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誌華：俄國檔案的利用與曆史研究

沈誌華：俄國檔案的利用與曆史研究

然而，檔案文獻本身並不等於曆史，完全依賴於目前所看到的俄國檔案資料，更無法了解和撰寫一部全麵而真實的蘇聯曆史或相關曆史事件。

曆史沒有終點，這句話有兩層含義：一方麵指未來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一方麵指人們對過去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是逐步接近曆史真實的，而這種認識的基礎就在於新史料的不斷出現。所以，人們可以舉出無數的案例說明俄國新檔案文獻的問世如何改變了曆史學家對蘇聯曆史以及相關曆史事件的看法，與此同時，也不能忽視輕易使用這些檔案文獻可能給人們理解過去所造成的迷惑、困境和陷阱。

盡管如英國檔案學家詹金斯所強調的，檔案的作用在於它的“公正性”和“真實性”，但實際上俄國檔案文獻形成本身及其目前尚受到相當限製的解密和開放方式，要求曆史學家們必須小心翼翼地對待這種“公正性”和“真實性”。說到檔案文件與曆史事實之間的關係，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愛德華·卡爾有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議論：

“文件就是事實這座聖殿裏那個裝著摩西十戒的大櫃。虔誠的曆史學家低著頭走近它們，用敬畏的音調談論它們。隻要你在文件中發現是如此，那無疑便是如此。然而，隻要好好加以研究，這些文件——法令、條約、地租帳簿、政府或議會的報告書、公文、私人信件和日記——到底告訴了我們什麽呢？沒有一個文件能告訴我們比文件的作者想到的更多的東西——他想象中的已經發生了的事情，他認為應該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事情，或者隻是他希望別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甚至隻是他自已認為他想到了的事情。所有這一切，在曆史學家對它們進行加工、做出解釋以前，是毫無意義的。”

檔案文獻沒有記載的未必曆史上就沒有發生過，這是常識，而在蘇聯曆史中這樣的事例更是屢見不鮮。30年代蘇聯黨內進行大清洗時，很多“判決”都是通過電話做出的；戰後斯大林與他的政治局委員們經常在深夜別墅宴會上做出許多重大決定，但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錄；斯大林晚年與外國領導人進行私人會談時，根本就不允許作記錄，如此等等都是人們熟知的情況，而誰又能說蘇聯曆史上的某些重要決策不是在這些電話、宴會和會談中做出的呢？

斯大林的確沒有在檔案中留下暗殺托洛茨基的指示和命令，但曆史學家根據種種事實認定，沒有斯大林的授意和首肯，梅爾卡德爾就不可能在蘇聯國家安全部門的參與下（這一點是有檔案依據的）對托洛茨基進行千裏迢迢的追殺。正如人們不能因為曆史學家沒有發現希特勒簽署的屠殺猶太人的命令，就認為這位獨裁者不應對這場曆史浩劫承擔責任一樣，蘇聯曆史研究中的很多結論也不是單純依靠檔案文獻做出的。

當然，人們都知道回憶和口述資料有時是不可靠的，其誤差足以導致對某一曆史事件的誤解。例如，過去各國學者都依據師哲的回憶，把劉少奇訪問蘇聯的時間認定為1949年7月2日以後，而俄國檔案文件顯示，實際上劉少奇在抵達莫斯科的當天，即6月27日，已經在克裏姆林宮與斯大林舉行會談了。但另一方麵，回憶錄和口述材料也往往能夠彌補檔案文獻之不足或糾正其謬誤。

無論在中國檔案還是在俄國檔案中，至少到今天都沒有發現1950年10月11日周恩來與斯大林在黑海邊會談的記錄，研究者不得不謹慎地根據當事人的回憶——盡管師哲、康一民和費德林的回憶各不相同——來恢複過去的史實，否則在描述中國出兵朝鮮這段曆史時就必然留下令人遺憾的一頁。因此，在多數情況下，檔案文獻與口述、回憶材料可以相互印證，相映成輝。

在利用檔案資料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還有一種現象經常發生，這就是，當研究者得到了他多年可望而不可及的印有“機密”或“絕密”字樣的檔案文件時，往往容易在他的研究著作中迫不及待地盡量利用這些文件，而忽略了追本窮源。其實他不應該忘記，檔案文件中的白紙黑字未必就是曆史的真實。確如卡爾所說，有些文件很可能是其擬定者“希望別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

近幾年披露的檔案材料顯示，在1947年蘇南衝突期間，蘇聯黨和政府致南斯拉夫的信件以及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中，充滿了對鐵托和南斯拉夫背叛社會主義道路的指責。如果曆史學家根據這些檔案文獻認為蘇南衝突的起源在於意識形態的分歧，就會做出違背曆史事實的結論。因為更多的曆史文獻和資料表明，在當時所有東歐國家中，南斯拉夫製定和執行的政治、經濟、外交政策是最接近蘇聯模式的。而要探尋蘇南分歧的真正原因，就必須冷靜而耐心地在這些文件之外和這些文件所隱含的內容之中去發現更有價值的材料，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另外，有些檔案材料是相互矛盾的，或許它們都是真實的，但畢竟在什麽環節上出了問題才使人們陷入了迷宮，這就需要通過考證、分析來辨明真偽或探明原因。不久前人們發現，關於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有兩份內容正好相反的檔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中國有關文獻公布的這封電報中，毛澤東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建議，同意立即派出中國誌願軍援助朝鮮，而俄國檔案館出示的同一天的電報則顯示，毛澤東提出了眾多理由拒絕出兵朝鮮。

這件事在國際史學界引起了一番不小的爭論。這兩封電報究竟是一前一後，還是一真一假？經過認真的調查和分析，多數人傾向於同意這兩封電報都是真實的，隻是中國檔案館保存的是毛澤東本人起草但一直未發出的電報，而俄國保存的則是蘇聯大使羅申與毛澤東會談後向莫斯科發回的轉述毛澤東談話內容的電報。恰恰是這樣深入的研究，才反映出中國出兵朝鮮這一重大事件曲折複雜的曆史過程，以及當時中蘇兩國之間的微妙關係。

在對史實的認知中，即使是同一件檔案文獻，曆史學家也往往會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釋。這是因為曆史事件本身發生在極其複雜的環境之中，而反映這一事件的某個和某些檔案隻是表達了當事人和文件擬定者對問題的主觀認識，曆史學家在使用檔案時又往往出於各自不同的立場和角度。例如，對1949年初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討論是否應該與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往來電報，就有很不相同的理解。

俄國學者發表這些文件是想說明，斯大林同意充當國共和談調解人是出於策略的考慮，並沒有企圖阻止中國繼續革命的動機。但也有一些學者在國民黨的檔案中發現了此前蘇聯駐華使館為蘇聯參與調解國共關係而頻繁活動的證據，如果在這種背景下再來品味斯大林的電報，就會看出斯大林最初的本意是要排擠美國而希望由蘇聯單獨充當國共和談的調停人，隻是在遭到毛澤東的嚴辭拒絕後，才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問題。所以，後來的研究者必須把這些檔案文獻放到當時的複雜背景中去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結論。

凡此種種說明，俄國檔案開放本身並不可能也不應該替人們解開以往的曆史謎團，這裏需要曆史學家付出艱辛的努力。這樣說絲毫不是否認檔案本身的重要性，而隻是強調謹慎使用檔案的必要性。如果在蘇聯封閉檔案文獻的昨天，人們側重於呼籲開放檔案和利用檔案的重要作用，那麽在俄國檔案已經大量麵世的今天，人們就應該特別注意如何使用檔案的問題了。因為隻有經過曆史研究者耐心細致地對他們所得到的以及還沒有得到的文獻資料進行考證、探尋、對比、分析，人們才有可能獲得一幅相對接近於真實的曆史畫麵。在這個意義上，愛德華·卡爾的一句名言的確值得回味：“曆史是曆史學家與他的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


發表於《曆史研究》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