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罵斯大林"蟑螂" 蘇聯知識分子不畏槍決勞改

詩罵斯大林蟑螂 蘇聯知識分子不畏槍決勞改

“知識分子”一詞，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法國，始於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由當時的激進派領袖克列孟梭在《知識分子宣言》中首次使用；二，據考證，在俄國，此詞在1860年間即已開始流行，甚至更早。在這兩個國家的知識分子中，作家和人文知識分子就從事社會批判，推動社會價值觀念的進步作用來說，表現是最突出的。然而，在社會地位方麵，兩國卻出現很大的反差。在法國，這部分知識分子普遍受到社會的重視，已故的代表性人物不少進入“先賢祠”。而俄國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卻長期充當政治迫害的犧牲品，特別在蘇聯時期。

在布爾什維克內部，存在著一種重視工農而輕視知識分子的主流傾向。十月革命勝利後，這種傾向無疑地要在政治實踐中表現出來，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了惡性的發展。1918年7月之後，蘇維埃政府開始建立書報審查製度，對文化組織和文化活動實行壟斷和控製。1921年8月，列寧下令解散由高爾基倡導的以保護知識分子為目的的“饑荒救濟委員會”，導致高爾基出走國外。知識分子對十月革命的懷疑、不合作、甚至反對的態度激怒了列寧，他親自簽署命令，表態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宣戰，指名把一批學者驅逐出境。1922年5月19日，列寧親自致函安全部門負責人捷爾任斯基，就“把為反革命幫忙的作家和教授驅逐出境的的問題”進行周密布置，指示說︰“全抓起來，而且要不斷地抓，有計劃地抓，把他們驅逐出境。請將這個信函密交（不要複製）政治局委員傳閱 ”。是年底，安全部門即將近300名知名學者、文學家、科學家裝上兩隻大輪船，流放歐洲。著名哲學家洛斯基、別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等，都被送進船內，因此，這船被稱作“哲學船”，而這次震驚世界的集體流放事件，也被稱作“哲學船事件”。

列寧在世時，對於知識分子的態度，大體上還算得上溫和。到了斯大林執掌政權之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在對黨內反對派的鬥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刻，斯大林開始把鬥爭的利刃指向知識分子。奧威爾在《1984》中有一個警句是︰“老大哥在注視你。”知識分子從此成為被監視的主要對象。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就是從整肅知識分子開始的。1928年，由維辛斯基主持對“沙赫特事件 ”進行審判，指控53名知識分子製造礦井事件，接受境外資金和設備，勾結原礦主搞破壞活動等等。審判後，幾十名知識分子絕大部分被處死，或被監禁和流放。後來證實，構成被告的罪行，基本上是憑空捏造的。1929年，在烏克蘭對“烏克蘭解放聯盟”進行公開政治審訊，一批著名曆史學家被加以“民族主義”的罪名受到懲處。1930年，又相繼出現所謂“農業黨”和“工業黨”的案件，據說兩者都是“反革命地下組織”，其實也是“莫須有”的。在前一個案件中，著名農業科學家恰耶諾夫、經濟學教授康德拉捷耶夫等在秘密審判中受到迫害，株連達20萬之眾；後一個案件也使大批知識分子幹部及專家教授被加以組織破壞及間諜活動的罪名，遭到監禁和處決。



曼德爾施塔姆

大約作家和詩人長於反映社會現實，傳遞時代情緒，而且語言可以承載各種危險的思想觀念和意義，所以受到的控製特別嚴密，迫害特別殘酷，而損失也特別慘重。1921年，詩人古米廖夫在一起“反革命”案中被槍決。曼德爾施塔姆於1934年被捕，他是為一首十四行詩而付出生命的代價的，在詩中，他把斯大林寫成“克裏姆林宮的登山家”，“殺人凶手”，具有“蟑螂觸須般的陰險目光”和“蛆一樣肥胖的手指”。幾年後，他被消滅在海參崴勞改營內，死前患上精神分裂症。他的妻子一邊逃避逮捕，一邊設法將他的詩作分散保存。為了萬無一失，幾乎把每行詩都背了下來。曼德爾施塔姆死後，連他的名字，也沒有人敢於提起；直至1987年才獲平反，五十年間在蘇聯境內未曾發表過一首詩。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我們》的作者紮米亞京在1922年被捕，隨後被禁止發表作品，1931年在高爾基的庇護下流放法國。《騎兵軍》作者巴別爾1939年被捕，次年即被槍決。女詩人茨維塔耶娃的丈夫和女兒被捕，她長期失去工作，想當一個洗碗工也不可得，在困頓孤獨中自縊而死。比較幸運一點的，像小說家布爾加科夫，《大師與瑪格麗特》的作者，被調至劇院工作之後，長達15年沒有出版過作品。1946年把諷刺作家左琴科和女詩人阿赫瑪托娃開除出作協，使他們的生活失去保障，作品無法出版。左琴科一直找不到一個職業，領不到退休金，至 1958年僅領到一次，就死掉了。就是高爾基這樣的文壇領袖，也都有材料表明，對他是加以“軟禁”的。“契卡的鐵掃帚毫不留情，”索爾仁尼琴說，“有多少出類拔萃的智者，甚至超凡入聖的天才被壓進泥土中，不留痕跡，永無盡頭，而且一去不複返。”

“老大哥在注視你”

竊聽、告密、誹謗、跟蹤、逮捕、監禁、流放，以至槍斃，都是極常見的。一麵展開群眾運動、大審判，一麵加強秘密警察的力量，致力於製造恐怖，毒化社會空氣，使每個人從中學會順從。有一份告密材料顯示，巴別爾曾說︰“人人適應逮捕，如同適應氣候一樣。黨內人士和知識分子順從地坐牢，順從得令人發指。這是國家製度的特征。”

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後，蘇共二十大召開，平反係列冤假錯案，思想知識界曾經出現過一個短暫的“解凍”時期，西方稱為“去斯大林化”時期。實際上，國家的政治體製並沒有根本性變化，所奉行的依舊是沒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義。赫魯曉夫主政時略見寬鬆，但也不時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猶如癲癇發作般地間歇性進行；至勃列日涅夫時期，則更為保守，僵化，以至於倒退了。

拒絕發表索爾仁尼琴的小說，拒絕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去瑞典領取諾貝爾文學獎金，把詩人布羅茨基當“寄生蟲”告上法庭，被判流放北方，接著放逐西方，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事，可見整個社會的“思想解放”的程度。正因為存在著對社會尤其是知識界的高壓，才醞釀成為後來的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直接起因，是1965年克格勃對作家達尼埃爾和西尼亞夫斯基的逮捕。這兩名作家，隻是因為在西方出版自己的著作而被判重刑。於是，有數百名持不同政見者用公開示威、寫信抗議的方式表示對作家的聲援。1968年，“氫彈之父”薩哈羅夫加入其中，隨後成立人權組織。麥德維傑夫兄弟、索爾仁尼琴等，也都是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政見各有不同，在運動內部互相批判，但在反對蘇聯的國家意識形態，要求改變現行體製，以及放棄對知識分子的迫害等方麵是一致的。對蘇聯當局來說，如此異端的政見，確實可以構成致命的威脅。然而，“老大哥”的目光猶在，一旦發現目標，由國家機器所施予的打擊仍然是迅疾有力的、具毀滅性的。不過，到了七十年代，官方已經有意識把打擊的目標縮小，在戰術上不同於斯大林時代傾向於大規模的搜捕和殺戮，在鎮壓技術上明顯地精致化了。對於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具有國際影響的人物，官方盡力設法孤立他們，把他們開除出國家原子能機構或作協，然後設法驅逐出國。薩哈羅夫已經被安置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親屬多人也做出了安排，隻是由於他的堅持，才最終留了下來。但是，他的子女因此遭到匿名信的死亡威脅，當局對他的家庭一再作難，比如拖延不讓他的妻子到意大利治療眼疾，等等。1975年夏秋之交，他為反對株連家屬而發出痛苦的呼籲，他說，他的家人正被利用作為反對他的“人質”。即使如此，仍然不失為一種“禮遇”；至於其他的追隨者，那處境就要惡劣得多了。

八十年代中期，克裏姆林宮的主人經過一陣短暫的交替，最後換成了戈爾巴喬夫。他極力標榜“新思維”，承認人類的生存高於一切，這對於傳統政治是一個很大的衝擊。這時，意識形態的裂縫迅速擴大，思想文化界變得活躍起來。禁區開始打破，禁書重新出版，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見者的著作。“老大哥”的目光變得疲怠乏力，散漫遊移。隨著政治的鬆弛和思想的活躍，知識與權力結束長期緊張對峙的局麵，呈現出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的態勢，大批知識分子成為“有機知識分子”，其中一部分進入政權結構甚至高層，成為高參，即所謂“智囊知識分子”。這種情況，在有著異議傳統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史上是從未有過的。

1991年12月25日，蘇聯正式宣告解體。這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的結果，改革的結果；從本質上說，則是蘇聯帝國本身邏輯演變的結果，是一種必然性命運。知識分子如何麵對這種命運，如何看待自身的角色和未來的責任呢？“老大哥”不複存在，但是目光依然嚴峻。 （林賢治 《老年時報》） 詩罵斯大林蟑螂 蘇聯知識分子不畏槍決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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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一詞，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法國，始於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由當時的激進派領袖克列孟梭在《知識分子宣言》中首次使用；二，據考證，在俄國，此詞在1860年間即已開始流行，甚至更早。在這兩個國家的知識分子中，作家和人文知識分子就從事社會批判，推動社會價值觀念的進步作用來說，表現是最突出的。然而，在社會地位方麵，兩國卻出現很大的反差。在法國，這部分知識分子普遍受到社會的重視，已故的代表性人物不少進入“先賢祠”。而俄國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卻長期充當政治迫害的犧牲品，特別在蘇聯時期。

在布爾什維克內部，存在著一種重視工農而輕視知識分子的主流傾向。十月革命勝利後，這種傾向無疑地要在政治實踐中表現出來，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了惡性的發展。1918年7月之後，蘇維埃政府開始建立書報審查製度，對文化組織和文化活動實行壟斷和控製。1921年8月，列寧下令解散由高爾基倡導的以保護知識分子為目的的“饑荒救濟委員會”，導致高爾基出走國外。知識分子對十月革命的懷疑、不合作、甚至反對的態度激怒了列寧，他親自簽署命令，表態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宣戰，指名把一批學者驅逐出境。1922年5月19日，列寧親自致函安全部門負責人捷爾任斯基，就“把為反革命幫忙的作家和教授驅逐出境的的問題”進行周密布置，指示說︰“全抓起來，而且要不斷地抓，有計劃地抓，把他們驅逐出境。請將這個信函密交（不要複製）政治局委員傳閱 ”。是年底，安全部門即將近300名知名學者、文學家、科學家裝上兩隻大輪船，流放歐洲。著名哲學家洛斯基、別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等，都被送進船內，因此，這船被稱作“哲學船”，而這次震驚世界的集體流放事件，也被稱作“哲學船事件”。

列寧在世時，對於知識分子的態度，大體上還算得上溫和。到了斯大林執掌政權之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在對黨內反對派的鬥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刻，斯大林開始把鬥爭的利刃指向知識分子。奧威爾在《1984》中有一個警句是︰“老大哥在注視你。”知識分子從此成為被監視的主要對象。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就是從整肅知識分子開始的。1928年，由維辛斯基主持對“沙赫特事件 ”進行審判，指控53名知識分子製造礦井事件，接受境外資金和設備，勾結原礦主搞破壞活動等等。審判後，幾十名知識分子絕大部分被處死，或被監禁和流放。後來證實，構成被告的罪行，基本上是憑空捏造的。1929年，在烏克蘭對“烏克蘭解放聯盟”進行公開政治審訊，一批著名曆史學家被加以“民族主義”的罪名受到懲處。1930年，又相繼出現所謂“農業黨”和“工業黨”的案件，據說兩者都是“反革命地下組織”，其實也是“莫須有”的。在前一個案件中，著名農業科學家恰耶諾夫、經濟學教授康德拉捷耶夫等在秘密審判中受到迫害，株連達20萬之眾；後一個案件也使大批知識分子幹部及專家教授被加以組織破壞及間諜活動的罪名，遭到監禁和處決。



曼德爾施塔姆

大約作家和詩人長於反映社會現實，傳遞時代情緒，而且語言可以承載各種危險的思想觀念和意義，所以受到的控製特別嚴密，迫害特別殘酷，而損失也特別慘重。1921年，詩人古米廖夫在一起“反革命”案中被槍決。曼德爾施塔姆於1934年被捕，他是為一首十四行詩而付出生命的代價的，在詩中，他把斯大林寫成“克裏姆林宮的登山家”，“殺人凶手”，具有“蟑螂觸須般的陰險目光”和“蛆一樣肥胖的手指”。幾年後，他被消滅在海參崴勞改營內，死前患上精神分裂症。他的妻子一邊逃避逮捕，一邊設法將他的詩作分散保存。為了萬無一失，幾乎把每行詩都背了下來。曼德爾施塔姆死後，連他的名字，也沒有人敢於提起；直至1987年才獲平反，五十年間在蘇聯境內未曾發表過一首詩。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我們》的作者紮米亞京在1922年被捕，隨後被禁止發表作品，1931年在高爾基的庇護下流放法國。《騎兵軍》作者巴別爾1939年被捕，次年即被槍決。女詩人茨維塔耶娃的丈夫和女兒被捕，她長期失去工作，想當一個洗碗工也不可得，在困頓孤獨中自縊而死。比較幸運一點的，像小說家布爾加科夫，《大師與瑪格麗特》的作者，被調至劇院工作之後，長達15年沒有出版過作品。1946年把諷刺作家左琴科和女詩人阿赫瑪托娃開除出作協，使他們的生活失去保障，作品無法出版。左琴科一直找不到一個職業，領不到退休金，至 1958年僅領到一次，就死掉了。就是高爾基這樣的文壇領袖，也都有材料表明，對他是加以“軟禁”的。“契卡的鐵掃帚毫不留情，”索爾仁尼琴說，“有多少出類拔萃的智者，甚至超凡入聖的天才被壓進泥土中，不留痕跡，永無盡頭，而且一去不複返。”

“老大哥在注視你”

竊聽、告密、誹謗、跟蹤、逮捕、監禁、流放，以至槍斃，都是極常見的。一麵展開群眾運動、大審判，一麵加強秘密警察的力量，致力於製造恐怖，毒化社會空氣，使每個人從中學會順從。有一份告密材料顯示，巴別爾曾說︰“人人適應逮捕，如同適應氣候一樣。黨內人士和知識分子順從地坐牢，順從得令人發指。這是國家製度的特征。”

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後，蘇共二十大召開，平反係列冤假錯案，思想知識界曾經出現過一個短暫的“解凍”時期，西方稱為“去斯大林化”時期。實際上，國家的政治體製並沒有根本性變化，所奉行的依舊是沒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義。赫魯曉夫主政時略見寬鬆，但也不時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猶如癲癇發作般地間歇性進行；至勃列日涅夫時期，則更為保守，僵化，以至於倒退了。

拒絕發表索爾仁尼琴的小說，拒絕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去瑞典領取諾貝爾文學獎金，把詩人布羅茨基當“寄生蟲”告上法庭，被判流放北方，接著放逐西方，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事，可見整個社會的“思想解放”的程度。正因為存在著對社會尤其是知識界的高壓，才醞釀成為後來的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直接起因，是1965年克格勃對作家達尼埃爾和西尼亞夫斯基的逮捕。這兩名作家，隻是因為在西方出版自己的著作而被判重刑。於是，有數百名持不同政見者用公開示威、寫信抗議的方式表示對作家的聲援。1968年，“氫彈之父”薩哈羅夫加入其中，隨後成立人權組織。麥德維傑夫兄弟、索爾仁尼琴等，也都是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政見各有不同，在運動內部互相批判，但在反對蘇聯的國家意識形態，要求改變現行體製，以及放棄對知識分子的迫害等方麵是一致的。對蘇聯當局來說，如此異端的政見，確實可以構成致命的威脅。然而，“老大哥”的目光猶在，一旦發現目標，由國家機器所施予的打擊仍然是迅疾有力的、具毀滅性的。不過，到了七十年代，官方已經有意識把打擊的目標縮小，在戰術上不同於斯大林時代傾向於大規模的搜捕和殺戮，在鎮壓技術上明顯地精致化了。對於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具有國際影響的人物，官方盡力設法孤立他們，把他們開除出國家原子能機構或作協，然後設法驅逐出國。薩哈羅夫已經被安置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親屬多人也做出了安排，隻是由於他的堅持，才最終留了下來。但是，他的子女因此遭到匿名信的死亡威脅，當局對他的家庭一再作難，比如拖延不讓他的妻子到意大利治療眼疾，等等。1975年夏秋之交，他為反對株連家屬而發出痛苦的呼籲，他說，他的家人正被利用作為反對他的“人質”。即使如此，仍然不失為一種“禮遇”；至於其他的追隨者，那處境就要惡劣得多了。

八十年代中期，克裏姆林宮的主人經過一陣短暫的交替，最後換成了戈爾巴喬夫。他極力標榜“新思維”，承認人類的生存高於一切，這對於傳統政治是一個很大的衝擊。這時，意識形態的裂縫迅速擴大，思想文化界變得活躍起來。禁區開始打破，禁書重新出版，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見者的著作。“老大哥”的目光變得疲怠乏力，散漫遊移。隨著政治的鬆弛和思想的活躍，知識與權力結束長期緊張對峙的局麵，呈現出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的態勢，大批知識分子成為“有機知識分子”，其中一部分進入政權結構甚至高層，成為高參，即所謂“智囊知識分子”。這種情況，在有著異議傳統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史上是從未有過的。

1991年12月25日，蘇聯正式宣告解體。這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的結果，改革的結果；從本質上說，則是蘇聯帝國本身邏輯演變的結果，是一種必然性命運。知識分子如何麵對這種命運，如何看待自身的角色和未來的責任呢？“老大哥”不複存在，但是目光依然嚴峻。 （林賢治 《老年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