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7萬人大規模偷渡事件“誰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送命”
1972年以來廣州偷渡概況:
1980年6月，共青團廣州市委針對該市偷渡外逃問題，作了一個調查。報告回溯了廣州在建國後的偷渡曆史，並指出，1979年乃是最嚴重一年。
五十年代初，出入香港沒有限製，許多人還從港澳回來工作。經濟困難時期，有人開始偷渡外逃。1962年出現過持續幾月的高峰，當時抓了2000多人。“文革”期間，偷渡發生人數每年都有幾千。1972年，廣州有 5376人偷渡，其中947人逃出；1973年，4893人偷渡，其中454人逃出；1974年，6074人偷渡，其中755人逃出；1975 年，3809人偷渡，其中408人逃出；1976年，2967人偷渡，其中379人逃出；1977年，5245人偷渡，其中457人逃出；1978年，偷渡的人數陡增至14278，其中1958人逃出。1979年，偷渡人數達到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
到了1979年，廣州偷渡的人數達到建國以來最大的井噴，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偷渡者中，青少年占絕大多數，25歲以下的25253人，30歲以上的僅百來人。青少年中又以農民、知青為最多，同時外逃麵擴大，從待業青年，到青年工人、教師、幹部、軍人乃至黨員，都有參與。
1979：廣州的偷渡青少年
大背景：反思偷渡與經濟特區設立
1979年，廣東省的偷渡人數達到曆史高峰，而在5月6日，更發生了7萬人大規模偷渡的嚴重事件。此前一年多，在複出視察廣東省時，鄧小平針對偷渡說了兩句話：“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偷渡的根本原因，在經濟差異。比如，深圳有個羅芳村，河對岸的香港新界也有個羅芳村。深圳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兩者差距懸殊到100倍。
在大陸公開出版的《1979-2000深圳重大決策和事件民間觀察》，對上述情勢並未諱言。相反，該書非常正確地指出，某種程度上，正是對嚴重偷渡狀況的反思，促成了經濟特區的設立。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受中共中央、國務院委托，副總理穀牧在廣州召開粵、閩兩省會議，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中央關於兩省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會議肯定了試辦出口特區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認為這一重大改革受到兩省人民的歡迎，在國內外特別是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中激起強烈反響。會議還指出，試辦出口特區，在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麵，有一個“誰戰勝誰”的問題，因而必須積極、慎重。最後，會議采納了與會者的建議，將“出口特區”正式更名為“經濟特區”。
1992年春，鄧小平再次視察珠海特區，時任珠海市委書記、市長的梁廣大向他匯報：“試辦特區前，珠海和澳門一水之隔，卻差別很大。雖然我們的輿論整天宣傳社會主義是‘天堂’，資本主義是‘地獄’，港澳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是老百姓不信，很多人冒著生命危險衝向澳門、香港，非要往‘地獄’裏闖一闖，非要去‘水深火熱’中泡一泡。有個260多戶人家的村子，除老人和孩子，幾乎全跑空了。特區創辦後，珠海人過上小康生活，原來外流的珠海人也紛紛回來了。那個跑空的村子，除隊長一戶外，其餘260戶人家都回珠海定居了。現在還有些澳門女子下嫁到珠海來定居”。
鄧小平聽後，高興地說：“這很好嘛，說明社會主義能夠戰勝資本主義”。
從社會學的衝突群體理論看，人們形成活躍的行為群體，需要有三個社會因素：一是有利的地理位置；二是容易交流；三是背景相似。我們據以分析1979年的廣州偷渡群體，可謂一樣不少。首先，廣州到邊境相對近便；其次，此時文革已結束，民間輿論與交流異常活躍、頻繁；第三，偷渡者多為青少年，其價值觀與行為方式比較容易形成認同。
不過，僅從社會學角度考察並不夠，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分析該群體的心理特征或思想狀況。
他們為什麽偷渡？
根據當時的內部資料《犯罪心理學文集》，偷渡者的思想、心理大約有如下幾類。
第一類是經濟考慮。一個吳姓知青說：“下鄉近3年，每天幹死幹活，隻有4角錢。父親去世，弟妹還在讀書，自己無法補貼，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招工返城，隻好去偷渡”。這是為生計所迫，更多的人則是出於對港澳高工資的向往。雄文印刷廠黃姓女工，每月 40多元，買了自行車、手表，生活相對寬裕，本不想外逃，但有次陪香港回來的親戚玩，看他幾天花掉500元，很羨慕。這親戚又說：“我也在印刷廠，每月 1000多元，你隻有40多，太不像樣了，為何不到香港來？”黃就心動了，後逃到邊界被抓回。又有個廣州市標準件廠的湯姓工人，交女朋友準備結婚，錢不夠，一冒火，也跑去偷渡了。
第二類是對現狀不滿，或對前途失去信心。一個幹部子女抱怨說：“我在這裏感到不自由，穿好點的衣服都要遭人議論，跟什麽人交朋友也會被幹涉，不如逃港。”還有個工廠黨委書記的女兒偷渡4次，屢教不改，問她是否考慮政治影響，她說：“管它呢，我隻要自己的幸福！”一個喜歡思考的青年工人逃港被抓回，說：“我看社會上有很多不合理現象，想寫信給中央反映，提建議。但一想，寫了信，說不定批下來抓我坐牢。幹脆不管了，到香港研究哲學，當社會活動家”。事實上，相當多的人對前景悲觀。廣州縫紉機鑄造廠的一些青年工人說：“過去20年廠裏沒大變，難道到2000年就突然大變樣？又不是孫悟空翻筋鬥雲，很值得懷疑！”市團委在該廠兩個車間發100份民意調查表，了解對四化的看法。許多青年覺得填也沒啥意思，有的當場就把表扔到鑄造爐裏燒了，最後隻有39人填表。其中，對全國、廣州市、本廠都實現四化，表示有信心的隻有7人，表示懷疑與失望的有22人，不置可否的10人。而在“最迫切願望”一欄中，選擇“出國”的有24人！這樣的情緒甚至在小學生中也很流行，廣州北京路小學3年級學生用“想”造句，三分之一的都寫“我想去香港”、“我想去美國”一類的。
第三類是想去探親，或依附親戚發展。相當比例的廣州居民有港澳親戚（比如廣州三十六中，有 69%的學生有港澳親戚），廣州居民在1979年前後，每年收到總計近9000萬美元的海外匯款。一個鄭姓紡織工人很氣：“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為啥不讓我去探親”？他的父親在香港，他兩次申請去香港跟父親，不批準，想不通，接連偷渡三次，都被抓回。
第四類是受信息或謠言影響。1979年6月，廣東省頒發製止偷渡外逃的通知，此後外逃驟降。 1980年初刑法和製止偷渡外逃規定外布後，一季度偷渡人數較前一年同比大降。相反，1978年《參考消息》曾刊發“香港缺乏勞動力”的報道，外逃驟增，有人還隨身攜帶這張報紙。而在1979年3月，廣州謠傳“現在偷渡過去的可以發身份證，4月就不發了”，11月謠傳“惠陽水災，邊防軍都去搶救了，沒人看管”，“明年刑法公布，偷渡一次勞教一年，要跑趕緊”等，都形成了一陣風的外逃高潮。
第五類是偶然因素。東方橡膠廠有個青工，曾因偷竊被勞教兩年。釋放後，有次到佛山耍，恰好車上有人掉錢包，公安局不由分說就拘留他15天。他說自己沒幹，誰也不信。從拘留所出來，女朋友也跟他吹了。他想不通，就去偷渡。縫紉機設備維修廠有個青工，到新華書店買科技書，看門口有黃牛高價賣到深圳的車票，他腦子一亂，花30元買了這車票，找些衣服上車，到深圳後就去偷渡。抓回來後，單位、家裏都很驚奇。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偷渡者的思想，其實來自個人意識抬頭與從眾心理誘引。多年來，青少年接受的教育是重集體、輕個人，螺絲釘受到廣泛表揚而頭馬可能被視作“害群之馬”。然而，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經濟的發展，境內外交流的增多，個人意識勢必從集體意識中脫穎而出，正如前引幹部子女的話：“管它呢，我隻要自己的幸福！”
從眾心理的本質，則是由於真實或想象的他人影響而改變行為。在1979年，數量眾多的偷渡事件、大肆流傳而真假難辨的境外利好，都可能將個人意識抬頭的青年推向從眾的漩渦，恰如《泰克尼克號》中那句有名的台詞：你跳，我也跳；你偷渡，我也偷渡。
他們這樣偷渡
偷渡形式，人數最多的是步行。1979年廣州28000多偷渡者中，約2萬人是步行。第二是扒出口火車，這是1972年以來漸漸興起的方式，1979年廣州有2800多人這麽幹。高潮時，廣州北站、吉山車站都發生過百人呼嘯而上的場麵。也有人遠道到韶關、衡陽、南昌扒出口火車。火車入港界未入站前，偷渡者紛紛跳車，死傷不少。第三是用小艇偷渡，多是郊區和水鄉農民，1979年有2600多人這麽幹。此外，還有扒出口船、外輪的，也有外來蛇頭用船艇引渡的，甚至有偽造證件、冒充港澳人士，大搖大擺出關的。
偷渡實際上很危險。有偷渡者在堵截中被軍犬咬傷，或過界後被英警打傷。而在險狹山路中奔走時，也有人摔死摔傷；在大海遊泳，有氣力不支淹死，有被鯊魚咬死；扒出口火車，有摔死的，也有被悶死的。以致社會上的偷扒青年嘲笑偷渡青年：“我們是難受才花錢，你們是花錢買難受”
也有將偷渡當成冒險遊戲的小青年。1979年的一個夜晚，在邊境的山頭上，聚集了30多個素不相識的青少年，他們把帶來的食物、啤酒吃光，狂歡，預祝“明天解放香港勝利”。次日早晨，趁邊防部隊換崗，分6個小組向邊界衝鋒，翻過兩道鐵絲網，到了港界。不過，他們絕大多數隻潛伏了一兩天，就被解返，其中有人還說：“好像玩打仗一樣過癮”。
偷渡的小青年，多數都是走一步算一步，有的打算香港混不下去，再到荷蘭、新加坡，“大不了當乞丐”。有個科級幹部的女兒甚至聲稱，到香港就是要找個“小開”結婚，好當闊太太。他們並且迷信，覺得偷渡成功與否主要在“命”。有個偷渡5次都被抓回的女青年流淚對工作人員說，自己命不好，但是，“命不好就要靠次數去搏”。
在1979年，偷渡者一旦被抓回，不會被勞教，但會遭到處罰與歧視。在工廠的一般都調換工種，偷渡一次換一次，直到換成最差工種。農村的要罰款，按不在生產隊的日子罰錢，每天1、2元，高的累計要罰幾百元。此外，社會上的主流群體對偷渡者也多有歧視。一位偷渡被抓回的青年說：“現在沒了地、富、右，我們這些人就成了新五類分子。有風吹草動，先就整我們，不走幹嘛”？因此，偷渡被抓回者的二次、三次甚至多次偷渡的行為相當普遍。
1979年最大的偷渡事件發生在5月6日。來自惠陽、東莞、寶安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當然也有廣州的青少年），像數十條凶猛的洪流，直撲深圳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邊境就被人海吞噬。最終，有3萬人成功外逃。
這場驚變緣於一則謠言。謠言說，在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在當日也會“大放河口”，允許群眾自由進出香港。
一位70多歲的深圳原住民回憶當年的一幕，仍然不勝唏噓：1979年5月7日，深圳與香港相鄰20公裏海麵上漂浮著眾多屍體，它們仰麵指向天空，證明悲劇已然發生。“誰也無法統計，有多少人送了命。”後來，該原住民從派出所領到750元葬屍費，因為他埋葬了50具屍體，其中有4具是他的親人。
現在，近30年過去了，在廣州乃至整個廣東省，“偷渡”一詞，似已成為曆史的遺跡。但人們仍然不應該忘記在1979年，那些為了謀取想象中的“自由”和“幸福”，而冒著生命危險，一次又一次試圖越過邊界的青少年。他們是其所處時代的犧牲品，但某種程度上，也為劃時代的政策——改革開放，提供了一種另類的反思與動力
1972年以來廣州偷渡概況:
1980年6月，共青團廣州市委針對該市偷渡外逃問題，作了一個調查。報告回溯了廣州在建國後的偷渡曆史，並指出，1979年乃是最嚴重一年。
五十年代初，出入香港沒有限製，許多人還從港澳回來工作。經濟困難時期，有人開始偷渡外逃。1962年出現過持續幾月的高峰，當時抓了2000多人。“文革”期間，偷渡發生人數每年都有幾千。1972年，廣州有 5376人偷渡，其中947人逃出；1973年，4893人偷渡，其中454人逃出；1974年，6074人偷渡，其中755人逃出；1975 年，3809人偷渡，其中408人逃出；1976年，2967人偷渡，其中379人逃出；1977年，5245人偷渡，其中457人逃出；1978年，偷渡的人數陡增至14278，其中1958人逃出。1979年，偷渡人數達到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
到了1979年，廣州偷渡的人數達到建國以來最大的井噴，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偷渡者中，青少年占絕大多數，25歲以下的25253人，30歲以上的僅百來人。青少年中又以農民、知青為最多，同時外逃麵擴大，從待業青年，到青年工人、教師、幹部、軍人乃至黨員，都有參與。
1979：廣州的偷渡青少年
大背景：反思偷渡與經濟特區設立
1979年，廣東省的偷渡人數達到曆史高峰，而在5月6日，更發生了7萬人大規模偷渡的嚴重事件。此前一年多，在複出視察廣東省時，鄧小平針對偷渡說了兩句話：“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偷渡的根本原因，在經濟差異。比如，深圳有個羅芳村，河對岸的香港新界也有個羅芳村。深圳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兩者差距懸殊到100倍。
在大陸公開出版的《1979-2000深圳重大決策和事件民間觀察》，對上述情勢並未諱言。相反，該書非常正確地指出，某種程度上，正是對嚴重偷渡狀況的反思，促成了經濟特區的設立。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受中共中央、國務院委托，副總理穀牧在廣州召開粵、閩兩省會議，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中央關於兩省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會議肯定了試辦出口特區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認為這一重大改革受到兩省人民的歡迎，在國內外特別是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中激起強烈反響。會議還指出，試辦出口特區，在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麵，有一個“誰戰勝誰”的問題，因而必須積極、慎重。最後，會議采納了與會者的建議，將“出口特區”正式更名為“經濟特區”。
1992年春，鄧小平再次視察珠海特區，時任珠海市委書記、市長的梁廣大向他匯報：“試辦特區前，珠海和澳門一水之隔，卻差別很大。雖然我們的輿論整天宣傳社會主義是‘天堂’，資本主義是‘地獄’，港澳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是老百姓不信，很多人冒著生命危險衝向澳門、香港，非要往‘地獄’裏闖一闖，非要去‘水深火熱’中泡一泡。有個260多戶人家的村子，除老人和孩子，幾乎全跑空了。特區創辦後，珠海人過上小康生活，原來外流的珠海人也紛紛回來了。那個跑空的村子，除隊長一戶外，其餘260戶人家都回珠海定居了。現在還有些澳門女子下嫁到珠海來定居”。
鄧小平聽後，高興地說：“這很好嘛，說明社會主義能夠戰勝資本主義”。
從社會學的衝突群體理論看，人們形成活躍的行為群體，需要有三個社會因素：一是有利的地理位置；二是容易交流；三是背景相似。我們據以分析1979年的廣州偷渡群體，可謂一樣不少。首先，廣州到邊境相對近便；其次，此時文革已結束，民間輿論與交流異常活躍、頻繁；第三，偷渡者多為青少年，其價值觀與行為方式比較容易形成認同。
不過，僅從社會學角度考察並不夠，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分析該群體的心理特征或思想狀況。
他們為什麽偷渡？
根據當時的內部資料《犯罪心理學文集》，偷渡者的思想、心理大約有如下幾類。
第一類是經濟考慮。一個吳姓知青說：“下鄉近3年，每天幹死幹活，隻有4角錢。父親去世，弟妹還在讀書，自己無法補貼，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招工返城，隻好去偷渡”。這是為生計所迫，更多的人則是出於對港澳高工資的向往。雄文印刷廠黃姓女工，每月 40多元，買了自行車、手表，生活相對寬裕，本不想外逃，但有次陪香港回來的親戚玩，看他幾天花掉500元，很羨慕。這親戚又說：“我也在印刷廠，每月 1000多元，你隻有40多，太不像樣了，為何不到香港來？”黃就心動了，後逃到邊界被抓回。又有個廣州市標準件廠的湯姓工人，交女朋友準備結婚，錢不夠，一冒火，也跑去偷渡了。
第二類是對現狀不滿，或對前途失去信心。一個幹部子女抱怨說：“我在這裏感到不自由，穿好點的衣服都要遭人議論，跟什麽人交朋友也會被幹涉，不如逃港。”還有個工廠黨委書記的女兒偷渡4次，屢教不改，問她是否考慮政治影響，她說：“管它呢，我隻要自己的幸福！”一個喜歡思考的青年工人逃港被抓回，說：“我看社會上有很多不合理現象，想寫信給中央反映，提建議。但一想，寫了信，說不定批下來抓我坐牢。幹脆不管了，到香港研究哲學，當社會活動家”。事實上，相當多的人對前景悲觀。廣州縫紉機鑄造廠的一些青年工人說：“過去20年廠裏沒大變，難道到2000年就突然大變樣？又不是孫悟空翻筋鬥雲，很值得懷疑！”市團委在該廠兩個車間發100份民意調查表，了解對四化的看法。許多青年覺得填也沒啥意思，有的當場就把表扔到鑄造爐裏燒了，最後隻有39人填表。其中，對全國、廣州市、本廠都實現四化，表示有信心的隻有7人，表示懷疑與失望的有22人，不置可否的10人。而在“最迫切願望”一欄中，選擇“出國”的有24人！這樣的情緒甚至在小學生中也很流行，廣州北京路小學3年級學生用“想”造句，三分之一的都寫“我想去香港”、“我想去美國”一類的。
第三類是想去探親，或依附親戚發展。相當比例的廣州居民有港澳親戚（比如廣州三十六中，有 69%的學生有港澳親戚），廣州居民在1979年前後，每年收到總計近9000萬美元的海外匯款。一個鄭姓紡織工人很氣：“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為啥不讓我去探親”？他的父親在香港，他兩次申請去香港跟父親，不批準，想不通，接連偷渡三次，都被抓回。
第四類是受信息或謠言影響。1979年6月，廣東省頒發製止偷渡外逃的通知，此後外逃驟降。 1980年初刑法和製止偷渡外逃規定外布後，一季度偷渡人數較前一年同比大降。相反，1978年《參考消息》曾刊發“香港缺乏勞動力”的報道，外逃驟增，有人還隨身攜帶這張報紙。而在1979年3月，廣州謠傳“現在偷渡過去的可以發身份證，4月就不發了”，11月謠傳“惠陽水災，邊防軍都去搶救了，沒人看管”，“明年刑法公布，偷渡一次勞教一年，要跑趕緊”等，都形成了一陣風的外逃高潮。
第五類是偶然因素。東方橡膠廠有個青工，曾因偷竊被勞教兩年。釋放後，有次到佛山耍，恰好車上有人掉錢包，公安局不由分說就拘留他15天。他說自己沒幹，誰也不信。從拘留所出來，女朋友也跟他吹了。他想不通，就去偷渡。縫紉機設備維修廠有個青工，到新華書店買科技書，看門口有黃牛高價賣到深圳的車票，他腦子一亂，花30元買了這車票，找些衣服上車，到深圳後就去偷渡。抓回來後，單位、家裏都很驚奇。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偷渡者的思想，其實來自個人意識抬頭與從眾心理誘引。多年來，青少年接受的教育是重集體、輕個人，螺絲釘受到廣泛表揚而頭馬可能被視作“害群之馬”。然而，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經濟的發展，境內外交流的增多，個人意識勢必從集體意識中脫穎而出，正如前引幹部子女的話：“管它呢，我隻要自己的幸福！”
從眾心理的本質，則是由於真實或想象的他人影響而改變行為。在1979年，數量眾多的偷渡事件、大肆流傳而真假難辨的境外利好，都可能將個人意識抬頭的青年推向從眾的漩渦，恰如《泰克尼克號》中那句有名的台詞：你跳，我也跳；你偷渡，我也偷渡。
他們這樣偷渡
偷渡形式，人數最多的是步行。1979年廣州28000多偷渡者中，約2萬人是步行。第二是扒出口火車，這是1972年以來漸漸興起的方式，1979年廣州有2800多人這麽幹。高潮時，廣州北站、吉山車站都發生過百人呼嘯而上的場麵。也有人遠道到韶關、衡陽、南昌扒出口火車。火車入港界未入站前，偷渡者紛紛跳車，死傷不少。第三是用小艇偷渡，多是郊區和水鄉農民，1979年有2600多人這麽幹。此外，還有扒出口船、外輪的，也有外來蛇頭用船艇引渡的，甚至有偽造證件、冒充港澳人士，大搖大擺出關的。
偷渡實際上很危險。有偷渡者在堵截中被軍犬咬傷，或過界後被英警打傷。而在險狹山路中奔走時，也有人摔死摔傷；在大海遊泳，有氣力不支淹死，有被鯊魚咬死；扒出口火車，有摔死的，也有被悶死的。以致社會上的偷扒青年嘲笑偷渡青年：“我們是難受才花錢，你們是花錢買難受”
也有將偷渡當成冒險遊戲的小青年。1979年的一個夜晚，在邊境的山頭上，聚集了30多個素不相識的青少年，他們把帶來的食物、啤酒吃光，狂歡，預祝“明天解放香港勝利”。次日早晨，趁邊防部隊換崗，分6個小組向邊界衝鋒，翻過兩道鐵絲網，到了港界。不過，他們絕大多數隻潛伏了一兩天，就被解返，其中有人還說：“好像玩打仗一樣過癮”。
偷渡的小青年，多數都是走一步算一步，有的打算香港混不下去，再到荷蘭、新加坡，“大不了當乞丐”。有個科級幹部的女兒甚至聲稱，到香港就是要找個“小開”結婚，好當闊太太。他們並且迷信，覺得偷渡成功與否主要在“命”。有個偷渡5次都被抓回的女青年流淚對工作人員說，自己命不好，但是，“命不好就要靠次數去搏”。
在1979年，偷渡者一旦被抓回，不會被勞教，但會遭到處罰與歧視。在工廠的一般都調換工種，偷渡一次換一次，直到換成最差工種。農村的要罰款，按不在生產隊的日子罰錢，每天1、2元，高的累計要罰幾百元。此外，社會上的主流群體對偷渡者也多有歧視。一位偷渡被抓回的青年說：“現在沒了地、富、右，我們這些人就成了新五類分子。有風吹草動，先就整我們，不走幹嘛”？因此，偷渡被抓回者的二次、三次甚至多次偷渡的行為相當普遍。
1979年最大的偷渡事件發生在5月6日。來自惠陽、東莞、寶安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當然也有廣州的青少年），像數十條凶猛的洪流，直撲深圳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邊境就被人海吞噬。最終，有3萬人成功外逃。
這場驚變緣於一則謠言。謠言說，在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在當日也會“大放河口”，允許群眾自由進出香港。
一位70多歲的深圳原住民回憶當年的一幕，仍然不勝唏噓：1979年5月7日，深圳與香港相鄰20公裏海麵上漂浮著眾多屍體，它們仰麵指向天空，證明悲劇已然發生。“誰也無法統計，有多少人送了命。”後來，該原住民從派出所領到750元葬屍費，因為他埋葬了50具屍體，其中有4具是他的親人。
現在，近30年過去了，在廣州乃至整個廣東省，“偷渡”一詞，似已成為曆史的遺跡。但人們仍然不應該忘記在1979年，那些為了謀取想象中的“自由”和“幸福”，而冒著生命危險，一次又一次試圖越過邊界的青少年。他們是其所處時代的犧牲品，但某種程度上，也為劃時代的政策——改革開放，提供了一種另類的反思與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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