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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謎案潘漢年：毛澤東對潘漢年案的定性出人意料
毛澤東對潘漢年案的定性出人意料，他的罪名不是“與汪偽勾結”，不是“高饒餘黨”，而是一個“國民黨特務”“CC派人物”。這又從何說起呢？潘漢年是中共黨內的老資格談判專家，這還得從第二次國共和談說起
毛澤東對潘漢年案的定性出人意料，他的罪名不是“與汪偽勾結”，不是“高饒餘黨”，而是一個“國民黨特務”“CC派人物”。這又從何說起呢？這還得從第二次國共和談說起。
潘漢年是中共黨內的老資格談判專家。早在1933年“福建事變”發生後，他就作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紅軍的全權代表，同以蔣光鼐、蔡廷鍇為首的國民黨福建省政府進行談判。1933年10月26日，雙方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標誌著中共與國民黨十九路軍的合作抗日反蔣關係的初步形成。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前夕，潘漢年還和何長工作為中共的談判代表，與廣東軍閥陳濟棠進行談判，取得成功，為中央紅軍順利從南線撤離中央蘇區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潘漢年被譽為“有大功於黨”的忠誠戰士（資料圖片）
遵義會議後，潘漢年又接受了另一項重要任務，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代表中央，親自向潘漢年交代任務，要他離開長征隊伍，和陳雲一道到白區去，在上海長期埋伏，恢複黨在白區的工作，並設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係；如果在上海無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係，就設法到莫斯科去，直接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的情況。
潘漢年於1935年9月到達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了遵義會議情況，時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成員的王明，要潘去學習共產國際新的密碼編法，就在學成之後準備回國時，1936年1月中旬，王明又找他商談國共合作抗日問題，決定派他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去和國民黨政府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接觸。要他辦完此事後再回國。潘漢年同鄧文儀進行了三次談判，確定7月在南京和國民黨代表陳果夫繼續深談。為了使這個接觸能繼續下去，並取得圓滿結果，王明讓潘漢年趕緊回國，向張聞天報告談判情況。
1936年8月7日潘漢年到達陝北保安。8月10日，張聞天召集政治局會議，會議開了三天，專門討論“國共合作抗日”問題。在討論談判的人選時周恩來表態說：“還是潘漢年比較合適。中央蘇區幾次談判他都談得很成功，何況這次是他開了好頭，再換人對談判本身也不利。”博古支持周的意見。最後毛澤東也同意了。
11月10日，國共雙方的高級代表----陳立夫和潘漢年，一個是國民黨CC首腦，一個是中共特科要員，終於在上海麵晤。潘漢年向陳立夫遞交了周恩來的親筆信，正式表明他是中共中央指派的聯絡代表。初次會談，雙方各自闡述立場，互通情報。張衝也參加了會談。陳立夫傳達了蔣介石的意見。蔣介石說，首先是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中共軍隊最多隻能編三千人至五千人，師以上幹部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如回國，量才錄用，適當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機關服務。如軍隊能如此解決，中共所提的政治各點就好考慮了。潘漢年回答道：“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的立場上的收編紅軍條件，不能說是合作抗日的談判條件。”接著，潘漢年介紹了中共的立場：兩黨應合作抗日，建立全國抗日救國聯合陣線；停止內戰；建立兩黨代表組成的混合委員會，作為經常接洽與討論之機關；雙方保持政治上、組織上之獨立性。第一輪談判未果，陳立夫建議，國共雙方直接由周恩來和蔣介石會談。
12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陪同蔣介石回南京後即被扣留。潘漢年這時在南京為中共唯一的全權代表。1937年一月份毛張周有多份電報給潘，為完成中央指示，潘漢年找到陳立夫，將中共中央的意見告訴了他，敦促國民黨方麵履行諾言，兌現蔣介石、宋子文在西安與周恩來商定的各項條件。潘還約見了宋子文，要其實現當初在西安所做的各項保證。潘還派人去孫科、馮玉祥處活動，請杜重遠、葉挺設法弄清何應欽等親日派的動向。
1937年2月上旬，國民黨中央聯絡代表張衝找到潘漢年，請潘漢年陪同他去西安，進一步商量國共談判事宜和顧祝同與周恩來談判問題。顧祝同在“西安事變”後擔任西安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處理“西安事變”的善後事宜。因為西安局勢不穩，顧祝同便先留在洛陽處理事務。潘漢年和張衝先到洛陽，會見了顧祝同和顧的助手賀衷寒。應顧祝同的要求，潘漢年先去了趟西安。在得到張、楊所部安全保證的前提下，顧祝同於2月9日抵達西安。2月12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在同意周恩來關於談判的原則後，特意交代要將關於談判的各項事宜告訴潘漢年。這次，周恩來與顧祝同的談判也未取得任何成效。
中共中央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定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直接同蔣介石談判。3月上旬，蔣介石邀請周恩來赴杭州同他直接談判。周恩來從西安出發後，先到上海，由潘漢年負責安排此次行程。正式會談前，周恩來要潘漢年先將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五條意見交給宋美齡，由她轉交蔣介石。然後，周恩來在潘漢年的陪同下，前往杭州同蔣介石直接談判。在杭州，宋美齡專程到潘漢年的住所探望，對潘漢年在解決“西安事變”過程中的努力表示感謝，並希望潘漢年以後像對她二姐宋慶齡一樣幫助她。
杭州蔣周高級會談取得重大進展。1937年3月30日，周恩來返回陝北，潘漢年則留在上海。作為中共方麵的代表，他繼續奔走於上海、南京和陝北之間。隨著“七七”事變的爆發和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潘漢年終於圓滿完成了他作為中共在上海、南京與國民黨談判的聯絡代表的特殊使命。
第二次國共和談的全部曆史顯示潘漢年無任何瑕疵。那麽，為什麽要給潘漢年安上一個“秘密投降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的莫須有罪名呢
毛澤東對潘漢年案的定性出人意料，他的罪名不是“與汪偽勾結”，不是“高饒餘黨”，而是一個“國民黨特務”“CC派人物”。這又從何說起呢？潘漢年是中共黨內的老資格談判專家，這還得從第二次國共和談說起
毛澤東對潘漢年案的定性出人意料，他的罪名不是“與汪偽勾結”，不是“高饒餘黨”，而是一個“國民黨特務”“CC派人物”。這又從何說起呢？這還得從第二次國共和談說起。
潘漢年是中共黨內的老資格談判專家。早在1933年“福建事變”發生後，他就作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紅軍的全權代表，同以蔣光鼐、蔡廷鍇為首的國民黨福建省政府進行談判。1933年10月26日，雙方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標誌著中共與國民黨十九路軍的合作抗日反蔣關係的初步形成。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前夕，潘漢年還和何長工作為中共的談判代表，與廣東軍閥陳濟棠進行談判，取得成功，為中央紅軍順利從南線撤離中央蘇區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潘漢年被譽為“有大功於黨”的忠誠戰士（資料圖片）
遵義會議後，潘漢年又接受了另一項重要任務，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代表中央，親自向潘漢年交代任務，要他離開長征隊伍，和陳雲一道到白區去，在上海長期埋伏，恢複黨在白區的工作，並設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係；如果在上海無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係，就設法到莫斯科去，直接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的情況。
潘漢年於1935年9月到達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了遵義會議情況，時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成員的王明，要潘去學習共產國際新的密碼編法，就在學成之後準備回國時，1936年1月中旬，王明又找他商談國共合作抗日問題，決定派他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去和國民黨政府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接觸。要他辦完此事後再回國。潘漢年同鄧文儀進行了三次談判，確定7月在南京和國民黨代表陳果夫繼續深談。為了使這個接觸能繼續下去，並取得圓滿結果，王明讓潘漢年趕緊回國，向張聞天報告談判情況。
1936年8月7日潘漢年到達陝北保安。8月10日，張聞天召集政治局會議，會議開了三天，專門討論“國共合作抗日”問題。在討論談判的人選時周恩來表態說：“還是潘漢年比較合適。中央蘇區幾次談判他都談得很成功，何況這次是他開了好頭，再換人對談判本身也不利。”博古支持周的意見。最後毛澤東也同意了。
11月10日，國共雙方的高級代表----陳立夫和潘漢年，一個是國民黨CC首腦，一個是中共特科要員，終於在上海麵晤。潘漢年向陳立夫遞交了周恩來的親筆信，正式表明他是中共中央指派的聯絡代表。初次會談，雙方各自闡述立場，互通情報。張衝也參加了會談。陳立夫傳達了蔣介石的意見。蔣介石說，首先是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中共軍隊最多隻能編三千人至五千人，師以上幹部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如回國，量才錄用，適當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機關服務。如軍隊能如此解決，中共所提的政治各點就好考慮了。潘漢年回答道：“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的立場上的收編紅軍條件，不能說是合作抗日的談判條件。”接著，潘漢年介紹了中共的立場：兩黨應合作抗日，建立全國抗日救國聯合陣線；停止內戰；建立兩黨代表組成的混合委員會，作為經常接洽與討論之機關；雙方保持政治上、組織上之獨立性。第一輪談判未果，陳立夫建議，國共雙方直接由周恩來和蔣介石會談。
12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陪同蔣介石回南京後即被扣留。潘漢年這時在南京為中共唯一的全權代表。1937年一月份毛張周有多份電報給潘，為完成中央指示，潘漢年找到陳立夫，將中共中央的意見告訴了他，敦促國民黨方麵履行諾言，兌現蔣介石、宋子文在西安與周恩來商定的各項條件。潘還約見了宋子文，要其實現當初在西安所做的各項保證。潘還派人去孫科、馮玉祥處活動，請杜重遠、葉挺設法弄清何應欽等親日派的動向。
1937年2月上旬，國民黨中央聯絡代表張衝找到潘漢年，請潘漢年陪同他去西安，進一步商量國共談判事宜和顧祝同與周恩來談判問題。顧祝同在“西安事變”後擔任西安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處理“西安事變”的善後事宜。因為西安局勢不穩，顧祝同便先留在洛陽處理事務。潘漢年和張衝先到洛陽，會見了顧祝同和顧的助手賀衷寒。應顧祝同的要求，潘漢年先去了趟西安。在得到張、楊所部安全保證的前提下，顧祝同於2月9日抵達西安。2月12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在同意周恩來關於談判的原則後，特意交代要將關於談判的各項事宜告訴潘漢年。這次，周恩來與顧祝同的談判也未取得任何成效。
中共中央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定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直接同蔣介石談判。3月上旬，蔣介石邀請周恩來赴杭州同他直接談判。周恩來從西安出發後，先到上海，由潘漢年負責安排此次行程。正式會談前，周恩來要潘漢年先將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五條意見交給宋美齡，由她轉交蔣介石。然後，周恩來在潘漢年的陪同下，前往杭州同蔣介石直接談判。在杭州，宋美齡專程到潘漢年的住所探望，對潘漢年在解決“西安事變”過程中的努力表示感謝，並希望潘漢年以後像對她二姐宋慶齡一樣幫助她。
杭州蔣周高級會談取得重大進展。1937年3月30日，周恩來返回陝北，潘漢年則留在上海。作為中共方麵的代表，他繼續奔走於上海、南京和陝北之間。隨著“七七”事變的爆發和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潘漢年終於圓滿完成了他作為中共在上海、南京與國民黨談判的聯絡代表的特殊使命。
第二次國共和談的全部曆史顯示潘漢年無任何瑕疵。那麽，為什麽要給潘漢年安上一個“秘密投降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的莫須有罪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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