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劉少奇特派員：“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
劉西瑞：“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
文革網按：1958年7月14日—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有報導說：少奇同誌參觀了台前社，社幹部向他匯報說：玉米、穀子，畝產3萬斤至5萬斤，地瓜30萬斤；宏偉社匯報說：籽棉畝產1．5萬斤。少奇同誌聽了讚揚說：你們打倒了科學家，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一個革命。劉少奇講話《人民日報》報導後，全國各地的實驗田紛紛地把原來幾千斤的牌子，換上了幾萬斤。大田畝產幾千斤的報導，也跟著改變了腔調，變成了畝產數萬斤。1958年8月，劉少奇派劉西瑞等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3000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的指標，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穀子，這樣高產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萬的根本沒有人提了。”（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下麵就是劉少奇集團炮製的“宏文”－－“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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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
劉西瑞 (1958.08.27)《人民日報》
編者按：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張縣了解情況的同誌寫回來的信。這封信生動地反映了那裏大躍進的形勢，提出了一些足以啟發思想的問題，特把它介紹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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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壽張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壽張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全縣範圍的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五萬斤、十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穀子，這樣高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千斤，根本沒人提了。這裏給人的印象首先是氣魄大。
他們的莊稼也真長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壓塌地。雖然下麵提出的萬斤指標，今年不一定完全實現，但萬斤社、萬斤鄉一定出現，可能不止一個。全縣畝產三、四千斤則是有把握的。
糧食單位產量從百斤到千斤，是個質變，從千斤到萬斤，是更大的質變；這樣高產量，從措施來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種、密等幾條，但在具體執行這些措施中就有許多新東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們的幹法是大水大肥，讓作物吃飽喝足，不給什麽限製，不怕作物鬧“胃病”。看來，農作物的肚子大得很。這裏的單季玉米、穀子豐產畝，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達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萬斤，化肥（主要是土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數地達到五百斤，是否已經吃飽喝足還難說，但決不過分。過去不少人認為一畝旱作物隻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燒死莊稼，損害土壤，這種看法，很顯然是有片麵性的。這裏幹部的看法是，隻要有足夠的水和一定的有機質肥料相配合，一畝地（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沒危險，並且完全必要。同時，水隨肥漲，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關鍵。足水、足肥還必須和深翻相配合，這一點在壽張特別突出，也是他們能夠在大麵積的土地上展開萬斤運動的決定環節。根據壽張的經驗，要搞萬斤糧，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質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這樣作，土質很好不要改良、單是鬆土的土地也要這樣作。他們的豐產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尺半左右，他們認為不超過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礎上，就可以放手密植。這一點在穀子的種植上表現得特別清楚。過去種穀子一步三安苗，一叢叢的，每畝隻留苗三萬多株。現在他們的穀子種得像麥子似的密，基本不間留，一般在十萬株左右，豐產田二十萬株到二十六萬株，而穗子決不比過去小。很明顯，沒有深耕和足夠的水和肥是作不到這一點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礎上放手密植（當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們的“田間管理如繡花”，畝產萬斤就成一個現實的事物了。萬斤運動能否普遍推廣而不局限於小塊土地試驗，在水利已基本解決的條件下，看來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肥料；二是勞力。他們解決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產到每畝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８０％。而土肥主要是靠勞力換來的，所以中心還是勞力問題。
到底一萬斤糧食要多少勞動日？到底一個全勞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產多少糧食？我們粗粗算了幾筆賬，很難答複，原因是彈性大得很。這個問題一方麵和畝產多少有關係，比如許多社原來計劃畝產雙千斤，每畝需用三十個工（單算田間和積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設。以前畝產二、三百斤時，一畝十五個工左右），現在指標增到萬斤，使用原來的工具，每畝地也不過六、七十個工。就是說，產量增四倍，用的勞力不過增一倍；單產愈高，用的勞動量愈相對的少。這是一種情況。另一方麵，還決定幹勁的大小和工具的優劣。據對幾個社的了解，畝產指標萬斤糧（一季玉米和穀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萬斤，管理如繡花。一畝地需用的勞動工，以正常的勞動強度，使用原來的工具（鐵輪車加木輪手推車、畜力水車）計算，至少要七十個工；如果對工具加以改良，實現滾珠化，有五十個工就夠了；如果鼓足幹勁加上夜戰，工具改革的徹底些，還用不了三十個工呢！說來說去，是不怕指標高、措施大，就怕沒幹勁和不改良工具。壽張每人平均二點六畝地，每個勞力平均六畝地，單算勞力賬，要大搞萬斤畝是絕對辦不到的，但實際上他們是辦到了。他們的鋼鐵姑娘或鋼鐵姐妹，住到田間，專管高額豐產田，每人平均還需要管二畝地呢！他們今年的計劃實現了，平均每人就能生產六、七萬斤糧食。看來，隻要幹勁鼓得足足的，加上積極改良工具，普遍搞萬斤運動（如果需要的話）不是辦不到的事。
關於工具改革，從這裏看，當前主要是運輸和深耕的問題。現在的深耕隻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強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況下，解決深耕工具還是個大問題。對運輸問題，我們也算了一筆賬：畝產萬斤糧，如果要用七十四個勞動日的話，其中翻整土地和澆水各占６．６％，田間管理占１０．８％，收獲入倉占１２％，而運肥、施肥就要占６４％，後兩項費工大主要是運輸用工多。解決了運輸問題，勞動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２０％—３０％。實現了滾珠化將解決很大問題。不過目前鐵輪大車對道路破壞得很曆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運輸工具大為減色。現在高唐縣有的社用舊膠皮和破鞋底代替鐵皮改裝大車，既減輕車的重量，又保護了道路，還騰出很多的鐵（一輛鐵輪車的鐵皮約百餘斤），一舉三得，值得重視。我們想，如果全華北能在短期徹底消滅了鐵輪大車，作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減省勞力，對改變整個農村麵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壽張一個大功績，是要摘掉大豆和穀子的低產帽子。根據他們的經驗，在同樣條件下，穀子要比玉米產量高，主要原因是穀子和稻穀一樣，更便於密植。從現有條件看，一畝穀子密植到四、五十萬株，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一棵穀穗一兩穀，一畝就是三萬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風、不見陽光，就要影響生長。現在每畝一般隻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萬多斤，而作到這樣，還很不容易。穀子產量既高，還有便於保管和收割較早、有利於及時種小麥等好處。對玉米和穀子的身價，應該重新評評。他們的大豆產量也很高，估計畝產二千斤的很普遍，萬斤衛星也可能出現。多種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決肥料不足的一個好出路。這裏過去種植穀子、大豆很不少，近兩年來因擴大玉米和地瓜，被擠掉不少。這裏的地瓜和小麥矛盾也不小，地瓜種植麵積占耕地４５％，今年小麥播種麵積要占９０％，８０％的地瓜茬要種麥子，小麥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曬幹，這兩項重活擠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顧此失彼。從這些方麵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種植，是個必須及早注意的問題。
目前下麵對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勁頭是很大的，但對收獲後如何保管，普遍沒有準備。我們問鄉社幹部和群眾時，最初他們都是“糧食多了還怕沒辦法？”“那由國家買吧！”經過算細賬才大吃一驚，才覺得糧食多了也有問題。特別在壽張，光紅薯一項大約每人平均要收四、五萬斤，該縣大部地區是滯洪區，房子很小，以往的一點點糧食還都是放在院子裏囤起來，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虧不可。這一點，我們已向縣委講了。
懷念萬達同誌
劉西瑞
中國文革研究網按：1958年7月14日—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有報導說：少奇同誌參觀了台前社，社幹部向他匯報說：玉米、穀子，畝產3萬斤至5萬斤，地瓜30萬斤；宏偉社匯報說：籽棉畝產1．5萬斤。少奇同誌聽了讚揚說：你們打倒了科學家，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一個革命。劉少奇講話《人民日報》報導後，全國各地的實驗田紛紛地把原來幾千斤的牌子，換上了幾萬斤。大田畝產幾千斤的報導，也跟著改變了腔調，變成了畝產數萬斤。1958年8月，劉少奇派劉西瑞等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3000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的指標，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穀子，這樣高產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萬的根本沒有人提了。”（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
下文是劉西瑞近年的一篇回憶文章，文章說，他在中央辦公廳的職務，一直是個研究員。所在部門名譽上是中辦直屬組，實際上是中央書記處的辦公室，各組都是直接向分管的書記匯報接受工作。”從下文中可以見出，文革後劉西瑞日子過得不錯，與大躍進時期“共產風”、“浮誇風”等五風的狂熱鼓吹者譚震林等過從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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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筆寫此文，不由想起一位中央領導同誌曾對我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最欣賞最器重的是湖南的萬達。
回想萬達的為人處事，他能得到最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高度稱讚，不是偶然的。
萬達同誌是我的老上級，也算是老熟人了。從1940年春到1943年冬，從開辟豫北林北縣(現為林州市)、林南縣，到解放全林縣，他都任縣長，我任區長。抗日戰爭8年中，有4年，也是最艱苦的年代，他都是我的頂頭上級。
解放後50多年，我先後調到華北局、中央辦公廳，直到文化大革命才離開，譚震林書記領導我們組，他是湖南人，每年都派我到湖南了解情況，每次到長沙，我都要去看望萬達同誌；直到我離開中辦、離休後，兩次去長沙，也去看望了他，受到他的接待、照顧。他到北京，也去過我家。
幾十年來，我敬重他，他器重我，關係很好，幾乎無話不談，但又不離開原則胡談。在林縣，隻有工作關係，沒有私人來往；解放後，隻有私人來往，沒有工作關係。
我在林北和林南城關區任區長，實際主持全區工作。當時是縣委一元化領導，這樣一來，每次到縣總是向縣委匯報工作，接受任務，與縣政府的工作反而少了。“當然每次到縣，也要向萬達同誌匯報請示工作。他特別尊重縣委，從不另搞一套。四年中，萬達同誌關心同誌、愛護同誌、勇於負責的精神，我記憶特深。
1942年，日寇5月大“掃蕩”，我區的每一個村莊甚至每一個山頭，都到過敵人。群眾轉移山溝裏，不少人家斷了糧食。在緊急情況下，我和當時轉移到我區的晉冀魯豫邊區工商局長商量，將備戰糧取出一些借給群眾，暫緩饑餓。邊區政府知道此事後，楊秀峰主席非常生氣，要追查。那位局長嚇得不敢認帳，責任弄到我頭上了。最後，還是萬達同誌承擔責任，保我過了關。
也在那時，我把新發的棉上衣丟了，天氣漸冷，無奈隻好找萬達同誌了。那時物品缺，製度嚴，很使他為難。他想了好一陣才對我說：實在沒辦法給你多發，這樣吧，批給你一斤棉花，你自己想法吧!幸好我有兩件舊單衣，於是，自己動手兩件中間夾上棉花，縫了幾針，成了棉襖。到底手工不佳，穿幾天，棉花下滑，沒辦法，隻好用皮帶束在腰間保暖。就這樣，還是上夾下棉的怪樣。萬達看到後，引起一陣大笑。
1942年春，我正在涉縣邊區政府幹校學習，大概由於我1937年曾幹過一段統戰工作的原故，他指定我到林南縣城關區任區長，要求立即報到。當我趕到姚村時，他和當時的團政委在一起，一見麵就發現我穿著一件破軍衣，還露出了肩膀肉，就笑著說：林縣可算太行的大城市了，你去後要作爭取知識分子的工作，要召開士紳會，這身裝扮可不行。邊說邊把他身上穿的新綠色軍上衣脫下給我披上。這一舉動，卻使那位團政委一陣大笑，對我說：這件衣服還是後勤部從繳獲的勝利品中給我的，我穿上不到半天，送給了老萬，他穿上還不到半小時又脫下給你了，真夠意思。
我到林南城關區任區長後，隻有半年的時間，1943年冬，就調我到獲嘉縣任縣長。臨別時，萬達同誌隻說了兩句話，一是對縣委書記說，老劉是老區長，工作不錯，又是獲嘉人，可以勝任。再是說到地委報到後，要找皮定鈞司令員請示工作。那時候，當然沒有招待吃飯送行這一說了。
萬達同誌黨性強，遵守紀律。我在中央辦公廳的職務，一直是個研究員。所在部門名譽上是中辦直屬組，實際上是中央書記處的辦公室，各組都是直接向分管的書記匯報接受工作，看到聽到接觸的機密較多。我們外出，跟領導少，單獨活動較多。對外出人員領導總是強調要多動腦子，多用耳朵、眼睛；少動嘴巴。意思是既不要指手畫腳，又不準傳播中央的消息，絕對做到保密。但我外出，總要遇到一些老熟人，難免要問到中央一些情況。為此，我隻得避開，也得罪一些人。可到萬達同誌家中就很輕鬆暢快。隻是敘敘在一塊工作時的事和一些老同誌的近況，從來沒有問過我在中央的工作情況和中央的事。我空手去看他，他一杯茶水一點水果接待。沒有請我吃過飯送過什麽東西。真正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離開中辦，特別是離休以後，去長沙兩次，萬達同誌對我的照顧顯得更加熱情。
記得1990年，我去湖南遊覽兼采訪，到長沙住下後，他讓兒子到我的住處看了我，我到萬達同誌家看望他。當知道我正在寫紀念譚震林同誌文章時，就說，你可以到黨史辦，他們會按工作關係安排你。又說，我們有個老幹部招待所，按照你的情況，可以去住。於是，他親自送我，並交待了所長。還安排我去張家界、南嶽衡山遊覽。當然還是不驚動公家，而是派他的秘書乘他的專用車送我去的。我離開長沙前，萬達同誌又到招待所陪我吃飯，還加了幾個菜，說這是我們的製度。真是公私分明，一絲不苟。
這些年，中央、各地，在大反不正之風，更加深了我對萬達同誌的認識，幾十年的交往中，看到他身上的是：正氣、正直、正派之風，他的品格、黨性實在值得紀念和學習。
(作者係中共中央辦公廳離休老幹部)
附：萬達簡要生平：1918年出生於河南省的一個農民家庭，19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79年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書記並兼任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在湖南工作幾十年。曾擔任湖南省委第二書記、省顧委主任、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省紀委第一書記等職，是黨的八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全國第五屆人大代表。2002年8月7日，因病醫治無效在長沙逝世。
來源: 《萬達紀念文集》，《萬達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第447-449頁，2005年，中國文革研究網錄入。
劉西瑞：“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
文革網按：1958年7月14日—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有報導說：少奇同誌參觀了台前社，社幹部向他匯報說：玉米、穀子，畝產3萬斤至5萬斤，地瓜30萬斤；宏偉社匯報說：籽棉畝產1．5萬斤。少奇同誌聽了讚揚說：你們打倒了科學家，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一個革命。劉少奇講話《人民日報》報導後，全國各地的實驗田紛紛地把原來幾千斤的牌子，換上了幾萬斤。大田畝產幾千斤的報導，也跟著改變了腔調，變成了畝產數萬斤。1958年8月，劉少奇派劉西瑞等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3000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的指標，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穀子，這樣高產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萬的根本沒有人提了。”（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下麵就是劉少奇集團炮製的“宏文”－－“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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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
劉西瑞 (1958.08.27)《人民日報》
編者按：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張縣了解情況的同誌寫回來的信。這封信生動地反映了那裏大躍進的形勢，提出了一些足以啟發思想的問題，特把它介紹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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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壽張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壽張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全縣範圍的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五萬斤、十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穀子，這樣高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千斤，根本沒人提了。這裏給人的印象首先是氣魄大。
他們的莊稼也真長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壓塌地。雖然下麵提出的萬斤指標，今年不一定完全實現，但萬斤社、萬斤鄉一定出現，可能不止一個。全縣畝產三、四千斤則是有把握的。
糧食單位產量從百斤到千斤，是個質變，從千斤到萬斤，是更大的質變；這樣高產量，從措施來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種、密等幾條，但在具體執行這些措施中就有許多新東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們的幹法是大水大肥，讓作物吃飽喝足，不給什麽限製，不怕作物鬧“胃病”。看來，農作物的肚子大得很。這裏的單季玉米、穀子豐產畝，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達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萬斤，化肥（主要是土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數地達到五百斤，是否已經吃飽喝足還難說，但決不過分。過去不少人認為一畝旱作物隻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燒死莊稼，損害土壤，這種看法，很顯然是有片麵性的。這裏幹部的看法是，隻要有足夠的水和一定的有機質肥料相配合，一畝地（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沒危險，並且完全必要。同時，水隨肥漲，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關鍵。足水、足肥還必須和深翻相配合，這一點在壽張特別突出，也是他們能夠在大麵積的土地上展開萬斤運動的決定環節。根據壽張的經驗，要搞萬斤糧，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質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這樣作，土質很好不要改良、單是鬆土的土地也要這樣作。他們的豐產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尺半左右，他們認為不超過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礎上，就可以放手密植。這一點在穀子的種植上表現得特別清楚。過去種穀子一步三安苗，一叢叢的，每畝隻留苗三萬多株。現在他們的穀子種得像麥子似的密，基本不間留，一般在十萬株左右，豐產田二十萬株到二十六萬株，而穗子決不比過去小。很明顯，沒有深耕和足夠的水和肥是作不到這一點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礎上放手密植（當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們的“田間管理如繡花”，畝產萬斤就成一個現實的事物了。萬斤運動能否普遍推廣而不局限於小塊土地試驗，在水利已基本解決的條件下，看來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肥料；二是勞力。他們解決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產到每畝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８０％。而土肥主要是靠勞力換來的，所以中心還是勞力問題。
到底一萬斤糧食要多少勞動日？到底一個全勞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產多少糧食？我們粗粗算了幾筆賬，很難答複，原因是彈性大得很。這個問題一方麵和畝產多少有關係，比如許多社原來計劃畝產雙千斤，每畝需用三十個工（單算田間和積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設。以前畝產二、三百斤時，一畝十五個工左右），現在指標增到萬斤，使用原來的工具，每畝地也不過六、七十個工。就是說，產量增四倍，用的勞力不過增一倍；單產愈高，用的勞動量愈相對的少。這是一種情況。另一方麵，還決定幹勁的大小和工具的優劣。據對幾個社的了解，畝產指標萬斤糧（一季玉米和穀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萬斤，管理如繡花。一畝地需用的勞動工，以正常的勞動強度，使用原來的工具（鐵輪車加木輪手推車、畜力水車）計算，至少要七十個工；如果對工具加以改良，實現滾珠化，有五十個工就夠了；如果鼓足幹勁加上夜戰，工具改革的徹底些，還用不了三十個工呢！說來說去，是不怕指標高、措施大，就怕沒幹勁和不改良工具。壽張每人平均二點六畝地，每個勞力平均六畝地，單算勞力賬，要大搞萬斤畝是絕對辦不到的，但實際上他們是辦到了。他們的鋼鐵姑娘或鋼鐵姐妹，住到田間，專管高額豐產田，每人平均還需要管二畝地呢！他們今年的計劃實現了，平均每人就能生產六、七萬斤糧食。看來，隻要幹勁鼓得足足的，加上積極改良工具，普遍搞萬斤運動（如果需要的話）不是辦不到的事。
關於工具改革，從這裏看，當前主要是運輸和深耕的問題。現在的深耕隻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強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況下，解決深耕工具還是個大問題。對運輸問題，我們也算了一筆賬：畝產萬斤糧，如果要用七十四個勞動日的話，其中翻整土地和澆水各占６．６％，田間管理占１０．８％，收獲入倉占１２％，而運肥、施肥就要占６４％，後兩項費工大主要是運輸用工多。解決了運輸問題，勞動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２０％—３０％。實現了滾珠化將解決很大問題。不過目前鐵輪大車對道路破壞得很曆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運輸工具大為減色。現在高唐縣有的社用舊膠皮和破鞋底代替鐵皮改裝大車，既減輕車的重量，又保護了道路，還騰出很多的鐵（一輛鐵輪車的鐵皮約百餘斤），一舉三得，值得重視。我們想，如果全華北能在短期徹底消滅了鐵輪大車，作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減省勞力，對改變整個農村麵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壽張一個大功績，是要摘掉大豆和穀子的低產帽子。根據他們的經驗，在同樣條件下，穀子要比玉米產量高，主要原因是穀子和稻穀一樣，更便於密植。從現有條件看，一畝穀子密植到四、五十萬株，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一棵穀穗一兩穀，一畝就是三萬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風、不見陽光，就要影響生長。現在每畝一般隻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萬多斤，而作到這樣，還很不容易。穀子產量既高，還有便於保管和收割較早、有利於及時種小麥等好處。對玉米和穀子的身價，應該重新評評。他們的大豆產量也很高，估計畝產二千斤的很普遍，萬斤衛星也可能出現。多種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決肥料不足的一個好出路。這裏過去種植穀子、大豆很不少，近兩年來因擴大玉米和地瓜，被擠掉不少。這裏的地瓜和小麥矛盾也不小，地瓜種植麵積占耕地４５％，今年小麥播種麵積要占９０％，８０％的地瓜茬要種麥子，小麥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曬幹，這兩項重活擠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顧此失彼。從這些方麵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種植，是個必須及早注意的問題。
目前下麵對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勁頭是很大的，但對收獲後如何保管，普遍沒有準備。我們問鄉社幹部和群眾時，最初他們都是“糧食多了還怕沒辦法？”“那由國家買吧！”經過算細賬才大吃一驚，才覺得糧食多了也有問題。特別在壽張，光紅薯一項大約每人平均要收四、五萬斤，該縣大部地區是滯洪區，房子很小，以往的一點點糧食還都是放在院子裏囤起來，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虧不可。這一點，我們已向縣委講了。
懷念萬達同誌
劉西瑞
中國文革研究網按：1958年7月14日—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有報導說：少奇同誌參觀了台前社，社幹部向他匯報說：玉米、穀子，畝產3萬斤至5萬斤，地瓜30萬斤；宏偉社匯報說：籽棉畝產1．5萬斤。少奇同誌聽了讚揚說：你們打倒了科學家，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一個革命。劉少奇講話《人民日報》報導後，全國各地的實驗田紛紛地把原來幾千斤的牌子，換上了幾萬斤。大田畝產幾千斤的報導，也跟著改變了腔調，變成了畝產數萬斤。1958年8月，劉少奇派劉西瑞等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3000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的指標，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穀子，這樣高產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萬的根本沒有人提了。”（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
下文是劉西瑞近年的一篇回憶文章，文章說，他在中央辦公廳的職務，一直是個研究員。所在部門名譽上是中辦直屬組，實際上是中央書記處的辦公室，各組都是直接向分管的書記匯報接受工作。”從下文中可以見出，文革後劉西瑞日子過得不錯，與大躍進時期“共產風”、“浮誇風”等五風的狂熱鼓吹者譚震林等過從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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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筆寫此文，不由想起一位中央領導同誌曾對我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最欣賞最器重的是湖南的萬達。
回想萬達的為人處事，他能得到最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高度稱讚，不是偶然的。
萬達同誌是我的老上級，也算是老熟人了。從1940年春到1943年冬，從開辟豫北林北縣(現為林州市)、林南縣，到解放全林縣，他都任縣長，我任區長。抗日戰爭8年中，有4年，也是最艱苦的年代，他都是我的頂頭上級。
解放後50多年，我先後調到華北局、中央辦公廳，直到文化大革命才離開，譚震林書記領導我們組，他是湖南人，每年都派我到湖南了解情況，每次到長沙，我都要去看望萬達同誌；直到我離開中辦、離休後，兩次去長沙，也去看望了他，受到他的接待、照顧。他到北京，也去過我家。
幾十年來，我敬重他，他器重我，關係很好，幾乎無話不談，但又不離開原則胡談。在林縣，隻有工作關係，沒有私人來往；解放後，隻有私人來往，沒有工作關係。
我在林北和林南城關區任區長，實際主持全區工作。當時是縣委一元化領導，這樣一來，每次到縣總是向縣委匯報工作，接受任務，與縣政府的工作反而少了。“當然每次到縣，也要向萬達同誌匯報請示工作。他特別尊重縣委，從不另搞一套。四年中，萬達同誌關心同誌、愛護同誌、勇於負責的精神，我記憶特深。
1942年，日寇5月大“掃蕩”，我區的每一個村莊甚至每一個山頭，都到過敵人。群眾轉移山溝裏，不少人家斷了糧食。在緊急情況下，我和當時轉移到我區的晉冀魯豫邊區工商局長商量，將備戰糧取出一些借給群眾，暫緩饑餓。邊區政府知道此事後，楊秀峰主席非常生氣，要追查。那位局長嚇得不敢認帳，責任弄到我頭上了。最後，還是萬達同誌承擔責任，保我過了關。
也在那時，我把新發的棉上衣丟了，天氣漸冷，無奈隻好找萬達同誌了。那時物品缺，製度嚴，很使他為難。他想了好一陣才對我說：實在沒辦法給你多發，這樣吧，批給你一斤棉花，你自己想法吧!幸好我有兩件舊單衣，於是，自己動手兩件中間夾上棉花，縫了幾針，成了棉襖。到底手工不佳，穿幾天，棉花下滑，沒辦法，隻好用皮帶束在腰間保暖。就這樣，還是上夾下棉的怪樣。萬達看到後，引起一陣大笑。
1942年春，我正在涉縣邊區政府幹校學習，大概由於我1937年曾幹過一段統戰工作的原故，他指定我到林南縣城關區任區長，要求立即報到。當我趕到姚村時，他和當時的團政委在一起，一見麵就發現我穿著一件破軍衣，還露出了肩膀肉，就笑著說：林縣可算太行的大城市了，你去後要作爭取知識分子的工作，要召開士紳會，這身裝扮可不行。邊說邊把他身上穿的新綠色軍上衣脫下給我披上。這一舉動，卻使那位團政委一陣大笑，對我說：這件衣服還是後勤部從繳獲的勝利品中給我的，我穿上不到半天，送給了老萬，他穿上還不到半小時又脫下給你了，真夠意思。
我到林南城關區任區長後，隻有半年的時間，1943年冬，就調我到獲嘉縣任縣長。臨別時，萬達同誌隻說了兩句話，一是對縣委書記說，老劉是老區長，工作不錯，又是獲嘉人，可以勝任。再是說到地委報到後，要找皮定鈞司令員請示工作。那時候，當然沒有招待吃飯送行這一說了。
萬達同誌黨性強，遵守紀律。我在中央辦公廳的職務，一直是個研究員。所在部門名譽上是中辦直屬組，實際上是中央書記處的辦公室，各組都是直接向分管的書記匯報接受工作，看到聽到接觸的機密較多。我們外出，跟領導少，單獨活動較多。對外出人員領導總是強調要多動腦子，多用耳朵、眼睛；少動嘴巴。意思是既不要指手畫腳，又不準傳播中央的消息，絕對做到保密。但我外出，總要遇到一些老熟人，難免要問到中央一些情況。為此，我隻得避開，也得罪一些人。可到萬達同誌家中就很輕鬆暢快。隻是敘敘在一塊工作時的事和一些老同誌的近況，從來沒有問過我在中央的工作情況和中央的事。我空手去看他，他一杯茶水一點水果接待。沒有請我吃過飯送過什麽東西。真正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離開中辦，特別是離休以後，去長沙兩次，萬達同誌對我的照顧顯得更加熱情。
記得1990年，我去湖南遊覽兼采訪，到長沙住下後，他讓兒子到我的住處看了我，我到萬達同誌家看望他。當知道我正在寫紀念譚震林同誌文章時，就說，你可以到黨史辦，他們會按工作關係安排你。又說，我們有個老幹部招待所，按照你的情況，可以去住。於是，他親自送我，並交待了所長。還安排我去張家界、南嶽衡山遊覽。當然還是不驚動公家，而是派他的秘書乘他的專用車送我去的。我離開長沙前，萬達同誌又到招待所陪我吃飯，還加了幾個菜，說這是我們的製度。真是公私分明，一絲不苟。
這些年，中央、各地，在大反不正之風，更加深了我對萬達同誌的認識，幾十年的交往中，看到他身上的是：正氣、正直、正派之風，他的品格、黨性實在值得紀念和學習。
(作者係中共中央辦公廳離休老幹部)
附：萬達簡要生平：1918年出生於河南省的一個農民家庭，19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79年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書記並兼任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在湖南工作幾十年。曾擔任湖南省委第二書記、省顧委主任、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省紀委第一書記等職，是黨的八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全國第五屆人大代表。2002年8月7日，因病醫治無效在長沙逝世。
來源: 《萬達紀念文集》，《萬達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第447-449頁，2005年，中國文革研究網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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