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曆史遺忘的女紅軍·王明胞妹陳映民的曲折人生

被曆史遺忘的女紅軍·王明胞妹陳映民的曲折人生

女紅軍陳映民，原本是陳紹禹(王明)的胞妹，後在延安改名叫王營。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女紅 軍，當年跟隨紅四方麵軍由大別山轉戰到了大巴山，經曆過三過草地的艱苦長征，之後又參加了西路軍的苦征惡戰，被俘後曆盡艱辛，死裏逃生。就因為其兄王明和 張國燾問題的雙重連累，而被曆史的煙雲塵封，至今仍鮮為人知。

一對同胞兄妹，參加革命的人生曆程卻完全不同

陳紹禹和陳映民兄妹二人，出生於安徽省六安縣金家寨(今屬金寨縣)一戶貧民家庭。父親陳聘之幼時讀過私 塾，成年後當過學徒、店員，做過小本生意，還當過鄉塾教師，沒個固定職業，家境貧寒生計艱難。但他望子成龍心切，數年間節衣縮食，東挪西湊，不惜一切地供 養子女上學讀書，尤其是供養陳紹禹上學讀書。陳聘之夫婦都十分喜愛這個聰明機靈、勤奮上進、品學出眾的好兒子，親昵地呼喚他“禹子”，弟妹們也都叫他“禹 子哥”。

然而，妹妹陳映民，卻沒有“禹子哥”這般幸運。陳映民生於1913年，與其兄年齡相差近10歲。這個小 女孩出生時，她的大哥陳紹禹、大姐陳覺民、二哥陳紹偉，都一個接一個地成長起來，盡管家境很窮，但都同樣受到爹媽的撫養和疼愛，並指望他們長大後改換門 庭，光宗耀祖。

而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個多餘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媽就將她許給當地一戶姓呂的農桑人家，做了這家長子呂紹文的童養媳。陳氏家境之 貧苦，居然窮到把一個嗷嗷待哺的女嬰給人家做了童養媳。

作為一個童養媳，陳映民後來參加紅軍幹革命，並非是在“禹子哥”的影響和引導之下萌發、起步的，他們兄妹雖然同是共產黨人，所走的道路卻各自不同。陳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陳紹禹從來就不曾經曆和品味過的一條血染的路……

陳映民在呂家做童養媳的時候，陳紹禹就已熟讀儒學經典，15歲即離開家門，先後就讀於河南省固始縣誌誠 小學，六安縣省立第三甲種農校，20歲考入國立武昌商科大學。1925年，陳紹禹加入共產黨，同年10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從此開始了嶄露頭角的 革命生涯……而陳映民所許給的呂姓人家，公婆勤勞、樸實、厚道，呂紹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對她很好，老兩口將她當作親閨女一般看待。但因為家道貧 寒，總是少吃沒穿的，日子很不好過。

1926年，地處豫皖邊的金家寨，以及周邊的鄉鎮村落，都鬧紅，農民協會如雨後春筍，地方成立農民自衛軍，矛頭直指土豪劣紳。陳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呂紹文一起參加農民協會，投入到農民革命運動中。中共黨員桂伯炎、袁繼安等人，見她性情活潑，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擔任婦女代表。她把婦女們組織起來，成立了婦女協作委員會，積極協同農民協會打土豪、捉劣紳。同時還把少年兒童組成童子團。陳映民，當時隻有十三四歲。陳映民的革命道路，就這樣從她的故鄉故土上起步……

夫妻雙方參加了紅軍，危急關頭抱著孩子隨軍征戰

1928年，15歲的陳映民跟呂紹文結了婚。婚後，她照樣從事婦女會和兒童團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邊商(城)南舉行革命暴動，她因身懷有孕 以待分娩而沒能參加。當時，她的大姐陳覺民參加了這次暴動，名聲亦在豫皖邊鄉村傳播開來……暴動成功後，陳覺民就被派到商城縣斑竹園(今屬金寨縣)，在朱 氏祠堂舉辦婦女運動講習班，並由她擔任領導和教學工作。

在立夏暴動勝利的日子裏，陳映民生下一個男孩，取名叫呂美成。1929年5月26日，紅軍第三十二師首次攻占金家寨。在婆 婆的關照下，她一邊哺乳孩子，一邊發動和組織婦女為紅軍做軍鞋。與此同時，她還配合紅軍和遊擊隊到各個民團據點了解情 況。有一次和少先隊隊長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外出，偵察到從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區民團頭子汪東閣的行蹤，及時報告給紅軍和遊擊隊，終於將這個反動分子解決。

1930年，陳映民由皮定均介紹加入共青團，並擔任六安六區五鄉共青團支部書記。1931年春，她的孩子斷奶後，交由婆婆照看撫養，她和丈夫呂紹文 一起參加了紅軍，就近編入紅四軍第十二師，丈夫為戰鬥員，她當宣傳員。同年，她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後，紅四 方麵軍主力部隊由皖西經鄂東轉向外線作戰……

多事之秋，紅軍主力部隊、地方遊擊部隊，以及隨軍跑反逃難的蘇區群眾，由皖西湧向鄂東。當時，呂紹文和他的二弟呂紹武、三弟呂紹全，都離開了老家，隨同紅軍隊伍轉移而去。陳映民二話沒說，急忙抱上她三歲的兒子呂美成，跟在第十二師的隊列裏，隨軍征戰……

最初在皖西境內，乘坐擔架行動的第十二師師長陳賡，看見陳映民帶著孩子行軍，一路上辛苦，就讓她跟隨在師醫院的隊伍裏，沿途也好幫助照應。 沿途負責護理陳賡的醫務人員，有醫務主任陳保青等人。陳映民帶著孩子就跟這幾位姐妹一起堅持行走。情況緊急時，陳賡就將孩子扶上他 的擔架，以減輕陳映民的體力負擔。晚上到了宿營地，大家在一起安營紮寨，也幫忙照顧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長，紅軍一進入鄂東北根據地，敵情更加嚴重，部隊緊行動。由於孩子的嚴重拖累，紅軍在越過平漢鐵路之夜，陳映民母子掉隊了。 她就尾隨在後衛部隊的後麵，繼續追趕隊伍。漸漸地，拉開了距離，最後不得不跟著一群隨軍跑反的婦女們，不分晝夜地追趕部隊。

隨同“跑反隊”追趕紅軍，途中丟失了孩子呂美成

這支最初由數百名老百姓自發形成的隨軍“跑反隊”，由皖西北跑到鄂東北時，就剩下數十人了，沿途因饑渴和疾病掉隊的不少。跨越平漢鐵路時，僅剩下十七八個人，大部分是沒有什麽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為“跑反隊”，這時已完全改變了隨軍跑反逃難的性質，成為一支自覺地追趕紅軍、爭當紅軍，一路上勸阻不住驅趕不散，並且誓與紅軍同生死共存亡的娘子軍。

陳映民母子二人，當時就在這一群沒有被編入紅軍序列的青年婦女中，和她們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趕……

路上，林月琴、劉伯興兩人，成為大家公認的義務領導者。劉伯興身體很棒，膽子也壯，腰裏別著一支駁殼槍，雖然沒有子彈，卻能給大夥壯膽。這個童養媳出身的女遊擊隊員，自告奮勇充當警衛，宿營時招呼大夥睡在一起，輪流進行放哨。行軍中，她叫大夥跟著她走，如果發現敵人，就叫大夥不要驚慌，看她的手勢動 作行動。林月琴因為有點文化，能說會道，就主動承擔沿途的聯絡交涉工作。

林月琴、陳映民兩人剛開始並不認識。林月琴曾在陳映民大姐陳覺民主持的婦女講習班裏學習過，所以她們在一起交談時，林月琴講到斑竹園婦女講習班陳覺民的名字時，她們就認識了，相互間也感到特別親熱。對陳映民來說，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僅有林月琴作伴，還能夠幫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憶說：“在我們這支跑反隊伍中，還有一位抱著孩子的女同誌，她就是陳覺民的妹妹陳映民。我同她過去並不相識，但由於陳覺民這個關係，就感到親熱多了。當時，因為沒有編入紅軍單位，我們還沒有依靠，沒有糧食供應，但大家對這個孩子都給予母親般的關懷。

行軍中，我們輪流背著、抱 著他。到了宿營地，便七手八腳地為他張羅奔忙，有的拾柴燒火做飯，有的幫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鄉家先給孩子要點吃的東西。盡管我們自己也饑腸轆轆，又渴又餓，十分疲勞，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

沿途的老鄉們，看到我們這支婦女隊伍還帶著一個孩子，都表示驚奇和同情，有的說我們怪可憐的，挺辛苦的，有的還要 我們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媽和我們都不同意。行軍路上，的確十分艱苦、勞累，但我們決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帶好撫養好這個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盡心盡力。盡管如此，最後還是沒有看管好，孩子從眾姐妹的眼皮底下丟失了。孩子是怎麽丟失的，陳映民的回憶隻是三言兩語，說是在一次激烈戰鬥中，她“三歲的孩子呂美成丟失了”。而林月琴的回憶卻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景。林月琴回憶說：

“那是在湖北境內，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憊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懷裏，就像鐵塊似的沉重，大家你傳我，我傳她，不斷倒手替換。就在這時，有個農民打扮的老漢，當著我們說：你們都走累了，我來幫你們抱抱孩子吧！說著，便從一位姐妹手裏接過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來越快，我們緊攆慢攆，還是沒有攆上。

到了宿營地，我們分頭到處尋找，都沒有找著，孩子還是丟失了。陳映民傷心得很，痛哭不已，我們也都難過得直抹眼淚，並勸她不要過分傷心，要保重身體， 堅持到底。……”

丟失了親生骨肉，陳映民內心十分痛苦，因戰事緊張，她不能留下尋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勸說下，便又追趕隊伍。紅軍在由棗陽向豫陝邊轉戰途中，陳映民才趕上第十二師，與其丈夫呂紹文一起並肩行進。而林月琴、劉伯興兩人，當時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師政治部宣傳隊，正式回歸到紅軍隊伍之中。

就任省委婦女部副部長，長征中不幸又失去丈夫呂紹文

隨軍入川後，陳映民調到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婦女宣傳隊，與陶萬榮、廖赤見等人一起工作，當時駐紮在通江縣毛浴鎮。不久，她又被調到中共川陝省委從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陳映民當選為中共川陝省委常委，並擔任省委婦女部副部長，部長是姚明善。陳映民撰文回憶說：

“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喪失了勞動能力，隻有做家務；婦女是主要勞動力，而且從小就做童養媳，受盡痛苦折磨，所以她們災難深重，強烈渴望自身 的解放。因此，婦女部的任務是很重的，既要宣傳教育婦女，把她們組織起來，還要帶領她們參加革命。後來在工、農、婦各協會中，婦女會員達30萬人；在各級 工農民主政府成員中，婦女占四分之一。

“婦女部的幹部由我帶領，經常深入農村了解情況，幫助群眾搞生產，並和群眾一起勞動。還組織婦女做軍鞋、送軍糧，支援前線，慰問部隊。省委為了加強 婦女工作，培養婦女幹部，於1934年成立了婦女學校，由我兼任校長。當時共有900多名學員。訓練畢業後，就分配到各個工作崗位上去，大都從事婦女工 作。

“1933年3月，為了配合紅軍粉碎敵人的‘三路圍攻’，在通江縣組成婦女獨立營。同年12月，中共川陝省委召開了第三次黨代會，大會號召全力以 赴，動員群眾參軍參戰，擴大紅軍隊伍。為了貫徹黨代會精神，我們婦女部於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開了第二次婦代會。會後，即根據省委第三次黨代會決議，以原婦女獨立營為基礎，在旺蒼壩成立了婦女獨立團，至1935年2月，擴充為紅四方麵軍獨立師。這支英雄的女紅軍隊伍，在以後的革命 鬥爭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5年3月底4月初，紅四方麵軍強渡嘉陵江，從此開始了艱苦曲折的長征。當時，隨軍渡江的女紅軍約在3000名以上。

長征中，陳映民隨同省委領導機關行動，仍擔任婦女部副部長。1935年5月，曾任四方麵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紅軍女將張琴秋，因四方麵軍婦女獨立師的整編方案未能實現，遂調任中共川陝省委婦女部部長。在張琴秋的領導下，陳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躍，竭盡全力地從事本職工作。

西渡嘉陵江後，紅軍每攻占一座縣城， 或駐紮一處鄉鎮，她就帶領婦女部同誌開展婦女工作，在當地組織婦女協會，建立縣一級婦女部。四方麵軍到達雅安、天全、寶興、蘆山等縣，她在組建各縣婦女部 的同時，先後還兼任過天全、蘆山兩縣婦女部部長。1936年春，她從基層調回省委組織部，從事黨的組織工作。

長征中，陳映民和她的丈夫呂紹文，雖說同在一個方麵軍，但卻難得見上一麵。根據陳映民回憶，長征到達甘肅境內時，她的丈夫呂紹文英勇犧牲了。而那兩個小叔子，二弟呂紹武(時任三十一師司號連連長)、三弟呂紹全(時任特務連排長)，先後都在戰鬥中獻身。

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被俘後做苦工死裏逃生

1936年10月，紅四方麵軍第五、九、三十軍及總部機關和直屬團隊共2.18萬人，奉中革軍委命令渡過黃河，組成西路軍，執行打通國際路線和在河 西創建根據地的戰略任務。當時，隨軍過河的女紅軍，約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來自大別山的女同誌有張琴秋、陳映民、張茶清、陳保青、何福祥、陶萬榮、廖赤 見、曾廣瀾及其女兒蔡萍跡等10多人；還有來自井岡山的女紅軍王泉媛、吳仲廉、吳富蓮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來自川陝蘇區的女紅軍。

陳映民參加了西路軍的艱苦征戰。長征到達會寧時，部隊進行整編，有不少女同誌被集中編入婦女抗日先鋒團(又稱婦女團)，全團3個營9個連約1300 人，團長王泉媛、政委吳富蓮。陳映民時在婦女團二營五連擔任黨支部書記，後兼任五連政治指導員。

過河後，從一條山激戰開始，經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 數十次大小戰鬥，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紅五軍先頭部隊占領臨澤、高台，婦女團緊隨其後進駐臨澤縣城(今蓼泉鎮)。此時，馬家軍 即以兩萬步騎兵圍攻高台，紅軍與敵浴血苦戰九晝夜，軍長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壯烈犧牲、失散或被敵俘虜。接著，敵人又集中兵力圍攻臨澤，激戰三 晝夜，紅軍被迫實行突圍。婦女團第一營在團長王泉媛帶領下掩護總供給部、醫院先行突圍、撤退；第二營在團政治處主任華全雙和營長何福祥帶領下，隨後向倪家 營子進行轉移。

途中，沿著一條封凍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連不斷在冰麵上摔倒，在雪地裏打滾，跌倒了又很難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艱難。陳映民回憶說，她們在 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餓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饑渴交迫之時，大家都顧不得什麽了，隻要能夠往肚子裏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凍，漠風呼嘯，一路上與敵惡戰，更是苦不堪言。

繼而經過倪家營子、三道流溝、梨園口等幾番更加慘烈的苦戰惡戰，西路軍損失慘重，僅剩下兩三千人。婦女團也是死的死，傷的傷，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 俘……建製已完全潰散。戰至最後，團長王泉媛、政委吳富蓮、參謀長彭玉茹、政治處主任華全雙、團特派員曾廣瀾及其女兒蔡萍跡、團部秘書李開芬，以及營連幹部何福祥、張茶清、陳映民、陶萬榮等數十名女紅軍，全都被敵人俘虜。

陳映民被俘後，先在張掖關押了一些日子，後來，她跟張茶清、陶萬榮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寧。陶萬榮被分到馬家軍劇團當演員。陳映民和張茶清被分配到義源被服工廠做苦工。這個由馬步芳開辦的被服工廠，當時有四五十名紅軍女戰俘，她們吃住都在廠內，沒有行動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張茶清是在血戰高台戰鬥中頭部負傷被敵俘虜的，當時傷口還沒有完全愈合。她曾這樣回憶說：“在馬匪軍的監督下，我們沒黑沒白地給他們縫軍衣、做子彈袋。夜裏做活看不見，我去找廠長要燈，被廠長打了兩個耳光。馬匪軍把我們當作戰利品，動不動就到被服廠來拉人，去給他們當妻小、丫環。一天，來了一隊傷 兵，有缺胳膊斷腿的，馬匪軍讓傷兵排成一隊，我們姐妹們排成一隊，誰對著誰就跟誰走。有不願意的就往死裏打……”

靈活又果斷的陳映民，在馬步芳身邊的一名汽車司機的幫助下，乘軍車從馬家軍裏奔逃出來。逃離西寧後，幾經顛沛流離，曆盡艱辛，最後返回到離別五年之久的故鄉。據史料記載：西路軍失敗後，約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紅軍官兵，輾轉千裏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戰爭爆發後，陳映民由武漢到延安，改名換姓叫王營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陳映民和她的父親陳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來到武漢，直奔她的“禹子哥”而來。

陳映民見到她的“禹子哥”時，一種幸運、高興、振奮、激動的心情，的確難以用語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在她參加紅軍的那一年，哥哥就坐鎮莫斯科發號施令，指導中國革命了。1937年11月，王明經由新疆回到延安，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現在又坐鎮武漢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

在武漢長江局，這一家幾口短暫團聚了兩個來月，便又匆匆離別開來。

對於陳映民的工作安排，鑒於她擔任過川陝省委婦女部副部長，董必武讓她留在武漢，協同孟慶樹(時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女委員會委員兼長江局民運部婦委 會主任)從事發動和組織婦女界的抗日救亡運動。可她卻以“文化程度不高”為由，認為自己不適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讓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間，陳映民來到延安之日，恰是張國燾祭黃陵之後經由西安逃至武漢並發表聲明脫離中共之時，革命聖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聲討張國燾的運動高潮。因為西路軍的失敗與張國燾路線緊緊捆綁在一起，原西路軍回來的人，都得經過一番或幾番政治審查。

陳映民一進入中央黨校，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參加聲討叛徒張國燾。當時，心驚膽戰的陳映民，也許是急於想跟張國燾劃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牽連，於是就改名換姓叫王營。

在延安，陳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團經建處擔任黨總支組織委員，後在西北局西北總公司的一個分公司擔任過保管員、出納員、營業員。延安整風運動中，王明成了“左”、右傾錯誤路線的頭號代表人物，追隨其兄改名的陳映民，自然也受到連累。

解放戰爭時期，陳映民一直在後方負責保管財產，後在西北總公司擔任出納股長。1949年秋冬，隨軍南下到重慶，曆任西南局土產公司人事科副科長，中草藥材站人事科科長，重慶市江北區文化館、劇團和劇場等三個單位的黨支部書記。1983年離休時，她是重慶市水產公司人事科科長及公司黨委組織委員。她的最高職務，再也沒有超過中共川陝省委常委、婦女部副部長之職。

1939年，陳映民在延安與留守兵團經建處政委謝扶今結婚。“文革”期間，陳映民改名叫王營，被說成是追隨王明路線的“鐵證”。她一家都因王明問題受到連累，挨過批判鬥爭，家也被抄了。時任中國人民銀行重慶市分行副行長的謝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僅如此，張國燾路線與西路軍的失敗，也沒有放過早 已劃清界限並改了名字的王營。

“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陳映民因曾經被俘而成為“叛徒”、“逃兵”、“張國燾的走狗”。

“文革”結束後，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兒女們都在重慶工作。更值得慶幸的是，1932年隨軍征戰中丟失的孩子呂美成，45年後在河南被尋找到了。母子團圓，骨肉相親，皆大歡喜。

被曆史遺忘的女紅軍陳映民，從血與火的死屍堆裏爬了出來，從數次失去親人和改名換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過來，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覺今天的一切都來之不易，總以為她“這個昔日的童養媳”，晚年也很安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