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辱華牌示“華人與狗不得進入”是偽造的曆史？
今年（2008年）3月10日的《北京青年報》在“文娛·讀書”版刊登了一篇長文:《陳丹燕:被誤讀的不隻是上海的曆史》，作者是該報記者鄭媛。據該文介紹，陳丹燕是“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的作者，近六年來又精心雕琢，推出了一部《外灘影像與傳奇》。她以福爾摩斯探案的精神，查閱了大量上海殖民機構的檔案，又進行了一係列調查訪問，終於發現解放前的上海公園根本沒有懸掛過“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牌示。“‘華人與狗不得進入’是一段偽造的曆史。”偽造的原因是“當時上海的民族資本家已經很強烈地感覺到民族的不平等，覺得受傷，所以才偽造了這樣的一句話。”偽造的方法是將外僑社團製定的兩條遊園規則進行了拚接:一條是“非外僑者不能進入”，另一條是“狗與騎自行車的人也不能入內”。
我雖然沒有深入研究過上海的近現代地方史，但卻對陳丹燕女士的上述結論有些懷疑。因為早在95年前，就有人在上海公園的門口目睹過這個辱華牌示。這個人就是近些年來十分走俏的周作人先生。1903年9月11日(舊曆七月二十日)，周作人日記中有這樣一則記載:“上午乘車至高昌廟，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經公園，地甚敞，青蔥滿目。白人遊息其中者無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國人不得入。門懸金字牌一，大書‘犬與華人不準入’七字，哀我華人與犬為伍。園之四周皆鐵柵，環而窺者甚多，無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這份日記的原件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1996年12月已由河南大象出版社影印出版，關心這一曆史公案的讀者可以參閱。據上海魯迅紀念館副館長王錫榮說，十六浦在今上海黃浦區，這個公園就是至今仍然開放的黃浦公園。敵偽時期淪為大的周作人，青年時期曾一度湧動一腔愛國熱血，所以他才會對公園四周那些冷血的窺視者深表哀歎。周作人在當年並不準備發表的日記中留下了這條記載，其真實性想必毋庸置疑。
據我所知，中國古代隻有“私家園林”，沒有“公家花園”。公園是近代的產物。1842年上海被定為“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外僑才將公共性園林形式移植過來。1868年8月8日，上海工部局在蘇州河與黃浦江交匯處開辟的公園就明確規定“華人無西人同行，不得入內”。此後陸續修建的虹口公園、複興公園、兆豐公園都不許華人隨便入內。我不了解上海外灘公園是否懸掛過“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牌示，但上海黃浦公園的確懸掛過“犬與華人不準入”的七字金牌。在西方殖民者眼中，將華人視為犬類，甚至連犬都不如，這恐怕也是今天的上海人乃至全中國人都應該留存的曆史記憶。
對於陳丹燕女士那種“敏感、精致、充滿著女性的空靈想象和跳躍的文字”，包括我在內的廣大讀者自然會表示欣賞；但我同時又感到，一個作家如果對本民族的曆史有“誤讀”，恐怕也難免影響她處理曆史題材的深度，難免影響她成為“老上海”真實曆史的代言人。陳丹燕說:“大部分人隻會控訴殖民，很少人會反省自己在被殖民的過程中，性格發生了什麽變化”。又說:“物質上的被掠奪其實是次要的，精神上的被掠奪，精神上淪為次等的地位，才是更可怕的後果。”這些話引起我強烈的共鳴。我深感到，近些年來，有一部分中國人對我們民族的屈辱史有些淡忘，而美化和淡化殖民行徑的新論倒是屢屢出現。對這種情況，作家和讀者恐怕都應該進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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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燕：被誤讀的不隻是上海的曆史
（北京青年報）
陳丹燕其人：一九五八年出生於北京。四歲移居上海。曾任《兒童時代》的編輯，目前為職業作家，中國作協會員。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青少年文學的寫作和翻譯。八十年代後期從事成人文學創作，主要作品有在歐洲和美國的旅行故事《漫卷西風》、《咖啡苦不苦》以及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等。
說起陳丹燕，網上出現頻率最多的一個詞是“小資”，也許是因為她的“上海三部曲”中，那些敏感、精致、充滿著女性的空靈想象和跳躍的文字給人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當她花了六年時間精心雕琢的新作品“上海外灘”係列推出了第一部《外灘影像與傳奇》，記者終於有機會約見到這位上海女作家時，心裏暗暗存了一絲幻想，以為會有一個“穿著旗袍，塗著血紅蔻丹，手裏夾著一支煙的優雅女人，從門外飄然而至”。
北京初春的一個下午，陽光從老茶館的窗戶裏投射進來，恰到好處的明亮，如同隔桌相對的女作家臉上的笑容。和永遠打著上海烙印的文字不同，生活在極盡奢華之能事的“東方巴黎”之城的陳丹燕難得地保留了一種樸素：簡單的白色高領毛衣，褲裝，清湯掛麵的短發，全身上下幾乎沒有什麽脂粉氣。
對於這種人與文“不對版”引致的驚訝，陳丹燕笑稱自己隻能道一聲抱歉。她說，十年前，從《上海的風花雪月》意外地成為暢銷書起，她就不斷遭遇到“誤讀”，甚至成為“老上海”“懷舊”“時尚”“小資”等名詞的代言人。她也很想告訴別人，“你的幻想可能錯了，我不是這樣子的。”但她也知道，有時，誤解是根深蒂固的，很難一下子清洗掉，就像人們對於上海、甚至是上海的曆史一直存在的那種妖嬈的想象。
外灘故事關乎上海文化認同
從《上海的風花雪月》到《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陳丹燕寫上海寫了十年，也一度使得陳丹燕成為“老上海”“懷舊”“時尚”“小資”等名詞的代言人。陳丹燕認為，這其實是對自己的作品的誤讀。“他們不知道，小資在我的那個時代，代表的是一個很壞的名詞。”
四歲時，隨著父親單位集體搬遷，從北京來到上海的陳丹燕，很長時間都生活在一個完全可以不用講上海話的大院裏，周圍很多人和她一樣，對這個城市的文化存在一個跟上海本土人的認同完全不一樣的過程。“我哥哥是在北京長到上初中才去的上海，他對我說，你不許學上海話，學上海話我打死你。”
陳丹燕是在一個移民家庭的環境下逐漸認識上海的。這種認識從一開始就帶著批判性。她說，小時候她對於上海人的一些價值觀，比如特別講究衣著的用料，穿好衣服時一定非常小心，大衣要撩起來，不能坐在屁股底下等，常常覺得奇怪，“他們為什麽會這樣子，這麽小氣，後來才發現這種價值觀其實有著很強的物質性在裏麵。”
她認為，在寫作的時候，每個作家都會回歸到自己最初植根於上海這塊土地的時候。所以，她的寫作，與其他的上海作家的角度其實並不一樣。
“殷慧芬寫過很多上海弄堂的故事，她寫得非常好，但我沒有住過弄堂，我是一個字都寫不出來。”陳丹燕說，王安憶寫《長恨歌》，也跟她小時候住過新式裏弄有很大關係，“新式裏弄窗子很小，一方天地看出去，是滿天的鴿子在天上飛。而我住的是上世紀50年代初上海造的那種集體宿舍似的樓房，我在陽台上看的東西，和王安憶在新式裏弄裏看的東西是不一樣的，還有氣味，周圍的人對這個城市的理解，生活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甚至直到現在，陳丹燕也不覺得自己已經融入了上海，對於上海，她的感情是“愛恨交織”的。她認為，上海是一座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曆史非常奇怪，和中國大部分的城市曆史不一樣。它經曆過的滄桑和反複，會讓一個作家非常感興趣，因為它很有寫頭。”但她坦言，她一直覺得自己跟這座城市有一些隔閡，“它的精神麵貌和我書中寫到的上海的洋涇浜英語是非常一致的。它的投機性，暴發性，商業性，這三點都是我不喜歡的。我不能愛屋及烏。”
從30歲以後起，陳丹燕就把所有海外旅行都用在對上海的探索上，尤其是上海人的身份和文化認同問題。寫上海三部曲是為了“自身的困惑與需要”，而此次寫作外灘的故事也一樣。
陳丹燕認為，這個故事關乎上海的身份問題和文化認同，而且，同樣是她自己的問題。“我是在這裏長大，但它到底是不是我的，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在動筆之前，陳丹燕找了很多有關上海的材料。其中，有關“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外灘公園的資料給了她極深的印象。她發現，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對於外灘公園是否真的掛出過這麽一塊牌子，曆史學界已有不少人傾向於認為，雖然有真實的感情因素在，但這塊牌子卻是偽造的。陳丹燕說：“我想知道的是，如果這說法是不對的，那麽對於這個從被殖民的民族出來的說法，殖民的民族是怎麽想的。”為此，她首先去了倫敦，在圖書館裏一點一點挖掘資料，然後是美國。
她查過正規的曆史出版物，甚至小學的曆史書，發現沒有人或曆史照片能夠明確證明，外灘公園曾經豎立過“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這樣一塊牌子，但在《霍元甲》等一些影視作品裏，這塊牌子卻又分明存在。她仔細查看了當時管理外灘公園的殖民機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所有會議記錄，試圖弄清楚這個故事是如何流傳出來的。
她甚至找到了曾經出現在影視作品裏的那塊“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牌子的製造者。“他是我一個很早就認識的人。他的師父曾在60年代造過這個牌子，當時是為了一個上海史的展覽，而他是80年代造牌子的人。他告訴我，牌子其實是在一種玩笑的過程中造的，大家還在討論，應該是從左到右還是從右到左寫？如果是工部局造的牌子，應該是純英文的還是中英文的，是英文在上麵還是中文在上麵？”
從國內到國外，陳丹燕把一些相關人物一一找出來並進行采訪，包括第一個提出反對“華人不得進入”這個條款的人，一位美籍華人傳教士。
一係列像福爾摩斯探案似的訪問，使得陳丹燕認為，“華人與狗不得進入”是一段偽造的曆史：“它其實來自公園的遊園規則，最早一條是‘這個公園是外僑社團專有，非外僑者不能進入’。後來由於發生狗咬傷孩子事件，公園又加了一條規定，‘狗和騎自行車的人也不能入內’，這些規則被人聯係起來，概括成了‘華人與狗不準進入’。”不過，她認為，這段偽造的曆史裏有真實的感情因素在，因為當時上海的民族資本家已經很強烈地感覺到民族的不平等，覺得受傷，所以才偽造了這樣的一句話。和這件事一樣，六年的資料收集和寫作，有關外灘的很多事情都讓陳丹燕感覺吃驚，特別是外灘在經曆了一個世紀的滄桑後，仍然表現出來的那種“變本加厲的物質性”。“我總感覺，就像一個人經曆滄桑後，會鉛華盡洗，變得通達，但外灘沒有，它的性格裏的商業性和物質性不僅沒有去除，而且老當益壯，加倍物質，原先隻是洋行，現在卻遍地都是世界頂級奢侈品的旗艦店。”陳丹燕感歎道，“如果把外灘當成一個人，可以原諒，因為他本性如此，但如果把它當成一個地方，會對它充滿失望。”
她說，寫完外灘後，很少去外灘，她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是談完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後，卻不要了那個人。”這個係列的寫作消耗了陳丹燕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她表示,自己“需要一段時間的停頓，進行清洗和積累”。不過她否認了從此將終止上海題材寫作的說法，“如果以後找到比外灘更有趣的上海的東西，我想我還會再寫。”
未來寫作
得益於曾任《書城》主編、現為“三聯”總編的陳保平先生提供的“方便之門”，陳丹燕的閱讀一直頗為廣泛。她說，不知從什麽時候起，有關“殖民”的話題開始觸動了她。“很多人都喜歡說上海人崇洋媚外，我總覺得雖然媚外不是每個人都媚的，但崇洋卻似乎都是崇的，我們的確很喜歡西方人的東西，我於是很想知道這種崇洋是從哪裏來的。”
“殖民時代帶給被殖民者的最大的影響是失去了愛心，有時候我想到上海，上海這麽‘沒有心肝’，是不是也跟這個有關係。”陳丹燕說，這本書對她的刺激很大，大部分人隻會控訴殖民，很少人會反省自己在被殖民的過程中，性格發生了什麽變化。而這本書讓她想到，物質上的被掠奪其實是次要的，而精神上的被掠奪，精神上淪為次等的地位，才是更可怕的後果。她說，她在外灘上也看到了這樣的問題：沒有自信建立自己的文化，沒有自信認同自己的身份。
在寫作“外灘係列”時，她曾經訪問了一個在外灘開餐館的澳大利亞女老板，這家餐館很多中國人都不喜歡，因為它的氣氛“非常殖民”。陳丹燕一開始也不喜歡，她對女老板說，這裏的氣氛讓人想起二十年代以前的上海殖民地的氣氛：中國人要以講英語為榮，吃東西時要完全符合西方的禮儀，大家去那裏不是為了吃好吃的東西，而是為了炫耀。身材高大、非常雄辯的女老板“俯視”著陳丹燕說，這是因為你們中國人心裏，沒有離開殖民時代，所以你們一想就會想到那裏去了。
“當時我無話反駁，我想也許她的話是有一定道理的。”陳丹燕說，這個女老板在香港也開了一家同樣的餐館，所以她去香港時，還特意去那家餐館吃了一頓飯，但奇怪的是沒有感受到同樣的壓力，“我很想知道，為什麽我在上海會有這種壓力，而且這種壓力不是我一個人有。我想這跟很多上海人心裏一回去就是回到殖民時代是有關係的。”
寫“外灘係列”是為了解決心中的困惑，但寫完後，陳丹燕卻發現自己依然沒有找到答案。所以，對“殖民”的關注也許會成為她未來寫作的角度。此前，她已經去過香港、吉隆坡、馬六甲，今年，她還準備去印度的克拉拉和斯裏蘭卡，想沿著東方航線的口岸城市走一遍，看看到底它們有什麽相同和不同的地方。甚至，她今年的行程還包括利物浦，她想從一個對立的角度，看看當年殖民者過來的通商口岸，是如何恢複老建築和整個城市的商業活力的。
“迄今為止，我覺得我的生活很好，我很高興書的版稅，可以讓我花錢買到自由。”說到目前的生活狀態，陳丹燕一臉幸福。“我不是對物質生活要求很高的人。我不買車，也不買房，我把錢用在旅行上，這是一個自我清洗的過程。而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我在寫自己想要寫的東西，這是一個最好的狀態。”（鄭媛）
今年（2008年）3月10日的《北京青年報》在“文娛·讀書”版刊登了一篇長文:《陳丹燕:被誤讀的不隻是上海的曆史》，作者是該報記者鄭媛。據該文介紹，陳丹燕是“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的作者，近六年來又精心雕琢，推出了一部《外灘影像與傳奇》。她以福爾摩斯探案的精神，查閱了大量上海殖民機構的檔案，又進行了一係列調查訪問，終於發現解放前的上海公園根本沒有懸掛過“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牌示。“‘華人與狗不得進入’是一段偽造的曆史。”偽造的原因是“當時上海的民族資本家已經很強烈地感覺到民族的不平等，覺得受傷，所以才偽造了這樣的一句話。”偽造的方法是將外僑社團製定的兩條遊園規則進行了拚接:一條是“非外僑者不能進入”，另一條是“狗與騎自行車的人也不能入內”。
我雖然沒有深入研究過上海的近現代地方史，但卻對陳丹燕女士的上述結論有些懷疑。因為早在95年前，就有人在上海公園的門口目睹過這個辱華牌示。這個人就是近些年來十分走俏的周作人先生。1903年9月11日(舊曆七月二十日)，周作人日記中有這樣一則記載:“上午乘車至高昌廟，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經公園，地甚敞，青蔥滿目。白人遊息其中者無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國人不得入。門懸金字牌一，大書‘犬與華人不準入’七字，哀我華人與犬為伍。園之四周皆鐵柵，環而窺者甚多，無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這份日記的原件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1996年12月已由河南大象出版社影印出版，關心這一曆史公案的讀者可以參閱。據上海魯迅紀念館副館長王錫榮說，十六浦在今上海黃浦區，這個公園就是至今仍然開放的黃浦公園。敵偽時期淪為大的周作人，青年時期曾一度湧動一腔愛國熱血，所以他才會對公園四周那些冷血的窺視者深表哀歎。周作人在當年並不準備發表的日記中留下了這條記載，其真實性想必毋庸置疑。
據我所知，中國古代隻有“私家園林”，沒有“公家花園”。公園是近代的產物。1842年上海被定為“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外僑才將公共性園林形式移植過來。1868年8月8日，上海工部局在蘇州河與黃浦江交匯處開辟的公園就明確規定“華人無西人同行，不得入內”。此後陸續修建的虹口公園、複興公園、兆豐公園都不許華人隨便入內。我不了解上海外灘公園是否懸掛過“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牌示，但上海黃浦公園的確懸掛過“犬與華人不準入”的七字金牌。在西方殖民者眼中，將華人視為犬類，甚至連犬都不如，這恐怕也是今天的上海人乃至全中國人都應該留存的曆史記憶。
對於陳丹燕女士那種“敏感、精致、充滿著女性的空靈想象和跳躍的文字”，包括我在內的廣大讀者自然會表示欣賞；但我同時又感到，一個作家如果對本民族的曆史有“誤讀”，恐怕也難免影響她處理曆史題材的深度，難免影響她成為“老上海”真實曆史的代言人。陳丹燕說:“大部分人隻會控訴殖民，很少人會反省自己在被殖民的過程中，性格發生了什麽變化”。又說:“物質上的被掠奪其實是次要的，精神上的被掠奪，精神上淪為次等的地位，才是更可怕的後果。”這些話引起我強烈的共鳴。我深感到，近些年來，有一部分中國人對我們民族的屈辱史有些淡忘，而美化和淡化殖民行徑的新論倒是屢屢出現。對這種情況，作家和讀者恐怕都應該進行深思。
相關鏈接：
陳丹燕：被誤讀的不隻是上海的曆史
（北京青年報）
陳丹燕其人：一九五八年出生於北京。四歲移居上海。曾任《兒童時代》的編輯，目前為職業作家，中國作協會員。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青少年文學的寫作和翻譯。八十年代後期從事成人文學創作，主要作品有在歐洲和美國的旅行故事《漫卷西風》、《咖啡苦不苦》以及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等。
說起陳丹燕，網上出現頻率最多的一個詞是“小資”，也許是因為她的“上海三部曲”中，那些敏感、精致、充滿著女性的空靈想象和跳躍的文字給人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當她花了六年時間精心雕琢的新作品“上海外灘”係列推出了第一部《外灘影像與傳奇》，記者終於有機會約見到這位上海女作家時，心裏暗暗存了一絲幻想，以為會有一個“穿著旗袍，塗著血紅蔻丹，手裏夾著一支煙的優雅女人，從門外飄然而至”。
北京初春的一個下午，陽光從老茶館的窗戶裏投射進來，恰到好處的明亮，如同隔桌相對的女作家臉上的笑容。和永遠打著上海烙印的文字不同，生活在極盡奢華之能事的“東方巴黎”之城的陳丹燕難得地保留了一種樸素：簡單的白色高領毛衣，褲裝，清湯掛麵的短發，全身上下幾乎沒有什麽脂粉氣。
對於這種人與文“不對版”引致的驚訝，陳丹燕笑稱自己隻能道一聲抱歉。她說，十年前，從《上海的風花雪月》意外地成為暢銷書起，她就不斷遭遇到“誤讀”，甚至成為“老上海”“懷舊”“時尚”“小資”等名詞的代言人。她也很想告訴別人，“你的幻想可能錯了，我不是這樣子的。”但她也知道，有時，誤解是根深蒂固的，很難一下子清洗掉，就像人們對於上海、甚至是上海的曆史一直存在的那種妖嬈的想象。
外灘故事關乎上海文化認同
從《上海的風花雪月》到《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陳丹燕寫上海寫了十年，也一度使得陳丹燕成為“老上海”“懷舊”“時尚”“小資”等名詞的代言人。陳丹燕認為，這其實是對自己的作品的誤讀。“他們不知道，小資在我的那個時代，代表的是一個很壞的名詞。”
四歲時，隨著父親單位集體搬遷，從北京來到上海的陳丹燕，很長時間都生活在一個完全可以不用講上海話的大院裏，周圍很多人和她一樣，對這個城市的文化存在一個跟上海本土人的認同完全不一樣的過程。“我哥哥是在北京長到上初中才去的上海，他對我說，你不許學上海話，學上海話我打死你。”
陳丹燕是在一個移民家庭的環境下逐漸認識上海的。這種認識從一開始就帶著批判性。她說，小時候她對於上海人的一些價值觀，比如特別講究衣著的用料，穿好衣服時一定非常小心，大衣要撩起來，不能坐在屁股底下等，常常覺得奇怪，“他們為什麽會這樣子，這麽小氣，後來才發現這種價值觀其實有著很強的物質性在裏麵。”
她認為，在寫作的時候，每個作家都會回歸到自己最初植根於上海這塊土地的時候。所以，她的寫作，與其他的上海作家的角度其實並不一樣。
“殷慧芬寫過很多上海弄堂的故事，她寫得非常好，但我沒有住過弄堂，我是一個字都寫不出來。”陳丹燕說，王安憶寫《長恨歌》，也跟她小時候住過新式裏弄有很大關係，“新式裏弄窗子很小，一方天地看出去，是滿天的鴿子在天上飛。而我住的是上世紀50年代初上海造的那種集體宿舍似的樓房，我在陽台上看的東西，和王安憶在新式裏弄裏看的東西是不一樣的，還有氣味，周圍的人對這個城市的理解，生活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甚至直到現在，陳丹燕也不覺得自己已經融入了上海，對於上海，她的感情是“愛恨交織”的。她認為，上海是一座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曆史非常奇怪，和中國大部分的城市曆史不一樣。它經曆過的滄桑和反複，會讓一個作家非常感興趣，因為它很有寫頭。”但她坦言，她一直覺得自己跟這座城市有一些隔閡，“它的精神麵貌和我書中寫到的上海的洋涇浜英語是非常一致的。它的投機性，暴發性，商業性，這三點都是我不喜歡的。我不能愛屋及烏。”
從30歲以後起，陳丹燕就把所有海外旅行都用在對上海的探索上，尤其是上海人的身份和文化認同問題。寫上海三部曲是為了“自身的困惑與需要”，而此次寫作外灘的故事也一樣。
陳丹燕認為，這個故事關乎上海的身份問題和文化認同，而且，同樣是她自己的問題。“我是在這裏長大，但它到底是不是我的，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在動筆之前，陳丹燕找了很多有關上海的材料。其中，有關“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外灘公園的資料給了她極深的印象。她發現，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對於外灘公園是否真的掛出過這麽一塊牌子，曆史學界已有不少人傾向於認為，雖然有真實的感情因素在，但這塊牌子卻是偽造的。陳丹燕說：“我想知道的是，如果這說法是不對的，那麽對於這個從被殖民的民族出來的說法，殖民的民族是怎麽想的。”為此，她首先去了倫敦，在圖書館裏一點一點挖掘資料，然後是美國。
她查過正規的曆史出版物，甚至小學的曆史書，發現沒有人或曆史照片能夠明確證明，外灘公園曾經豎立過“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這樣一塊牌子，但在《霍元甲》等一些影視作品裏，這塊牌子卻又分明存在。她仔細查看了當時管理外灘公園的殖民機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所有會議記錄，試圖弄清楚這個故事是如何流傳出來的。
她甚至找到了曾經出現在影視作品裏的那塊“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牌子的製造者。“他是我一個很早就認識的人。他的師父曾在60年代造過這個牌子，當時是為了一個上海史的展覽，而他是80年代造牌子的人。他告訴我，牌子其實是在一種玩笑的過程中造的，大家還在討論，應該是從左到右還是從右到左寫？如果是工部局造的牌子，應該是純英文的還是中英文的，是英文在上麵還是中文在上麵？”
從國內到國外，陳丹燕把一些相關人物一一找出來並進行采訪，包括第一個提出反對“華人不得進入”這個條款的人，一位美籍華人傳教士。
一係列像福爾摩斯探案似的訪問，使得陳丹燕認為，“華人與狗不得進入”是一段偽造的曆史：“它其實來自公園的遊園規則，最早一條是‘這個公園是外僑社團專有，非外僑者不能進入’。後來由於發生狗咬傷孩子事件，公園又加了一條規定，‘狗和騎自行車的人也不能入內’，這些規則被人聯係起來，概括成了‘華人與狗不準進入’。”不過，她認為，這段偽造的曆史裏有真實的感情因素在，因為當時上海的民族資本家已經很強烈地感覺到民族的不平等，覺得受傷，所以才偽造了這樣的一句話。和這件事一樣，六年的資料收集和寫作，有關外灘的很多事情都讓陳丹燕感覺吃驚，特別是外灘在經曆了一個世紀的滄桑後，仍然表現出來的那種“變本加厲的物質性”。“我總感覺，就像一個人經曆滄桑後，會鉛華盡洗，變得通達，但外灘沒有，它的性格裏的商業性和物質性不僅沒有去除，而且老當益壯，加倍物質，原先隻是洋行，現在卻遍地都是世界頂級奢侈品的旗艦店。”陳丹燕感歎道，“如果把外灘當成一個人，可以原諒，因為他本性如此，但如果把它當成一個地方，會對它充滿失望。”
她說，寫完外灘後，很少去外灘，她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是談完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後，卻不要了那個人。”這個係列的寫作消耗了陳丹燕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她表示,自己“需要一段時間的停頓，進行清洗和積累”。不過她否認了從此將終止上海題材寫作的說法，“如果以後找到比外灘更有趣的上海的東西，我想我還會再寫。”
未來寫作
得益於曾任《書城》主編、現為“三聯”總編的陳保平先生提供的“方便之門”，陳丹燕的閱讀一直頗為廣泛。她說，不知從什麽時候起，有關“殖民”的話題開始觸動了她。“很多人都喜歡說上海人崇洋媚外，我總覺得雖然媚外不是每個人都媚的，但崇洋卻似乎都是崇的，我們的確很喜歡西方人的東西，我於是很想知道這種崇洋是從哪裏來的。”
“殖民時代帶給被殖民者的最大的影響是失去了愛心，有時候我想到上海，上海這麽‘沒有心肝’，是不是也跟這個有關係。”陳丹燕說，這本書對她的刺激很大，大部分人隻會控訴殖民，很少人會反省自己在被殖民的過程中，性格發生了什麽變化。而這本書讓她想到，物質上的被掠奪其實是次要的，而精神上的被掠奪，精神上淪為次等的地位，才是更可怕的後果。她說，她在外灘上也看到了這樣的問題：沒有自信建立自己的文化，沒有自信認同自己的身份。
在寫作“外灘係列”時，她曾經訪問了一個在外灘開餐館的澳大利亞女老板，這家餐館很多中國人都不喜歡，因為它的氣氛“非常殖民”。陳丹燕一開始也不喜歡，她對女老板說，這裏的氣氛讓人想起二十年代以前的上海殖民地的氣氛：中國人要以講英語為榮，吃東西時要完全符合西方的禮儀，大家去那裏不是為了吃好吃的東西，而是為了炫耀。身材高大、非常雄辯的女老板“俯視”著陳丹燕說，這是因為你們中國人心裏，沒有離開殖民時代，所以你們一想就會想到那裏去了。
“當時我無話反駁，我想也許她的話是有一定道理的。”陳丹燕說，這個女老板在香港也開了一家同樣的餐館，所以她去香港時，還特意去那家餐館吃了一頓飯，但奇怪的是沒有感受到同樣的壓力，“我很想知道，為什麽我在上海會有這種壓力，而且這種壓力不是我一個人有。我想這跟很多上海人心裏一回去就是回到殖民時代是有關係的。”
寫“外灘係列”是為了解決心中的困惑，但寫完後，陳丹燕卻發現自己依然沒有找到答案。所以，對“殖民”的關注也許會成為她未來寫作的角度。此前，她已經去過香港、吉隆坡、馬六甲，今年，她還準備去印度的克拉拉和斯裏蘭卡，想沿著東方航線的口岸城市走一遍，看看到底它們有什麽相同和不同的地方。甚至，她今年的行程還包括利物浦，她想從一個對立的角度，看看當年殖民者過來的通商口岸，是如何恢複老建築和整個城市的商業活力的。
“迄今為止，我覺得我的生活很好，我很高興書的版稅，可以讓我花錢買到自由。”說到目前的生活狀態，陳丹燕一臉幸福。“我不是對物質生活要求很高的人。我不買車，也不買房，我把錢用在旅行上，這是一個自我清洗的過程。而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我在寫自己想要寫的東西，這是一個最好的狀態。”（鄭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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