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共史專家陳永發評張戎《毛傳》

台灣中共史專家陳永發評張戎《毛傳》

張戎夫婦在全書開卷不久，就已經定下批鬥毛澤東的基調。他們引用三段毛澤東24歲時閱讀德國哲學家泡爾生《倫理學原理》的批注，結論是毛澤東根據其個人的倫理觀展開其後來的一生，而其倫理觀不過是鼓吹絕對自私：隻滿足個人衝動，不要社會良心；隻算計對自己有無好處，對任何人都不必負責任，既不關心流芳百世，也不在意遺臭萬年；趨利避凶，隻要沒有懲罰後果，便可以為所欲為。但是張戎夫婦完全沒有注意到，從他們書中所引兩段批注的全部文字中，可以發現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毛澤東：
　　人類固以利己性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體無利之價值。利精神在利情與意，如吾所親愛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欲救之則奮吾之力以救之，至劇激之時，寧可使自己死，不可使親愛人死。如此，吾情始浹，吾意始暢。古今之孝子烈婦忠臣俠友，殉情者，愛國者，愛世界者，愛主義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1
　　
　　吾於倫理學上有二主張，一曰個人主義。一切之生活動作成全個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個人，表同於他人，為他人謀幸福，非以為人，乃以為己。吾有此種愛人之心，即須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於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達正鵠。釋迦、墨翟皆所以達其個人之正鵠也。一曰現實主義。……吾隻對於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焉。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也。或謂人在曆史中負有繼往開來之責者，吾不信。吾惟發展吾之一身。2
　　
　　張戎夫婦從道德虛無主義者的立場出發，看到毛澤東要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動力，排除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鑠之事，如製裁束縛之類，因此感覺不寒而栗。然而，他們如果另從道德的實踐主義來看，則毛澤東強調自我作主，是透過對自己負責來追求實現，強調爭取行動的絕對自由。毛澤東這一套倫理觀的危險之處，不在於缺乏道德感，而在於道德感特別強烈，正因為道德感特別強烈，他才會強調真理如果在握，雖千萬人吾往矣，「不能因為損於人，而不盡吾之性，完吾之心」。其結果就難免不把自己定義的真理強加在旁人身上。毛澤東所謂真理是個人主觀上對客觀實際的理解，主觀上雖是放諸四海而皆準，客觀上卻有寬大無比的「解釋」空間，毛澤東為了實踐理想，遂經常流於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甚至不擇手段；為了自己所謂的大仁政，不惜犧牲別人心目中的各種仁政（小仁政是也）；為了自己所謂大恩大德，不顧別人心目中的各種恩德（小恩小德是也）；而為了發揚真理，可以不顧程序正義，可以不避暴力和謀略，甚至可以殺人奪命。
　　
　　張戎夫婦隻看到毛澤東為了達到目的進行的政治權謀，隻看到毛澤東的無情和殘酷，也隻看到毛澤東對暴力和恐怖的使用，而不了解毛澤東的鬥爭講究「有理、有利、有節」三大原則；最在乎義正詞嚴，盡管義正詞嚴可能是強詞奪理，也可能帶來暴力、血腥、苦難和死亡，但是他們完全不理解毛澤東所謂「理」的具體內容，也完全不理解毛澤東如何宣傳這個理的過程，也就無法理解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外享受到的擁護和盲目崇拜。他們既不了解毛澤東如何征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視其為科學真理（馬列主義）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代言人，也就無法理解毛澤東如何動員和組織社會基層的廣大貧苦群眾，當然更無法理解廣受中國人民愛戴的周恩來為什麽像「奴隸」一樣接受毛澤東驅使，為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被張戎夫婦視為中國良心的彭德懷，或人民救星的劉少奇、鄧小平，也曾經像中共前華東局書記兼副總理柯慶施所說那樣，相信毛澤東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澤東服從到盲從的地步。

　　毛澤東透過對科學真理和愛國主義詮釋權的取得，進而壟斷道德的合法性，並以之驅使全國人民；如果離開這一個觀察角度，我們不僅難以解釋毛澤東本人矛盾而複雜的言行，更難以解釋他為什麽今天仍然有那麽多信徒，或相信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想，或相信毛澤東率領中國人民已經站立起來了。其實，毛澤東固然需要嚴加批判，但不能單靠妖魔化他個人質量來達到目的，我們應該同時批評和解構經過毛澤東解釋過的馬列主義和民族主義，提醒讀者，馬列主義和民族主義並無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永恒內容，其解釋因人而異，當其與政治權力結合，且走上狂熱的極端時，勢必會變質為教條馬列主義或是民族沙文主義，禍害難以勝計。如果從這個角度來了解毛澤東的民族主義和馬列主義，就不必完全否認毛澤東對馬列主義和民族主義信仰之真誠，也可分辨毛澤東馬列主義和民族主義中所蘊含的正確和錯誤成分，承認它們都是兩麵刃，既可能帶來解放，也可能帶來殺戮；既可能帶來團結，也可能帶來分化；既可能帶來希望，也可能帶來迫害。
　　
　　再者，毛澤東在樹立其思想唯我獨尊地位的過程中，從來就是強調現實政治中的實力原則。他在締造一個高度中央集權權力體製的同時，也建立了一個敢於挑戰世界兩大強權的軍事機器，所以可以不斷以個人的意誌詮釋、代言或操縱他信以為是的科學真理和民族主義，更由於他同時發展出群眾運動和思想改造兩套手法，並對其成效深信無疑，中國人民因而有時成為他的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的犧牲品。若把毛澤東想象成隻知崇信恐怖政治的陰謀家，不僅忽略了毛澤東如何在思想上征服一代知識分子，而且也過分低估了他取得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代言人地位的領導才能。
　　
　　毛澤東如何成功地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和馬列主義的詮釋者和代言人，是中共建國以前黨史的主要問題，而如何解釋中國民族主義和馬列主義，則是中共建國以後黨史的最重要問題。很遺憾的是，張戎夫婦耗費了極大的心力，發掘了所謂我們所不知道的毛澤東，卻無助於這兩大問題的解答。毛澤東帶給中國人民的，既有解放，也有奴役，既有浴火重生，也有紅色恐怖，既有信仰，也有咀咒；他從小就有救國救民的主觀願望，有用世之心；在擁抱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相信階級鬥爭是科學真理，是促成社會進步的不二法門。但是他為了實踐馬列主義所楬櫫的理想，也主張衝破所有外在世界加在他身上的各種網羅和限製，雖千萬人吾往矣，尤其不在乎是否犠牲部份人命；對暴力、恐怖、強迫、分化、權謀，亦從不避之若浼，沒有狷者有所不為的傳統操守，反而相信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把實現自己的主觀願望提到最重要的地位，結果也為中國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對這樣一位複雜的曆史人物，張戎夫婦竟以極簡單的角度來處理，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尤其為了坐實毛澤東是邪惡的化身，甚至忽略了「小心求證」的基本原則，因而嚴重減損了全書的說服力與學術價值，不得不令評者深表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