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特權階級

[轉貼]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特權階級

根據經典作家的理論，在將社會主義由烏托邦轉變為現實的過程中，需要強有力國家政權，這個政權既是專政。他們雖然使用了這個概念並將其在現實中實行。但他們卻忽視了一重要的研究既對權力主題的研究。列寧曾經說過，無產階級在推翻了剝削階級之後，將打碎舊的官僚機關而建立自己的機關，由工人和雇員組建它；並且將用一切手段，防止他轉變為官僚機關。在十月革命之初，蘇俄確實建立過這樣的政權，但隨著在實踐中發現這套過於理想化，無法直接操作。雖然蘇俄號稱民主，但在現實中由於大部分選民的文化水平低下甚至有很多人不識字，無法進行所謂的 “直接民主”，隻有在實踐中通過“先進階級”對勞動者的管理而不是勞動者對自己管理。人民在具體實踐中沒有監督權，或者說幾乎沒有政治權力，隻有處在無權的地位。政權建立以後，一套空想的製度破滅，而不得代之以另一套以“人民“為名義的強有力的國家政權。在這套政權下，權力很難得到監督，官僚階層日益擴大，並且逐漸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在這個利益共同體或者說利益集團中，也存在著等級製度，各級官員享有的待遇隨著級別的高低各不相同。雖然人民也或多或少意識到，但對此卻無可奈何。整個體係的運作呈現高度集中化趨勢。列寧在建國之初曾經想廢除這個製度，但在實際實踐中卻不得不模仿這套製度，而在斯大林時代這套體係更加的完備。蘇聯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軍隊，最嚴密的警察製度等。

在實踐中，社會主義國家在建立過程中，不僅要麵對外部資本主義國家的壓力，也要麵對國內複辟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一套所謂的民主的體製顯然不足以維持社會穩定，反而為反動勢力的入侵提供了條件。而此時的蘇聯又是一個剛剛從專製體製下解放的國家。雖然在政權上擺脫了專製，但人們心中專製的種子依然存在，大多數人仍然是專製社會的子民。雖然他們希望擺脫這種狀態，尋求民主的社會。但當對社會穩定的期盼超過了對民主的期望，期望一個可以安穩做奴隸的時代。於是乎，不管在民間還是在政府尚未褪去的專政的萌芽在悄悄萌發。於是他們以“人民”的名義建立了一套體係。這套體係在建政之初曾經取得了不錯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社會穩定。但隨著政權的鞏固，本應該放棄它，轉而走向民主。但已經在專政中嚐到甜頭的高級領導人仍然執行這套製度，從而使之繼續發展，最終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

名義上蘇聯的生產資料為全民所有製，但實際上這個“人民”的概念的過於寬泛，人民不可能直接控製所有生產資料，而不得不由官員“代替”人民來管理。但這種“代替”卻是在無監督或者很少監督的管理，實際人民並沒有財產控製權。由於蘇聯實行的無市場因素的計劃經濟，實際上這些財產就成了無主財產，而官員就堂而皇之成了這些財產的主人。

一般而言，經濟上的腐敗主要有2種形式。一種為經濟特權，按照官員等級的高低決定待遇的高低。雖然在表麵上工人與官員工資的差別並不是很大，但他們卻享受另外的另一套待遇，包括免費的高級住房，高級別墅，專用汽車，專職司機，一日2餐，醫療費，療養費，免費休假，以及特供商店等特權，幾乎包括了生活的每個方麵。這些是普通百姓無法無法享受的。另外在斯大林時期還有另一套製度，既“信封”製度。斯大林時期的官員除了在平時領取普通工資之外，每月還根據職務的高低享受不同程度的附加工資，這些“信封”一般是秘密給各級官員，金額從幾百盧布到幾萬盧布之間（1960年之前的盧布，與新盧布比價為10：1）。領取信封的人必須要嚴格守密，透露者會受到嚴厲懲罰。扣除通貨膨脹及幣值因素，斯大林時代一個部長每月的‘信封’大約為2000新盧布（約合3500美元），相當於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月工資的兩倍，考慮到斯大林時代蘇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700美元，戈爾巴喬夫時代為6800美元，斯大林的幹部們與普通百姓之間的收入會是一個多麽驚人的對比。

可以說斯大林時期的特權階層正在慢慢形成，由於斯大林對對手采取既打有拉的手法，他利用這種製度來培養的手下的官員，養成效忠的習慣。

另一種形式是貪汙腐敗，這樣的形式在斯大林時期並不明顯，因為此時的官員懾與斯大林的權威，同時又享有各種特權，沒有太大必要去貪汙，而舍棄這一合法的享受手段。到勃列日涅夫時期，特權製度已經被濫用，這套製度對官員已經失去了吸引力，此時由於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官員流動很少，整個官僚體係成為一潭死水，超穩定的官僚係統形成。大量的低級官員無法向上流動，所以他們采取了貪汙作為致富的手段。不僅低級官員有這種行為，甚至一些高級官員也參與進來。典型的是那位烏茲別克黨中央第一書記拉希多夫，便領導著一批貪官，將本加盟共和國的棉花收入攫為私有，案值高達80多億美元。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經嶽父親自出馬找內務部長謝洛科夫疏通，當上了內務部副部長，數年內共收受賄賂654200盧布，折合美元105萬。

斯大林去世之後，赫魯曉夫上台。他采取一係列措施改變斯大林時期的不正之風。主要的是對專用汽車，專有別墅等取消了不少，此外他還大量推行幹部輪換製度，實行幹部任期製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得罪了大小官員，直接威脅到他們的利益。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後為了打倒赫魯曉夫，采取一係列措施，比如取消幹部輪換製等來獲得大小官員的支持。這樣使的官僚階層日益封閉，形成一個一個的小圈子，更加重了腐敗，官場上各種不正之風日益盛行，所謂的“官僚氏族集團”也慢慢形成。

據統計，當時的官員采取各種措施來特權合法化，同時也發明了各種新的特權，比如

1，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少則花幾十萬盧布，多則糜費上百萬盧布；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占據.

2，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絡，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手持特供證在特供商店能買到質優價廉的、普通公民望洋興歎的種種主副食和其它商品。

3，特教權。在蘇聯，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製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

4，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幾乎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

5，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為維護他們的生活、別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務人員、警衛人員，每年開支達數百萬盧布，甚至達到幾千萬盧布。

6，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峰的官員還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頭，即產主可以不受限製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可以說這些特權都使民眾對官員產生了厭惡之情，對於他們而言，這種腐敗與沙皇時期毫無差別，他們一方麵利用特權享受各種待遇，另一方麵卻對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置若惘然。人民與官員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疏遠，以至他們將社會分為“我們”與“他們”兩大階級，形成了所謂的階級對立。這些都埋下了崩潰的種子，當葉利欽以反腐敗為名義號召群眾的時候，人們就一哄而上，而他也正是憑借反腐的聲譽登上了俄羅斯總統的寶座。

勃列日涅夫下台之後，克格勃出生的安德羅波夫上台，警察出生的他使用一套就的手段來懲治腐敗，對官員進行嚴厲的處罰，並且判除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業技術出口局主席斯米利亞可夫因嚴重腐敗而被判處死刑，可以說這些在一定也程度上遏止了腐敗的蔓延。但他使用的是舊式手段，不可能在根本上根除腐敗。

不久之後安德羅波夫病勢，契爾年科上台，由於他是勃涅日列夫的好朋友且不久也病逝，反腐敗也不了了之。

之後是戈爾巴喬夫上台，他上台之後采取了一係列措施懲治特權特權階層的腐敗，對一些政治老人都予以撤換，吸取了很多新鮮血液，平反了許多冤假錯案，他的聲譽也不斷上升，在改革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

此時，戈爾巴喬夫提拔了一位政治新人，他就是葉利欽。葉利欽以反腐敗出名，在擔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時候，采取了很多的親民措施，對一些特權階級也不畏權貴，進行大膽的鎮壓。在他當政期間取得了很大的聲譽同時也為以後崛起打下了基礎。

在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分道揚彪之後，葉利欽繼續抗起反腐敗的大旗，葉利欽在當時是反腐敗的象征，廉潔，實幹，右翼的象征。戈爾巴喬夫可以說是自斷右臂，將葉利欽推向了資產階級那一邊，而同時自己也失去了資產階級的支持。

在被開除職務之後，葉利欽站在民間的立場上，將自己塑造成平民的代言人。在這個立場上他大量揭露蘇共高層的腐敗，在蘇聯“暫時隻能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產主義”，“幾十個人過上了共產主義式的生活，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在貧困中苦苦掙紮”。

學者黃葦町在《蘇共亡黨十年祭》一書中說：中央黨校蘇共史專家王長江同誌曾對我談起過一組數字，蘇聯解體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當時的蘇聯社會科學院曾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蘇聯解體前，蘇聯科學院曾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代表幹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85%！”

可以說民眾是在1917年將蘇維埃送上了政權，而在74年正後，又是民眾將他們拉下了政權。在他們執政期間，從一個為民政黨逐漸蛻變，直到最後成為惟一一個在自己葬禮上致富的政黨。在建政初期一個典型事例是，當1918 年發生糧食危機時，有權調撥千百萬噸糧食的人民委員瞿魯巴，竟連自己都吃不飽，在一次人民委員會會議上餓得昏倒了。可以想象初期正是這樣一批充滿了激情，甘願做人民公仆的人，幻想建立一個平等富裕的社會主義國家，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大權在握，這些革命的元老們逐漸放鬆了警惕。在20世紀30年代托洛茨基就提出“老近衛軍”正在形成一個官僚集團的的警告。50 年代，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在其新書《新階級》中提出由於共產黨掌權，掌握了大量的壟斷資源，從而正在形成一個掌有種種特權的“新階級”。甚至勃列日涅夫也曾經說過“不再相信社會主義的勝利、馬列主義的原則或者共產主義的前途”。他告訴他的弟弟：“什麽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正是在這些在壟斷中形成的特權階層，不斷腐蝕著黨的肌膚，直至最後一刻拋棄了黨。在8.19事變之前，特權階級極力阻止政治改革，在之後他們卻迅速倒向資產階級的一邊，成為蘇聯崩潰的重要原因。

蘇聯在最後麵臨著特權階級與民眾2大階級的對立，而黨在處理這件事情上搖擺不定，最終失去了民心。蘇共沒有將反腐敗視為生死存亡的事件，在處理上猶豫不絕，左右搖擺，一會向人民表示要清除腐敗，另一麵又麵臨黨內的壓力不得不放低姿態。正是他們沒有抓住反腐敗這件可以獲得民心的大事，從而使反腐大旗落入反對派手中，最終也失去了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