江西“剿匪”時獲得紅軍的一些文件,其中發現有張“剿總”參謀處印製的所屬部隊團以上主官、姓名、兵力、駐地表等抄寫本。照例,此“名錄”隻發給團長以上帶兵主官,機要組備存一份,由潘保管。這些文件都可以查出是由潘抄寄的。蔣於是大怒,火急手啟電報,要張將其“剿總”的秘書潘立即逮捕監禁。
電文大意是:據駐北平憲兵三團、河北省黨部、北平市黨部密報稱,共黨河北省委破獲後,發現豫鄂皖“剿匪”總部機要秘書潘東周與匪勾結,證據確鑿。潘在黎天才掩護之下進行匪諜陰謀已久,著即一並來京。即限令張將之迅速處決,並將涉嫌的黎等一並押解南京待審。
張原擬請蔣刀下留人,將潘的“通共泄密案”擱置不辦,但蔣連續發來急電,責備張疏於防範和執法不嚴,並且指定由其參謀長錢大鈞(一說係憲兵三團團長蔣孝先)前來監刑。張知事已無可挽回,又怕送潘至南京後會受刑不過而牽連其他人,無奈隻好決定在武漢對潘執行死刑。
行刑前,張學良對即將被槍斃的潘說:“委員長的脾氣很厲害,我不能保全你,你還有什麽身後的事要辦?”潘答道:“希望通知我妻。”此外再無話說。據說潘死前寫有一份長達3萬多字的自述,說明其脫黨以後的精神痛苦,並再次談及與中共組織取得聯係的經過,其中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形成、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以及他為什麽加入中共等作詳細的敘述,並對此案累及黎天才表示了遺憾,最後要求送他妻兒回原籍謀生。
據說張看了這份自述,對潘的經曆和臨危不懼的態度十分感慨,但卻未敢保存,將它銷毀。後來張的親信栗又文回憶時也證實這一點,他說:張在武漢時與其從前“判若兩人,談話之間流露出銳意革新之意。這時,他把過去的親信一概摒棄不用,隻調吳家象來任行營的秘書長。
他還說:人家墨索裏尼有個智囊團,我有個什麽?表示他部下乏人。他又告訴我有個共產黨員潘東舟在武漢被捕,他曾親自審問過幾次。他說潘會六國文字,很有學問,是個人才。潘寫過幾萬字的供詞,講的都是共產主義的理論、主張,和將來一定成功的道理。張說,他曾建議把潘留在武漢長期監禁,但蔣不允,最後還是殺掉了。言下表示不勝惋惜之意”。
潘東周英勇就義,黎卻沒有被張學良押送到南京。張痛心於潘的死,不忍再死一個親信。他後來曾對中共劉鼎說起潘案,感情沉痛地說:“殺朋友是最不應該的,也是最難過的。”張遂向蔣力保黎無問題。此後黎得以隨張安然赴南京並麵見了蔣。張表示,如將黎與潘一並問罪,他也隻得辭職。蔣不便觸怒張,使得黎躲過了一場凶險風波。
當然,這中間也有蔣與張控製和反控製的鬥爭。蔣對張的用人不放心,特別是知道張手下有一批部下曾經是中共黨員,更是不安,對張的幹部使用經常采取幹涉的態度。張甚為不滿。而這時張在思想上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即他的“聯共”思想產生之後,他是決不會改變既定的用人方針的。
黎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繼續得到張重用的,甚至有人說“黎與郭鬆齡是張學良政治生涯中兩個最重要的助手”。此外,張在與紅軍作戰中俘獲的紅十五軍支隊司令溫忠信,也由張親自下令由黎好生招待。
潘東周死後,張學良實現潘的遺願,贈一筆川資,送潘的妻子兒女回湖南。再後來,中共北方局特科的吳成方也不幸被捕。於是,當時中共北方局特科與張的聯係線索中斷了,直到西安事變之前,彼此才建立新的聯係。
後來,有人說潘之死,是因為他尋找組織而暴露,也有人認為他其實就是中共地下工作者,但黎後來在回憶中卻認為他是“脫黨”者,所以才會引薦他到張的機要組來。不過,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潘犧牲前,“一黎一潘“,真的殊途同歸,把對蔣已灰心的張推上了另一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