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曆史上最著名的告密者銅像被拆除

蘇聯曆史上最著名的告密者銅像被拆除

??1991年,俄羅斯莫斯科一座蘇聯英雄的銅像被拆除。它宣告了一個特殊時代的結束。
　　
　　這是一位少年英雄,。這個名字,我國人民不大知曉。但在蘇聯國內,他的名氣甚至超過了斯大林。有無數的街道、學校、圖書館、集體農莊、輪船和飛機以莫羅佐夫的名字命名,多名作家為他樹碑立傳,很多詩人和畫家為他寫詩作畫,郵票、明信片和火柴盒上都印著他的像。
　　
　　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跡,是他作為一個十二歲的小學生,告發了親生父親特羅菲姆。
　　帕夫利克向政治保安局告發了父親,說他是”人民的敵人”,用自己的行動幫助蘇聯建設社會主義。
　　
　　父親特羅菲姆參加過紅軍,為蘇維埃政權流過血。複員後三次當選為村蘇維埃主席。在村裏人緣很好。他的”罪行”就是私開證明信給富農,讓這些被流放到當地的人回到家鄉。
　　結果三天後特羅菲姆被逮捕,消失在極北地區的勞改營中。帕夫利克和他八歲的弟弟被”蘇維埃的敵人”殺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為英雄。
　　蘇聯當局要樹立這樣的英雄榜樣,目的是提倡告密。一個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權,就要用告密來震攝民眾,實行恐怖統治。
　　
　　在我國曆史上,商鞅就使用連坐法來強迫人們告密。最典型的是武則天,公開普遍地實行告密製度,她規定不許阻攔告密的人。樵夫和農民都可以麵見皇帝提出檢舉。他們可以使用官府提供的車馬驛站,一路享受五品官員的待遇,進京後吃住都是官府招待,能得到武則天本人的接見和賞賜。最重要的是,即使舉報不實,也不會反坐,不會受到任何處分。
　　從告密者中產生酷吏,從酷吏中產生冤假錯案,以此來除掉想除掉的人。
　　
　　帕夫利克一案,就是地道的冤案。真實的情況是,他的父親因家庭矛盾出走和另一女人生活,母親想用懲罰手段嚇唬特羅菲姆,讓他回心轉意。於是要帕利夫克去告發,”她想,特羅菲姆一害怕,就會回家”。
　　至於是誰殺害了帕利夫特和他弟弟,蘇維埃法官未經調查就在村裏召開公審大會,宣布帕利夫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是殺人凶手,並立即執行槍決。
　　帕夫利克吃住在祖父家,他們之間有感情,他們雖然不滿告發這件事,但絕不會走到殺死帕夫利克這一步,更加不會殺死帕夫利克的弟弟、他們隻有八歲的孫子。
　　後來人們看到審訊記錄,沒人承認殺害帕夫利克,祖母根本沒有到過森林。
　　
　　俄國專門研究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學者德盧尼科夫,14年研究結果仍沒找到真凶。他認為凶手決不是那三個人,而很可能凶手就是”執行者”。
　　為了造成一種聲勢浩大的社會輿論,把兒子告發老子宣傳得聳人聽聞,必須要把兒子殺死,然後把他變成英雄。因此要有一個執行者,這人是誰並不重要,就像帕夫利克不是少先隊員並不重要一樣。(事實上,1932年他們那裏還沒有建立少先隊組織,但不妨礙把他宣傳為優秀少先隊員)。
　　
　　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遭到農民頑強抵抗,他們不交糧食不加入集體農莊。蘇維埃征糧隊很難找到藏匿的糧食。農民以家為單位,從家庭突破點就在兒童身上。1932年鋪天蓋地宣傳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並製定獎勵政策:揭發者獲得沒收財產的25%。很多人學著帕利夫克的樣,踴躍揭發富農,成為致富的一種途徑。
　　文藝工作者們各顯神通,用各種體裁(電影、小說、詩歌、繪畫….)歌頌告密小英雄。
　　
　　告密行為從娃娃抓起,長大以後就會成為自覺行為。蘇聯提倡告密是政權的需要,為此建立了強大的情報網。每個單位都有情報員,情報員與克格勃是單線聯係。廣大民眾對這些人雖恨之入骨,但敢怒不敢言。
　　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憎恨告密。因為告密是升官發財的捷徑、報複的有效手段。告密者不一定把告密當成光彩的事,但在實際利益的驅使下,照樣樂於告密這個行當,因為社會有滋生告密的肥沃土壤。
　　今天,俄羅斯人已沒有談起帕利夫克了。大慨也少有人去告密,因為滋生告密的土壤已不複存在了。

蘇聯“少年英雄”帕夫利克
　　
　　一
　　
　　帕夫利克是一位俄國少年的名字，姓莫羅佐夫。帕夫利克-莫羅佐夫是何許人，恐怕中國讀者沒人知道。但在俄國和現已獨立的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包括波羅的海三國中，五十歲以上的人，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帕夫列克-莫羅佐夫的。因為這些國家五十歲以上的人都參加過少先隊，戴過紅領巾。他們入隊的時候，必須在莫羅佐夫的銅像、水混像或石膏像前宣誓（銅像不多，水泥像不少，很多城市都有，石膏像則每所中學校都有），給他戴上紅領巾，然後齊聲高唱隊歌，隊歌中有句歌詞便是“向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看齊”，所以他們從小便記住了他的名字。
　　
　　蘇聯對莫羅佐夫的宣傳超過任何人的宣傳，甚至超過斯大林的宣傳。不知有多少街道、學校、圖書館、集體農莊、輪船和飛機以莫羅佐夫的名字命名，有多少作家為他樹碑立傳，多少詩人為他唱讚歌，多少畫家為他作畫，就連明信片、郵票和火柴盒上都印著他的像，連斯大林也沒有享受過如此的殊榮。我就沒聽說過火柴盒上印斯大林像的事。1952年我在蘇聯《星火》畫報上看到過一幅畫，一位少先隊員站在屋子當中，昂首挺胸，麵對仰倒在椅子上的白胡子老頭，老頭左邊坐著一位左手托腮的中年男人。這幅油畫是1952年全蘇美展獲獎作品，畫家是切布拉科夫，收入特列嘉柯美術館。我不明白畫的意思，便去問蘇聯老師，她告訴我少先隊員是蘇聯少年英雄帕夫利克-莫羅佐夫，農業集體化時告發父親，左手托腮的是他父親，白胡子老頭是他祖父。我記住了帕夫利克-莫羅佐夫是告發老子的少年英雄。
　　
　　二
　　
　　帕夫利克生在烏拉爾格拉西莫夫卡村，村子位於原始林區，居民多數是沙皇時代從白俄羅斯遷移過來的農民。這裏地廣人稀，隻要辛勤勞動，要開墾多少耕地就能開墾多少。莫羅佐夫一家有三個壯勞力，帕夫利克的祖父謝爾蓋、叔父伊萬和父親特羅菲姆。伊萬和特羅菲姆後來各自成家，在農業集體化之前，大家日子過得不錯。但他們沒有文化，不懂得什麽是社會主義，隻想著“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特羅菲姆娶塔季揚娜為妻，帕夫利克是他們的頭一個孩子。1932年，烏拉爾農業集體化的那年，帕夫利克十二歲，進入村裏剛開辦的小學，告發了父親特羅菲姆。特羅菲姆內站時期參加過紅軍，為捍衛蘇維埃政權流過血。複員後三交被選為村蘇維埃主席，在村子裏人緣很好。帕夫利克因告發父親成了英雄。記載帕夫利克英雄事跡的書多如牛毛，但內容大致相同：帕夫利克這年春天向蘇聯政治保安局，即後來的克格勃，告發父親，說父親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幫助蘇聯建設共產主義。告發三四天後特羅菲姆被捕，消失在極北地區的勞改營中。後來帕夫利克和他八歲的弟弟費佳被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殺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為英雄。從此蘇聯兒童便在課堂上學習帕夫利克英勇的鬥爭精神，以他為榜樣，也向蘇維埃政權告發家裏的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如果他們變成敵人的話。
　　
　　真實的情況是帕夫利克的父母鬧翻了。鄰居們說塔季揚娜是邋遢女人，屋裏髒得下不了腳，她從不打掃。特羅菲姆受不了，打了她幾回，但她有然不改。特羅菲姆一怒之下，離家出走，跟別的女人過去了。這在那時的農村是極其平常的事。父親離家後，喂馬養牛，清除牛棚馬圈，準備過冬的劈柴等活都落在帕夫利克肩上。母親幫不上忙，弟弟們年紀又太小。沒有父親帕夫利克無法應付。他母親想，隻有用懲罰手段嚇唬特羅菲姆，他才會回心轉意。五十年後，當年的鄉村女教師卡賓娜回憶道：“母親慫恿兒子告密。她是個愚昧的女人，整天惹丈夫生氣，結果丈夫把她拋棄了。她唆使兒子告密，她想，特羅菲姆一害怕，就會回家。“帕夫利克的小學同學說得更幹脆：“特羅菲姆不離家出走，帕夫利克便不會告密，也不會被殺害，也就成不了英雄。可當時不能這樣寫。”
　　
　　帕夫利克告發父親什麽呢？烏克蘭和庫班農業集體化後，大批“富農”流放到西伯利亞和烏拉爾也有人流放到格拉西莫夫卡。這裏緊靠西伯利亞，氣候異常寒冷，冬天氣溫降到零下四十度。南方人受不了，他們想離開，返回故土或到氣候溫和的地方去，但沒有村蘇維埃的證件寸步難行。作為村蘇維埃主席的特羅菲姆便偷偷給他們開證件，幫他們離開。這批“富農”是被武裝人員趕出家門，什麽東西都沒帶出，便被押解到這裏來的。很多人倒斃在路上。把他們趕到原始林區就是讓他們自生自滅。這些“富農”都是勤勞農民，種田能手。他們可能貪婪，但決不是懶漢。他們忙不過來的時候雇工，但不會虧待雇工。他們知道，如果虧待雇工，雇工便不好好幹活，吃虧的還是自己，他們生活得比懶漢好，便成了“富農”。特羅菲姆這樣做違背了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勢必受到懲處。但帕夫利克和費佳為什麽又被殺害了呢？是誰殺害了這兩個孩子？


2 蘇聯“少年英雄”帕夫利克
　　
　　三
　　
　　區蘇維埃派法官來到格拉西莫夫卡村，未經調查便在村裏召開公審大會，審判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宣判他們是殺人凶手，並對他們立即執行槍決。審判聲勢浩大，向全區直播。那時直播是在各村安裝大喇叭，讓各村的人都能聽到法官宣讀的判決辭。接著從中央《少先隊真理報》到州、區報紙大量報道這次公審大會。法官說，帕夫利克帶著弟弟費佳到森林采漿果，祖父和堂兄丹尼拉在森林裏把他們殺死。我看過部分審訊記錄，祖父和堂兄都否認殺死帕夫利克兄弟。祖母根本沒到過樹林。審訊並沒提到舅舅，不知為何舅舅頂替了堂兄。我懷疑這兩個孩子並非他們三人所殺。帕夫利克住在祖父母家，他們把他養大，對他有感情，下不了兒心親手殺死自己的孫子。舅舅是帕夫利克的教父，很喜歡外甥，怎麽會殺他呢。他們肯定不滿意帕夫利克告發父親的行為，可能會罵他，打他，但不會殺他。那麽誰殺的呢？為什麽要殺呢？我從材料中找不到可信的凶手。俄國有位專門研究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學者德盧尼科夫，研究了十四年，仍找不到凶手，但斷定凶手不是被處決的那三個人。他提出凶手是“執行者”，即為了造成一種聲勢浩大的社會輿論，把兒子告發老子的審訊宣傳得聳人聽聞，必須把兒子殺死，然後把他變成英雄，所以必須有個執行者。這人是誰並不重要，就像帕夫利克是不是少先隊員並不重要一樣。女教師卡賓娜和其他當地居民後來都說，1932年偏僻的原始林區還沒有建立少先隊，帕夫利克不是少先隊員，但這並不妨礙輿論工具根據來自上麵的指示，把頑劣少年變成優秀少先隊員。
　　
　　斯大林所推行的農業集體化，遭到農民的頑強抵抗。他們不交糧食，不加入集體農莊。蘇維埃政權需要糧食出口，供應城市居民和養活軍隊。但經過戰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蘇聯糧食的產量遠遠低於沙皇時代的1913年。斯大林認為地方領導人推行農業集體化不利力，派他的親信到各地督戰：莫洛托夫——包克壯，卡岡諾維奇——高加索和庫班，蘇斯洛夫——烏拉爾。格拉西莫夫卡位於烏拉爾，是農業集體化進展最慢的地區，不要說“全麵集體化”，連“片麵”也達不到。農民就是不交出他們賴以為生的口糧（根本沒有餘糧）。格拉西莫夫卡處於原始林中，農民藏匿的糧食征糧隊很難找到。向農民施加暴力，他們不開口仍找不到糧食。農民以家庭為單位，必須從家庭突破，而兒童正是突破口。這不知是多年控製蘇聯意識形態的灰衣主教蘇斯洛夫的創意，還是斯大林的“英明”決策。
　　
　　“‘兒子反對老子’的社會模式的出現並非偶然。”俄國學者德盧尼科夫寫道，“對政權有利，不但如此，這種實踐還是必不可少的。革命後十五年（從帕夫利克告密的1932年算起）家庭仍然是抗拒布爾什維克掠奪、捍衛自己的‘細胞’，農村家庭尤其如此。兒子——告密者從內部破壞家庭，使家庭喪失抗拒能力。帕夫利克的例子幫助政權恐嚇那些藏匿糧食並確信家人和孩子不會告密的確良。家庭必須變成國家的基層組織，服從國家並受它監督。消滅私有財產和毀壞家庭成為斯大林時代惟一的過程。格拉西莫夫卡的審訊隻是全民族悲劇的一個插曲。”
　　
　　國家實行工業化和擴建軍隊都需要糧食，但糧食極端匱乏。人民不滿的情緒直線上漲。布哈林在秘密報告中寫道，集體化完全失敗，農莊散夥，農村挨餓，國家越來越貧困。斯大林受到指責。斯大林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反擊政敵對他的攻擊，果斷采取四項措施：一、找到廉價的、無償的實現工業化的勞動力，這就是被劃為富農和被加上各種其他反革命罪名的人，強迫他們修建運河，海港、水電站和鐵路；二、不惜任何代價奪取糧食，不管農民死活。據統計，農業集體化期間，農民死亡的數字為六百萬至兩千兩百萬；三、堅決鎮壓不滿情緒；四、把責任推給布哈林等人，讓他們為國家的貧困和人民的饑餓承擔責任。
　　
　　從1932年起，蘇聯宣傳機構為了毀壞農村家庭，掃清農業集體化的障礙，鋪天蓋地宣傳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並及時提出相應的政策，不僅兒童受到教育，大人也受到影響。新政策規定，揭發藏匿糧食的富農，揭發者獲得被沒收富農財產的百分之二十五。於是沒有財產的農民也學帕夫利克的樣，把告密當成一種致富的捷徑，踴躍揭發富農。但過於積極的農民，一連揭發四個富農，便獲得足夠的富農財產，自己也變成富農，隻好去充實勞動大軍了。


3 蘇聯“少年英雄”帕夫利克
　　
　　四
　　
　　在莫斯科召開的共青團中央委員會議上，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波斯特舍夫代表斯大林發言：“帕夫利克應當成為蘇聯所有兒童的光輝樣。”宣傳帕夫利克的指示從上麵傳達下來：“為所有兒童劇院編寫戲劇腳本、拍攝影片”，“印刷歌頌英雄少先隊員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書籍和宣傳畫”。《少先隊真理報》報道，蘇聯全體少先隊員捐錢購買“帕夫利克-莫羅佐夫號飛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奠基人高爾基一馬當先，響應黨的號召，在帕夫利克遇難地建立的紀念碑上寫道：“對他的懷念不應消失”。
　　
　　1934年8月蘇聯作家協會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召開前，帕夫利克傳記的第一個作者索洛明把自己的作品《在富農巢穴中》寄給高爾基和其他幾位作家。隻有高爾基立即回信，批評他的書寫得膚淺、拙劣，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高爾基寫道：“如果寫得巧妙，表現出莫羅佐夫所具有的強大精神力量，少先隊員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英雄行為對少先隊員會產生極大的社會教育意義。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會明白，如果親屬變成人民的敵人，那他就不是親屬了，隻是敵人，沒有寬恕他的任何理由。”高爾基接著寫道：“讀者讀完這本書會說，這是瞎編的，並且編得不高明。罕見的材料糟蹋了，就像用金子做雞圈把手一樣……”一個月後，中央各大報刊載了高爾基寫的文章，果然比索洛明高明許多。我摘錄其中的一段：“寫破壞分子——雜草和小偷小摸人的鬥爭，教會孩子們與兩條腿的大家夥們鬥爭。這裏我要提到少先隊員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功績，這個孩子明白，有血緣關係的人，完全能夠成為精神上的敵人，而對這種人決不能寬恕。”
　　
　　斯大林用高爾基的嘴宣布，現在主要的任務是監視和揭發家庭中的破壞分子，兩條腿的大家夥，這個光榮的任務落到孩子身上。現今蘇聯的頭號英雄已經不是為農業集體化而鬥爭的小英雄，而是家庭的告密者。“對他的懷念不應消失，”高爾基聲稱，“應當為這位小英雄建立紀念碑，我堅信紀念碑必將建成。”高爾基的信心未必來源於自身，因為決定在莫斯科中心建立紀念碑的人不是他。原先準備建立在紅場入口處，後來不知為何改建在了較為偏僻的街區。
　　
　　蘇聯作家協會代表大會期間，再次提出莫羅佐夫的問題。高爾基提醒和家們注意：“新人的成長特別鮮明地表現在孩子們身上。”作家馬爾夏克做完兒童文學的副報告之後，由少先隊員向作家們致辭。我看到過一篇速記稿，是一位叫阿拉的女孩子代表西伯利亞兒童的致辭：“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說得對，應當給帕夫利克-莫羅佐夫樹立紀念碑。我們少先隊員們，一定要做到。我們相信，全國都會支持我們。值得為帕夫利克-莫羅佐夫樹立紀念碑。你們在世界任何地方能找到國家為孩子樹立的紀念碑嗎？我們這裏有幾千個這樣的紀念碑。”有幾千個因告密而被殺害的少先隊員？小姑娘大概誇大了數字。《共青團真理報》報道，作家們當場捐款，高爾基帶頭捐了五百盧布，作協主席團成員跟著捐款，接下來便是作家們了。報紙沒有報道其他作家各自捐了多少盧布。
　　
　　作家們（文藝工作者）開始各顯神通，用各種體裁謳歌告密小英雄。作品太多了，我隻舉蘇聯著名導演愛森斯坦為例。愛森斯坦1925年拍攝的《戰艦波將金號》是蘇聯電影史上裏程碑式的作品，1929年被美國全國電影評議會選為“世界電影佳作”的第三名。這位大導演決心表現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跡，一時卻不知從何處入手。他終於在俄國作家屠格涅夫那裏找到靈感，把《獵人筆記》中的《白淨草原》作為展開故事的背景。屠格涅夫不是寫了五個孩子嗎？其中有兩個還叫帕維爾和費佳呢。要表現帕夫利克如何英勇，就得表現富農如何凶狠。要表現富農凶狠，還得表現他們的對立麵對他們如何殘酷鎮壓。征糧隊帶著武裝人員到處搜尋富農藏匿的糧食，掀翻屋頂，挖開墳墓，把家裏翻個底朝天。不懂政治的藝術家把農業集體化表現得血腥味太重了，違背了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宣傳政策。電影拍好後審查機構沒有通過，愛森斯坦本人受到嚴厲批判，從此一厥不振。後來他又拍攝過幾部曆史題材的影片，但始終未能重獲斯大林的歡心。


4 蘇聯“少年英雄”帕夫利克
　　
　　五
　　
　　把帕夫利克製造成告密英雄完全是斯大林的計謀。告密行為從兒童培養起，他們長大成人後，告密便成為一種自覺的行動。為個人利益誣告他從是一種卑鄙的行為，在哪個社會都為正派人所不齒，人應當保持獨立人格，有正義感、榮譽感、同情心，懂得尊得隱私權。但在斯大林執政時期，這些道德觀連一點影兒都沒有。布爾會維克政權把人類這些高尚品德統統歸入資產階級道德或封建社會道德的範疇。認為人道主義、平等和博愛都是資本主義虛假的宣傳，蘇聯不需要這些騙人的把戲。斯大林要建立蘇聯的新道德，一種同以往的完全不同的道德。蘇聯政權公開提倡告密，把告密視為光榮的行為，盡管很多人仍堅持全人類共同遵循的道德觀念，不肯接受這種東西。蘇聯提倡告密是革命的需要、政權的需要。布爾會維克奪取政權後，進行過幾次大規模的鎮壓，人民處於驚恐之中，與此同時，生活水平直線下降，人民對政權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為了鞏固政權，必須把這種不滿情緒壓下去。要了解人民的情緒，僅靠克格勃等機構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把一體人民動員起來，一起揭發具有不滿情緒的人，為此蘇聯建立了強大的情報網。每個單位都設有情報員，情報員與克格勃人員單線聯係。每個情報員負責監視幾個人，注意他們的一舉一動，把他們的言行記錄下來。等到克格勃人員找他匯報情況時，直接把記錄材料交出去。情報員自己不能主動找克格勃人員，這些監視別人的人自己也被別人監視。舉一個有趣的例子。加林娜-維會涅夫斯卡婭是享譽全球的蘇聯大劇院女高音歌唱這。1989年她和丈夫回國的時候，我在電視上看到歡迎他們的盛大場麵。她也被克格勃招募為懷耳邊員，不定期地向克格勃大尉報告大劇院幾位演員的言行。加林娜對此十分厭惡，但每次大尉叫她，她又不敢不去。她報告的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因此受到大尉的批評，認為她的報告沒有價值。加林娜痛苦萬分，卻無法擺脫大尉。1955年赫魯曉夫帶布爾加寧和米高揚到南斯拉夫“負荊請罪”，改善蘇南關係。為了調劑氣氛，還帶了歌舞團，加林娜被選入歌舞團，認識了布爾加寧。布爾加寧當時是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又是一個六十歲的老鰥夫。他對加林娜一見鍾情，從貝爾格萊德追到莫斯科。一次布爾加寧請加林娜吃飯，加林娜正準備動身，大尉來找她，要她報告最近的情況。加林娜忍無可忍，對大尉說了一句：“您給我走開，別再糾纏我！”說完轉身就走。加林娜離開大尉後害怕了，在蘇聯誰敢讓大尉走開？其後果不堪設想。加林娜見到布爾加寧後，告訴他對克格勃大尉說了不應該說的話。布爾加寧把“別再糾纏我”理解成大尉追求她，醋勁大發，馬上叫副官給克格勃主席謝羅夫撥電話。電話接通後，布爾加寧對著聽筒把謝羅夫痛罵了一頓，讓大尉馬上從加林娜身邊滾開。大尉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加林娜不用再做情報員了。布爾加寧是蘇聯領導人當中最有文化修養的人，如果後來成了加林娜丈夫的大提琴家斯拉瓦不出現，加林娜可通嫁給布爾加寧。後因加林娜和斯拉瓦與作家索爾仁尼琴關係密切，被迫流亡國外。從加林娜的例子可以看出蘇聯情報網撒得多大，但加林娜擺脫克格勃的方式是極為罕見的，誰能像她那樣擺脫克格勃？很多人一生都擺脫不了克格勃的“糾纏”。並不是所有人都憎恨告密，因為告密是升官發財的捷徑，報複的有效手段。在正常社會裏，人們是通過辛苦勞動獲得合法的財富。但蘇聯情況不同，除尖端科技部門外，再怎麽努力勞動生活也仍然貧窮。現實迫使人們走上邪路。蘇聯是官本位社會，當了官便有了一切。很多人是通過告密當官的，即使主要不是靠告密爬上去的，也一定告過密。告密者未必把告密看作光彩的事，但在實際利益驅使下，照樣告密不誤，因為現實中有滋生告密的肥沃土壤。
　　
　　1989年我到莫斯科的時候，告密小英雄已失去往昔的光彩。我請一位俄國朋友帶我去看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紀念碑，他不屑地說：“那有什麽好看的，早該拆了。”我隻好獨自前往，很快便找到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銅像。銅像豎立在圓水泥墩上，手裏舉著一麵迎風招展的銅旗，周圍沒見到一個少先隊員。我走到水泥墩前，上麵刻著1932年9月某日遇害的字樣，日子記不清了。以後我又到過莫斯科幾次，沒再去看帕夫利克的銅像。1991年銅像被拆除。
　　
　　今天俄羅斯已沒人再提帕夫利克，大概也沒人再告密了，因為失去了滋生告密的土壤。沒人需要告密，因此也就沒人告密了。
　　
　　摘自《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