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昌的死和甘泗淇的信對賀龍彭德懷關係的影響

段德昌的死和甘泗淇的信對賀龍彭德懷關係的影響之一

大家都知道段德昌是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二人首次相識於1926年的武昌之役中。彭的革命思想的升華就是起源於兩個人在玉泉山關帝廟中的一次談話，以至40年後，彭德懷在被囚禁中還寫道：“到現在，有時還回憶這次談話。” 後來段德昌有傷病則是在彭的幫助下得到恢複。段要到江北洪湖地區發動群眾，開展武裝鬥爭，缺少槍支彈藥，彭德懷派李壽軒給段送去，

就在這次段德昌在受傷的時候，兩個人有過深入的交談，對彭德懷的談話，包含了他個人的哪些切身體驗呢? 彭德懷當日雖無從知道，卻對此永懷不忘，寫道：“我當時聽了他那番話，印象是多麽深刻!” “覺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變了‘馬日事變’後的孤立感，覺得同共產黨取得聯係，就是同人民群眾取得了聯係，也就有了依靠似的。”

在段德昌死犧牲後，彭回憶到，“幾十年來，段德昌的形象都活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刻也沒有忘記他，誰也沒有想到，那就是同我的最後一次談話。”　[1 1959年彭德懷的《廬山筆記》]

由此可見彭段的感情之深，對於段的被錯誤的冤殺，有野史記載(之所以稱為野史，因為我沒有找到原始的出處)，老彭在得知段的噩耗時，十分悲痛，並說要質問中央是誰殺了段。與此對照的是，在1936年長征後，一四方麵軍會師後，我沒有找到任何史料說賀龍同彭有過關於段如何犧牲的交談。但是說一點疙瘩都沒有是不可能的，特別對於生性疾惡如仇的彭德懷更是如此。因為，後來在廬山會議上，老毛就講過彭在延安攻擊賀龍，為什麽老毛這樣說呢？因為一四方麵軍會師後，老彭向老毛建議，賀老總沒有經過什麽軍事學習，是不是要到蘇聯進修啊。後來賀龍並沒有去蘇聯進修。在文革初的時候，此事老彭被指責為想剝奪老賀的兵權。 如果這隻是其中的一件事，也就罷了，可是早先的反軍閥主義和甘泗淇寫信事件，以及到解放戰爭後期的時候，彭取代賀龍成了陝甘寧邊防聯軍的領導，賀龍最後幾成了光杆司令，當你把所有的這一切都聯係起來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這不是一個個孤立的事件。

在1959年的8 月16 日，在老毛的長篇講話中這樣回顧到老彭和老賀的關係：

過去彭德懷對賀龍也是不信任，甘泗淇到華北局(華北軍分會，筆者注)去請示，回來的時候，他們5 個人寫了一封信給我，說賀龍同誌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學習。那不是讓蕭克代替嗎？六軍團、二軍團是兩個山頭。在雲陽，反軍閥主義就是反賀龍。賀龍是有缺點，但要看大處：對敵鬥爭堅決，忠於黨，忠於人民，有這三條就好。我同賀隻見過一麵，同你們見過多麵。我說，這三條，你總不能駁，對人民有功。彭不從大處看，隻幾個自己信任的人靠得住，這是資產階級的一套，你們成了功也搞不久。如果高崗成功，也搞不久的。這次廬山你們成了功，黨政軍到你們手裏，我看，頂多年把兩年，你不垮台我就不相信，因為你們那麽狹隘嘛[2李銳廬山會議(最新增定版)實錄]。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子的，在1937年底，閻錫山憑借晉西北軍事力量上的優勢與八路軍相對抗。而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常稱之為“十二月會議”） ， 　　剛從蘇聯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當時來說，王明是共產國際的代表，是傳達著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考慮到實際的情況，120師內有人提出應該同閻搞統一戰線，作出一定的讓步，而賀龍不能容忍這種現象，他尖銳地批評說：“這叫什麽統一戰線，亂彈琴！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腳，讓人家把你搞掉嘛！”甘泗淇等人卻認為賀龍這種堅持獨立自主的態度會損害統一戰線。於是在甘泗淇等人去華北局請示完之後，接著發生了就此向中共中央反映，寫信要求將賀龍調離120師，送賀龍去延安(莫斯科)“學習” ，並且說賀龍同誌政治上靠不住，

在賀龍知道這件事後，曾經大怒， “砰！”賀龍一拳砸在桌子上，憤怒之情溢於言表。借口將某人調去“學習”，這種方式極為常見，實為剝奪軍權。林彪就這樣被調回延安過，隻是說起來更好聽些，是去做副校長。事後，賀龍對關向應說道：“向應同誌，我就是不能理解，為什麽黨內總有一些同誌生怕破壞統一戰線，為什麽總有一些人喜歡背後搞一些小名堂！”[3八路軍一二○師征戰實錄 孫科佳 ]

我們知道，彭早就有過此意向並且華北局是老彭主導的，所以此事肯定牽扯彭德懷，因此毛澤東才講“彭德懷對賀龍也不是信任” 。至於老彭有沒有在這五個人之列，則尚無過硬材料證明。而賀龍講的一些人，我認為指的是老彭，而不是甘等人，因為賀已經知道甘等人的不滿，在背後的話，則指老彭給甘等人撐腰。

【原創】段德昌的死和甘泗淇的信對賀龍彭德懷關係的影響之二
2005-01-03 17:54:25


【原創】段德昌的死和甘泗淇的信對賀龍彭德懷關係的影響之二

那有沒有旁證來證明此事呢？如果老彭對於時局的理解和老賀不一樣的話，那就是極可能的側證了彭是支持甘的。 我們來看下老彭的當時對時局的理解。

在山西前線領導華北敵後抗戰的周恩來、彭德懷以及北方局的劉少奇，在南方堅持遊擊戰爭的項英都參加王明的了“十二月會議”。 後來由於此次會議通過了王明的報告和宣言，被稱之為標誌著王明右傾(此後稱為“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實際形成。

彭德懷在後來的《彭德懷自述》稱，在“十二月會議”上“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他後來承認當時“沒有真正地認識到毛澤東同誌路線的正確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模糊不清”，“在會上並沒有支持毛澤東同誌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是采取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但是他“對保持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是明確的”，他在華北會議上說“華北黨是否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 受了，但未執行”；“十二月會議”後的半年多時間中，在華北，“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作用有些降低，黨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從而發生了個別軍官逃跑和國民黨勾引八路軍中的官兵叛變的現象”，此後“直到1938年秋六屆六中全會時，我才明確表示反對王明路線” [4《彭德懷自述》] 。

以朱德任書記，彭德懷任副書記的華北軍分會於平型關大捷後下發了《目前華北戰爭形勢與我軍任務的指示》，說如果國民黨改善在山西的軍事領導，動員群眾，加上八路軍的積極影響和配合，“取得晉北戰役的勝利”，爭取 “戰略上的反攻”，就可以“改變華北戰局”，並提出八路軍“必須依據獨立自主的運動遊擊戰機動果敢的作戰原則”。實際上“這個指示有輕敵速勝觀點”，“沒有充分估計到日本侵華各方麵的準備(政治上、經濟上，尤其是軍事力量上)，同時也過高估計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及其進步性。這樣就容易放鬆以我為主，自力更生，發動群眾組織遊擊戰爭和做長期艱苦鬥爭的精神準備工作。” [5《彭德懷自述》] 當然這種觀點同賀龍的觀點是相左的。

10月17日老毛對此做出了強烈反映。老毛和張聞天發電給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並告周恩來：“軍分會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有原則錯誤，望停止傳達。” 但一直到事後22年的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還對華北軍分會下發的小冊子不能釋懷，說它“不同意中央在洛川會議定的遊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並說“這個小冊子曾為王明所利用”。 而且因為彭確實有向長江局請示過工作，在廬山會議上被毛批為：抗戰時華北局受長江局領導，你是聽王明的話。

***如果國民黨改善在山西的軍事領導，動員群眾…***和後來的彭對於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問題上的認識是一致的，彭德懷曾在華北軍分會傳達了“十二月會議”的精神。陳賡在1938年1月3日日記中記述：“讀德懷同誌傳達中央政治局會議之一部，深感過去對統一戰線的認識確有模糊之處，以致在運用上發生缺點，而且引起了友黨政府發生不必要摩擦，……抗戰是每個中國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於一切，統戰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別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戰)，因此一切服從統戰的利益，過去對國民黨的轉變確是估計不足……”

可見老彭是有這個思想基礎的。

反軍閥主義由此來看，不是老毛一手發動的，但是也不會是老彭發動的，因為是的話，老毛肯定會點出來，但是從老的話來推測，則肯定了老彭在反軍閥主義時有針對賀龍的動作，當然老毛也說賀龍是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