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周恩來給溥儀“安排”的女人：曾做過舞女，與日本間諜同居過和兩次失敗婚姻
李淑賢的正式婚姻有三次
前麵講過，溥儀在與李淑賢結婚之前，曾試圖了解李淑賢的身世。由於李淑賢發火，溥儀裝作無意間講起了皇後婉容的故事，其真實目的是想誘導李淑賢談論她的過去。但李淑賢始終沒講出自己的全部身世。悲哀的是，溥儀至死也不清楚李淑賢的全部真實身世。
李淑賢又名李茹，漢族，原籍浙江杭州。她一直自稱高小畢業，實際上隻念過幾年書，連寫信都很困難。她10歲時死了母親，16歲時父親去世。之後，她結了婚。
有關她的婚姻經曆，據李淑賢向載濤夫人王乃文的憶述，她十幾歲時，在後母的逼迫下曾嫁過兩次。但這些婚姻不能算正式，根據可靠的記載，李淑賢的正式婚姻有如下三次：
一、1943年，李淑賢曾與北平偽警察局警官劉連升登記結婚。1955年，劉連升被人民政府逮捕，判了8年徒刑，送黑龍江勞動改造，後查明是反革命分子，遂被槍決。1956年，李淑賢與其離婚。
二、1957年，李淑賢與陳慶之結婚。陳先生是中國人民銀行的會計。婚後兩人始終感情不和，1960年10月經人民法院判決離婚。
三、李淑賢與溥儀結婚。這是在第二次婚姻判離之後僅僅一年多的事情，是她第三次正式結婚。
70年代末期的一天晚上，我在李淑賢家吃晚飯。她在追憶自己和溥儀的婚姻時，我提出要看看溥儀和她的結婚證書，她就從大衣櫃的一個袋子裏翻找了出來。雖然經過了十幾年，證書上麵鮮紅的印章仍然那麽清晰。
結婚證[京婚第658號]
愛新覺羅·溥儀(男)56歲 李淑賢(女)37歲自願結婚。經審查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關於結婚之規定。發給此證。 一九六二年四月廿一日
暗淡的台燈下，李淑賢望著那張普通的結婚證書許久沒言語。末了說：“明天再談吧……”
隔日再談時，她翻箱倒櫃地找開了她在舉行婚禮時穿的衣裳。結果，找出了一件豆綠色的西服裙。她試穿了一下，居然寬大了許多。她對我說：“現在我比當時還瘦呢……”
又過了幾天，李淑賢到我家串門，將速件豆綠色西服裙送給了我的姐姐。
我問她：“你和溥儀究竟是誰先提出領結婚證的?”
她聽了，略一怔，說：“這你就不要寫進去了——是我發過一頓脾氣後，溥儀才答應跟我領結婚證的。說實在話，這許多年呀，我給男人耍怕了……”
這倒像是飽經坎坷的中年女人的心裏話。
惟一的“娘家人”早年是妓女
1962年4月30日，溥儀與李淑賢在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舉行結婚典禮。
在溥儀身邊一位神秘人物的日記上，對溥儀的這次婚禮作了記載。在對5月2日的婚宴記載上，這則日記特別提到了一位神秘女士胡瑞貞。該女士是作為李淑賢惟一的“伴娘”身份來出席的。
這次婚宴，是全國政協掏錢擺了兩桌酒宴，款待愛新覺羅家族的人們。除了溥儀的七妹以外，溥儀的幾個妹妹、弟弟都帶家眷出席，溥傑也到了，還送來了禮物以示祝賀。
據李淑賢說，這次婚宴也鬧了一點兒誤會。因為是國家出錢設宴，所以請誰不請誰不能完全由自己定，沒請媒人周振強和沙曾熙。由此，他倆可能有些意見，過後不搭理李淑賢。後來她當麵向他們解釋，才沒事兒了。
而日記中所寫到的胡瑞貞，正是李淑賢極不願提起的。
這則日記是這樣記載的：“今天出席宴會的，除我們這些人以外，還有李淑賢的友人胡瑞貞女士。”
我采訪過一位與胡瑞貞女士熟悉的張女士。張女士跟我講：“我跟李淑賢一直關係很好，她始終叫我‘二姐’。胡瑞貞是湖北人，早年當過妓女，操過皮肉生意。”
1985年4月10日，在北京東城區一條僻靜胡同的極普通的平房裏，我采訪了胡瑞貞，感覺她舉止不俗、談吐不錯。
她個子不算太高，異常客氣，當時已是70歲的老太太了，口氣緩緩地向我述說了往事。她說：“我是湖北武漢人，早先做過舞女，後來‘從良’了——跟張學良的一位私人秘書結了婚……”
2 李淑賢：曾與日本間諜同居
過了一會兒，我就見到了她那位時年76歲的老先生，一副儒雅風度。他介紹自己是1975年被特赦的。提到參加“宣統”婚宴的事，老兩口都樂意提供他們知道的情況。
胡瑞貞老太大回憶說：“溥儀結婚的酒宴我參加了。我是代表李淑賢的娘家人去的。多年來，李淑賢一直叫我‘三姐’。五一前夕那天晚上的婚禮，我因孩子有病沒去，後來的婚宴我參加了，是李淑賢親自來接我去的政協。我記得政協在中午備了兩桌酒席。席上，人並不很多，隻邀請了溥儀的七叔載濤和他的兩個妻子，溥傑，溥儀的三妹夫婦、六妹夫婦等家族的人參加。
“李淑賢邀請我坐在主桌上，跟溥儀、溥傑、載濤和他的兩個妻子、溥儀的三妹同桌。在宴席上，李淑賢親自把我介紹給了大家：‘胡大姐是我的娘家人……’
“我覺得溥儀家族裏的人，尤其是老人都用疑惑的眼神瞧著我。好像是說，怎麽沒聽說過李淑賢有娘家人呢?……
“我倒不在乎。因李淑賢知道我是見過世麵的。她事先叮囑過我，讓我謹慎一點兒，在酒席上客氣幾句就行了，盡量少說話。一頓飯，好歹也就對付過去了。”
80年代初我采訪沙曾熙時，在沙老的家裏，他拿出了一張溥儀結婚時的照片，上邊有沙曾熙與溥儀等人並排坐在沙發上的場麵。
沙曾熙十分不滿地對我說：“在《我的前半生》那部書上，原來要登的是這張照片，結果書出來了一看，上邊的人都有，隻單單把我裁去了……”
另據我采訪《我的前半生》的作者李文達，他回憶說：沙曾熙拿的那一張照片原是整幅上的，後來李淑賢跟溥儀一起挑選照片，死活反對登載有胡瑞貞的那幅照片，對有沙曾熙的那一張也不想登，但又因沒有別的理想照片，隻好裁去了上邊的沙曾熙等人。當然，有胡瑞貞的那幅照片根本就沒收入書內。
李淑賢確實當過舞女
關於李淑賢的身世，我采訪過曾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史永老先生。據他回憶，臨近溥儀結婚前夕，聽到過關於李淑賢身世的一些“不良”反映。等全國政協調查清楚之後，溥儀已經與李淑賢結了婚。
究竟是何不良反映?原來，調查的結果是：李淑賢曾當過舞女!
我查過有關部門的許多檔案，始終沒能找到這份正式調查報告。
但是，我在幾年間大海撈針似的尋訪到了曾與李淑賢一起生活過的幾個老熟人。例如，50年代曾與她同在一個學校上夜校的同學、那位湖北籍的“三姐”等人，也間接采訪了曾與李淑賢跳過舞的男伴……他們都確定無疑地告訴我：李淑賢確曾當過舞女!
這是那位李淑賢叫她“二姐”的張女士述說的。
“李淑賢多次跟我講，她從小受後娘的氣，於是跑到上海當舞女。一個男人——李淑賢一直稱他為‘表哥’的，在上海舞廳跟她相識，是這位‘表哥’把她帶到北京，他們就住在了一起。後來，他們分了手。
“李淑賢又在北京的舞廳認識了另一個男人。這男人姓劉，是一個鹽商的兒子，人稱‘五少爺’。我見過他。人長得不錯，大高個子，性格直爽，什麽樂器都會兩下子，是在舞廳奏樂的‘票友’。李淑賢跟他結了婚。
“解放初期，他倆住在前門外廊房三條。後來，老劉被抓走不知下落。
“李淑賢跟胡瑞貞一直挺熟。解放後，我跟李淑賢還去過王府井百貨大樓的樓頂上跳過幾次舞呢。她的舞跳得不錯……
“有一次，她和‘小宣統兒’結婚後，我在街上碰到過她。她沒向溥儀介紹我就走了，看來是不願搭理我。直到溥儀去世後，她才到我家看了我一趟，聊起她和溥儀那段不順心的婚姻生活……”
對於李淑賢當過舞女的經曆，我起初聽采訪過的一兩個人說過，還不敢下斷語；當陸續采訪了四五個人都有這樣的說法之後，才不得不相信，這的確是事實。
直到80年代初，我采訪了載濤夫人王乃文，對李淑賢當舞女的事才最終確認。多年來，王乃文始終處於半隱居的狀態，與外界很少來往，與我卻斷斷續續地保持了近20年的來往。
3 李淑賢：曾與日本間諜同居
一個夕陽西下的傍晚，在北京東直門外一處僻靜的樓房裏，斜陽映照中，王乃文慢條斯理地聊起了往日的王府生活，言語之中透著一種說不出的滄桑感慨。後來，談起了溥儀，她稱他為“大爺”，溥傑為“二爺”。
當問及李淑賢的經曆時，她猶豫了一下，叮囑我說：“李淑賢還活著呢，現在可不能往外說，省得惹麻煩……”
我點頭答應了。
坐在沙發上的王乃文端起水杯，啜了一口茶，對我清楚地回憶著往事：
“過去，大概是60年代吧，載濤有一個‘票友’，時常一起唱戲的，叫李某。李某打解放前就常去舞廳那類地方。有一次李某見到李淑賢跟溥儀和載濤在一起，頗感意外。又聽載濤說，李淑賢嫁給了溥儀，李某大大吃了一驚。
“他拽過載濤悄悄地說：‘李淑賢原是舞女，過去還陪我跳過舞呢……’
“載濤乍一聽，嚇了一跳，囑咐他不要跟別人亂說。可能事後載濤向全國政協匯報了，也可能政協領導早就知道了……”
在采訪中，當我了解了李淑賢當過舞女的經曆之後，想起從前有一次問李淑賢舞跳得這麽好，是跟誰學的時候，她竟然大發其火——如今我才豁然明白了其隱衷……
努力忘卻過去，不惜冷落“娘家人”
在溥儀結婚酒宴上真正充當李淑賢惟一“娘家人”的胡瑞貞女士，曾與她的丈夫前往溥儀、李淑賢家去祝賀。這僅僅是在李淑賢與溥儀新婚數日之後的事，胡瑞貞夫婦卻十分意外地受到了李淑賢的冷落。
據說，胡瑞貞夫婦倆連茶也沒喝到，就被打發出門。
在我采訪時，這對老夫婦回憶：
“我倆一進門，李淑賢就耷拉下臉，勉強讓我倆坐下。這一天。溥儀也在家裏，見李淑賢對我們不熱情，說話雖然挺客氣，可也沒太張羅招待我們。當時，我們小心翼翼地提出來，因為生活困難想跟溥儀借點兒錢，李淑賢當時就不高興地沉下了臉，對我們說：‘別看表麵，其實我們也沒什麽錢……’
“說完，李淑賢再也不吭一聲了，隻是眼睛看著地麵，等著我們離開。
“我倆當時覺得挺尷尬。再後來，聽李淑賢說了一句：‘沒別的事了吧?’這等於下了逐客令，我倆隻好起身走了。這等於讓李淑賢轟了出來嘛。從此，我倆再也沒登過溥儀家的門。”
以我采訪者的角度，細想起來，倒是可以理解的。原因不在於他們提出借錢，而是李淑賢再也不想跟他們來往了。她惟恐與他們來往過多，說不定胡瑞貞這個“娘家人”哪天將她以前當過舞女的舊事漏了風，豈不惹出麻煩來。
在沙曾熙的回憶中，也提到：“溥儀和李淑賢結婚後，曾專門在政協禮堂請我和妻子吃過一頓飯，說是‘謝媒人’。溥儀親自給我們夫妻倒酒，連聲感謝地說:‘感謝二位媒人……’這次答謝酒，李淑賢沒有叫上那位湖北的‘三姐’。顯而易見，是想與舊人舊事一刀兩斷，重新過一種有滋有味的新生活。這何嚐不能得到他人的理解呢?”
或許是痛恨過去的舊生活，李淑賢在自己惟一的一份“自傳”中，曾這樣不同尋常地慨然寫道：
“從我記事到現在，我真正感到精神愉快是參加醫院工作以後的生活。過去，大好時光與精力因資產階級吃喝玩樂的生活而浪費掉，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實在痛恨。隻有解放以後女人同男人一樣平等……”
關於這一段文中的後兩個“生活”，李淑賢沒有留下任何具體文字。但不難想見，這絕不是普通婦女的生活，而是一種特殊的經曆，字裏行間依稀可見的。
渾然不覺，她曾與日本間諜同居
在溥儀的1966年日記中留下了第三次參加選民選舉的珍貴記載。由選民這個話題，李淑賢提起過倪大夫。數年間，我千方百計地了解李淑賢與倪某的交往。1985年4月下旬，實地考察過景山診所的舊址後，幾經周折，我終於見到了倪大夫的中國妻子孫金翠。
在朝陽區東大橋馬路南的一所舊房裏，孫金翠坐在床上，心煩意亂地向我述說了倪大夫與李淑賢的關係及其他一些使我吃驚的內幕：
“我的丈夫倪景山是日本人。他原來在徐州開診所，解放初期來到北京。李淑賢住在前門時，倪景山就通過別人認識了她。我是山西人，在診所開業後才認識李淑賢。
“診所的名稱是‘景山兒科診所’。當時需要一個護士，就讓李淑賢來了。她的工作是掛號、消毒、抄抄病曆，再就是給病人打針，別的她不太會幹；我給病人量體溫、配藥；倪景山給病人看病——這個診所就我們仨。李淑賢一個月能掙三四十塊錢。最初，她住在前門，後來在診所住了一段時間。我和倪景山住在後邊胡同的住宅裏。
“50年代末，李淑賢流著淚跟我說，她離婚了。沒多久她就去了關廂醫院。她不愛聊天，最怕人家問她的過去。後來聽說她嫁給了‘小皇上’。”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是倪大夫的街坊。據他回憶：剛解放李淑賢就認識了倪大夫，關係一直很好。開業後，她就在診所裏住著，一直住到60年代初才搬去了吉市口。倪大夫有時也住在診所裏。
不久，當我費盡氣力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知情“老公安”時，他又向我提供了極少有人能知道的情況：
“倪景山這個日本人可不簡單。他日本原名叫倪虎，早先在徐州開診所，後來到了北京。他在日本名牌大學畢業，侵華戰爭期間來的中國。他是一個日本潛伏特務，一直藏有與日本方麵聯係的電台。解放初期，他曾經被我公安部門密捕過，但始終沒交待什麽問題。”
“李淑賢在景山診所時，我們多次找她談話，讓她注意倪虎的一舉一動。對這個要求，李淑賢還是做到了。她時常向公安部門匯報倪虎的活動情況。
“有一個時期，李淑賢沒地方住，就住在景山診所裏。周圍街坊——連倪家的兒媳都反映李淑賢跟倪虎同居。
“客觀地看，雖然有一些人反映李淑賢生活作風不好。可李淑賢並不知道倪虎是一個日本間諜，我們也沒告訴她。按照李淑賢膽小的性格，如果她知道了這點，可能會被嚇壞了……
“中日恢複邦交後，年近70歲的倪虎多次要求回日探親。我們覺得他回日後就不會回來了，果然，批準他回了日本後，他再也沒有回到中國來。”
恐怕李淑賢至死也不知道，她曾與之同居過的日本醫生竟是日本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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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賢的正式婚姻有三次
前麵講過，溥儀在與李淑賢結婚之前，曾試圖了解李淑賢的身世。由於李淑賢發火，溥儀裝作無意間講起了皇後婉容的故事，其真實目的是想誘導李淑賢談論她的過去。但李淑賢始終沒講出自己的全部身世。悲哀的是，溥儀至死也不清楚李淑賢的全部真實身世。
李淑賢又名李茹，漢族，原籍浙江杭州。她一直自稱高小畢業，實際上隻念過幾年書，連寫信都很困難。她10歲時死了母親，16歲時父親去世。之後，她結了婚。
有關她的婚姻經曆，據李淑賢向載濤夫人王乃文的憶述，她十幾歲時，在後母的逼迫下曾嫁過兩次。但這些婚姻不能算正式，根據可靠的記載，李淑賢的正式婚姻有如下三次：
一、1943年，李淑賢曾與北平偽警察局警官劉連升登記結婚。1955年，劉連升被人民政府逮捕，判了8年徒刑，送黑龍江勞動改造，後查明是反革命分子，遂被槍決。1956年，李淑賢與其離婚。
二、1957年，李淑賢與陳慶之結婚。陳先生是中國人民銀行的會計。婚後兩人始終感情不和，1960年10月經人民法院判決離婚。
三、李淑賢與溥儀結婚。這是在第二次婚姻判離之後僅僅一年多的事情，是她第三次正式結婚。
70年代末期的一天晚上，我在李淑賢家吃晚飯。她在追憶自己和溥儀的婚姻時，我提出要看看溥儀和她的結婚證書，她就從大衣櫃的一個袋子裏翻找了出來。雖然經過了十幾年，證書上麵鮮紅的印章仍然那麽清晰。
結婚證[京婚第658號]
愛新覺羅·溥儀(男)56歲 李淑賢(女)37歲自願結婚。經審查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關於結婚之規定。發給此證。 一九六二年四月廿一日
暗淡的台燈下，李淑賢望著那張普通的結婚證書許久沒言語。末了說：“明天再談吧……”
隔日再談時，她翻箱倒櫃地找開了她在舉行婚禮時穿的衣裳。結果，找出了一件豆綠色的西服裙。她試穿了一下，居然寬大了許多。她對我說：“現在我比當時還瘦呢……”
又過了幾天，李淑賢到我家串門，將速件豆綠色西服裙送給了我的姐姐。
我問她：“你和溥儀究竟是誰先提出領結婚證的?”
她聽了，略一怔，說：“這你就不要寫進去了——是我發過一頓脾氣後，溥儀才答應跟我領結婚證的。說實在話，這許多年呀，我給男人耍怕了……”
這倒像是飽經坎坷的中年女人的心裏話。
惟一的“娘家人”早年是妓女
1962年4月30日，溥儀與李淑賢在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舉行結婚典禮。
在溥儀身邊一位神秘人物的日記上，對溥儀的這次婚禮作了記載。在對5月2日的婚宴記載上，這則日記特別提到了一位神秘女士胡瑞貞。該女士是作為李淑賢惟一的“伴娘”身份來出席的。
這次婚宴，是全國政協掏錢擺了兩桌酒宴，款待愛新覺羅家族的人們。除了溥儀的七妹以外，溥儀的幾個妹妹、弟弟都帶家眷出席，溥傑也到了，還送來了禮物以示祝賀。
據李淑賢說，這次婚宴也鬧了一點兒誤會。因為是國家出錢設宴，所以請誰不請誰不能完全由自己定，沒請媒人周振強和沙曾熙。由此，他倆可能有些意見，過後不搭理李淑賢。後來她當麵向他們解釋，才沒事兒了。
而日記中所寫到的胡瑞貞，正是李淑賢極不願提起的。
這則日記是這樣記載的：“今天出席宴會的，除我們這些人以外，還有李淑賢的友人胡瑞貞女士。”
我采訪過一位與胡瑞貞女士熟悉的張女士。張女士跟我講：“我跟李淑賢一直關係很好，她始終叫我‘二姐’。胡瑞貞是湖北人，早年當過妓女，操過皮肉生意。”
1985年4月10日，在北京東城區一條僻靜胡同的極普通的平房裏，我采訪了胡瑞貞，感覺她舉止不俗、談吐不錯。
她個子不算太高，異常客氣，當時已是70歲的老太太了，口氣緩緩地向我述說了往事。她說：“我是湖北武漢人，早先做過舞女，後來‘從良’了——跟張學良的一位私人秘書結了婚……”
2 李淑賢：曾與日本間諜同居
過了一會兒，我就見到了她那位時年76歲的老先生，一副儒雅風度。他介紹自己是1975年被特赦的。提到參加“宣統”婚宴的事，老兩口都樂意提供他們知道的情況。
胡瑞貞老太大回憶說：“溥儀結婚的酒宴我參加了。我是代表李淑賢的娘家人去的。多年來，李淑賢一直叫我‘三姐’。五一前夕那天晚上的婚禮，我因孩子有病沒去，後來的婚宴我參加了，是李淑賢親自來接我去的政協。我記得政協在中午備了兩桌酒席。席上，人並不很多，隻邀請了溥儀的七叔載濤和他的兩個妻子，溥傑，溥儀的三妹夫婦、六妹夫婦等家族的人參加。
“李淑賢邀請我坐在主桌上，跟溥儀、溥傑、載濤和他的兩個妻子、溥儀的三妹同桌。在宴席上，李淑賢親自把我介紹給了大家：‘胡大姐是我的娘家人……’
“我覺得溥儀家族裏的人，尤其是老人都用疑惑的眼神瞧著我。好像是說，怎麽沒聽說過李淑賢有娘家人呢?……
“我倒不在乎。因李淑賢知道我是見過世麵的。她事先叮囑過我，讓我謹慎一點兒，在酒席上客氣幾句就行了，盡量少說話。一頓飯，好歹也就對付過去了。”
80年代初我采訪沙曾熙時，在沙老的家裏，他拿出了一張溥儀結婚時的照片，上邊有沙曾熙與溥儀等人並排坐在沙發上的場麵。
沙曾熙十分不滿地對我說：“在《我的前半生》那部書上，原來要登的是這張照片，結果書出來了一看，上邊的人都有，隻單單把我裁去了……”
另據我采訪《我的前半生》的作者李文達，他回憶說：沙曾熙拿的那一張照片原是整幅上的，後來李淑賢跟溥儀一起挑選照片，死活反對登載有胡瑞貞的那幅照片，對有沙曾熙的那一張也不想登，但又因沒有別的理想照片，隻好裁去了上邊的沙曾熙等人。當然，有胡瑞貞的那幅照片根本就沒收入書內。
李淑賢確實當過舞女
關於李淑賢的身世，我采訪過曾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史永老先生。據他回憶，臨近溥儀結婚前夕，聽到過關於李淑賢身世的一些“不良”反映。等全國政協調查清楚之後，溥儀已經與李淑賢結了婚。
究竟是何不良反映?原來，調查的結果是：李淑賢曾當過舞女!
我查過有關部門的許多檔案，始終沒能找到這份正式調查報告。
但是，我在幾年間大海撈針似的尋訪到了曾與李淑賢一起生活過的幾個老熟人。例如，50年代曾與她同在一個學校上夜校的同學、那位湖北籍的“三姐”等人，也間接采訪了曾與李淑賢跳過舞的男伴……他們都確定無疑地告訴我：李淑賢確曾當過舞女!
這是那位李淑賢叫她“二姐”的張女士述說的。
“李淑賢多次跟我講，她從小受後娘的氣，於是跑到上海當舞女。一個男人——李淑賢一直稱他為‘表哥’的，在上海舞廳跟她相識，是這位‘表哥’把她帶到北京，他們就住在了一起。後來，他們分了手。
“李淑賢又在北京的舞廳認識了另一個男人。這男人姓劉，是一個鹽商的兒子，人稱‘五少爺’。我見過他。人長得不錯，大高個子，性格直爽，什麽樂器都會兩下子，是在舞廳奏樂的‘票友’。李淑賢跟他結了婚。
“解放初期，他倆住在前門外廊房三條。後來，老劉被抓走不知下落。
“李淑賢跟胡瑞貞一直挺熟。解放後，我跟李淑賢還去過王府井百貨大樓的樓頂上跳過幾次舞呢。她的舞跳得不錯……
“有一次，她和‘小宣統兒’結婚後，我在街上碰到過她。她沒向溥儀介紹我就走了，看來是不願搭理我。直到溥儀去世後，她才到我家看了我一趟，聊起她和溥儀那段不順心的婚姻生活……”
對於李淑賢當過舞女的經曆，我起初聽采訪過的一兩個人說過，還不敢下斷語；當陸續采訪了四五個人都有這樣的說法之後，才不得不相信，這的確是事實。
直到80年代初，我采訪了載濤夫人王乃文，對李淑賢當舞女的事才最終確認。多年來，王乃文始終處於半隱居的狀態，與外界很少來往，與我卻斷斷續續地保持了近20年的來往。
3 李淑賢：曾與日本間諜同居
一個夕陽西下的傍晚，在北京東直門外一處僻靜的樓房裏，斜陽映照中，王乃文慢條斯理地聊起了往日的王府生活，言語之中透著一種說不出的滄桑感慨。後來，談起了溥儀，她稱他為“大爺”，溥傑為“二爺”。
當問及李淑賢的經曆時，她猶豫了一下，叮囑我說：“李淑賢還活著呢，現在可不能往外說，省得惹麻煩……”
我點頭答應了。
坐在沙發上的王乃文端起水杯，啜了一口茶，對我清楚地回憶著往事：
“過去，大概是60年代吧，載濤有一個‘票友’，時常一起唱戲的，叫李某。李某打解放前就常去舞廳那類地方。有一次李某見到李淑賢跟溥儀和載濤在一起，頗感意外。又聽載濤說，李淑賢嫁給了溥儀，李某大大吃了一驚。
“他拽過載濤悄悄地說：‘李淑賢原是舞女，過去還陪我跳過舞呢……’
“載濤乍一聽，嚇了一跳，囑咐他不要跟別人亂說。可能事後載濤向全國政協匯報了，也可能政協領導早就知道了……”
在采訪中，當我了解了李淑賢當過舞女的經曆之後，想起從前有一次問李淑賢舞跳得這麽好，是跟誰學的時候，她竟然大發其火——如今我才豁然明白了其隱衷……
努力忘卻過去，不惜冷落“娘家人”
在溥儀結婚酒宴上真正充當李淑賢惟一“娘家人”的胡瑞貞女士，曾與她的丈夫前往溥儀、李淑賢家去祝賀。這僅僅是在李淑賢與溥儀新婚數日之後的事，胡瑞貞夫婦卻十分意外地受到了李淑賢的冷落。
據說，胡瑞貞夫婦倆連茶也沒喝到，就被打發出門。
在我采訪時，這對老夫婦回憶：
“我倆一進門，李淑賢就耷拉下臉，勉強讓我倆坐下。這一天。溥儀也在家裏，見李淑賢對我們不熱情，說話雖然挺客氣，可也沒太張羅招待我們。當時，我們小心翼翼地提出來，因為生活困難想跟溥儀借點兒錢，李淑賢當時就不高興地沉下了臉，對我們說：‘別看表麵，其實我們也沒什麽錢……’
“說完，李淑賢再也不吭一聲了，隻是眼睛看著地麵，等著我們離開。
“我倆當時覺得挺尷尬。再後來，聽李淑賢說了一句：‘沒別的事了吧?’這等於下了逐客令，我倆隻好起身走了。這等於讓李淑賢轟了出來嘛。從此，我倆再也沒登過溥儀家的門。”
以我采訪者的角度，細想起來，倒是可以理解的。原因不在於他們提出借錢，而是李淑賢再也不想跟他們來往了。她惟恐與他們來往過多，說不定胡瑞貞這個“娘家人”哪天將她以前當過舞女的舊事漏了風，豈不惹出麻煩來。
在沙曾熙的回憶中，也提到：“溥儀和李淑賢結婚後，曾專門在政協禮堂請我和妻子吃過一頓飯，說是‘謝媒人’。溥儀親自給我們夫妻倒酒，連聲感謝地說:‘感謝二位媒人……’這次答謝酒，李淑賢沒有叫上那位湖北的‘三姐’。顯而易見，是想與舊人舊事一刀兩斷，重新過一種有滋有味的新生活。這何嚐不能得到他人的理解呢?”
或許是痛恨過去的舊生活，李淑賢在自己惟一的一份“自傳”中，曾這樣不同尋常地慨然寫道：
“從我記事到現在，我真正感到精神愉快是參加醫院工作以後的生活。過去，大好時光與精力因資產階級吃喝玩樂的生活而浪費掉，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實在痛恨。隻有解放以後女人同男人一樣平等……”
關於這一段文中的後兩個“生活”，李淑賢沒有留下任何具體文字。但不難想見，這絕不是普通婦女的生活，而是一種特殊的經曆，字裏行間依稀可見的。
渾然不覺，她曾與日本間諜同居
在溥儀的1966年日記中留下了第三次參加選民選舉的珍貴記載。由選民這個話題，李淑賢提起過倪大夫。數年間，我千方百計地了解李淑賢與倪某的交往。1985年4月下旬，實地考察過景山診所的舊址後，幾經周折，我終於見到了倪大夫的中國妻子孫金翠。
在朝陽區東大橋馬路南的一所舊房裏，孫金翠坐在床上，心煩意亂地向我述說了倪大夫與李淑賢的關係及其他一些使我吃驚的內幕：
“我的丈夫倪景山是日本人。他原來在徐州開診所，解放初期來到北京。李淑賢住在前門時，倪景山就通過別人認識了她。我是山西人，在診所開業後才認識李淑賢。
“診所的名稱是‘景山兒科診所’。當時需要一個護士，就讓李淑賢來了。她的工作是掛號、消毒、抄抄病曆，再就是給病人打針，別的她不太會幹；我給病人量體溫、配藥；倪景山給病人看病——這個診所就我們仨。李淑賢一個月能掙三四十塊錢。最初，她住在前門，後來在診所住了一段時間。我和倪景山住在後邊胡同的住宅裏。
“50年代末，李淑賢流著淚跟我說，她離婚了。沒多久她就去了關廂醫院。她不愛聊天，最怕人家問她的過去。後來聽說她嫁給了‘小皇上’。”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是倪大夫的街坊。據他回憶：剛解放李淑賢就認識了倪大夫，關係一直很好。開業後，她就在診所裏住著，一直住到60年代初才搬去了吉市口。倪大夫有時也住在診所裏。
不久，當我費盡氣力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知情“老公安”時，他又向我提供了極少有人能知道的情況：
“倪景山這個日本人可不簡單。他日本原名叫倪虎，早先在徐州開診所，後來到了北京。他在日本名牌大學畢業，侵華戰爭期間來的中國。他是一個日本潛伏特務，一直藏有與日本方麵聯係的電台。解放初期，他曾經被我公安部門密捕過，但始終沒交待什麽問題。”
“李淑賢在景山診所時，我們多次找她談話，讓她注意倪虎的一舉一動。對這個要求，李淑賢還是做到了。她時常向公安部門匯報倪虎的活動情況。
“有一個時期，李淑賢沒地方住，就住在景山診所裏。周圍街坊——連倪家的兒媳都反映李淑賢跟倪虎同居。
“客觀地看，雖然有一些人反映李淑賢生活作風不好。可李淑賢並不知道倪虎是一個日本間諜，我們也沒告訴她。按照李淑賢膽小的性格，如果她知道了這點，可能會被嚇壞了……
“中日恢複邦交後，年近70歲的倪虎多次要求回日探親。我們覺得他回日後就不會回來了，果然，批準他回了日本後，他再也沒有回到中國來。”
恐怕李淑賢至死也不知道，她曾與之同居過的日本醫生竟是日本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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