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胡適和顧頡剛1949年的不同選擇

[轉貼]胡適和顧頡剛1949年的不同選擇

　　文/潘光哲

　　在20世紀的中國曆史舞台上，胡適(1891—1962)與顧頡剛(1893—1980)都是一代學術巨子，各有獨特的影響。雙方之間的交誼故事，亦堪稱學林嘉話。

　　胡適與顧頡剛之締緣，始於1917年秋。那時胡適甫自美國求學歸來，任教北京大學，在哲學門(即哲學係)第一與第二年級講授“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史”等課程，顧頡剛正是“中國哲學史”的選課學生之一。胡適教授這門課程的思路甚為獨特，“截斷眾流”，直接從《詩經》取材，讓一班上課的同學“舌撟而不能下”。已在中國傳統學術天地裏用過功的顧頡剛，對之大為佩服，從此相知。1920年，顧頡剛從北大畢業，任職於北大圖書館，所得薪資不足以安居，胡適伸出援手，給予經濟上的支持，令顧感念不已。雙方往來，愈臻密切。

　　就胡適的學術研究來說，曾得顧頡剛的不少助力。當胡適要開展《紅樓夢》的研究時，顧頡剛便提供了不少材料；顧頡剛編的《清代著述考》稿本，也是胡適長期借閱以備考查的資料。相對的，胡適對顧頡剛的學術研究與生活情況，始終關注。他囑咐顧頡剛校點清儒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認為這既有利於他的經濟狀況，也是“於後學有益”的事。未幾，顧頡剛因家庭因素離開北大，胡適即介紹他為商務印書館編纂初中本國史教科書，月支酬金50元。甚至於胡適也不吝借款給顧頡剛，以濟其不足。上海亞東圖書館主人汪孟鄒，是胡適的老同鄉，胡適早期的多種著作都歸亞東圖書館出版，所以胡適曾囑汪孟鄒匯款200元給顧頡剛。結算起來，顧頡剛積欠胡適之債，一度高達220餘元。

　　胡適對學生的照拂之情，對顧頡剛的為人處世影響很大。日後當顧頡剛在學界亦自成一家之時，也屢屢照顧學生輩的生活經濟狀況，甚至於讓學生以他的名字為各刊物寫稿，蓋如此稿費較高，學生藉此可得濟助。例如，1947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史學》，是總結當時中國史學研究成果的名著，即署名顧頡剛，實際上，這部書是弟子方詩銘和童書業聯手完成的。至於胡適樂於提攜栽培學界後進，顧頡剛亦法式師道，亦步亦趨。他屢屢向胡適建言，推薦學界新血，如推薦楊向奎入北大研究所整理明代檔案，也薦高去尋為研究所考古學會的助理。他又請胡適幫周一良的忙，認為胡適“能提拔這人一定是值得的”。

　　1926年，顧頡剛編輯的《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從此他的名聲開始顯揚於中外史學界。隨著《古史辨》各冊的陸續出版(全書7大冊，收入350篇文章)，“古史辨學派”之名亦不脛而走，蔚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的一大流派。回源溯流，在顧頡剛個人與“古史辨學派”方始萌生的學術成長曆程裏，胡適是不可或缺的動力來源之一。對於錯綜複雜但卻真假難辨而又眾說紛紜的中國古代史事，該如何認識與理解，顧頡剛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點，有如石破天驚之聲，頓時引發不少批判性的響應。胡適則站在支持顧頡剛的一方，非僅在北大學術研究會演說時，公開聲言《古史辨》的出版是他“有生以來未有之快樂”，也強調顧頡剛“用曆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曆史上的傳說”乃是“顛撲不破”的治學方法／觀念。蓋胡適本人治學，向來強調的便是這樣的路數，他考證《水滸傳》故事的演變以及井田製度之曆史形成等等研究成果，更為顧頡剛初期往辨偽治史之路的大步邁進，提供了示範。

　　為著解決生活上的困窘，顧頡剛從1926年起漂泊於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之間，至1929年秋始返北平任教燕京大學，總算可以安定下來了。約略就在這個時候，胡、顧師生對中國古史的看法，開始萌生分歧。胡適不再全盤“疑古” ，對於傅斯年領導下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開展的考古事業，尤三致意，他的《說儒》等著作，更具體表現出他吸收傅斯年“重建古史”信念的心態。相形之下，顧頡剛在把“偽史清了出去”的方麵，仍努力不懈。

　　胡、顧雙方的學術道路雖然已有歧異，但兩人多少保持著還算密切的關係。胡適於1931年重返北京大學出任文學院長等職，即擬邀顧頡剛離開燕京大學，重返母校曆史係任教；顧頡剛仔細考慮之後，婉拒此議，推薦錢穆以代。胡適對待顧頡剛，亦可稱熱誠，他會留心顧頡剛沒有的書，知道他沒有《掛枝兒》一書，即於買到兩本後，分送一本給顧頡剛。同時，麵對19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的節節進逼，知識分子憂心忡忡，思以言論報國，在學術文化領域致力於反日抗日的鬥爭，胡、顧各有擅長，但共有一致的語言。胡適集結友人創辦了《獨立評論》，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要論壇之一，顧頡剛也為之寫稿，表示支持。顧頡剛創辦《禹貢》半月刊，專刊中國曆史地理與邊疆史地之論著，象征知識分子以史學經世的誌向，也刊出胡適的父親胡傳在清季考察邊事的遺稿。凡是可見，即使兩人學術意見已顯趨異，胡適與顧頡剛之間的關係，並未完全疏離；隻是，相較於1920年代初期彼此論學往來不輟的密切情誼，雙方確實已有一段距離了。

　　特別是重回北平之後的顧頡剛，在學術界大展拳腳，在華北學界的影響所及，更漸與人脈及學術資源都相當豐厚的胡適和傅斯年並肩，以致鄭振鐸告訴顧頡剛說，“滬上流言，北平(北京)教育界有三個後台老板，一胡適之，一傅孟真，一顧頡剛也。”顧頡剛認為自己執教於北平城外的燕京大學，“屏息郊外，乃亦有後台老板之資格耶？”對此等“流言”深不以為然，更以為“可怕”。然而，他既參與北平研究院的發展，又創辦了《禹貢》等刊物，身邊有一批青年朋友，影響愈來愈大，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1937年，盧溝橋畔戰火突起。未幾，胡適便遠赴美國，複任駐美大使，為國事奔忙；顧頡剛則漂泊於中國西疆，仍致力於學術，並為推展自身誌業，漸與現實政治掛鉤。師生相隔萬裏，彼此不通音信達6年之久。一直到1946年7月5 日，胡適自美返國，雙方始重見於南京中研院。遺憾的是，師生雙方情誼，愈趨淡薄。

　　就胡適而言，既與顧頡剛分離已久，他對於顧涉足的世界，難說甚有所知；甚至於胡適對於顧頡剛的學術成就，都未予肯定。如胡適在1947年5月22日發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人文組’的‘人文’部分擬提名單》，洋洋灑灑，充分展現了他對於誰可以享有這份學術榮譽的認知，顧頡剛卻“名落孫山”，就是一例(不過，顧頡剛終究還是得膺院士桂冠之榮光，不贅)。

　　相形之下，顧頡剛對於胡適，還是執弟子禮甚恭。當時顧頡剛主要的職務之一是大中國圖書局的總經理，即有意重新出版胡適的《胡適文存》等著作。1948年8月30日與9月13日，已赴蘭州大學執教的顧頡剛兩度致函胡適(這是現可看到的顧頡剛寫給胡適的最後兩封信；據《顧頡剛日記》，至少於1949年3月16日，顧曾致胡一函)，既問候胡適的健康，複述說自己在蘭州的情況，並願為胡適的《還曆紀念論文集》作文，更始終掛念姚際恒的另一部著述《儀禮通論》的下落，請胡適代尋，想在找到這部書後予以標點出版，“一來使沉埋二百餘年之著作複顯於世，二則並不負三十年前先生提倡之心。”蓋顧頡剛於1932年自杭州崔永安處發現《儀禮通論》鈔本12冊，曾經雇人鈔錄；他的鈔本被馬裕藻借去，馬氏去世後，這份鈔本竟下落不明。姚際恒的著述，正是顧頡剛的學術淵源之一，當顧頡剛委請胡適代覓此書的時候，往年胡適囑咐他校點《古今偽書考》一書的恩義，應該又浮現在顧頡剛的心坎裏吧！

　　顧頡剛始終看重與胡適的情誼。隻是，在兩人當麵互動往來的最後階段，他感受不到胡適的熱忱。1948年底，共產黨軍隊包圍北平，12月15日，胡適匆匆南下。麵對這樣的時代變局，胡、顧的認知截然不同。麵對共產黨的節節勝利，胡適固然心情沉重，卻始終高倡“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自陳“偏袒這個民主自由大潮流”，站在反共的一邊，甚至於最後決定赴美一行，為國民黨政府找尋美國方麵的支持再做努力。可是，和大多數人一樣，顧頡剛則從國共相爭的脈絡理解時代變易的根源，所以與胡適的抉擇不甚相契。

　　1949年1月17日，胡適夫人將與傅斯年夫婦同去台灣，胡適赴滬送行，顧頡剛得與胡適晚宴同席，他勸胡從此不要再回南京，“免入是非之窩”。在顧頡剛看來，“當國民黨盛時，未嚐得與安樂，今當倒壞，乃欲與同患難，結果，國民黨仍無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從胡適對於自己的進退出處，完全不與顧頡剛坦誠以言，即可以想見，顧頡剛這一番話，胡適大概聽不進去。兩天之後，報紙刊出胡適已與傅斯年“同機飛台灣矣”的消息時，顧頡剛一度信以為真，後始知其誤。當顧頡剛得悉胡適被共產黨列為“戰犯”，則感慨說胡適“平日為國民黨排擠，今日乃殉國民黨之葬，太不值得。”最後，胡適自上海前往美國之際，顧頡剛送行，卻是感傷不已：

　　適之先生來滬兩月，對我曾無一親切之語，知見外矣。北大同學在彼麵前破壞我者必多，宜有此結果也。此次赴美，莫卜歸期，不知此後尚能相見，使彼改變其印象否。

　　胡適對顧頡剛的“見外”，與北大同學的“破壞”固然有關係，但是，兩者對時局認知的隔閡，應該也是因素之一。

　　1949年之後，留在中國內地的顧頡剛，在現實環境的逼壓之下，被迫公開自我批判，與胡適“劃清界限”。身處美國的胡適，則在公開場合屢屢以顧頡剛等人的“批判”為例證，控訴在中國共產主義政權之下，人們沒有“沉默的自由”，聲言“我的同胞是受奴役而沒有自由的”(mypeoplearecaptiveandnotfree)。這時候，顧頡剛等知識分子的遭遇與處境，雖然被胡適轉化為“批判的武器”，而與他們曾有過的情誼歲月，則多少也還縈回在他的心頭。 1957年，胡適重讀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之際，寫了一篇短記，還特別寫下了一段話：“記(紀)念頡剛、平伯兩個《紅樓夢》同誌”。隻是，胡適與顧頡剛的師生緣分，卻早已因不同的政治抉擇，在現實裏畫下了句點。

　　找尋姚際恒的《儀禮通論》，是顧頡剛日後始終懸掛於心的事。然其在1980年撒手人寰的時候，此一心願猶未能實現。可堪告慰的是，1995年，陳祖武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圖書館發現顧氏的鈔本，即施以新式標點，付梓印行，使其重現人間。這樣說來，胡適與顧頡剛的師生情誼，雖然早已畫下句點；這部《儀禮通論》的出版，卻象征著胡適與顧頡剛的學術交涉，仍複生機不絕，永將傳唱於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