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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功罪非議在:李鴻章的憤懣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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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功罪非議在:李鴻章的憤懣與無奈

2008-05-23 13:31:00 文\\金滿樓

1895年的三月十四日,李鴻章等人迎著蕭蕭春雨,前往日本馬關談判和約。一路上,李鴻章愁怨滿腹,快到馬關的時候,他吟詩一首:“晚傾波濤離海岸,天風浩蕩白鷗閑;舟人哪知傷心處,遙指前程是馬關”。

李鴻章還算是有點先見之明,馬關果然是李鴻章一生中最為傷心的地方。在馬關談判的日子裏,年事已高的李鴻章不但被伊藤博文百般羞辱和嘲弄,在談判途中還曾被日本浪人小山豐太郎刺襲,臉上挨了一槍不說,差點就命喪東瀛。即使後來僥幸保全性命回來,李鴻章心裏也很清楚,這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一旦簽訂,自己必然要背上千古之罵名,正如他自己所說,“七十老翁,蒙之惡名,幾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勢。

甲午一事結束後,李鴻章便從權力的頂峰跌落下來,陷入了個人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中。在搬到了賢良寺暫住的日子裏,李鴻章說過這麽幾句話,抒發了他心中的憤懣:“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醞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靡費為疑,至以購械購艦懸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至一發不可複收。”

目前國內的主流輿論,都認為甲午戰爭是洋務運動的一個大考驗,戰爭的失敗也就標誌著洋務運動的失敗,由此引發了對國家體製的思考並激發了在最快的時間內讓國家強大起來的迫切願望,隨後的戊戌變法便是這種觀念的產物。不過,筆者倒認為,體製並不是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過分拔高戊戌變法而刻意貶低洋務運動其實是一種曆史的本末倒置,而作為洋務運動總設計師的李鴻章受到各種非議是不公正的。

就當時的權力結構而言,李鴻章是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他雖然是當時朝廷的第一重臣,卻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府首腦(比如俾斯麥宰相或者伊藤博文總理之類),這決定了他在洋務運動中無法放開手腳,因為各種反對力量如清流派及保守派,他們的力量同樣強大。而當時的清廷本身就是一個各種權力糾葛的複合體,作為權力中樞掌控者的慈禧太後,她的經曆和學識決定了她無進取之心的同時,卻是極其擅長玩弄權力平衡的高手,這或許是李鴻章的時代悲劇所在。(在專製社會不變的情況下,缺乏進取心的君主顯然是晚清最後幾十年的軟肋所在,這或許解釋了日本能夠更新而清朝深陷泥潭的原因所在)。

與大多數同僚相比,李鴻章的洋務觀念和意識雖然已屬超前,但從本質上來說,他還是一位傳統型的官僚。在清廷當時的權力運作機製下,李鴻章既要發展洋務,又要明哲保身,他必須學會在各種力量間保持平衡,而不可能毫無顧忌的以洋為本。就這點而言,李鴻章相似於曾國藩而非袁世凱,袁世凱他沒有傳統的包袱,正因為如此,袁世凱在清末的新政中才搞得有聲有色。

李鴻章搞北洋海軍一敗塗地,而他的接班人袁世凱卻搞新式陸軍一舉成功,但這不能說袁世凱比李鴻章厲害,隻能說他運氣不太好,屬於曆史的時代悲劇和殘酷性所在。晚清的軍隊建設一直是極為敏感的問題,在剿滅了太平軍和撚軍後,由於擔心清廷的猜忌,曾國藩刻意肢解湘軍,而李鴻章的淮軍雖得以保留,但他何嚐不是深得座師的其中三味。正因為如此,那些由湘淮舊軍改編的防軍和練軍,他們在甲午戰爭中幹不過日本的近代陸軍這是一件難以接受但卻是極為正常的事情,因為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他們隻能算是地方保安部隊而不是專業的國防軍。

導致北洋艦隊外強中幹與防軍練軍軟弱無能的重要原因是,清廷在戰略上就沒有把他們當成國防軍來看待,而更自私一點的原因在於滿清貴族對漢人官僚掌握軍隊後的恐懼。換句話說,清廷並不希望這些軍隊過於強大,因為這會威脅到滿人的統治。曆史的諷刺是,在義和團之亂和八國聯軍的雙重打擊下,編練行軍成為之後清廷的共識,因為不編練新軍,不要說八國聯軍,連義和團這樣的民眾騷亂都無法解決­---但編練新軍卻也為清廷掘下墳墓。看來,慈禧太後很“英明”,她很好的把握了這個平衡和尺度。

由此看來,北洋艦隊在建軍後不再購買新艦便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從規劃上來說,清廷並沒有指望北洋艦隊去出海作戰,這個艦隊的主要功能是看家護院,任務和那些防軍練軍類似。這種戰略性的失誤,這個責任顯然不能歸到李鴻章的頭上。正因為如此,李鴻章在請求了幾次偃旗息鼓,畢竟,在和平時期過分講求武備,恐有逆鱗之危。

就李鴻章主導的洋務運動而言,其實是中國走向近代化的第一個過程。事實上,晚清的近代化有三個波浪,第一波是李鴻章等人主導了近三十年的洋務運動,第二波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維新變法,第三波是袁世凱等人推行的清末新政。其中,康梁等人的變法在曆史上的作用不大,目前主流輿論過分的拔高百日維新而貶低洋務運動顯然是一種錯誤的認識觀。

對洋務運動過多的指責其實有誤導中國近代化之嫌。筆者認為,一個國家的強大與否,核心推動力不在於體製革新,因為體製革新必須先有革新的基礎而是在沙灘上造空中樓閣。縱觀世界近代化的過程,其本質是工業化的過程,隻有建立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各種現代製度才能立得穩、站得牢。在工業化基礎打好之前的體製革新,都屬於一種超前的盲動,如維新變法、如辛亥革命,其失敗是理所當然的。筆者之所以認為李鴻章搞洋務運動、袁世凱搞新政比康有為等人搞變法、革命黨人鬧革命更有意義,因為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對於中國這個傳統國家的轉型而言,是一種踏踏實實的過程,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雖然不能說它不對,但明顯屬於超前的病急亂投醫。就大方向而言,李鴻章是完全對路的,其功績也是有目共睹的,過分貶低李鴻章和洋務運動,反會使得中國的近代化偏離重點,誤入歧途。

李鴻章的失敗,不在於洋務運動的方向,而在於洋務運動的速度,特別是在日本這個參照國的對比下,這種罪惡被無限放大,這是一種曆史認識的悲劇。李鴻章何嚐不知道問題所在,但他的痛苦就在於知道問題所在但又無力更改,曆史的定數如此,李鴻章即使挺身而出也未必就能扭轉乾坤。所幸的是,李鴻章能夠持續的主導並推進洋務運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就當時的時代而言,李鴻章已經是難能可貴,後人又何必過於苛責。


後記:筆者去年曾出版過《曆史的轉彎處:晚清帝國回憶錄》一書,前些天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錄製《回首李鴻章》曆史紀錄片的時候,特邀請筆者出鏡作了一個采訪,主要就晚清曆史的大背景來評價一下李鴻章的功過問題。筆者因為沒有係統的研究過李鴻章的曆史,所以特意查閱了一些資料,也有意寫篇小文作為總結。不想采訪結束的當天下午,四川汶川便發生了大地震,這十幾天一直關注地震災情,當時的一些想法也就忘了不少,現在姑且想起多少就寫多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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