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讓曆史露出真相
中國青年報記者 馮玥
10年前，沈誌華年過不惑，經商獲得極大成功，覺得掙錢永遠沒有盡頭，應該是一心一意做自己喜歡的事的時候了。於是，中國少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商人，多了一個殊為罕見的曆史學家。
和一般學者的儒雅內斂不同，他身材魁梧，喝酒如水，仰天大笑的樣子更不“斯文”，震得屋子裏傳來回聲。他說起曆史事件的年月日隨口道來，可卻總是記不住自己最喜歡的冰淇淋“哈根達斯”4個字。
在中國曆史學界，沈誌華是一個傳奇人物，一個“異類”。
1996年至2002年間，他個人出資140萬元，從俄羅斯和美國搜集俄國解密檔案1．5萬餘件，並組織翻譯、整理、出版。社科院一位蘇聯史專家認為，有了這批檔案，不僅蘇聯史要重新認識、重新書寫，對20世紀世界史和國際關係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評價。
他個人出資設立的“東方曆史研究出版基金”，11年來已資助出版了80餘本史學著作，由他出資組織的學術會議和學術活動超過30起。
他身兼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幾個研究所的兼職研究員，卻一直是一個沒有學曆、沒有職稱、沒有單位的“三無人員”。
就個人研究成果而言，他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一書被認為是“國內研究朝鮮戰爭的一個新的起點”；“以大量豐富而可靠的檔案文獻和適量的口述史料，對長期無人知曉、模棱兩可、含混不清和正反顛倒的重大史實作了澄清、填補和糾誤……”他本人被評價為“國際學術界冷戰史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學者之一”。
更有學者認為，沈誌華和他的研究，最重要的價值在於他代表著當代曆史研究的一種民間化趨勢。他的學術理念、研究方法都有別於曆史學界因襲的從概念出發，以結論剪裁史料的弊病，重新回歸到從材料出發、就史實發言的本源。
10年前，沈誌華年過不惑，經商獲得極大成功，覺得掙錢永遠沒有盡頭，應該是一心一意做自己喜歡的事的時候了。於是，中國少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商人，多了一個殊為罕見的曆史學家。
原來都以為事情是那麽回事，我現在告訴你們，事情不是那麽回事，是這麽回事
“你知道嗎？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時，中國使館是用什麽通訊工具和國內聯係的？”
沈誌華談起一段曆史事件時，總是喜歡先賣個關子，挑起你的好奇心，等著你著急地問他“後來呢？”
1979年，29歲的沈誌華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攻讀世界現代史研究生。
最初對曆史的興趣，完全出自好奇。“中學時看丘吉爾回憶錄、隆美爾回憶錄，怎麽和我們知道的都不一樣呢？真相到底是什麽？”他說，這種興趣的加深，是當你自己發現了曆史的時候，那種感覺不一樣。
1995年12月，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關於冷戰問題的學術會議上，俄國學者公布了俄羅斯總統檔案館收藏的一份毛澤東1950年10月2日給斯大林的電報。在這份電報中，毛列舉了數條理由，說明中國暫時不能出兵參加朝鮮戰爭。
然而1987年中國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所公布的同一天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明確表示，中國決定派誌願軍入朝參戰，並說明了出兵朝鮮的部隊數量、出動日期和初步作戰方案。多年來，這個文件被廣泛引用，人們普遍認為10月2日中國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見。
1996年1月在香港舉行的“冷戰在亞洲”國際學術會議上，這個問題成了熱門話題。有學者對中國發表的文件的真實性提出質疑。
應邀參加此次會議的沈誌華，事先從美國華人學者陳兼那裏得知了華盛頓會議的情況，他親自向《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主編金衝及先生核實查證，證明中國公布的電報，確有毛親筆寫的電報底稿為證。而俄公布的電報內容，與俄國檔案中收藏的有關這一時期的其他文件，在邏輯上和用語上都是一致的，也不像是偽造。經過仔細研究，他認為，兩份電報都是真實的，中國保存的文件是毛澤東親筆起草但沒有發出的電報。沈誌華還推斷，這份文件沒有發出的原因，是當時中國領導人內部有意見分歧。
他的解釋被與會學者接受了，這也是他被國際學術界認可的第一步。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公開宣布新中國將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過去，很多研究都是根據師哲回憶錄的說法，認為在此之後的7月初，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動身前往蘇聯。毛的“一邊倒”講話是為中蘇領導人的談判鋪路。
而根據沈誌華在俄國檔案中的發現，劉少奇等人實際是在6月21日動身，6月26日抵達莫斯科，並在26日至27日夜間與斯大林的會晤取得了豐碩成果。這就說明，毛的決策是劉少奇訪蘇的結果而不是前提。就新中國在美、蘇之間的選擇而言，毛澤東“一邊倒”宣言的發表，頗有背水而戰的意味。
“原來都以為事情是那麽回事，我現在告訴你們，事情不是那麽回事，是這麽回事！特有成就感！”這就是他所說的“發現曆史”的感覺。
說這話時，他的重音落在“特”字上麵，54歲的他孩子氣地用手半遮著嘴，好像是在告訴你一個特別的秘密。
由於特殊原因，沈誌華後來未能順利從社科院畢業。如果說，當初返回曆史學界還多少帶有一點負氣想證明自己的意思，現在，他做曆史研究，已經完全是興趣使然。
10年來，不算他參與組織資助的各種學術活動、學術會議，也不算他參與評審的學術著作，單是他個人的研究成果，就讓人驚訝：論文40餘篇，8本著作，整理文獻資料數十萬字。
有人不明白，問他，你又不圖職稱，又不要分房、漲工資，哪兒來的勁頭？
“你怎麽解釋？”
他笑了笑，“怎麽說呢？其實就是興趣。你認為是苦我認為就是樂啊。找到材料你不樂嗎？發現一個曆史真相你不樂嗎？寫出一篇像樣的東西來，你不激動嗎？沒有成就感嗎？”
多年來，他都是每天淩晨3點開始幹活，整理檔案看資料寫文章。7時早飯。12時午飯。午覺一小時，再幹到晚上7時，結束工作。天天如此。
“欲罷不能？”我問。“沒錯！就是這個詞！”他大聲說。
“你還沒說到底‘波匈事件’時使館是怎麽和國內聯絡的？”我有點急。
他哈哈大笑，得意地回答：“告訴你吧，是寫好了密碼電報，然後到公共郵局排隊，走電報發回來的。”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這恰恰正是曆史學家應該研究的問題”
1995年，俄國學者列多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公布了米高揚關於他本人1949年初秘密訪問西柏坡給蘇共中央報告的全文，其中引用了兩份俄國檔案：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一封電報中說，中國革命勝利後，將仿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模式，實行一黨製；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回電說，蘇共不同意這種做法，認為中共應該吸收其他黨派參加。
由於米高揚的報告隻是轉引了電報的部分內容，也沒有注明檔案出處，而在中國檔案中又沒有發現這兩份檔案，於是，有中國學者對俄國檔案的真實性提出質疑，並先後在中國四種主要史學刊物上發表質疑和指責性文章。
“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的說法，與當時中共的既定政策不一致，這是事實，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這恰恰正是曆史學家應該研究的問題。”
沈誌華認為，學者沒有把精力用於探賾索隱，而是輕易地否定俄國檔案的真實性，顯然更多地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這種學術氛圍不利於曆史研究。
沒有單位、沒有上級主管部門、沒有每年要發幾篇論文的考核標準，沈誌華對自己的定位是“書生”。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時的身份，是“獨立學者”。
他所堅持的學術原則，一是中立，比如，寫論文從不說“我黨”“我國”，就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二是不為成見左右，一切靠史實發言。
曆史的魅力在於其豐富、具體，充滿各種可能性和偶然性。曆史學最基本的價值應該是還原和解讀曆史，說明曆史的經過，解釋它發生的原因，而不是為它們貼上是非對錯的標簽。然而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曆史研究和曆史教育都被政治化、簡單化、概念化。
“內容豐富多彩、具體生動的曆史變成了單調、僵死和幹燥無味的教條，變成了一片沙漠……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個時期似乎成了一種風氣。總的說來，片麵性，抽象性，簡單化，絕對化，現代化，是這幾年曆史教學和研究中突出的缺點。”這是曆史學家翦伯讚在20世紀50年代發出的感慨。這種情況，到今天也沒有根本的改變。“曆史經過教科書的簡單歸類變成了政治宣傳，學生還沒學就知道誰好誰壞，誰是進步的誰是反動的。”北京大學曆史係徐天新教授說，這樣的曆史，不能豐富人的頭腦和思想，不能讓人看到世界的複雜性。
比如，提起朝鮮戰爭，浮現在很多人腦子裏的，仍然是“抗美援朝”、是政治立場、敵我分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消除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心中的屈辱感等等。
“而沈誌華的研究完全不一樣。”徐天新教授說。
在這本被《書城》雜誌評為“2003年漢語界十大好書”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中，你看到的，是中俄兩國最新公布的檔案文獻和口述史料，是翔實、客觀的史實陳述，以及由此做出的推論———這場戰爭的爆發，是由於冷戰和意識形態的對立阻隔了大國之間的對話和溝通，使各方陷入了理解的盲點，在處理國際事務和相互關係時根據直觀的錯誤判斷采取了錯誤的決策和行動。
本書改變了過去就中美關係討論朝鮮戰爭的視角，從中蘇關係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場戰爭，著重分析了中蘇同盟與朝鮮爆發的戰爭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麽關係，中蘇結盟後對朝鮮問題的政策存在哪些分歧，在美軍越過三八線後作為同盟國的中國與蘇聯各自的考慮及不同對策，毛澤東是什麽時候以及怎樣下決心派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
在論及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時，沈誌華提出，如果在1951年1月13日，即中國軍隊入朝不到3個月、取得第三次戰役勝利後，屯兵三八線附近，接受聯合國提案開始停戰談判，那麽“無論在政治、外交還是軍事上，都對中國極為有利”。但是，因為毛澤東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錯過了這個機會，而導致中國從人員傷亡到政治、外交、經濟等各方麵，都付出了本不應該付出的多餘代價。
徐天新教授認為，通過這些新的檔案，可以發現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比如中蘇之間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鐵板一塊”，而是充滿了微妙複雜的博弈。至於沈解讀這些史料提出的觀點，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但這種不受固有結論約束、一切從史實出發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最大的突破。
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韓剛教授說，我們目前的曆史研究尤其是現代史研究，嚴格說來，很多都不是科學，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從結論出發而不是從事實出發。每個事件都有預先定好的結論，無論發現了什麽新的材料，研究者隻能按照那個結論來詮釋史實，隻能增添論據而不能改變結論。這種研究，根本無法與國際學術界對話。
要改變這種狀況，恢複曆史研究和曆史教育的生命力，除了要讓曆史研究與政治宣傳剝離之外，關鍵還必須占有第一手的、而不是被人取舍和剪裁過的檔案文獻。
“所有人都讚成，都認為太應該做了，可就是不知道你怎麽能辦得成”
沈誌華對檔案的癡迷，在史學界是出了名的。
“曆史研究，就像是拚圖遊戲，檔案、史料，就是那些碎片。”沈誌華說。
和拚圖不一樣的是，史料有多有少還有假，怎麽去偽存真，怎麽拚才能最接近曆史原貌，要考驗曆史學家的功夫。“但第一步，你總得先有這些圖塊啊。否則，一張臉你隻能湊出一隻耳朵，那算什麽。”
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一向封閉的蘇聯曆史檔案文獻開始解密。上世紀90年代初，俄國一些重要檔案館已經對外開放，這一情況引起世界各國學者的高度重視。美國、德國、英國、挪威等國家的圖書館都開始收藏並陳列大量俄國檔案的縮微膠卷和複印件，關於某些曆史專題的檔案集也陸續以俄文和英文形式出版。
“對於中國學者來說，這更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沈誌華說。
過去，因為社會環境所限，很少有學者能走出國門找檔案。我國的世界史研究，依據的都是別人書中轉引的東西，基本沒有第一手的檔案資料，這樣的曆史研究很容易斷章取義以訛傳訛。而有關蘇聯問題情況更嚴重，因為和西方國家相比，它的檔案材料在本國國內也不開放。
俄羅斯檔案的解密，是一個機遇，意味著我國學者在某些研究領域中，可以與國外學者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1994年，剛剛返回學術界的沈誌華，把自己的研究領域定位在蘇聯史、冷戰史和中蘇關係，機緣巧合，他有了親自去俄羅斯搜集檔案的想法。
可是想一想，太難了。他連單位也沒有，辦個護照都麻煩。
1995年初，沈誌華出麵、出資，邀請國內蘇聯史研究的十多位一流專家，在北京大興縣的一個賓館召開研討會，專門論證這事究竟值不值得做。
結果，沈誌華說：“所有人都讚成，都認為太應該做了，可就是不知道你怎麽能辦得成。”這些學者中，也有人和單位建議過此事，但都沒有下文。“說實話，我也不知道究竟要花多少錢，能不能做成，不過事情都是人做出來的。我非要試試。”
會開了3天，最後，大家覺得這事太大，完全的個人行為太困難，還是應該有一個組織來出麵。
沈誌華又去找當時一位社科院副院長。可社科院沒錢，如果等國家批資金，不知要到什麽時候了。商量後兩人達成協議，由社科院立項，沈誌華出資。
1996年5月，沈誌華率蘇聯曆史檔案課題組一行4人來到了莫斯科。
第一頓飯，就嚇了沈誌華一跳。他們4人加上一位俄羅斯科學院的接待人員，5人花了460美元，還是一個很普通的餐館。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他們都是每周乘地鐵到郊區市場，買回一周的麵包、黃油、香腸、鹹菜，自己在住處煮稀飯吃。
吃飯委屈自己一點就行。可檔案問題麻煩大了。
首先是價錢昂貴，複印費每頁便宜的1美元，貴的要2．8美元。俄羅斯檔案管理落後，官僚作風嚴重。調檔特別慢，條子交進去，什麽時候出來不知道。早上恨不得11時才上班，1時午休，下午3時上班4時關門。
他們原計劃待一個月，可要是這樣，半年也不夠，時間和錢都搭不起。“必須得想個招兒。”沈誌華說。
幾人一商量，決定兵分兩路。兩人留在檔案館，專門摘抄複印目錄，購買檔案指南。沈誌華和另外一位俄語好的人，出去公關。俄羅斯科學院、俄國曆史研究所、遠東所、東方史所，差不多是同行的，都去拜訪。
請不起客，他們住的旅館有廚房，自己動手，香腸沙拉和國內帶去的二鍋頭茅台酒，也可以待客了。酒過三巡，拿出目錄，說明難處，請俄國學者幫忙去複印具體的檔案文件，複印費照付，外加每人數百美元的勞務費。賓主盡歡。
“他們本國人複印費用要低得多，而且省了多少事啊。”說起這事，沈誌華又得意又無奈。他知道一位挪威學者為了搜集檔案，帶著學生在俄羅斯待了6年。“沒辦法，人家都有基金會讚助，咱們自己掙的錢，總要省著點花才行。”
盡管有“內線”幫忙，他們還是發現，來得太晚了，搜集檔案在俄羅斯已經錯過了最好的時候。
“檔案，對研究曆史的人來說，那就是糧食啊！”
因為在開放過程中引起了一些外交糾紛，1996年時，俄國檔案的開放程度已經有所收縮。而在那之前搶占了先機的，大都是美國的學術機構。
1997年、1998年，沈誌華又和社科院學者兩次赴美。“檔案，對研究曆史的人來說，那就是糧食啊。”沈誌華特別愛說這句話。如果說過去隻能吃別人嚼過的剩飯，現在有了這樣的機會不抓住，就太不應該了。
美國的好處在於，隻要你有護照，無論是國會圖書館、國家檔案館，還是各總統圖書館，5分鍾就能辦一個出入證，什麽都不問你。複印價格便宜，一頁隻要10～20美分，有的還免費。像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和國家安全檔案館這樣的專業檔案館，文件更是分類清晰，不用你自己一頁一頁地找。他們要做的就是整卷複印，腰酸背疼但心情愉快。兩次下來，一共帶回了十幾箱檔案，比在俄羅斯收獲還大。
為了找“糧食”，沈誌華和夫人李丹慧曾自費沿中蘇、中蒙邊界各省區走了一圈，去了所有的省級檔案館和重要市縣檔案館，收獲頗豐。可碰上的頭疼事也不少，有些家門口的“糧食”，找起來，比大洋那邊還要困難得多。
在黑龍江，他們夫婦專門住在檔案館對麵的賓館，人家上班他們上班，人家下班他們下班，周末還要給檔案館工作人員付加班費。忙了10天，複印了幾千頁，卻因為差了一份人情，不許他們帶走複印的資料。電話從省外辦一直打到外交部，盡管有《檔案法》，盡管外交部說既然是開放檔案按規則辦就是了，那也不行，就是不讓帶走。直到現在，那些資料還存在那裏。
為了研究蘇聯專家在中國的工作情況，沈誌華專門去了一些大企業的檔案館。在鞍山鋼鐵公司一個檔案館，人家說，你隻能看和抄寫，不許複印。
沈誌華奇怪了，你這裏無非都是些黨委書記的報告和年終總結，有那麽嚴重嗎？對方說：“這可都是機密。”
有的地方更慘，連大門都不讓進。不得已，他隻得動用各種資源，貼人情、貼錢，苦苦尋覓那些別人眼中的“故紙”他的“糧食”。
開國際會議時，沈誌華和其他中國學者不止一次地被人問起：你們的論文為什麽很少用自己國家的檔案？你研究中蘇關係，為什麽隻有蘇聯的檔案沒有中國的檔案？
“真是讓人尷尬的問題。不明白的，都以為是中國學者不勤奮，不趴檔案館，不做基礎工作。”他說。
在檔案館遭遇冰冷麵孔和警惕眼神的，絕不止沈誌華一人。
中央黨校韓剛教授，有次和一位美國學者聊天，說起自己為了查閱資料請檔案館的人吃飯。那個美國學者不明白，“不對不對，你要利用他們的檔案，應該是他們請你吃飯。”
韓剛說，我們對待檔案，仍是保管高於利用；而美國人的想法是，到我這裏看的人越多，用我檔案的人越多，我的檔案價值就越高。所以，在美國很多檔案館，學者去查資料，不僅不要錢，還可以申請檔案館設立的研究基金。
1999年，國際學術界的一件大事是基辛格三角外交檔案的提前解密。那批檔案包括當年美中蘇三國領導人之間30多次會談記錄，涉及三國最核心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問題。讓中國學者覺得新鮮的是，這批檔案，完全是美國學者通過國家安全檔案館，根據1966年開始實施的《信息自由法案》，敦促國務院等部門未到解密期而提前解密的。
名頭響亮的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實際上是一個民辦的學術機構，依據《信息自由法案》，向政府部門和國家檔案館不斷地要求開放令學術界和公眾感興趣的美國軍事和外交檔案材料，並將這些材料複製後，供公眾查閱或結集出版。沈誌華的大量資料就是從這裏複印的。
2002年8月，34卷36冊共計1800萬字的《蘇聯曆史檔案選編》，終於出版了。全書收入1917至1991年有關蘇聯曆史重大事件的檔案文獻近萬件，共277個專題。據沈誌華說，除俄國本國外，這是目前收入俄國檔案最多的文獻集。34卷中，沈誌華自己完成了8卷。如果加上因為內容敏感而最終沒有被收入《選編》的朝鮮戰爭和中蘇關係部分，他一個人做了十幾卷。作為執行主編，他不僅自己參與整理編輯，還要負責協調全國各地13個翻譯組和參與這個項目的編者的工作，經常坐著飛機到處跑。
他承認，分類、注釋、核實人名地名都是非常考驗人耐性的事，很多人都不願意做這種基礎建設的工作。
“但這是糧食啊。”他說，寫出一篇文章隻是一個人的成果，完成這個項目，多少人都可以搞研究了。整個國家的研究水準上不去，一個人又能跳多高？讓他高興的，現在已經有博士論文開始使用這些新材料了。
“其實，”他身子前傾，手半遮著嘴：“好多人不明白，在看史料的時候，當你發現那個一直想找的東西的時候，找到那個關節點的時候，有多興奮！”
我帶回來的檔案全部公開。誰需要都可以查。我就是要給他們做一個榜樣！
沈誌華家裏有一間專門存放檔案的房間，幾十個紙箱，每份檔案，他都可以講出一段故事。
俄羅斯使館的岡察洛夫，原來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後來到外交部任職，曾出任駐華使館首席參讚。沈誌華和他是通過學術界的朋友認識的。岡察洛夫不僅抽出時間，連續數小時解答沈的疑難，一一解釋很多檔案原件中難以辨認的手寫批語和簽名，而且還把自己做研究時的好多資料贈送給他。“比1994年葉利欽送給韓國總統金泳三的還多。”沈誌華喜滋滋地說，像是一個突然掉進了糖果堆裏的孩子。
德國學者海因茨希博士，沈誌華隻是在學術討論會上見過他一麵。然而當沈誌華知道他掌握了一批中蘇同盟條約談判的俄國檔案，並通過電子郵件向他索取時，他非常慷慨地按照沈提供的目錄一一複印並郵寄到中國。
還有美國獨立學者威瑟斯比女士。作為一位俄羅斯問題專家，威瑟斯比曾多次赴俄國檔案館查找文件，個人積累了大批原始資料。當沈誌華在美國向她談起收集俄國檔案的困難時，她不僅熱情地帶沈到書房參觀，詳細介紹自己所收藏的檔案文獻，而且還利用假日親自複印這些材料，無償提供給他。
“這些人對我的刺激挺大的。”沈誌華說。對他刺激大的，還有另外一些事。
國內某位學者，手裏有一本新出的俄文書，沈誌華想借來複印一下，不行。再問“能不能告訴我具體的書名、出版社，我自己想辦法找去？”也不行。
某家研究機構訂有一些俄國雜誌，沈誌華想去看看。第一次，人家沒說什麽。第二次再去時，那些雜誌全被收了起來。
“我帶回來的檔案，全部公開。誰需要都可以查。”沈誌華說：“我就是要給他們做一個榜樣。”
他把從俄羅斯和美國搜集來的所有資料，自費複印一套送給北京大學圖書館，有的還自製成光盤，交給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條件隻有一個，就是必須供人自由查閱。
那些資料印壞了一台複印機，沈誌華家裏的第二台，也不得清閑。他在京城南郊的別墅裏，經常住著來查資料的學界朋友和為論文找資料的研究生。
在獨立學者的身份之外，他最看重的是老師這個稱呼。“沈誌華在黨校講課，每次都是人滿為患。”韓剛說。好多次，課結束了，底下的學生不走，不停地鼓掌，沈也隻好一次次返場，像歌星似的。一個北大的學生說，聽沈老師的課，讓人腦袋開竅，不僅是他講課的風格，更是他告訴你的曆史真實的力量。
“曆史教育，一定要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他說自己這一代人曾經深受其害。“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蘇聯史教科書不能看。看了那些檔案，一腦袋汗，以前學的全是假的。教科書是幹什麽的，教學生的，教完以後他們的文化結構裏就是這套東西了，結果給人的都是假的，這不是害人嗎？”
“哎呀，這麽一說，我都想編教科書去了，這個責任更大。”他自己嘀咕。
作為一個獨立學者，他覺得，10年來，社會對他的認可，不僅是對他研究成果的認可，也是對他個人研究方式的認可。在體製之外，學術運作本身的渠道反而更為通暢和自由。“我想做什麽題目自己決定，用不著審批。我想寫什麽自己知道，找什麽我也知道，也知道哪裏去找。”
一位社科院的學者笑言，在某種意義上，沈誌華可以作為衡量學術研究寬容度和自由度的標尺。
很多人說，沈誌華是個理想主義者。在他自己看來，理想主義與其說是為改造世界或影響他人，不如說，首先是自我完善的需要。
“人，總要體現出你的價值。芸芸眾生，幾十億人，你活在這個世界上有什麽必要？每個人都要尋找自己的位置。我以為，做生意體現不出我的價值。掙錢，有人比我掙得多得多。”沈誌華執著於曆史研究的理由說起來很簡單：“我就是想把那些過去以為了解而現在看來並不了解的事弄清楚，這樣我才覺得沒有白活。”
也許，正如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真正的曆史都是當代史”。曆史學家的意義，就在於不斷地用新發現的史料解讀曆史，賦予曆史生命和靈魂，讓自己活得明白，也讓更多的人活得明白。
中國青年報記者 馮玥
10年前，沈誌華年過不惑，經商獲得極大成功，覺得掙錢永遠沒有盡頭，應該是一心一意做自己喜歡的事的時候了。於是，中國少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商人，多了一個殊為罕見的曆史學家。
和一般學者的儒雅內斂不同，他身材魁梧，喝酒如水，仰天大笑的樣子更不“斯文”，震得屋子裏傳來回聲。他說起曆史事件的年月日隨口道來，可卻總是記不住自己最喜歡的冰淇淋“哈根達斯”4個字。
在中國曆史學界，沈誌華是一個傳奇人物，一個“異類”。
1996年至2002年間，他個人出資140萬元，從俄羅斯和美國搜集俄國解密檔案1．5萬餘件，並組織翻譯、整理、出版。社科院一位蘇聯史專家認為，有了這批檔案，不僅蘇聯史要重新認識、重新書寫，對20世紀世界史和國際關係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評價。
他個人出資設立的“東方曆史研究出版基金”，11年來已資助出版了80餘本史學著作，由他出資組織的學術會議和學術活動超過30起。
他身兼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幾個研究所的兼職研究員，卻一直是一個沒有學曆、沒有職稱、沒有單位的“三無人員”。
就個人研究成果而言，他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一書被認為是“國內研究朝鮮戰爭的一個新的起點”；“以大量豐富而可靠的檔案文獻和適量的口述史料，對長期無人知曉、模棱兩可、含混不清和正反顛倒的重大史實作了澄清、填補和糾誤……”他本人被評價為“國際學術界冷戰史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學者之一”。
更有學者認為，沈誌華和他的研究，最重要的價值在於他代表著當代曆史研究的一種民間化趨勢。他的學術理念、研究方法都有別於曆史學界因襲的從概念出發，以結論剪裁史料的弊病，重新回歸到從材料出發、就史實發言的本源。
10年前，沈誌華年過不惑，經商獲得極大成功，覺得掙錢永遠沒有盡頭，應該是一心一意做自己喜歡的事的時候了。於是，中國少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商人，多了一個殊為罕見的曆史學家。
原來都以為事情是那麽回事，我現在告訴你們，事情不是那麽回事，是這麽回事
“你知道嗎？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時，中國使館是用什麽通訊工具和國內聯係的？”
沈誌華談起一段曆史事件時，總是喜歡先賣個關子，挑起你的好奇心，等著你著急地問他“後來呢？”
1979年，29歲的沈誌華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攻讀世界現代史研究生。
最初對曆史的興趣，完全出自好奇。“中學時看丘吉爾回憶錄、隆美爾回憶錄，怎麽和我們知道的都不一樣呢？真相到底是什麽？”他說，這種興趣的加深，是當你自己發現了曆史的時候，那種感覺不一樣。
1995年12月，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關於冷戰問題的學術會議上，俄國學者公布了俄羅斯總統檔案館收藏的一份毛澤東1950年10月2日給斯大林的電報。在這份電報中，毛列舉了數條理由，說明中國暫時不能出兵參加朝鮮戰爭。
然而1987年中國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所公布的同一天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明確表示，中國決定派誌願軍入朝參戰，並說明了出兵朝鮮的部隊數量、出動日期和初步作戰方案。多年來，這個文件被廣泛引用，人們普遍認為10月2日中國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見。
1996年1月在香港舉行的“冷戰在亞洲”國際學術會議上，這個問題成了熱門話題。有學者對中國發表的文件的真實性提出質疑。
應邀參加此次會議的沈誌華，事先從美國華人學者陳兼那裏得知了華盛頓會議的情況，他親自向《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主編金衝及先生核實查證，證明中國公布的電報，確有毛親筆寫的電報底稿為證。而俄公布的電報內容，與俄國檔案中收藏的有關這一時期的其他文件，在邏輯上和用語上都是一致的，也不像是偽造。經過仔細研究，他認為，兩份電報都是真實的，中國保存的文件是毛澤東親筆起草但沒有發出的電報。沈誌華還推斷，這份文件沒有發出的原因，是當時中國領導人內部有意見分歧。
他的解釋被與會學者接受了，這也是他被國際學術界認可的第一步。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公開宣布新中國將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過去，很多研究都是根據師哲回憶錄的說法，認為在此之後的7月初，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動身前往蘇聯。毛的“一邊倒”講話是為中蘇領導人的談判鋪路。
而根據沈誌華在俄國檔案中的發現，劉少奇等人實際是在6月21日動身，6月26日抵達莫斯科，並在26日至27日夜間與斯大林的會晤取得了豐碩成果。這就說明，毛的決策是劉少奇訪蘇的結果而不是前提。就新中國在美、蘇之間的選擇而言，毛澤東“一邊倒”宣言的發表，頗有背水而戰的意味。
“原來都以為事情是那麽回事，我現在告訴你們，事情不是那麽回事，是這麽回事！特有成就感！”這就是他所說的“發現曆史”的感覺。
說這話時，他的重音落在“特”字上麵，54歲的他孩子氣地用手半遮著嘴，好像是在告訴你一個特別的秘密。
由於特殊原因，沈誌華後來未能順利從社科院畢業。如果說，當初返回曆史學界還多少帶有一點負氣想證明自己的意思，現在，他做曆史研究，已經完全是興趣使然。
10年來，不算他參與組織資助的各種學術活動、學術會議，也不算他參與評審的學術著作，單是他個人的研究成果，就讓人驚訝：論文40餘篇，8本著作，整理文獻資料數十萬字。
有人不明白，問他，你又不圖職稱，又不要分房、漲工資，哪兒來的勁頭？
“你怎麽解釋？”
他笑了笑，“怎麽說呢？其實就是興趣。你認為是苦我認為就是樂啊。找到材料你不樂嗎？發現一個曆史真相你不樂嗎？寫出一篇像樣的東西來，你不激動嗎？沒有成就感嗎？”
多年來，他都是每天淩晨3點開始幹活，整理檔案看資料寫文章。7時早飯。12時午飯。午覺一小時，再幹到晚上7時，結束工作。天天如此。
“欲罷不能？”我問。“沒錯！就是這個詞！”他大聲說。
“你還沒說到底‘波匈事件’時使館是怎麽和國內聯絡的？”我有點急。
他哈哈大笑，得意地回答：“告訴你吧，是寫好了密碼電報，然後到公共郵局排隊，走電報發回來的。”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這恰恰正是曆史學家應該研究的問題”
1995年，俄國學者列多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公布了米高揚關於他本人1949年初秘密訪問西柏坡給蘇共中央報告的全文，其中引用了兩份俄國檔案：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一封電報中說，中國革命勝利後，將仿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模式，實行一黨製；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回電說，蘇共不同意這種做法，認為中共應該吸收其他黨派參加。
由於米高揚的報告隻是轉引了電報的部分內容，也沒有注明檔案出處，而在中國檔案中又沒有發現這兩份檔案，於是，有中國學者對俄國檔案的真實性提出質疑，並先後在中國四種主要史學刊物上發表質疑和指責性文章。
“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的說法，與當時中共的既定政策不一致，這是事實，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這恰恰正是曆史學家應該研究的問題。”
沈誌華認為，學者沒有把精力用於探賾索隱，而是輕易地否定俄國檔案的真實性，顯然更多地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這種學術氛圍不利於曆史研究。
沒有單位、沒有上級主管部門、沒有每年要發幾篇論文的考核標準，沈誌華對自己的定位是“書生”。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時的身份，是“獨立學者”。
他所堅持的學術原則，一是中立，比如，寫論文從不說“我黨”“我國”，就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二是不為成見左右，一切靠史實發言。
曆史的魅力在於其豐富、具體，充滿各種可能性和偶然性。曆史學最基本的價值應該是還原和解讀曆史，說明曆史的經過，解釋它發生的原因，而不是為它們貼上是非對錯的標簽。然而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曆史研究和曆史教育都被政治化、簡單化、概念化。
“內容豐富多彩、具體生動的曆史變成了單調、僵死和幹燥無味的教條，變成了一片沙漠……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個時期似乎成了一種風氣。總的說來，片麵性，抽象性，簡單化，絕對化，現代化，是這幾年曆史教學和研究中突出的缺點。”這是曆史學家翦伯讚在20世紀50年代發出的感慨。這種情況，到今天也沒有根本的改變。“曆史經過教科書的簡單歸類變成了政治宣傳，學生還沒學就知道誰好誰壞，誰是進步的誰是反動的。”北京大學曆史係徐天新教授說，這樣的曆史，不能豐富人的頭腦和思想，不能讓人看到世界的複雜性。
比如，提起朝鮮戰爭，浮現在很多人腦子裏的，仍然是“抗美援朝”、是政治立場、敵我分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消除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心中的屈辱感等等。
“而沈誌華的研究完全不一樣。”徐天新教授說。
在這本被《書城》雜誌評為“2003年漢語界十大好書”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中，你看到的，是中俄兩國最新公布的檔案文獻和口述史料，是翔實、客觀的史實陳述，以及由此做出的推論———這場戰爭的爆發，是由於冷戰和意識形態的對立阻隔了大國之間的對話和溝通，使各方陷入了理解的盲點，在處理國際事務和相互關係時根據直觀的錯誤判斷采取了錯誤的決策和行動。
本書改變了過去就中美關係討論朝鮮戰爭的視角，從中蘇關係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場戰爭，著重分析了中蘇同盟與朝鮮爆發的戰爭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麽關係，中蘇結盟後對朝鮮問題的政策存在哪些分歧，在美軍越過三八線後作為同盟國的中國與蘇聯各自的考慮及不同對策，毛澤東是什麽時候以及怎樣下決心派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
在論及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時，沈誌華提出，如果在1951年1月13日，即中國軍隊入朝不到3個月、取得第三次戰役勝利後，屯兵三八線附近，接受聯合國提案開始停戰談判，那麽“無論在政治、外交還是軍事上，都對中國極為有利”。但是，因為毛澤東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錯過了這個機會，而導致中國從人員傷亡到政治、外交、經濟等各方麵，都付出了本不應該付出的多餘代價。
徐天新教授認為，通過這些新的檔案，可以發現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比如中蘇之間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鐵板一塊”，而是充滿了微妙複雜的博弈。至於沈解讀這些史料提出的觀點，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但這種不受固有結論約束、一切從史實出發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最大的突破。
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韓剛教授說，我們目前的曆史研究尤其是現代史研究，嚴格說來，很多都不是科學，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從結論出發而不是從事實出發。每個事件都有預先定好的結論，無論發現了什麽新的材料，研究者隻能按照那個結論來詮釋史實，隻能增添論據而不能改變結論。這種研究，根本無法與國際學術界對話。
要改變這種狀況，恢複曆史研究和曆史教育的生命力，除了要讓曆史研究與政治宣傳剝離之外，關鍵還必須占有第一手的、而不是被人取舍和剪裁過的檔案文獻。
“所有人都讚成，都認為太應該做了，可就是不知道你怎麽能辦得成”
沈誌華對檔案的癡迷，在史學界是出了名的。
“曆史研究，就像是拚圖遊戲，檔案、史料，就是那些碎片。”沈誌華說。
和拚圖不一樣的是，史料有多有少還有假，怎麽去偽存真，怎麽拚才能最接近曆史原貌，要考驗曆史學家的功夫。“但第一步，你總得先有這些圖塊啊。否則，一張臉你隻能湊出一隻耳朵，那算什麽。”
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一向封閉的蘇聯曆史檔案文獻開始解密。上世紀90年代初，俄國一些重要檔案館已經對外開放，這一情況引起世界各國學者的高度重視。美國、德國、英國、挪威等國家的圖書館都開始收藏並陳列大量俄國檔案的縮微膠卷和複印件，關於某些曆史專題的檔案集也陸續以俄文和英文形式出版。
“對於中國學者來說，這更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沈誌華說。
過去，因為社會環境所限，很少有學者能走出國門找檔案。我國的世界史研究，依據的都是別人書中轉引的東西，基本沒有第一手的檔案資料，這樣的曆史研究很容易斷章取義以訛傳訛。而有關蘇聯問題情況更嚴重，因為和西方國家相比，它的檔案材料在本國國內也不開放。
俄羅斯檔案的解密，是一個機遇，意味著我國學者在某些研究領域中，可以與國外學者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1994年，剛剛返回學術界的沈誌華，把自己的研究領域定位在蘇聯史、冷戰史和中蘇關係，機緣巧合，他有了親自去俄羅斯搜集檔案的想法。
可是想一想，太難了。他連單位也沒有，辦個護照都麻煩。
1995年初，沈誌華出麵、出資，邀請國內蘇聯史研究的十多位一流專家，在北京大興縣的一個賓館召開研討會，專門論證這事究竟值不值得做。
結果，沈誌華說：“所有人都讚成，都認為太應該做了，可就是不知道你怎麽能辦得成。”這些學者中，也有人和單位建議過此事，但都沒有下文。“說實話，我也不知道究竟要花多少錢，能不能做成，不過事情都是人做出來的。我非要試試。”
會開了3天，最後，大家覺得這事太大，完全的個人行為太困難，還是應該有一個組織來出麵。
沈誌華又去找當時一位社科院副院長。可社科院沒錢，如果等國家批資金，不知要到什麽時候了。商量後兩人達成協議，由社科院立項，沈誌華出資。
1996年5月，沈誌華率蘇聯曆史檔案課題組一行4人來到了莫斯科。
第一頓飯，就嚇了沈誌華一跳。他們4人加上一位俄羅斯科學院的接待人員，5人花了460美元，還是一個很普通的餐館。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他們都是每周乘地鐵到郊區市場，買回一周的麵包、黃油、香腸、鹹菜，自己在住處煮稀飯吃。
吃飯委屈自己一點就行。可檔案問題麻煩大了。
首先是價錢昂貴，複印費每頁便宜的1美元，貴的要2．8美元。俄羅斯檔案管理落後，官僚作風嚴重。調檔特別慢，條子交進去，什麽時候出來不知道。早上恨不得11時才上班，1時午休，下午3時上班4時關門。
他們原計劃待一個月，可要是這樣，半年也不夠，時間和錢都搭不起。“必須得想個招兒。”沈誌華說。
幾人一商量，決定兵分兩路。兩人留在檔案館，專門摘抄複印目錄，購買檔案指南。沈誌華和另外一位俄語好的人，出去公關。俄羅斯科學院、俄國曆史研究所、遠東所、東方史所，差不多是同行的，都去拜訪。
請不起客，他們住的旅館有廚房，自己動手，香腸沙拉和國內帶去的二鍋頭茅台酒，也可以待客了。酒過三巡，拿出目錄，說明難處，請俄國學者幫忙去複印具體的檔案文件，複印費照付，外加每人數百美元的勞務費。賓主盡歡。
“他們本國人複印費用要低得多，而且省了多少事啊。”說起這事，沈誌華又得意又無奈。他知道一位挪威學者為了搜集檔案，帶著學生在俄羅斯待了6年。“沒辦法，人家都有基金會讚助，咱們自己掙的錢，總要省著點花才行。”
盡管有“內線”幫忙，他們還是發現，來得太晚了，搜集檔案在俄羅斯已經錯過了最好的時候。
“檔案，對研究曆史的人來說，那就是糧食啊！”
因為在開放過程中引起了一些外交糾紛，1996年時，俄國檔案的開放程度已經有所收縮。而在那之前搶占了先機的，大都是美國的學術機構。
1997年、1998年，沈誌華又和社科院學者兩次赴美。“檔案，對研究曆史的人來說，那就是糧食啊。”沈誌華特別愛說這句話。如果說過去隻能吃別人嚼過的剩飯，現在有了這樣的機會不抓住，就太不應該了。
美國的好處在於，隻要你有護照，無論是國會圖書館、國家檔案館，還是各總統圖書館，5分鍾就能辦一個出入證，什麽都不問你。複印價格便宜，一頁隻要10～20美分，有的還免費。像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和國家安全檔案館這樣的專業檔案館，文件更是分類清晰，不用你自己一頁一頁地找。他們要做的就是整卷複印，腰酸背疼但心情愉快。兩次下來，一共帶回了十幾箱檔案，比在俄羅斯收獲還大。
為了找“糧食”，沈誌華和夫人李丹慧曾自費沿中蘇、中蒙邊界各省區走了一圈，去了所有的省級檔案館和重要市縣檔案館，收獲頗豐。可碰上的頭疼事也不少，有些家門口的“糧食”，找起來，比大洋那邊還要困難得多。
在黑龍江，他們夫婦專門住在檔案館對麵的賓館，人家上班他們上班，人家下班他們下班，周末還要給檔案館工作人員付加班費。忙了10天，複印了幾千頁，卻因為差了一份人情，不許他們帶走複印的資料。電話從省外辦一直打到外交部，盡管有《檔案法》，盡管外交部說既然是開放檔案按規則辦就是了，那也不行，就是不讓帶走。直到現在，那些資料還存在那裏。
為了研究蘇聯專家在中國的工作情況，沈誌華專門去了一些大企業的檔案館。在鞍山鋼鐵公司一個檔案館，人家說，你隻能看和抄寫，不許複印。
沈誌華奇怪了，你這裏無非都是些黨委書記的報告和年終總結，有那麽嚴重嗎？對方說：“這可都是機密。”
有的地方更慘，連大門都不讓進。不得已，他隻得動用各種資源，貼人情、貼錢，苦苦尋覓那些別人眼中的“故紙”他的“糧食”。
開國際會議時，沈誌華和其他中國學者不止一次地被人問起：你們的論文為什麽很少用自己國家的檔案？你研究中蘇關係，為什麽隻有蘇聯的檔案沒有中國的檔案？
“真是讓人尷尬的問題。不明白的，都以為是中國學者不勤奮，不趴檔案館，不做基礎工作。”他說。
在檔案館遭遇冰冷麵孔和警惕眼神的，絕不止沈誌華一人。
中央黨校韓剛教授，有次和一位美國學者聊天，說起自己為了查閱資料請檔案館的人吃飯。那個美國學者不明白，“不對不對，你要利用他們的檔案，應該是他們請你吃飯。”
韓剛說，我們對待檔案，仍是保管高於利用；而美國人的想法是，到我這裏看的人越多，用我檔案的人越多，我的檔案價值就越高。所以，在美國很多檔案館，學者去查資料，不僅不要錢，還可以申請檔案館設立的研究基金。
1999年，國際學術界的一件大事是基辛格三角外交檔案的提前解密。那批檔案包括當年美中蘇三國領導人之間30多次會談記錄，涉及三國最核心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問題。讓中國學者覺得新鮮的是，這批檔案，完全是美國學者通過國家安全檔案館，根據1966年開始實施的《信息自由法案》，敦促國務院等部門未到解密期而提前解密的。
名頭響亮的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實際上是一個民辦的學術機構，依據《信息自由法案》，向政府部門和國家檔案館不斷地要求開放令學術界和公眾感興趣的美國軍事和外交檔案材料，並將這些材料複製後，供公眾查閱或結集出版。沈誌華的大量資料就是從這裏複印的。
2002年8月，34卷36冊共計1800萬字的《蘇聯曆史檔案選編》，終於出版了。全書收入1917至1991年有關蘇聯曆史重大事件的檔案文獻近萬件，共277個專題。據沈誌華說，除俄國本國外，這是目前收入俄國檔案最多的文獻集。34卷中，沈誌華自己完成了8卷。如果加上因為內容敏感而最終沒有被收入《選編》的朝鮮戰爭和中蘇關係部分，他一個人做了十幾卷。作為執行主編，他不僅自己參與整理編輯，還要負責協調全國各地13個翻譯組和參與這個項目的編者的工作，經常坐著飛機到處跑。
他承認，分類、注釋、核實人名地名都是非常考驗人耐性的事，很多人都不願意做這種基礎建設的工作。
“但這是糧食啊。”他說，寫出一篇文章隻是一個人的成果，完成這個項目，多少人都可以搞研究了。整個國家的研究水準上不去，一個人又能跳多高？讓他高興的，現在已經有博士論文開始使用這些新材料了。
“其實，”他身子前傾，手半遮著嘴：“好多人不明白，在看史料的時候，當你發現那個一直想找的東西的時候，找到那個關節點的時候，有多興奮！”
我帶回來的檔案全部公開。誰需要都可以查。我就是要給他們做一個榜樣！
沈誌華家裏有一間專門存放檔案的房間，幾十個紙箱，每份檔案，他都可以講出一段故事。
俄羅斯使館的岡察洛夫，原來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後來到外交部任職，曾出任駐華使館首席參讚。沈誌華和他是通過學術界的朋友認識的。岡察洛夫不僅抽出時間，連續數小時解答沈的疑難，一一解釋很多檔案原件中難以辨認的手寫批語和簽名，而且還把自己做研究時的好多資料贈送給他。“比1994年葉利欽送給韓國總統金泳三的還多。”沈誌華喜滋滋地說，像是一個突然掉進了糖果堆裏的孩子。
德國學者海因茨希博士，沈誌華隻是在學術討論會上見過他一麵。然而當沈誌華知道他掌握了一批中蘇同盟條約談判的俄國檔案，並通過電子郵件向他索取時，他非常慷慨地按照沈提供的目錄一一複印並郵寄到中國。
還有美國獨立學者威瑟斯比女士。作為一位俄羅斯問題專家，威瑟斯比曾多次赴俄國檔案館查找文件，個人積累了大批原始資料。當沈誌華在美國向她談起收集俄國檔案的困難時，她不僅熱情地帶沈到書房參觀，詳細介紹自己所收藏的檔案文獻，而且還利用假日親自複印這些材料，無償提供給他。
“這些人對我的刺激挺大的。”沈誌華說。對他刺激大的，還有另外一些事。
國內某位學者，手裏有一本新出的俄文書，沈誌華想借來複印一下，不行。再問“能不能告訴我具體的書名、出版社，我自己想辦法找去？”也不行。
某家研究機構訂有一些俄國雜誌，沈誌華想去看看。第一次，人家沒說什麽。第二次再去時，那些雜誌全被收了起來。
“我帶回來的檔案，全部公開。誰需要都可以查。”沈誌華說：“我就是要給他們做一個榜樣。”
他把從俄羅斯和美國搜集來的所有資料，自費複印一套送給北京大學圖書館，有的還自製成光盤，交給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條件隻有一個，就是必須供人自由查閱。
那些資料印壞了一台複印機，沈誌華家裏的第二台，也不得清閑。他在京城南郊的別墅裏，經常住著來查資料的學界朋友和為論文找資料的研究生。
在獨立學者的身份之外，他最看重的是老師這個稱呼。“沈誌華在黨校講課，每次都是人滿為患。”韓剛說。好多次，課結束了，底下的學生不走，不停地鼓掌，沈也隻好一次次返場，像歌星似的。一個北大的學生說，聽沈老師的課，讓人腦袋開竅，不僅是他講課的風格，更是他告訴你的曆史真實的力量。
“曆史教育，一定要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他說自己這一代人曾經深受其害。“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蘇聯史教科書不能看。看了那些檔案，一腦袋汗，以前學的全是假的。教科書是幹什麽的，教學生的，教完以後他們的文化結構裏就是這套東西了，結果給人的都是假的，這不是害人嗎？”
“哎呀，這麽一說，我都想編教科書去了，這個責任更大。”他自己嘀咕。
作為一個獨立學者，他覺得，10年來，社會對他的認可，不僅是對他研究成果的認可，也是對他個人研究方式的認可。在體製之外，學術運作本身的渠道反而更為通暢和自由。“我想做什麽題目自己決定，用不著審批。我想寫什麽自己知道，找什麽我也知道，也知道哪裏去找。”
一位社科院的學者笑言，在某種意義上，沈誌華可以作為衡量學術研究寬容度和自由度的標尺。
很多人說，沈誌華是個理想主義者。在他自己看來，理想主義與其說是為改造世界或影響他人，不如說，首先是自我完善的需要。
“人，總要體現出你的價值。芸芸眾生，幾十億人，你活在這個世界上有什麽必要？每個人都要尋找自己的位置。我以為，做生意體現不出我的價值。掙錢，有人比我掙得多得多。”沈誌華執著於曆史研究的理由說起來很簡單：“我就是想把那些過去以為了解而現在看來並不了解的事弄清楚，這樣我才覺得沒有白活。”
也許，正如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真正的曆史都是當代史”。曆史學家的意義，就在於不斷地用新發現的史料解讀曆史，賦予曆史生命和靈魂，讓自己活得明白，也讓更多的人活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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