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主題：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
[史海鉤沉]
徐澤榮
朝鮮戰爭堪稱中美兩國之間首次交戰。中國為何卷入這場戰爭，又是如何卷入的，是近年來中外史學家非常感興趣的一個研究課題。本文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所涉及的時間跨度是1949年5月至1951年7月，即從金日成開始準備朝鮮戰爭到戰爭爆發，直到交戰雙方舉行停戰談判的時期。以前，由於來自中、蘇、北朝鮮三國的資料十分稀缺，有關朝鮮戰爭起源的研究是十分困難的。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這一局麵改變了。首先是中國陸續公布了一些原始資料[1]。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蘇聯方麵也開始公布許多原始資料。1994年6月，葉利欽訪問韓國時，送給當時的韓國領導人金泳三216件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後來，美國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出版的《國際冷戰研究計劃通訊》上，譯載了部份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後來，一些能夠接近前蘇聯政府檔案的俄國專家的著作或文章也成了有價值的二手文獻[2]。這些資料的大量湧現，構成了此一研究領域中的“資料革命”。不過，這些原始和二手資料並不完整，中國公開的資料仍然十分有限[3]，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雖然透明度高一些，但也有不少缺失，如1949和1950年之交，斯大林與毛澤東在莫斯科舉行的關於金日成戰爭計劃的討論記錄便告闕如。因此，不少關鍵決策的內幕仍待挖掘。
雖然大部份有關中國出兵朝鮮的原始資料來自中、蘇、北朝鮮三國，但建立在這些原始資料之上的二手研究文獻中最具價值者，乃由居住在西方的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所提供，因為他們可以比較客觀地研究而不受約束。在西方，對朝鮮戰爭起源的探討有過傳統和修正兩大學派。傳統學派認為，是斯大林連同毛澤東策劃了這場戰爭，其目的在於檢驗美國遏止國際共運擴張的決心有多大；毛澤東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蘇聯管西方共運、中國管東方共運的分工原則，在此前提下北京答應出兵援助平壤。傳統學派的新生代學者則爭辯說，是金日成而非斯大林發動了戰爭；斯大林害怕朝鮮戰爭會引發蘇美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因此對金日成的主意不表熱心；但金日成一再堅持，於是斯大林徵求過毛澤東的意見後便對金日成開啟綠燈。這些新生代學者認為，中國的卷入乃源於它對美國武裝威脅必須作出回應。而修正學派的觀點是，在朝鮮戰爭中是韓國侵略北朝鮮或誘使北朝鮮入侵。修正學派的新生代學者則辯稱，戰爭的最終策動者既非莫斯科和北京、亦非華盛頓，戰爭之起因應從朝鮮的國內因素方麵追查；朝鮮戰爭實質上是“革命的北方”對“反動的南方”的一場內戰，追究誰打響第一槍並無意義。美國學者布魯斯.克明斯領導了這一流派，但學者中附合者甚寡。1990年，一位韓國學者曾指出，除了傳統學派的舊生代學者以外，整個西方學術界均傾向於認為，雖然中國對朝鮮戰爭的策動是知情者，並祝願北朝鮮獲得勝利，但中國事先並未積極介入戰爭準備。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公開以前，大部份西方學者都同意，中國出兵朝鮮“是對美國對中國領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脅的不情願的回應”、“是對莫斯科全盤冷戰戰略的附合行為”。
當中國開始公布相關資料時，幾乎所有的官方資料都把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描繪成一個不情願的介入者，強調當時的中國亟想將注意力放在攻占台灣和國內建設上，並無意卷入這場戰爭。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被解密公開，現在人們已經了解到，史學界傳統學派提出的關於朝鮮戰爭起源的解釋比修正學派的觀點更接近真相。已有幾位美國學者利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說明了這點。
本文作者不僅參考了蘇聯的這些新近公布的資料，也廣泛和深入地分析了來自中國的資料。筆者認為:傳統學派關於朝鮮戰爭起源的觀點較為準確，中國並非不情願地卷入戰爭準備；在五十年代上半葉，中蘇、中朝之間並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願意響應莫斯科和平壤發動的朝鮮戰爭的“緊張”關係，中國之所以參與這場戰爭，不僅僅是被動地回應蘇聯的請求和美國的威脅，還明白無誤地有自己的積極的目標，如換取大量蘇聯武器為解放軍換裝、換取大量蘇聯援助以複興經濟等；在驅使中國參戰的蘇、美兩大因素中，蘇聯因素更具決定性，而且蘇聯因素之性質與以往人們所知道的幾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點主要發現，其中許多地方與大多數學者根據二手文獻得出的、目前在學術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觀點大相徑庭：其一，中國對戰爭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於人們以往所知。其二，中國出兵朝鮮有三個前提條件，其中並不包括先行攻占台灣。其三，中國雖然誤以為美國會派日本地麵部隊入朝，但卻正確地預測到，美國不會假道朝鮮入侵中國；此二項預測結合在一起，對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段企圖令華盛頓止兵於三八線，但另一方麵又設計了誘敵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敵軍登陸和北上之機殲敵，因此中國未派象征性部隊先行入朝以警告華盛頓不要越過三八線。其五，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目標是多重的，不過並無支配北朝鮮的意圖，這多重目標中主要的十個是，拯救北朝鮮、打消斯大林的懷疑、讓解放軍取得現代化戰爭的經驗、用蘇製武器裝備給解放軍換裝、取得大量蘇聯援助以複興中國經濟、加入聯合國、占領部份韓國領土以交換美軍撤出台灣等、引誘台灣國民黨軍進攻大陸以便圍殲之、消除美國以核武器報複中國本土或中國軍隊的動機、令南北朝鮮基本恢複戰前邊界。其六，中共對蘇聯的政治依附源於中共建國前蘇聯的餉械援助，這一依附性不僅極大地局限了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選擇，而且在中國建國後希求得到大量蘇聯援助以保衛和複興國家的情況下，進一步增強了。在以下的討論中，筆者將詳加分析。
莫斯科和北京對平壤發動戰爭的設想是如何反應的?（1949年1月至12月）
1949年初，中共控製了整個東北，北朝鮮既有了一個安全可靠的大後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軍中成千上萬訓練有素的朝鮮族人官兵為基礎組建朝鮮人民軍的主力部隊。於是，金日成便不失時機地兩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統一朝鮮的戰爭計劃，但均遭斯大林拒絕。當時，斯大林擔心美國的地麵部隊會入朝作戰，但他並未將這一考慮如實轉告毛澤東。
中國卷入朝鮮戰爭遠較人們以往所知為早、為深。1949年5月，中共建國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國與毛澤東商談以武力統一朝鮮之事。當時，毛澤東請這位特使轉告金日成，還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製全國、而外國武裝幹涉中國的危險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鮮不宜過早地對韓國采取軍事行動。但毛澤東對金日成的戰爭計劃是持比較積極的態度的，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金日成，未來若在朝鮮戰爭中美國派遣日本的地麵部隊入朝作戰、使北朝鮮處於不利地位時，中國會出兵相助。至於中國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麵部隊跨過三八線再出兵，當時則未予明確。毛澤東所考慮的出兵前提中，並未包括必須等到中國解放台灣之後這一點。毛澤東在會見金日成特使時，同意將解放軍的三個朝鮮族人師及兩個團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此即中國卷入戰爭準備之發端。西方國家曾長期認為，金日成親蘇而不親華，其實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澤東一樣對共產國際心懷不滿，他曾對一中國代表團成員說，“每當朝鮮受苦受難時，就依靠中國。中國人民……是朝鮮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毛澤東對金日成的支持乃基於與北朝鮮共 產黨人的意識形態相關性和道德義務感、對國民黨假道朝鮮反攻大陸的戒備，以及他對美國隻會派遣日本部隊入朝作戰的誤判。當時，毛澤東與金一會麵時主要討論的是日本而非美國地麵部隊入朝作戰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和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也持相同的估計。那時，毛澤東認為，美國的人力資源不夠，如果要幹涉朝鮮就必須利用日本的人力資源；而中國的軍事當局估計，日本可用於侵朝的雇傭兵人數至多隻有六、七萬人，不難對付。中共和北朝鮮當局當時認為，二戰中戰勝國的對日和約尚未簽訂，日本在法律上仍可舉兵抗華，這種估計與日本軍國主義之凶蠻留給中國人、朝鮮人的心理陰影也有關；同時，二戰後美國業已開始重新武裝日本，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可能的複活也憂心忡忡。因此，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共和北朝鮮當局一直把日本部隊當做支持南朝鮮部隊的假想敵。例如，中共建國後，官方的外交周刊《世界知識》就連篇累牘地刊登文章，強調日本而非美國地麵部隊入朝作戰的可能性。一直到1951年7月初，周恩來才正式通知蘇聯駐華大使，北京現在相信美國不會派日本地麵部隊入朝作戰。
中共1949年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的這三個朝鮮族師當時在解放軍中的番號為156、164、166師，連同一並移交的另外兩個朝鮮族團，解放軍共為北朝鮮人民軍提供了兵員69,200人，構成了朝鮮人民軍的作戰主力，占朝鮮戰爭前朝鮮人民軍總數148,680人的46.5％。解放軍的這些朝鮮族部隊主要是從東北的朝鮮族（尤其是延邊朝鮮族）地區征集兵員組成的，與中共基於某項中朝兩黨協定為北朝鮮征募、訓練部隊有關。因此，早在解放戰爭時期，東北的朝鮮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東北部隊的比率即高達每17人出一兵，比全東北地區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出幾乎一倍。按中共當時的政策規定，在中國境內居住的朝鮮族人屬於中國籍，而且這些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的解放軍朝鮮族指戰員中，大部份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國而非北朝鮮，因此，這些官兵是中國國民而非北朝鮮國民。
由此可見，參加朝鮮戰爭的中國軍隊並不是於戰爭爆發後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過鴨綠江的，中共於1949年（即朝鮮戰爭發動前）移交給朝鮮人民軍的三個師又兩個團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國的“誌願”軍。沒有這支解放軍部隊的加入，朝鮮人民軍就可能不具備足夠的戰力發動對韓國的進攻。所以，高崗的前衛士長魏寶玉曾透露，“中共中央東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統一朝鮮”。中國此後又繼續為朝鮮人民軍補充兵員，據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披露，朝鮮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於1951年1月16日又輸送給金日成10萬名以蘇式武器裝備的朝鮮族部隊，這些部隊的兵員包括中國東北的朝鮮族人、北朝鮮人以及五萬韓國俘虜兵，是戰爭打響之後在中國境內受訓成軍的。不過，中國從1949年5月起介入朝鮮戰爭的準備階段時，毛澤東和金日成原來準備對付的並不是美國兵，而是日本兵，這是他們的誤判。
莫斯科和北京批準平壤的戰爭計劃（1950年1月至6月）
中共建國後不久就控製了中國大陸，在對外關係方麵，關於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的談判已在進行中，中國已基本上不再麵臨來自外部的威脅。據斯大林派往毛澤東身邊的特使科瓦廖夫回憶，莫斯科曾一度擔心沃德事件和“紫石英”艦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對中國的聯合軍事幹涉，到了1949年底這一擔心已經消除了。這樣的局麵增強了斯大林和毛澤東掌控內外局勢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澤東訪蘇期間，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戰爭計劃和毛交換了意見。毛澤東對朝鮮戰爭的前景有錯誤的預測，他以為戰爭爆發後美國將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國步兵幫助韓國，所以毛對金日成的戰爭計劃持積極態度。於是，斯大林向毛澤東提出了“請求”:北朝鮮攻入韓國後，若有外國出兵入朝、幫助韓國作戰，則中國也出兵入朝、幫助北朝鮮作戰。毛澤東和斯大林就此達成了協議，如果在朝鮮戰爭中發現（中蘇以外的）外力幹涉，那麽，中國將派陸軍、蘇聯則派空軍入朝作戰。為了避免蘇聯介入朝鮮戰爭之事在國際上暴露，毛澤東曾向斯大林建言：“可為中國部隊提供日造而非蘇造槍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據中、俄新近公布的資料，斯大林和毛澤東在會談中重點討論了避免使莫斯科與華盛頓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必要性、蘇聯為中國入朝部隊提供武器裝備和空中保護的必要性等。這樣，毛澤東實際上就把幫助金日成統一朝鮮置於比中共解決台灣更優先的地位上了。
毛澤東之所以答應斯大林的上述“請求”，固然與中共和蘇聯、北朝鮮的意識形態相關性有關，也是中共成立以來對蘇聯長期依附的必然結果[4]。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公開以前，中共對蘇聯的政治依附關係常常被低估了。美國學者約翰·L·甘迪斯提到過，南斯拉夫共 產黨人曾指證說，斯大林認為，真正的革命不應當是自發的，而是受莫斯科組織和指導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製的共 產黨都不是真正的共 產黨。前蘇聯的檔案資料披露，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共產國際與中共的接觸極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澤東並不象中國的黨史研究者和部份西方學者所解釋的那樣獨立於蘇共，相反，在外交和軍事領域，中共的行動大多數都是得到斯大林批準後才實施的。抗日戰爭末期，斯大林把在東北收繳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給了中共軍隊，此後，在蘇聯紅軍撤離東北時，又悄悄地幫助中共鞏固其在東北的地位。
蘇聯的大量金錢和軍事援助對中國革命起過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很清楚，這都是他對斯大林欠下的舊債，如果他不以某種方式償還、不繼續依附於斯大林，斯大林是不會為他提供中國所迫切需要的各種外交支持、軍事保護和經濟援助的，而出兵朝鮮則是唯一的還舊債、邀新寵的機會。也正因為如此，斯大林實際上握有對毛澤東發號施令的權力，雖然這些號令表麵上被稱為禮貌的“請求”，但對毛澤東而言實際上是難以抗拒的，否則，毛澤東就無法為中共的新政權奠定穩固的基礎，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懲罰乃至拋棄。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的這種關係完全符合“權力”的定義。美國學者艾倫·惠廷曾正確地指出：“在中蘇聯盟中，權力地位的不對稱性，使毛澤東在中蘇兩國發生政策矛盾時，極端缺乏手段來推進中國的政策。”近年來，中國的官方外交史也已承認，毛澤東出兵朝鮮的決策與希求得到大量蘇援以啟動國內經濟建設有關。
在中國出版的相關文獻中，有一種極為流行的說法，即毛澤東此次訪蘇時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東興日記》的記載是，在毛澤東訪蘇的頭兩個星期內，斯大林每兩天半就會見毛澤東一次，如此高的會晤頻率怎麽能被解釋成毛澤東受冷遇呢?毛澤東在莫斯科時與斯大林之間曾有過一些不愉快，源於斯大林不同意供給中共海軍艦隻以解放台灣，這並不是大爭執。在中共的成長過程中，確實有過“奶大了的孩子不聽娘”的情況，而斯大林則用援助和懲罰並舉的辦法迫使中共服從，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蘇德戰爭爆發後，斯大林曾指望毛澤東在南滿一帶組織八路軍作戰，防止日軍侵蘇，並許諾首先在中蒙邊境以大量蘇援武器為八路軍全麵換裝，但毛澤東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換馬”而一再拒絕。為此，共產國際通過決議譴責了中共，蘇共從此便猜疑中共，稱中共為“人造奶油共 產黨”，並采取了報複手段。[5]斯大林藉此給了毛澤東明確的信息：“你不關心我的勝負，我也不關心你的死活。”後來，在國共內戰時期，斯大林曾試圖說服蔣介石親蘇疏美，失敗之後就轉而全力支持中共。正因為毛澤東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蘇聯的舊債太多，當斯大林“請求”中共必要時出兵援朝時，有求於蘇聯的毛澤東是很難拒絕的，而積極主動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則是十分符合邏輯的。
1950年1月中旬，毛澤東尚未離開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戰爭計劃已獲批準。不過，斯大林告訴金日成：“此一問題仍須由中國和朝鮮同誌聯合作出最後決定。”因此，1950年5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澤東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鮮發動進攻的請求，毛澤東自然依照與斯大林的約定照準，並作出了必要時會派兵入朝的具體承諾。據前蘇聯政府檔案中一份“有關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和停戰談判的情況”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與毛澤東的會談中，“毛澤東強調，他不相信美國會為朝鮮這麽塊小地方而卷入戰爭，並說中國政府將派一支軍隊駐紮在沈陽一帶，以備在南朝鮮吸收日本士兵加入軍事行動時入朝作戰。”1950年底入朝參戰的解放軍38軍113師師長江潮亦回憶說：“我們的失算在於沒料到美國會直接幹涉。”
[史海鉤沉]
徐澤榮
朝鮮戰爭堪稱中美兩國之間首次交戰。中國為何卷入這場戰爭，又是如何卷入的，是近年來中外史學家非常感興趣的一個研究課題。本文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所涉及的時間跨度是1949年5月至1951年7月，即從金日成開始準備朝鮮戰爭到戰爭爆發，直到交戰雙方舉行停戰談判的時期。以前，由於來自中、蘇、北朝鮮三國的資料十分稀缺，有關朝鮮戰爭起源的研究是十分困難的。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這一局麵改變了。首先是中國陸續公布了一些原始資料[1]。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蘇聯方麵也開始公布許多原始資料。1994年6月，葉利欽訪問韓國時，送給當時的韓國領導人金泳三216件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後來，美國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出版的《國際冷戰研究計劃通訊》上，譯載了部份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後來，一些能夠接近前蘇聯政府檔案的俄國專家的著作或文章也成了有價值的二手文獻[2]。這些資料的大量湧現，構成了此一研究領域中的“資料革命”。不過，這些原始和二手資料並不完整，中國公開的資料仍然十分有限[3]，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雖然透明度高一些，但也有不少缺失，如1949和1950年之交，斯大林與毛澤東在莫斯科舉行的關於金日成戰爭計劃的討論記錄便告闕如。因此，不少關鍵決策的內幕仍待挖掘。
雖然大部份有關中國出兵朝鮮的原始資料來自中、蘇、北朝鮮三國，但建立在這些原始資料之上的二手研究文獻中最具價值者，乃由居住在西方的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所提供，因為他們可以比較客觀地研究而不受約束。在西方，對朝鮮戰爭起源的探討有過傳統和修正兩大學派。傳統學派認為，是斯大林連同毛澤東策劃了這場戰爭，其目的在於檢驗美國遏止國際共運擴張的決心有多大；毛澤東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蘇聯管西方共運、中國管東方共運的分工原則，在此前提下北京答應出兵援助平壤。傳統學派的新生代學者則爭辯說，是金日成而非斯大林發動了戰爭；斯大林害怕朝鮮戰爭會引發蘇美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因此對金日成的主意不表熱心；但金日成一再堅持，於是斯大林徵求過毛澤東的意見後便對金日成開啟綠燈。這些新生代學者認為，中國的卷入乃源於它對美國武裝威脅必須作出回應。而修正學派的觀點是，在朝鮮戰爭中是韓國侵略北朝鮮或誘使北朝鮮入侵。修正學派的新生代學者則辯稱，戰爭的最終策動者既非莫斯科和北京、亦非華盛頓，戰爭之起因應從朝鮮的國內因素方麵追查；朝鮮戰爭實質上是“革命的北方”對“反動的南方”的一場內戰，追究誰打響第一槍並無意義。美國學者布魯斯.克明斯領導了這一流派，但學者中附合者甚寡。1990年，一位韓國學者曾指出，除了傳統學派的舊生代學者以外，整個西方學術界均傾向於認為，雖然中國對朝鮮戰爭的策動是知情者，並祝願北朝鮮獲得勝利，但中國事先並未積極介入戰爭準備。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公開以前，大部份西方學者都同意，中國出兵朝鮮“是對美國對中國領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脅的不情願的回應”、“是對莫斯科全盤冷戰戰略的附合行為”。
當中國開始公布相關資料時，幾乎所有的官方資料都把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描繪成一個不情願的介入者，強調當時的中國亟想將注意力放在攻占台灣和國內建設上，並無意卷入這場戰爭。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被解密公開，現在人們已經了解到，史學界傳統學派提出的關於朝鮮戰爭起源的解釋比修正學派的觀點更接近真相。已有幾位美國學者利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說明了這點。
本文作者不僅參考了蘇聯的這些新近公布的資料，也廣泛和深入地分析了來自中國的資料。筆者認為:傳統學派關於朝鮮戰爭起源的觀點較為準確，中國並非不情願地卷入戰爭準備；在五十年代上半葉，中蘇、中朝之間並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願意響應莫斯科和平壤發動的朝鮮戰爭的“緊張”關係，中國之所以參與這場戰爭，不僅僅是被動地回應蘇聯的請求和美國的威脅，還明白無誤地有自己的積極的目標，如換取大量蘇聯武器為解放軍換裝、換取大量蘇聯援助以複興經濟等；在驅使中國參戰的蘇、美兩大因素中，蘇聯因素更具決定性，而且蘇聯因素之性質與以往人們所知道的幾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點主要發現，其中許多地方與大多數學者根據二手文獻得出的、目前在學術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觀點大相徑庭：其一，中國對戰爭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於人們以往所知。其二，中國出兵朝鮮有三個前提條件，其中並不包括先行攻占台灣。其三，中國雖然誤以為美國會派日本地麵部隊入朝，但卻正確地預測到，美國不會假道朝鮮入侵中國；此二項預測結合在一起，對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段企圖令華盛頓止兵於三八線，但另一方麵又設計了誘敵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敵軍登陸和北上之機殲敵，因此中國未派象征性部隊先行入朝以警告華盛頓不要越過三八線。其五，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目標是多重的，不過並無支配北朝鮮的意圖，這多重目標中主要的十個是，拯救北朝鮮、打消斯大林的懷疑、讓解放軍取得現代化戰爭的經驗、用蘇製武器裝備給解放軍換裝、取得大量蘇聯援助以複興中國經濟、加入聯合國、占領部份韓國領土以交換美軍撤出台灣等、引誘台灣國民黨軍進攻大陸以便圍殲之、消除美國以核武器報複中國本土或中國軍隊的動機、令南北朝鮮基本恢複戰前邊界。其六，中共對蘇聯的政治依附源於中共建國前蘇聯的餉械援助，這一依附性不僅極大地局限了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選擇，而且在中國建國後希求得到大量蘇聯援助以保衛和複興國家的情況下，進一步增強了。在以下的討論中，筆者將詳加分析。
莫斯科和北京對平壤發動戰爭的設想是如何反應的?（1949年1月至12月）
1949年初，中共控製了整個東北，北朝鮮既有了一個安全可靠的大後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軍中成千上萬訓練有素的朝鮮族人官兵為基礎組建朝鮮人民軍的主力部隊。於是，金日成便不失時機地兩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統一朝鮮的戰爭計劃，但均遭斯大林拒絕。當時，斯大林擔心美國的地麵部隊會入朝作戰，但他並未將這一考慮如實轉告毛澤東。
中國卷入朝鮮戰爭遠較人們以往所知為早、為深。1949年5月，中共建國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國與毛澤東商談以武力統一朝鮮之事。當時，毛澤東請這位特使轉告金日成，還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製全國、而外國武裝幹涉中國的危險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鮮不宜過早地對韓國采取軍事行動。但毛澤東對金日成的戰爭計劃是持比較積極的態度的，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金日成，未來若在朝鮮戰爭中美國派遣日本的地麵部隊入朝作戰、使北朝鮮處於不利地位時，中國會出兵相助。至於中國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麵部隊跨過三八線再出兵，當時則未予明確。毛澤東所考慮的出兵前提中，並未包括必須等到中國解放台灣之後這一點。毛澤東在會見金日成特使時，同意將解放軍的三個朝鮮族人師及兩個團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此即中國卷入戰爭準備之發端。西方國家曾長期認為，金日成親蘇而不親華，其實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澤東一樣對共產國際心懷不滿，他曾對一中國代表團成員說，“每當朝鮮受苦受難時，就依靠中國。中國人民……是朝鮮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毛澤東對金日成的支持乃基於與北朝鮮共 產黨人的意識形態相關性和道德義務感、對國民黨假道朝鮮反攻大陸的戒備，以及他對美國隻會派遣日本部隊入朝作戰的誤判。當時，毛澤東與金一會麵時主要討論的是日本而非美國地麵部隊入朝作戰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和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也持相同的估計。那時，毛澤東認為，美國的人力資源不夠，如果要幹涉朝鮮就必須利用日本的人力資源；而中國的軍事當局估計，日本可用於侵朝的雇傭兵人數至多隻有六、七萬人，不難對付。中共和北朝鮮當局當時認為，二戰中戰勝國的對日和約尚未簽訂，日本在法律上仍可舉兵抗華，這種估計與日本軍國主義之凶蠻留給中國人、朝鮮人的心理陰影也有關；同時，二戰後美國業已開始重新武裝日本，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可能的複活也憂心忡忡。因此，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共和北朝鮮當局一直把日本部隊當做支持南朝鮮部隊的假想敵。例如，中共建國後，官方的外交周刊《世界知識》就連篇累牘地刊登文章，強調日本而非美國地麵部隊入朝作戰的可能性。一直到1951年7月初，周恩來才正式通知蘇聯駐華大使，北京現在相信美國不會派日本地麵部隊入朝作戰。
中共1949年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的這三個朝鮮族師當時在解放軍中的番號為156、164、166師，連同一並移交的另外兩個朝鮮族團，解放軍共為北朝鮮人民軍提供了兵員69,200人，構成了朝鮮人民軍的作戰主力，占朝鮮戰爭前朝鮮人民軍總數148,680人的46.5％。解放軍的這些朝鮮族部隊主要是從東北的朝鮮族（尤其是延邊朝鮮族）地區征集兵員組成的，與中共基於某項中朝兩黨協定為北朝鮮征募、訓練部隊有關。因此，早在解放戰爭時期，東北的朝鮮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東北部隊的比率即高達每17人出一兵，比全東北地區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出幾乎一倍。按中共當時的政策規定，在中國境內居住的朝鮮族人屬於中國籍，而且這些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的解放軍朝鮮族指戰員中，大部份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國而非北朝鮮，因此，這些官兵是中國國民而非北朝鮮國民。
由此可見，參加朝鮮戰爭的中國軍隊並不是於戰爭爆發後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過鴨綠江的，中共於1949年（即朝鮮戰爭發動前）移交給朝鮮人民軍的三個師又兩個團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國的“誌願”軍。沒有這支解放軍部隊的加入，朝鮮人民軍就可能不具備足夠的戰力發動對韓國的進攻。所以，高崗的前衛士長魏寶玉曾透露，“中共中央東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統一朝鮮”。中國此後又繼續為朝鮮人民軍補充兵員，據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披露，朝鮮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於1951年1月16日又輸送給金日成10萬名以蘇式武器裝備的朝鮮族部隊，這些部隊的兵員包括中國東北的朝鮮族人、北朝鮮人以及五萬韓國俘虜兵，是戰爭打響之後在中國境內受訓成軍的。不過，中國從1949年5月起介入朝鮮戰爭的準備階段時，毛澤東和金日成原來準備對付的並不是美國兵，而是日本兵，這是他們的誤判。
莫斯科和北京批準平壤的戰爭計劃（1950年1月至6月）
中共建國後不久就控製了中國大陸，在對外關係方麵，關於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的談判已在進行中，中國已基本上不再麵臨來自外部的威脅。據斯大林派往毛澤東身邊的特使科瓦廖夫回憶，莫斯科曾一度擔心沃德事件和“紫石英”艦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對中國的聯合軍事幹涉，到了1949年底這一擔心已經消除了。這樣的局麵增強了斯大林和毛澤東掌控內外局勢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澤東訪蘇期間，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戰爭計劃和毛交換了意見。毛澤東對朝鮮戰爭的前景有錯誤的預測，他以為戰爭爆發後美國將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國步兵幫助韓國，所以毛對金日成的戰爭計劃持積極態度。於是，斯大林向毛澤東提出了“請求”:北朝鮮攻入韓國後，若有外國出兵入朝、幫助韓國作戰，則中國也出兵入朝、幫助北朝鮮作戰。毛澤東和斯大林就此達成了協議，如果在朝鮮戰爭中發現（中蘇以外的）外力幹涉，那麽，中國將派陸軍、蘇聯則派空軍入朝作戰。為了避免蘇聯介入朝鮮戰爭之事在國際上暴露，毛澤東曾向斯大林建言：“可為中國部隊提供日造而非蘇造槍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據中、俄新近公布的資料，斯大林和毛澤東在會談中重點討論了避免使莫斯科與華盛頓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必要性、蘇聯為中國入朝部隊提供武器裝備和空中保護的必要性等。這樣，毛澤東實際上就把幫助金日成統一朝鮮置於比中共解決台灣更優先的地位上了。
毛澤東之所以答應斯大林的上述“請求”，固然與中共和蘇聯、北朝鮮的意識形態相關性有關，也是中共成立以來對蘇聯長期依附的必然結果[4]。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公開以前，中共對蘇聯的政治依附關係常常被低估了。美國學者約翰·L·甘迪斯提到過，南斯拉夫共 產黨人曾指證說，斯大林認為，真正的革命不應當是自發的，而是受莫斯科組織和指導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製的共 產黨都不是真正的共 產黨。前蘇聯的檔案資料披露，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共產國際與中共的接觸極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澤東並不象中國的黨史研究者和部份西方學者所解釋的那樣獨立於蘇共，相反，在外交和軍事領域，中共的行動大多數都是得到斯大林批準後才實施的。抗日戰爭末期，斯大林把在東北收繳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給了中共軍隊，此後，在蘇聯紅軍撤離東北時，又悄悄地幫助中共鞏固其在東北的地位。
蘇聯的大量金錢和軍事援助對中國革命起過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很清楚，這都是他對斯大林欠下的舊債，如果他不以某種方式償還、不繼續依附於斯大林，斯大林是不會為他提供中國所迫切需要的各種外交支持、軍事保護和經濟援助的，而出兵朝鮮則是唯一的還舊債、邀新寵的機會。也正因為如此，斯大林實際上握有對毛澤東發號施令的權力，雖然這些號令表麵上被稱為禮貌的“請求”，但對毛澤東而言實際上是難以抗拒的，否則，毛澤東就無法為中共的新政權奠定穩固的基礎，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懲罰乃至拋棄。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的這種關係完全符合“權力”的定義。美國學者艾倫·惠廷曾正確地指出：“在中蘇聯盟中，權力地位的不對稱性，使毛澤東在中蘇兩國發生政策矛盾時，極端缺乏手段來推進中國的政策。”近年來，中國的官方外交史也已承認，毛澤東出兵朝鮮的決策與希求得到大量蘇援以啟動國內經濟建設有關。
在中國出版的相關文獻中，有一種極為流行的說法，即毛澤東此次訪蘇時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東興日記》的記載是，在毛澤東訪蘇的頭兩個星期內，斯大林每兩天半就會見毛澤東一次，如此高的會晤頻率怎麽能被解釋成毛澤東受冷遇呢?毛澤東在莫斯科時與斯大林之間曾有過一些不愉快，源於斯大林不同意供給中共海軍艦隻以解放台灣，這並不是大爭執。在中共的成長過程中，確實有過“奶大了的孩子不聽娘”的情況，而斯大林則用援助和懲罰並舉的辦法迫使中共服從，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蘇德戰爭爆發後，斯大林曾指望毛澤東在南滿一帶組織八路軍作戰，防止日軍侵蘇，並許諾首先在中蒙邊境以大量蘇援武器為八路軍全麵換裝，但毛澤東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換馬”而一再拒絕。為此，共產國際通過決議譴責了中共，蘇共從此便猜疑中共，稱中共為“人造奶油共 產黨”，並采取了報複手段。[5]斯大林藉此給了毛澤東明確的信息：“你不關心我的勝負，我也不關心你的死活。”後來，在國共內戰時期，斯大林曾試圖說服蔣介石親蘇疏美，失敗之後就轉而全力支持中共。正因為毛澤東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蘇聯的舊債太多，當斯大林“請求”中共必要時出兵援朝時，有求於蘇聯的毛澤東是很難拒絕的，而積極主動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則是十分符合邏輯的。
1950年1月中旬，毛澤東尚未離開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戰爭計劃已獲批準。不過，斯大林告訴金日成：“此一問題仍須由中國和朝鮮同誌聯合作出最後決定。”因此，1950年5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澤東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鮮發動進攻的請求，毛澤東自然依照與斯大林的約定照準，並作出了必要時會派兵入朝的具體承諾。據前蘇聯政府檔案中一份“有關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和停戰談判的情況”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與毛澤東的會談中，“毛澤東強調，他不相信美國會為朝鮮這麽塊小地方而卷入戰爭，並說中國政府將派一支軍隊駐紮在沈陽一帶，以備在南朝鮮吸收日本士兵加入軍事行動時入朝作戰。”1950年底入朝參戰的解放軍38軍113師師長江潮亦回憶說：“我們的失算在於沒料到美國會直接幹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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