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走完“金光大道”魂歸“豔陽天”，文革秘辛成絕響

浩然走完“金光大道”魂歸“豔陽天”，文革秘辛成絕響

《亞洲周刊》江迅／在當代文學史上具有奇特地位的作家浩然去世。這位文革時中國唯一的作家，承認當時確實愜意、滿足，但也伴隨惶恐、憂患和寂寞；晚年表示仍愛文學，不言悔，唯為無力留下文革回憶錄而感到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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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不能不書寫濃重一筆的北京作家浩然，二月二十日淩晨兩點，終於走完他的「金光大道」，而魂歸「豔陽天」。()

浩然享年七十六歲。「浩然」不隻是一個名字，而是一段曆史時期文化標誌的代名詞，在文化革命的某一個特定時期，他是中國文壇可以署自己名字發表小說的「唯一作家」，「八個樣板戲和一個作家」，這「作家」就是指浩然。他還是中國文學界參加毛澤東治喪委員會的唯一代表。浩然及其一千三百萬字的作品，是如今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在成長中始終繞不過去的一個符號。他的長篇小說《豔陽天》曾於二零零零年被《亞洲周刊》評選為「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一百強」的第四十三名。他在公眾視野消逝三十年，偶有幾次亮相，都引發巨大爭議。「浩然現象」的是是非非，由後人評說了。()

浩然於二零零二年因病入住北京同仁醫院，五六個月後病情好轉回家休養，年底病情複發再次入住同仁醫院，直到二零零四年六月轉院到北京方莊東方醫院，在第十二層的幹部病房躺了將近四年。腦血栓、老年癡呆症等綜合病症，令他成了植物人，最終因多髒器功能衰竭與世長辭。浩然遺體告別儀式於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第一告別室舉行。據他家人透露，其骨灰將與兩年前去世的夫人一起，安葬在河北三河市靈泉靈塔公墓。老家三河是他生前最愛戀的一片土地。()

在北京文聯宿舍樓浩然寓所，子女為剛逝去的父親設置了簡易靈堂，居中的桌子上安放著浩然攝於五十大壽時的藍色背景照片。遺照前擺放著一排《浩然全集》。據兒子梁紅野說，六年來浩然病情反反覆覆，醫院幾次報病危，浩然與病魔的搏鬥相當艱辛。女兒梁春水說：「父親走時，我們都陪伴在側，他走得很平靜。父親生前多次說自己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將文革時期的回憶錄寫出來。他一生寫了那麽多作品，包括多部自傳，到晚年想寫最有話要說的文革時期的回憶錄時，卻因病或各種原因給耽擱了。」浩然住院期間，中國作協、北京作協和文聯的官員和知名演員李雪健等好友都多次去看望過他。他去世後，眾多素昧平生的讀者和業餘作者，聞訊後都前往他家中靈堂吊唁。()

我曾與浩然一起參加江蘇南通和湖南的兩次筆會活動，幾年前在北京也多次相聚。浩然對自己的創作理念「寫農民，給農民寫」，「一輩子深入農村，一輩子寫農民，給農民當一輩子踏實代言人」始終很自信，不過，談到文革期間的事，讓人感覺出他內心的矛盾、焦躁和彷徨，他要反思曆史，又要尋求創作突破。一次，他坦誠說：「我的心確實有點亂」，「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然而，文學事業不能老，更不能死。我太愛這個事業，愛了足足一生。」()

圍繞浩然一生的評價，至今仍眾說紛紜。有人說，他的代表作《豔陽天》和《金光大道》，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小說，是當時膾炙人口的流行讀物；有人說，他的作品是附庸當時的政治，沒有價值，不值一讀。有人說，他晚年沒有對曆史和人生作反思，更何談懺悔；有人說，他寫作忠於土地，忠於農民，令人肅然起敬。有人說，文革期間他身為北京文聯革委會副主任，應該為劇作家老舍之死負責；有人說，在那個非常時期，他沒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整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創作生命，曾如此緊密地與時代變遷聯係在一起。()

浩然隻是讀了三年小學。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作家，浩然的靈魂始終堅守農村大地。一九六四至六六年，三十四歲的他推出長篇小說《豔陽天》（上、中、下），成為文壇最受矚目的青年作家之一。當時，許多讀者能一大段一大段背誦書中的章節。不久，他被下放到京郊農村勞動，開始創作長篇小說《金光大道》。七十年代初，他平步青雲，受到「四人幫」尤其是毛澤東夫人江青的青睞，成了「座上常客」和「欽差大臣」，七四年江青「親自委派」他去西沙群島前線視察，回京後創作了長篇詩體小說《西沙兒女》，後又「奉命」視察全國農業「紅旗標兵」山西省大寨，創作了報告紀實文學《大地的翅膀》。()

在國人眼中，浩然的背景和舉動蒙上了一層外人無法揭開的神秘麵紗。他在晚年回憶往事時說，他其實內心懼怕江青，總是借故躲開她，隻是覺得江青對他不錯，誰也不能對他怎麽樣了，自己就能有安穩的寫作環境。在幾乎所有作家都被剝奪寫作權利的那些年代，浩然卻以每天一萬字的速度寫作。七六年，「四人幫」被粉碎，中國文壇開始活躍，浩然卻逐漸遠離北京，居所越搬越遠，直至回到河北三河，他隱居寫作，很少有人留意他的生存狀態。朋友稱他是獨特的痛苦者，被拋離軌道的彷徨者。()

晚年浩然依舊勤奮寫作，但新作《蒼生》、《樂土》、《活泉》等長篇小說終究沒能再顯昔日風光。他開始悉心為普通的文學愛好者做實事，自稱為「文藝綠化工程」，他倡導成立三河文聯，創辦文學刊物，為熱愛文學的普通人搭建平台。晚年浩然於二零零零年完成的口述自傳《我的人生》一書中說，「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愛《金光大道》，因為從人物故事到所蘊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但人們更喜歡《豔陽天》。現在想來，讀者是有道理的，當時過於強化了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這點我是二十年後才認識到的」。()

浩然說：「從一九六六年到七六年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隻能跟著風浪顛簸，所以這一段的曆史腳步是複雜的、險峻的，而且表麵上豐富多彩，內含著各種滋味。四人幫倒台後，一開始把我說成幫裏的人，傳聞特別多，開會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發言稿，說我是江青的麵首，從西沙回來先奔江青去了，機關司機在外麵凍了一夜。這怎麽可能呢？我上釣魚台從來不能用機關車」；「一次江青對於會詠他們說：『你們幾個有搞音樂，搞舞蹈的，沒有搞文學的，你們要請教浩然同誌，他是專家。』我說：『我從來沒做過黨的工作，連小組長都沒當過。』江青指著我說：『你太客氣了……』我聽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話還是反話？」「我對過去歲月的看法是：那種處境下有一度輝煌，在一個年輕的我來說，確實有所愜意，有所滿足，但也伴隨著旁人難以知道和體會的惶恐、憂患和寂寞。」()

關於浩然和他作品的爭議始終未斷。九八年，浩然接受記者采訪，談到自己準備寫自傳，要「說清楚」自己「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普通的文藝戰士，一個有所貢獻、受了傷的文藝戰士」，自己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豔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後悔；反而為它們驕傲，「我想我是一個奇跡，亙古從未出現的奇跡。這奇跡的創造者是中國農民」。這些話旋即引發新的「浩然爭議」。()

他真誠也不無固執()

北京作家梁曉聲說，浩然在文革期間的作品與政治靠得很近，那個時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時代所裹脅。他認為當年被時代高高抬起的浩然，仍保持著作家的良知，並沒有像一些得勢者那樣做出傷天害理的事。長期關注浩然作品的北京評論家雷達說，浩然是「十七年文學」（中共建政起至六六年）的最後一名歌手，他的作品與當時的政治意識靠得太近，有階級鬥爭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他似乎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些，但他是真誠的，也是不無固執的。他熟悉農民，塑造的一些人物有血有肉。陝西作家賈平凹說，浩然是個好人好作家。北京文學評論家白燁說，浩然是個悲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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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小檔案()

當代作家，原名梁金廣，祖籍河北寶坻，一九三二年生於唐山趙各莊煤礦區，在薊縣王吉素村長大，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參加工作，出任村、區、縣的基層幹部，五四年起任《河北日報》、俄文《友好報》和北京《紅旗》雜誌記者、編輯，六四年起在北京市文聯從事專業文學創作。他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北京分會主席、北京文聯副主席、中國文化傳播發展促進會會長、中國作協全委會名譽委員及《北京文學》、《大平原》、《蒼生文學》雜誌主編。()

浩然一九五六年開始發表作品，出版近八十種著作，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豔陽天》、《金光大道》、《蒼生》等，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等，散文集《北京街頭》以及《浩然選集》，多部作品被翻譯為英、法、日文出版。《蒼生》獲首屆中國大眾文學特等獎。他長期生活在農民中間，作品充溢著民間文化的鄉土氣息。人們對他包括創作在內的人生之路和作品爭議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