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之後：吹破牛皮的年代

1949之後：吹破牛皮的年代
VOA記者： 李肅

1958年的大躍進年代，毛澤東率領中國“超英趕美”，農業領域也不甘落後。早在1955年，毛澤東就對小規模的農業合作社不滿足了。1958年8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上就說，“1955年我就提倡辦大社......每社5000到6000戶，2、3萬人一社”。但是由於當時的中國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進行抵製，“大社”在1957年完成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沒有辦起來。
1958年3月，借著“大躍進”風頭，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會議上，再次提出小社並大社，並且將區、鄉政府和生產合作社合為一體。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鄉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什麽都管”。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

*借著大躍進風頭成立第一個人民公社*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1958年4月20日，河南省信陽地區遂平縣成立了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

1958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紅旗雜誌總編輯陳伯達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上發表文章《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文章說，“把一個合作社變成為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

這是中國官方媒體第一次向全國展示“人民公社”這個名稱。7月16日，陳伯達在紅旗雜誌上又發表文章《在毛澤東同誌的旗幟下》。文章說，“毛澤東同誌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誌綏回憶，毛澤東1958年8月6日在河南省新鄉縣七裏營人民公社視察時曾經說，“人民公社是我們農民建立政經合一的，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組織形式”。

*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

這些話都顯示，毛澤東在推動人民公社化的時候，主要考慮的是它的社會功能，即控製農村和農民的功能，而不是經濟和生產功能，正如他1958年8月9日在山東省視察時所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指出建立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且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采取的基本方針”。決議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

人民日報1958年9月10日向全國發表了這個決議，加上毛澤東多次發出“人民公社好”的讚揚，整個中國聞風而動，不出3個月，74萬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就合並成2萬6千多個人民公社，1億2千萬農戶進入人民公社，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9%以上。中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糧食畝產高放衛星*

與此同時，與工業領域“超英趕美”的口號相呼應，農業的糧食“高產衛星”也紛紛上天。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報道，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河南省信陽地區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在一塊2.9畝的小麥實驗田裏收獲了3821斤小麥，相當於畝產2105斤。這是第一顆“高產衛星”。

隨後，人民日報7月23日報道，河南省西平縣和平農業合作社小麥畝產達到7320斤；8月13日報道，湖北省麻城縣麻西河鄉早稻畝產3萬6千9百斤；9月5日報道，《廣東窮山出奇跡，一畝中稻六萬斤》；9月18日報道，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中稻畝產13萬斤。

在幾個月的時間裏，人民日報放了幾十顆“高產衛星”，各地媒介放的衛星更是不計其數。

1958年8月22日，安徽省宣布成為全國第一個早稻畝產千斤省。9月13日，河南省宣布成為全國第二個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省宣布成為千斤省。

當時有的地方喊出的口號是“兩年內建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

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教授楊奎鬆說到當時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虛報產量時說：“如果說他們當中有一些人造假，比如說李井泉，現在的四川人都很清楚，他當時是造假的，他是要求底下一定要報假數字的，那麽這裏麵就涉及到了官僚製度本身的弊病。就是他們上麵考查下麵的幹部都用數字，那麽誰的數字報得高，誰的數字讓上麵領導、中央喜歡，誰就會得到上邊的肯定，就會得到表揚。沒有哪個省委書記願意自己的數字比別人低。所以，為什麽從最開始的時候糧食產量從千斤，你報1000斤，我報1200斤，另一個地方報1500斤，然後長長長，慢慢慢慢大家互相攀比，拚命地往上報，最後報到1萬多斤，就是這個道理。都是給上邊看，誰都不能落在後麵。”

1958年7月23日，中國糧食部宣布：中國當年的小麥產量達到779億斤，超出美國小麥產量40億斤，躍居世界第二大產麥國。實際上，那年中國的小麥產量隻有451.8億斤，不僅比美國當年估計的小麥產量少279.5億斤，就是比中國1957年的小麥產量也還少21億斤。

然而人民日報在7月23日發表社論《今年夏糧大豐收說明了什麽？》，聲稱“我國糧食要增產多少，是能夠由我國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來決定了”。“隻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出籠*

8月2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題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宣稱“地的產是由人的膽決定的”。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估計1958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可以達到6000至7000億斤，後來又加碼到7500億斤。而實際上當年的糧食產量隻有2000億斤。

1958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要求1959年的糧食產量從1958年的7500億斤增加到1萬零5百億斤。而1959年糧食的實際產量不僅沒有比1958年增加，反而減產15%。

1958年，中國國家計委要求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2個5年計劃期間，農業總產值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30%左右。到1962年，糧食產量要達到1萬5千億斤，比1957年增長3.8倍。而實際上，中國1963年的糧食產量為1700億斤，僅僅恢複到1954年的水平(1695.2億斤)。狂想和現實實在相去甚遠。

*中共高層沉浸於狂熱中*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們也沉浸在狂熱之中。1958年9月，中共副主席劉少奇在江蘇視察時問：“(畝產)一萬斤，還能再多些嗎？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

中國副總理陳毅在四川和廣東視察時“親眼”看到畝產百萬斤的番薯、畝產60萬斤的甘蔗和畝產5萬斤的水稻。他感慨地寫道：“在這裏所看到的種種變化，也就看到了中國6億人民正在做著震驚世界的事情！”

毛澤東是農民出身，不會對這種“高產衛星”沒有疑問。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誌綏回憶說，毛澤東常說：“我就不相信，糧食畝產能到萬斤。”

不過，他在視察各地時的所見所聞又讓他不得不信。1958年8月，他在河北省徐水縣視察時就看到了“高產田”。毛澤東對陪同的河北省委書記解學恭說：“過去幾千年都是畝產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幾千上萬！”

10月，毛澤東在湖北省視察時，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親自帶毛澤東看到，在畝產萬斤的良田上，長出的稻子密密麻麻一棵挨著一棵，人上去都踩不倒。事後李誌綏得知，那是把十幾畝地的水稻插在一畝地裏，專門讓毛澤東看的。

當時的電力部副部長、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回憶說，1959年7月11日，他曾經在廬山會議期間問毛澤東：“主席，您怎麽也相信了畝產萬斤呢？”毛澤東說，他看了錢學森的一篇文章，說太陽能利用得好就能畝產幾萬斤，所以他相信了。

毛澤東說的這篇文章是中國著名物理學家和導彈專家錢學森1958年6月16日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他在文章中說，太陽光能射到地表，隻要利用其百分之三十，加上適當的水利、肥料和勞力條件，畝產甚至可能達到4萬斤。他在文章中還以河南省某些特別豐產試驗田畝產160萬斤蔬菜作為例子。

*毛澤東真的相信奇跡能出現*

毛澤東是否真是因為看了錢學森的這篇文章就相信畝產可以上萬斤的神話，現在無從考證。但是對於各地報告的高產，毛澤東從來沒有公開質疑。毛澤東常說：“對人民的熱情行動，不能潑冷水。”

中國華東師大曆史學教授楊奎鬆說：“他一直日思夜想地在想著那件事情，希望能夠創造那些奇跡，所以，他是特別想看到這些奇跡。從今天看到的毛當時‘大躍進’期間的講話，我相信毛是真的，真心相信是那個樣子。”

記者：“即使他原來種過田？”

楊奎鬆：“那跟種田沒有關係，因為他認為可以創造奇跡，人是可以創造奇跡的。”

目前看來，的確有跡象顯示，毛澤東真地相信中國當時的糧食太多了。

1958年8月4日，毛澤東在河北省徐水縣視察，縣委書記告訴他說，當年全縣夏秋兩季平均畝產會達到2000斤，全縣人均糧食年產量會達到3500多斤。實際上，當時徐水縣的糧食畝產隻有200多斤。不明真相的毛澤東還頗為得意地問：“怎麽吃得完那麽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麽辦？”“也要考慮怎麽吃糧食哩。”毛澤東建議說：“一天吃5頓也行嘛！”“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兒，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

中共中央隨即在徐水縣進行“共產主義試點”，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幾次親臨指導。徐水縣取消了商業，把房屋、家畜等個人財產全部“歸公”，全部人員實行供給製，吃飯穿衣，樣樣全包。

*各地大刮“共產風”*

縣委提出“我們要一步登天，達到人類最理想的共產主義”！縣委第一書記在群眾大會上宣布：“什麽叫共產？共產就是大車、牲口全部歸公。”“共產共產，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 正如當年一句時髦的口號所說，“共產主義就是一切生活資料歸大堆”。

1958年9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大肆讚揚徐水縣人民公社的“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同一天，人民日報報道說，“徐水的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時期，把社員們帶向人類曆史上最高的仙境，這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國的時光”。

當時有40多個國家的人來參觀過，中國國內來參觀學習的人更多。一時間，“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的口號響遍中國大地。然而，這個“共產主義試點”當年年底就因資金匱乏而夭折了。

毛澤東1958年8月在徐水縣視察時還指示要研究糧食多了以後的用途。他9月5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執政8年總共增產糧食1600億斤，而1958年一年就可增產幾千億斤，這叫做“突變”。他想到，“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糧食“除了人吃馬喂之外，現在還沒有找到用途，也許會發生問題”。

他提議說，“糧食還是要找出路，糧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業方麵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

中國科學院馬上組織長春、大連、北京和上海的多個研究所進行研究，而且很快找到了將糧食轉化為工業原料的方法。不過，還沒等到利用這些研究結果轉化多餘的糧食，中國的大饑荒就到來了。

*共產主義就是吃大鍋飯*

不過，在大饑荒到來之前，中國農民享受了一段“放開肚皮吃飯”的日子。毛澤東195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上說：“把資本主義的殘餘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養牲畜取消。”

各地為了體現共產主義，紛紛取消社員的自留地，收繳社員的口糧和炊具、碗筷，辦起公共食堂。毛澤東表揚說，“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

1958年9月，毛澤東在安徽省舒城縣舒茶人民公社視察時說：“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它有條件的公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

於是，中國人的口號中就有了“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共產主義就是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到1958年年底，中國農村建立起“吃飯不要錢”的公共食堂340多萬個。

*科技界緊跟大放衛星吹牛皮*

與此同時，科技界也加入了吹牛的行列。1958年7月，中國科學院、中國農業科學院和北京農業大學的專家、教授同30多位各省的種田能手座談。科學家們準備提出的糧食產量目標是小麥畝產1.5萬斤，水稻畝產2萬斤。但是種田能手宣稱的畝產量要高得多。科學家們馬上修改指標，提高到小麥畝產3萬斤，水稻畝產3萬斤。

中科院的科學家隨後種了6畝小麥試驗田。深翻10尺，每畝下種260斤到400斤，施糞肥40萬到60萬斤。白天用鼓風機吹，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用燈光照，以增加光合作用。結果，最好的一塊地畝產也隻有900斤。

1958年2月，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開會部署科學工作大躍進。一些研究所所長紛紛表態，要在5到10年之內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隨後，科技奇跡出現。5月下旬，中科院報告，青年科學家研製的產品有7項達到國際先進水平，11項是首創。

7月1日，中科院宣布了300多項科研成果，“其中超過國際水平和達到國際水平的共有25項”，包括應用物理研究所研製成功當時世界上功率最大、頻率最高的半導體晶體，超過美國同類產品，而且是在20天內突擊研製成功的。

不到兩個星期以後，中科院又宣布完成1000項科研項目，其中100多項達到或超過國際水平。北京大學也不甘示弱，聲稱在半個月內完成了680項科研項目，超過了過去3年科研項目的總和，其中100多項是尖端科學技術，50多項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半個月之後，北大進一步宣布3406項科研成果，其中達到或超過國際水平的119項，屬於國內首創的981項。所有項目都是在40天之內完成的。後來的檢查發現，這種所謂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科研成果絕大多數根本是天方夜譚。

軍工科技在“大躍進”期間也想“躍進”。著名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師生提出要自行設計新型殲擊機，趕超美蘇當時的先進水平。結果由於技術和工藝不過關，隻好草草收場。不僅如此，就連當時中國正在仿製的蘇聯米格-19殲擊機和直升機，3年之中也沒有仿製出一架合格產品，原因是為了配合“大躍進”，盲目追求產量翻番，忽視技術和質量。

但是，各個軍工廠領導為了報功，不是說“勝利地完成了黨和國家交給的任務”，就是把飛不起來的殲擊機交給空軍，並且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喜說，“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飛機照樣上了天”。

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得知消息後十分興奮，中央軍委又是發賀電，又是舉杯慶祝。賀龍元帥和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1960年11月視察這些工廠時才發現事實真相。羅瑞卿怒斥工廠領導人說：“鬧了半天你們搞假招子，騙到我們頭上了。”

*中共官僚體製鼓勵虛報謊報*

中國華東師大曆史學教授楊奎鬆說：“實際上中共體製的本身還是一種官僚體製，上下的這種關係相當相當嚴格，很多東西完全是從上到下灌下去的。上邊提出一個方針，底下就要千方百計去實行，去照辦，而且還要盡可能讓上級滿意，那麽就要幹得多。越幹得多，越幹得好。所以‘寧左勿右’是中共的一個常態。在這種常態下，就直接導致了下麵的幹部是不敢向上麵說困難的。你去講困難，那麽毫無疑問你就不稱職。所以，他們會千方百計地層層加碼，然後把事情搞到極端。在這種情況下，反過來他們向上麵匯報的情況，他就不可能匯報問題。通常情況下，如果說中央不提出來要檢討，不提出來要反思，不提出來要複查，底下不會往上麵報問題，底下報的東西都是好的。你上麵想聽到什麽，我就給你報什麽。所以，實際上在‘大躍進’期間，其實不僅是‘大躍進’，在過去的曆次的各種各樣的運動，或者說中共的曆次政策實施過程當中，都存在著很嚴重的一個上情下達，但是下情不能上達的問題。就是底下的情況反映不上去。毛、劉他們那些中共的高層人士，他們對下麵的情況完全不知道。”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的官員和普通工人、農民頭腦發熱、口出狂言還可以理解的話，知識分子和科技工作者也比賽吹牛就很難讓人原諒了。然而，這又如何怪得了他們呢？1958年8月7日，中科院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主席認為從現在起以後的7年時間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們都有，人家沒有的我們也要有。

在毛澤東這種指示的壓力之下，科學家們吹牛，實屬不得已而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