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投了反對票之後

張東蓀投了反對票之後

鄭依依

　　1949年9月30日，中國共產黨建國前夕。

　　集合中共黨內黨外人士、包括諸如中國民主同盟成員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576名代表，在這天選舉新政府主席。毛澤東以575票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這次不記名投票中，唯一隻有一票沒有投予他的，據寫作“曆史調查新聞”的北京異議記者戴晴依僅有的考據，是時任燕京大學教授的張東蓀——唯有他一人，這位在該年初才居中共與國民黨中間談判，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民主人士，在“新中國”成立前的熱鬧至狂歡中，冷靜地投下自己由衷的一票。

　　這一票相對往後中共在民主派中間開展的“肅清”“反右”運動，頗像嘲諷的預警，告誡正熱切等著在新政權中分官封侯者，親友叛離的肅殺時光，將不遠矣。

戴晴在近作《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發掘一段當今青年少知的中國民主派在新中國的經曆。

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國民黨將領傅作義率25萬北平守軍全部向人民解放軍投降，遷移城外接受改編之前，此時，樂見中共從革命黨將順利變成執政黨的民主派人士4位，包括張東蓀、燕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雷潔瓊，與她同為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始人的丈夫嚴景耀，以及清華大學知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去到中共當時位於河北省平山縣的總部，與毛澤東商談民主派參與到未來政府之事。

這時這些民主派被邀前去，既是準國家政權的首長為得到全國、特別是知識分子，希望攏絡他們認可新政權，亦是對他們的禮待與重視。

　　無可否認，這是民主派與中共的蜜月期；對於大多數民主人士而言，這甚至一再延續，直到1950年代中的反右運動裏，與共產黨的關係，能否順應或取悅中共，仍然是許多民主人士行事言論的主要考慮。

　　而在1949年投票選舉中央政府的關鍵之時，從貪腐的國民政府統治、外族進侵國土的抗日戰爭走來，而又相信寄望每日口中提著清廉的共產黨之民主人士，更是熱誠地投以信賴的一票，人數正如上文所引。

　　在毛澤東知道選票中少一張的時候，雖然在中共裏早有估計是誰投的反對票，戴晴指出，雖然“毛口中說‘不選就不選吧’，令大家後來都以為他忘了，但其實他清楚記住”。而對於追求絕對權威的他，開始了政治戰場的轉向，“他說過軍事上的勝利已經沒問題了，該轉到‘未來統治國家時我要高高興興的統治’，哪能給你這些民主個人主義者一天到晚都有自己的意見”，也是戴晴用“整本書來看看他記住之後他周遭的人怎麽做，整個國家係統怎麽做”來肅清異己。

　　其一是以策賞功臣方式收買人心。像讓民盟的柳亞子自以為協助建政有功，親昵地向毛澤東要求：“潤之，你把頤和園賞給我吧！”戴晴將其時民主派對與新建政的中共關係的微妙心理關係，舉例描述，令人歎為觀止。

　　譬如，後來被打成“頭號右派”的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在新中國之初，曾經一度官至交通部長等高位，出入有鴻儒，當時為年尚小的章詒和，幾年前就在《往事並不如煙》中，寫過她童年在家裏所見的這些民主派，包括時任司法部部長的史良，寫她“長得美、又愛美、懂得美”，毛巾最多隻用兩星期“不能用到發硬”、又會以被視為國民黨特務才穿著的“香雲紗”做連衣裙“布拉吉”的嬌媚女子。

　　不過，“史良一到1949年，剛開始，就換上一身列寧裝，還戴上帽子！不倫不類呀！”戴晴放聲笑說，“黃炎培帽子還不會戴呢！他原來西裝，1949年，就趕緊換上幹部服，帽子歪戴著，哈哈！”教育學家黃炎培在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裏都曾被許予官職，他都一一辭拒，在新中國剛成立後以74歲高齡當了國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據傳他是民主派人士中第一個提出“毛主席萬歲”口號的。

　　雷潔瓊曾經因為堅定地參與抗日救亡，被認為是著名的民主鬥士，“可是整個政局、共產黨政治倫理改造人的力量”，戴晴形容變得隻會說八股官話的她“就像一張白紙，單薄、蒼白、完全沒有生命力，是個牽線木偶，人家要她怎麽動就怎麽動”，常常沒有自己什麽不同的見解，“或者她有但不敢說，毛澤東最喜歡這樣的人。這使她地位一天天高，地位愈高愈沒有自我。”

　　這些民主左派在早年便因為原來就認可共產理念輕易得到中共的倚重，對比之下，並不認同共產專政的民主右派，便以分封不同官位的差別，誘發他們改變思想，“像最想跟左派爭官位的是羅隆基，他成了當時右派小集團的頭目，葉篤義後來記述得很清楚，寫他著急‘咱們哥們也得商量商量呀，幹嘛你們不爭取，看人家多爭取呀’ 。”

　　甚至於煽動起民主派裏的勾心鬥角，誘發當中的“派係鬥爭”：“你說是路線不同也可以，你說是妒忌也可以”，離間他們。像張東蓀，毛澤東公開稱讚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使張東蓀心裏煞是不安，跟毛說：“不要這麽說，這樣我會得罪很多人的”，毛澤東回：“得罪人是我得罪，沒你的事。”

　　“為什麽毛要這樣說呢？他是謀略家，這是他的謀略之一。”戴晴以“遊刃於儒、法、道、術，經千年提煉而成就的‘人精兒’”來形容毛澤東，“他打出每張牌、每一套權術，都是一定要思想的殲滅，以保持絕對權威”，對於開國初年民主派要求的多元聲音，他視為是“鑽到牛魔王的肚子裏搗亂”，“不知道我要先打掃好房子才能請客”，要使這些“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

　　可是就是有不能打掃掉的異議者，不怕發出孤清的獨立聲音：像一生是長袍、免襠褲的張東蓀，雖然得到毛的禮待，卻投下反對毛當國家主席的一票，委予雙重官職，情願讓出一個職銜，隻待在學院教書。甚至在後來知識分子“洗澡”的運動裏，拒絕以批評自我思想來作檢討，而真的與過去爭取民主的同行人形如陌路。

　　1960年，張東蓀好友史學大師鄧文如去世，孤伶伶沒人吊唁，張東蓀想起1949年初居中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協調後，多元民主聲音在新中國的逐步零落，今昔相較，寫下七言律詩追悼至友，並言感慨，“人間熱淚已無多”。

　　在一麵倒順從毛澤東的1949年選舉會議以後，不為賞賜而折腰的知識分子風骨失落；在共和國強大的國家機械消聲運動下，真誠的異議聲音，從此也就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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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張東蓀？

　　張東蓀，1886年生，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參與政治活動、也是力倡言論與報紙開放的政論家與報人，辦過《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等報紙雜誌。 1951年由毛澤東親自判為叛國罪、1978年當幾乎所有人都被平反但鄧小平親自決定不予平反的政治學者。

　“他平生最恨兩件事，一是侵略，所以他抗日；二是專製，所以蔣介石那麽優待他，將他奉為座上客，他也不買賬”，在抗日戰爭期間便已主張國共合作，同時與中共地下黨接觸，也介紹燕京大學學生到中共抗日根據地，更在1949年充當中間人，協調北平國民黨棄守北平。

　“所以當他察覺到毛澤東的專製，即投以反對票，不信任他可作為自己祖國的領袖。”1949年以後他不再發表文章，1968年1月文革之中被“逮捕”，被關在北京特種監獄秦城，1973年死在獄中。1995年，戴晴在墨爾本遇到張東蓀孫子張鶴慈。他帶同曆次抄家遺下的少量詩詞、文件，戴晴好奇於這位被國民黨和共產黨同時忽視的曆史人物的一生，開始展開對他的冤案和生平的調查，以8年寫成《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張東蓀一家的恐怖遭遇

作者：王友琴

　　張東蓀，男，１８８６年生，知名政治學教授，１９４９年時是燕京大學哲學係係主任。１９６８年１月被逮捕，關入北京郊區的特種監獄“秦城”。1973年，張東蓀死於“秦城”監獄。

　　不但張東蓀本人，還有他的兒孫，都經曆了恐怖的遭遇。

　　張東蓀在1968年1月被“逮捕”的時候，已經８２歲。他被抓走以後，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關在哪裏。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張東蓀死在“秦城”監獄中。

　　當張東蓀被逮捕並關入“秦城”的同時，他的大兒子、北京大學生物係教授張宗炳也被逮捕，也被關入“秦城”監獄。但是張宗炳和他的父親互相並不知道他們都被關在同一監獄中。

　　張宗炳是北京大學生物係教授，曾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他在監獄中精神錯亂。被秘密關押７年以後，1975年被釋放。出獄後，精神逐漸恢複正常。

　　“秦城”監獄位於北京郊區。這是一座特種監獄，不關押普通犯人，權力當局專門用這個監獄來關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聲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說，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監獄。這座監獄修建並啟用於文革以前，在文革中則大派用場。特別是在１９６８年，這座監獄關入了大量的共產黨高級幹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這座監獄的公安部負責人。同時，“秦城”也關押了張東蓀和張宗炳這樣的人，所謂“高級知識分子”。

　　筆者聽過前民政部副部長劉景範和作家陳明描述“秦城”監獄的情景。他們都曾經在那裏被長期關押。那裏對被關押的人施行的肉體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關的監獄有所不同，但是惡毒程度是一樣的。在“秦城”，把被關押者一個一個單獨囚禁，數年裏不能和人說話，更不能和家人通信，是一個特點。

　　張東蓀的妻子劉拙如，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圖書館工作。張東蓀被逮捕，他的妻子也因此在她的單位中被“批判鬥爭”，並且被“扭送”到海澱公安局，她在那裏被監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眾扭送公安局”是當時流行的說法，是一種通過各單位的“革命群眾組織”出麵來捕人的辦法，被廣泛使用。）　

　　張東蓀有三個兒子。和他一起被關進“秦城”監獄的張宗炳是長子。老二張宗燧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從事理論物理學研究，文革時是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老三張宗穎學社會學，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

　　文革開始後，1966年，張東蓀的三兒子張宗穎和其妻子呂乃樸遭到“鬥爭”後一起自殺。

　　1969年，在“清理階級隊伍”中，二兒子張宗燧在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宿舍中自殺。

　　張宗炳的兒子張鶴慈，1963年時是北京師範學院學生。他與幾個中學同學結社寫詩和議論政治。他們的活動被公安部門發現，他們被逮捕。經過審訊關押後，張鶴慈被送往茶澱勞改農場“勞動教養”三年。三年期滿後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處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勞改農場”一共待了１６年。

　　張宗穎的兒子張佑慈，文革時在天津當工人，他的父母在１９６６年自殺後，他因“企圖給父母報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張佑慈獲“平反”被釋放時，已經在監獄中被關了10年多。

　　就這樣，在文革中，張東蓀自己被關死在監獄中，張家的三個兒子，兩個自殺，一個被長期關押後精神失常。他的兩個孫子被判重刑，長期監禁。

　　這樣的遭遇聽起來就象恐怖小說：一家人一個接一個地落入悲慘結局。張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說的不同之處，不在於恐怖的程度，而在於在小說中往往說出所有的恐怖的細節，那些細節卻都出於虛構；對張家人來說，可怕的細節實實在在真真切切地發生過了，可是卻從未被記述下來。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實的也是可怕的細節，往往被隱瞞了，或者被掩蓋了。我們隻是從這些詞語：逮捕（不經過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監獄（“秦城”），秘密關押，“由革命群眾扭送公安機關”，精神失常，自殺，“勞動教養”，以“反革命罪”判刑，來了解這種恐怖的程度 。其實，在相當程度上，連細節都未有機會說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對千千萬萬的別的人有更大的恐嚇和威懾作用。

　　另外的一個不同之處是，在恐怖小說裏，製造恐怖的是一個或者幾個壞人，是一種個人的行動，一般屬於私仇。在張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個個人的死來說，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許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這一大家那麽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隻能是“文革”：文革的目標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產生其中的製度。

　　文革要打擊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因為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所以他們就是資產階級。），所以張東蓀和他的兒子被打擊。文革要打擊一切反對的思想，所以張東蓀的孫子遭到嚴厲處罰。文革封閉中國，國門緊鎖，所以眾多受害者無路可逃，隻能逐個被整治，束手就擒。

　　張家所遭受的恐怖絕不隻是針對他們一家的。和他們類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張東蓀的長子張宗炳大學畢業後，以第一名成績考取當時的公費留學，到美國的康乃爾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朋友們都說他是絕頂聰明的人，流傳著關於他的過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專業上的成就，他還會數門外國語，並且在詩詞繪畫書法上都很有造詣。他口才也好。因此，張宗炳和陳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認為是北京大學生物係講課講得最好最生動的兩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後，在北京大學教公共課“普通生物學”，上百人來聽課，常能講得台下掌聲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樣受學生歡迎的生物教授陳同度，卻已經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審查”和折磨，服毒自殺了。

　　“文革”對人的打擊殺傷總量，由於缺乏記載和報道，更由於不準閱讀檔案資料，普通人很難對此進行統計。但是從了解到的局部情況，比如說一個家庭，我們可以看出打擊殺傷的密度，從而也可能作出一些總量的估算和對整個文革大圖景的基本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