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雅爾塔協定與重慶反蘇大遊行

ZT 雅爾塔協定與重慶反蘇大遊行

美英蘇三巨頭的雅爾塔協定埋下了禍根

事情的緣由是這樣的：1945年2月4—11日，美英蘇三國首腦在蘇聯的雅爾塔舉行會議，有一項關於遠東問題的秘密協定，規定了歐洲戰爭結束後蘇聯參加同盟國對日作戰的條件。其中直接有關中國的條件是：大連港國際化，保證蘇聯在這個港口的優越權益，並恢複租借旅順港為蘇聯海軍基地；設立中蘇合營公司，對中東鐵路（滿洲裏到長春）和南滿鐵路（長春到大連）（兩條鐵路合稱中國長春鐵路，簡稱中長路）實行共管，並保證蘇聯的優越權益；維持外蒙古現狀（即蒙古人民共和國名義上的獨立）。協定簽字的時候中國毫不知情。雅爾塔協定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權益。

當時美英以損害中國權益為條件促使蘇聯參加遠東作戰，主要是為了早些結束戰爭，從而減少美軍的傷亡和損失。

美方當然知道，一旦蘇軍進入與中共軍隊接近的地區，會出現複雜的局麵。因此在這方麵事先要同蘇聯達成諒解。於是，美蘇雙方在1945年5月間作了一次會談。蘇方表示：將定期做好對日作戰的準備，而采取行動的日子將視中國滿足雅爾塔協定的情況而定；蘇方將幫助中國實現統一，並認為蔣介石是唯一能使中國統一的領袖，中共不可能實現中國的統一；蘇軍進入的地區，蔣介石政府都可以建立行政管理機構，蔣的代表可以隨蘇軍一起前進。美方把蘇方的要求和這些承諾通知了蔣政府。蔣介石提出要美國充當中蘇之間的中介，美方拒絕了，並且申明，美國政府支持雅爾塔協定。

從1945年7月初起，中蘇雙方在莫斯科進行了一個多月討價還價斷斷續續的談判，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14日，在日本投降已成定局的時候，才簽訂了一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時簽訂了關於中國長春鐵路、大連、旅順口的協定，關於蘇軍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的協定。斯大林仗恃三國雅爾塔協定，蠻橫霸道，而蔣介石政府當時有求於蘇聯，想要在蘇聯支持下獨占東北，終於承認了雅爾塔協定預定給予蘇方的那些權益。

1946年2月11日，經美國總統杜魯門提議，把原先秘密的雅爾塔協定公之於世。2月13日，《大公報》發表王芸生執筆的社評《讀雅爾塔秘密協定有感》，其中說：“現在秘密宣布了，人們讀了這個協定，尤其是中國人讀了這個協定，不能無所感慨。未經征得中國的同意，而三巨頭就如此決定了，不啻代為主持，這可見中國是處於受支配受處分的地位。”還指出，“這秘密協定的本身還有一段很難看的文字，就是：‘蘇聯應恢複以前俄羅斯帝國的權利……’2月24日，傅斯年、任鴻雋、陳衡哲、王雲五、樓光來、宗白華、範存忠、儲安平、吳世昌、林超、蘇階、錢青鏈、吳人之、吳恩裕、陳銘德、羅承烈、趙超構、錢歌川、任美鍔、張貴友20位著名學者聯署在《大公報》發表《我們對雅爾塔協定的抗議》，措詞強硬，指出這一協定開創了強力政治與秘密外交之惡例，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義之紀錄。

廣大青年學生看了雅爾塔協定，看了《大公報》的評論，不隻同樣感慨，而且憤怒起來。這時候，發生了“張莘夫事件”。張莘夫是一位工程師，當時是中央政府經濟部工礦處副處長，被派到東北接收撫順煤礦。據說，他和他帶領的幾位接收人員，到撫順後受蘇軍阻攔不能執行任務，在離開撫順的時候，在一個火車站上，被拖出車廂，一個個脫光衣服殘殺了。傳說，是因為阻攔蘇軍拆運機器而被蘇軍殺害的。又有人說，有人聽到，他們被殺害的時候曾高喊：“中國人要有良心！”可見殺人的是中國人。有人說，他們是被東北民主聯軍遊擊隊殺害的。或者說是被“胡子”（土匪）殺害的。莫斯科廣播則說是被“反蘇的匪徒”所殺。後來又有人說，張莘夫屬於國民黨內的政學係，是CC派殺害了他們又嫁禍於蘇軍的。這件事當時和後來都沒有查清。但蘇軍聲稱東北許多重要工廠的機器設備是他們所謂的“戰利品”，大量拆走，確是事實。這是嚴重違反國際法的，激起盟國一致抗議和世界輿論嚴厲譴責。蘇軍中的一些士兵在東北強奸婦女的惡行，也時有所聞。還有蘇軍在東北大量使用“軍用票”換取民間物資，無異掠奪。這些嚴重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權益和感情，難免激發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強烈的反應。

蘇聯本來定於1945年12月3日從東北撤軍。蔣介石怕蘇軍撤走以後，他們的軍隊來不及運到東北，留下空隙，便於中共領導的軍隊進駐大城市，因此要求蘇軍延期到1946年1月初撤離；隨後，由於運兵不順利，又要求蘇軍延期到2月初撤離。實際上，蘇軍未按原定期限撤離，也有他們自己的打算，因為想要搬走的機器設備還沒有搬完，拆運一直到這年3月蘇軍開始大批撤離的時候為止，這時候實際上已經拆得幾乎無可再拆了。

那時候，人們難免聯想到，1941年4月，蘇聯和日本曾經簽訂《蘇日中立條約》並發表宣言。不但宣布締約國一方與第三國發生敵對行動時另一方應遵守中立（等於宣稱蘇聯不支持中國抗日），更令人氣憤的是公然宣稱：“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鄭重聲明，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這個條約在莫斯科簽訂後，斯大林不但親自為日本首相送行到火車站，還破例與日本外相共同坐了一段火車，表現得親密得很。《蘇日中立條約》公布的時候，中國許多著名人士，包括救國會七君子，就曾寫公開信給斯大林，表示強烈抗議。1945年2月間在雅爾塔三國首腦會議上，美英首腦要求蘇方立即廢除《蘇日中立條約》，對日宣戰。遲至4月5日，蘇聯才宣布廢除《蘇日中立條約》。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半個月，8月8日，蘇聯才對日宣戰。中國人民對蘇聯這些並不友好的往事，憋在心中的憤懣，到1946年2月不由得一齊爆發出來。

那時候，蔣介石仍然力求用中蘇條約阻止蘇軍幫助中共軍隊，當然不能發動反蘇也不支持反蘇。2月間重慶青年學生反蘇遊行即將爆發的時候，蔣介石在杭州，曾電令重慶當局設法製止。但國民黨內對支持政協的和主持外交的宋子文、王世傑、孫科、邵力子等不滿的極端反動勢力（主要是CC係、主戰軍人集團、三青團頭頭），卻認為群眾的反蘇遊行是可以利用來向民主力量反攻，借以引起紛爭，以便推翻政協決議的一個好時機。他們不但不製止，還在火上加油。

愛國的青年學生為挽回國家主權呐喊

2月中旬，重慶的一些東北同鄉就上街遊行，向政府和外交部請願，要求挽回主權，保護東北人民的權益。各家報紙上，東北問題一時成為熱點。21日，中央大學教授會和助教會發表了關於東北問題的四個文件：《致蘇聯政府電》，《致英美蘇政府電》，《上國民政府書》，《為東北事件告各黨派書》。各界人民的愛國熱情被激發起來。很多同學出於愛國熱情，主張遊行示威。三青團裏的反動分子也乘此機會活躍起來，把民主力量與蘇聯拉扯在一起，借此攻擊民主力量，破壞政協決議。他們想要混水摸魚，也鼓動上街遊行。
麵對這種情況，中央大學新青社核心成員們作了一番討論。他們按照自己一向接受的片麵的宣傳，認為蘇聯既然代表著進步民主力量，就不會做出對中國人民不利的事情。因此，他們對於反蘇是極不讚成的。可是，雲遮霧罩，情況不明，不知道該怎樣向同學們解釋，覺得很被動。另一方麵，自以為進步力量已經掌握了學生自治會，在係科代表中占多數，就認為在中大搞不起來反蘇遊行。

兩次係科代表大會都否決了反蘇遊行的建議。愛國熱情高漲的同學們罷免了一些不讚成遊行的係科代表，在又一次係科代表大會上，終於通過了到重慶市內遊行的決議。

21日晚上，中共南方局青年組的朱語今到中大，新青社核心成員劉晴波對他說，進步同學都不準備參加遊行。朱語今也同意。他回到紅岩向王若飛匯報了這個情況，王若飛說：“這是多數同學的愛國行動，進步同學都不去，以後怎麽在群眾中活動呢？我看進步同學也要去，特別是平時活動多的人要去，以免陷於孤立境地，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去了還可以觀察，區別誰是真正愛國，誰是別有用心。”朱語今連夜又趕到沙坪壩，把這個意見告訴新青社核心成員。轉這個彎子可費了點勁，他們好不容易才把堅持不去遊行的人們說服了。

2月22日，由中央大學學生帶頭，沙磁區萬餘學生列隊到重慶街頭遊行，對蘇聯侵犯中國主權和利益的霸權主義行為表示強烈抗議。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二二二”大遊行。

遊行隊伍中有大幅漫畫，畫了一條大蛇，頭是斯大林，蛇身盤在東北地圖上，標題大字是《赤色帝國主義侵略東北》。沿途散發《告全國同胞書》，《抗議雅爾塔秘密協定宣言》，《告世界人士書》，《對蘇聯抗議書》等文告，呼喊“蘇軍必須立即撤出東北”，“反對蘇聯一切新要求”，“打倒新帝國主義”，“蘇聯應切實實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我們不能再蒙受九一八的恥辱”……同時，反動分子夾雜進去一些反共反民主的口號。

遊行隊伍經過民生路，遊行主席團領頭的大隊已經過去，落在後頭的隊伍已經是稀稀拉拉的了。這時候，反動派預先在附近埋伏的一群特務分子一湧而出，搗毀了中共在重慶辦的《新華日報》營業部。當時，國民政府社會部部長穀正綱坐著汽車跟在遊行隊伍之後，停在民生路，顯然是在暗中指揮。一群暴徒竄進《新華日報》營業部，發揮打砸搶的本領，從一樓打到四樓，砸毀門窗桌椅，杯碗爐灶，撕毀書籍報紙，累積盈尺。他們還把這些毀壞的東西扔出門窗，鋪滿一段大街。來不及疏散的人員橫遭凶毆，身負重傷。相距不遠，民主同盟的剛剛發刊22天的《民主報》報社，門麵也被搗毀。當這些特務分子行凶的時候，學生遊行隊伍已經自行解散。

事件發生的當天，中共代表團就此事寫信給蔣介石，述說了特務暴行經過和《新華日報》設施被毀壞、人員被毆傷的情況，然後指出：在中國陪都森嚴之地，光天化日之下，校場口血案未了，繼續發生今日之有組織的暴行，顯係貴黨內部一部分反蘇反共反民主的反動派，企圖破壞政府威信，推翻政治協商會議之陰謀活動。最後，要求政府立即查辦主凶，解散特務組織，道歉並賠償損失，保證此後再不發生同類事件。

當天晚上9時半，中共代表團舉行記者招待會。周恩來在會上發表聲明。他說：“這次有組織的暴徒搗毀新華日報營業部，顯然與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希望相違背。把戰場上的挑釁移到陪都城市來，這是很令人遺憾的事。”他在聲明中提出三個“分開”：第一，應該把愛國和排外分開。對於愛國，求民族獨立，我們堅決讚成、擁護。但不能引導排外，因為今天要國際合作。第二，應該把學生的愛國運動與特工人員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行動分開。特工人員利用學生遊行的機會，搗毀新華日報營業部，這是企圖嫁禍於學生。第三個區別，我們還懂得，這個陰謀也並不是國民黨和政府所有領袖都知道的，而是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滿意政治協商會議的成果，想挑起共產黨和民主人士的憤怒，好造成更大事件，來撕毀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他還指出：搗毀新華日報事件和校場口等事件，都是一個來源。“我們認為政府必須采取適當的處置和負責的態度。這件事情，是在考驗政府有無決心與各黨派合作，有無決心負責實現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協議，有無決心使中國走和平民主的道路。我們對此次事件要求政府負責懲辦禍首，賠償損失，保證今後的民主秩序。”

次日，《新華日報》發表了周恩來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消息和他給蔣介石的信，並且對這次學生遊行作了正麵報道。大標題是：《沙磁區萬餘學生昨日舉行遊行》，副標題是：《特務暴徒趁機搗毀本報及搗亂民主報》。文中詳細記述了學生遊行經過的路線，以及沿途散發《告全國同胞書》、《抗議雅爾塔秘密協定宣言》等文稿的情況，記述了遊行的學生們喊的一些愛國口號。當然，也述說了“遊行隊伍經過本報門市部以後”暴徒搗毀門市部的情況。在同一版上，還刊登了遊行主席團的負責聲明，說明《新華日報》被搗毀，是在遊行隊伍離開20分鍾以後。《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指出：“這是國民黨內反動分子有計劃的蓄意和陰謀。”堅決要求政府當局：1，立即采取堅決步驟，製裁反動陰謀分子，解散特務組織。2，嚴懲搗毀《新華日報》營業部之肇事禍首，賠償一切損失。3，政府及地方的治安機關保證陪都治安，保證此類事件不再發生。

同一天，《大公報》也報道了周恩來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聲明，並發表社評，措辭謹慎地說：遊行的學生愛國熱情昂揚是好現象，也是很理智的；有些人搗毀《新華日報》營業部的暴行，則是不理智的。

同一天，民主同盟主席張瀾也寫信給蔣介石，指出：政協會以後發生一係列暴行，校場口等事件的禍首尚未懲辦，《新華日報》和民主同盟所辦的《民主報》又被暴徒搗毀，“一次擴大一次，橫行無忌，愈演愈烈，顯為有計劃有組織破壞民主團結，反對政治協商之成功。他要求嚴懲校場口血案及搗毀兩報的主使人，解散特務組織，責令陪都治安機關切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

在廣大民主力量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被迫讓重慶地方法院審理了這個案件。到4月5日宣判，把凶犯一幹人判處有期徒刑。自然，對幕後策劃主使者則未予追究。

進步青年學生的尷尬和檢討

複旦大學校園裏和夏壩上的茶館裏，平日熙熙攘攘，22日那一天，冷冷清清。當時全校兩千來人，沒有去參加遊行的大約隻有二百來人。這二百來個同學，一時陷於相當孤立的境地。由於距離紅岩較遠，複旦新青社核心成員未能及時知道南方局領導人提出的應該參加遊行的意見。他們隻是按照自己從某些書本上得來的成見，認為對蘇聯的一切都不應反對。結果，使自己相當尷尬。本來和同學們的關係相當融洽的，這時候突然發生了變化。參加遊行的同學們回到學校，都板著臉不搭理沒有參加遊行的同學。沒有參加遊行的頓時陷於苦惱之中，不知道怎樣才好。

當東北問題引起反蘇遊行的時候，進步青年學生大都一時不知所措，不能像周恩來、王若飛那樣認識和對待，以致處於相當孤立的境遇，相當被動。這是為什麽？他們之中一些人在苦澀中做過一些反思，可是總覺得不明不白。

3月初，中央大學新青社核心成員劉晴波等一夥人，在當時到重慶的中共中央青委書記馮文彬幫助下，做過一次檢討。他們當時認為，這當然有形勢變化的客觀原因；但從主觀上檢查，是自己“相當程度上脫離了中間同學”。更重要的是，“沒有及時把愛國主義旗幟舉起來”。馮文彬對他們說：中國學生有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把一切有愛國心的青年團結起來。
當時的檢討還有難以避免的曆史局限性。未能認識到，苦澀的孤立，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在理論思維方麵，深深地陷入了蘇式教條主義的泥潭；對現實的蘇聯的認識，有極大的盲目性。當時進步青年閱讀的一些所謂進步的理論書籍和介紹蘇聯的讀物，與其說是提供了科學的原理和實際的知識，不如說隻是傳播了一種形而上學的“信仰”。他們毫無疑問地而且十分樂意地全部接受了，隻因為，國民黨專製統治的現實太黑暗了，周圍的空氣太令人窒息了，而這些讀物，為他們描繪了一幅他們向往的未來世界的圖畫，適合於他們改造現實的渴望。他們奉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為圭臬。既然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已經進入“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第一階段”，這“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的新社會，當然就是人類的希望所在。在他們的心目中，蘇聯就是最民主最自由的“聖地”，人民幸福，一片光明。他們深信蘇聯歌曲中所歌頌的：“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有一個實例：那時候，成都一些進步青年曾找一些中間同學談心，解釋，說服，希望他們不要參加反蘇遊行，可是收效甚微。這些中間同學幾乎對進步同學的什麽話也聽不進去，甚至根本不願意聽。當時在華西大學的賈唯英後來回憶：“那時候，我同寢室的一位同學，同我私人感情很好，政治上也傾向我們，參加過一些民主活動。反蘇遊行前，她卻熱心地為遊行隊伍繪製反蘇的東北地圖。我問她：張莘夫事件你相信是真的嗎？她反問：不是真的，為什麽沒有人出來說是假的？一句話倒是把我問住了。我又問：誰最先幫助我們抗戰，不是蘇聯嗎？要不是蘇聯出兵東北，日本會這樣快就投降嗎？她激憤地回答：不管那些，那是過去的事情；今天誰侵略我們，我們就要反對！我說：所謂侵略究竟是不是事實，你想過沒有？她說：報上登了那麽多事實，你沒有看見嗎？我說：看見了，可都是造謠。她說：你怎麽能證明都是造謠？反對蘇聯侵占我國主權的同學這麽多，他們都是沒有腦子的？——談不下去了，不歡而散。”

事實說明，當時多數群眾參加反蘇遊行是正義的行動。而反動勢力借口東北蘇軍問題興風作浪，企圖挑起事端，借以破壞政協決議，則是不得人心的。

斯大林念念不忘雅爾塔協定

當初，在1945年8月蘇軍向東北挺進的同時，中共領導的軍隊也堅決而迅速地向東北進軍，與原先在那裏的東北民主聯軍會合（後來統稱東北民主聯軍），配合蘇軍，消滅日軍和偽滿的殘餘。蘇軍一度默許中共軍隊以東北人民自衛軍名義占領沈陽，成立沈陽市臨時人民政府。外國通訊社紛紛報道此事，美國就向蘇聯交涉，指出這違背了美英蘇三國的協議。

此後，蘇方就宣布把中長路沿線和城市全部交給蔣方行政人員接收，有蘇軍之處不許中共軍隊存在，並表明蘇軍司令部嚴格遵守中蘇協議，不給中共部隊任何幫助。甚至宣告：如果中共軍隊在這些地方不肯撤離，就要動用坦克驅逐。從12月下旬起，國民黨行政官員先後接收了沈陽、長春、哈爾濱等城市；但蘇軍不向國民黨軍隊交防。當時蘇方認定，他們按照雅爾塔協定在中國東北取得的“優越權益”，要靠蔣方保證；他們不願意在東北發生軍事糾紛，不願因此使美軍進入東北。但也不同意蔣介石派過多的軍隊進入東北。

中共方麵當時也接受這樣的現實，把中共領導的軍隊從沈陽和其他城市撤出，分散在蘇軍沒有占領的地區。但同時派遣大量幹部，包括許多主要領導幹部到東北，在沒有蘇軍的地方，在遠離國民黨已占或將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幹線的地方，建立根據地。

1946年1月，全國政協會議舉行，國共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達成協議，東北問題成為唯一懸而未決的問題。蔣介石堅決不肯與中共談判東北問題，因為談判就等於承認中共在東北的存在是合法的，蘇軍就也可以讓中共軍隊接收東北的任何地方。美國由於有雅爾達協定的約束，不能在屬於蘇聯勢力範圍的地方進行國共之間的調解。蘇聯受中蘇條約的約束，也不能在國共之間擔任調解人。東北陷於僵局。

1946年3月1日到17日，國民黨召開六屆二中全會，極端反動勢力的頭麵人物，以CC係為代表的所謂“革新派”，與主戰軍人集團結合，在會上對國民黨代表參與製定的政協決議群起咒罵，直截了當地要求蔣介石“臨崖勒馬，另行途徑”。正是反對政協的這些人，在學生愛國反蘇遊行中另有所圖，並指使特務暴徒打砸搶新華日報館和民主報社，企圖借此破壞政協決議。原先主持政協會議作出決議的蔣介石也反悔了，竟然使國民黨二中全會通過了否定政協決議的決議，回到頑固地堅持一黨專政的老路上。

反蘇遊行的大規模發生和國民黨內的動向，引起了蘇方的警惕。特別是蔣介石政府遲遲不願就東北經濟合作與蘇方商談，使蘇方認定不可能靠國民黨政府保證蘇聯在東北的利益。這時候，在世界範圍內，冷戰的格局開始形成，蘇方認定中國東北是蘇聯的勢力範圍，絕不能讓美國染指。當時，九萬美國海軍陸戰隊占據北平、天津、秦皇島、青島等地，美軍用飛機、軍艦運送54萬國民黨軍隊到東北、華北，3月19日又給國民黨政府派了軍事顧問團，幫助他們發展現代化武裝部隊，並提供大量軍火、裝備。這些不能不引起蘇聯的反應。

蘇軍駐中國東北總部對反蘇遊行中喊得很響的“蘇軍撤出中國去！”的口號作出了回應，2月26日發表從中國撤退的聲明，說明國民黨政府曾兩次要求蘇軍緩撤，而蘇軍已經重新開始撤離，完成撤退的日期當不遲於駐華美軍的撤退日期。

蘇軍的撤離，給了中共軍隊以行動的自由。3月間蘇軍在即將撤離的時候，就建議占領了東北許多農村地區的中共軍隊可以在南滿鐵路沿線“放手大打”，並表示支持中共在蘇軍撤出後奪取長春。（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當中共軍隊向長春進軍的時候，國民黨方麵又要求蘇軍緩撤，蘇方拒絕了。顯然，斯大林把確保雅爾塔協定給予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優越權益”的希望，轉而寄托在中共方麵了。

就在學生反蘇遊行前後，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三人小組會議上多次商討東北問題。3月27日，國共雙方正式簽訂了停止東北軍事衝突的協議。可是，3月末4月初，蔣軍不顧在馬歇爾斡旋下達成的東北停戰協議，繼續向中共軍隊占領的本溪、四平等地大舉進攻。

4月13日，周恩來在重慶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指出東北局勢已經發展成為大規模內戰狀態，再次抗議美國大量輸送國民黨軍隊到東北，特別聲明東北民主聯軍有充分權利接收東北主權，接防蘇軍撤退的城市。

1946年四五月間，國共雙方為攻防長春在四平街等地進行激戰，國民黨軍隊終於依靠優勢兵力和美式裝備於5月23日奪得長春，28日占領吉林。隨著蘇軍繼續撤離，東北民主聯軍則於4月下旬進占齊齊哈爾、哈爾濱。此後蔣軍在東北曾向民主聯軍舉行戰略進攻，到1947年4月在東北大體上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直到1948年冬遼沈大戰東北全境解放。

斯大林則一直念念不忘雅爾塔協定，念念不忘在中國東北攫取“優越權益”。1954年12月，周恩來同即將出使蘇聯的劉曉談話，說要在中蘇關係上給他交個底。他說，1948年斯大林派人到西柏坡，要求中共“停止內戰”。南京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遷都廣州，蘇聯大使按照斯大林的意旨隨同前往。斯大林總是擔心中國內戰會打亂雅爾塔協定劃定的勢力範圍，導致美國卷入，危及蘇聯。我們全國解放了，1950年初在莫斯科商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那裏耽擱很久，很費了一番力氣，就因為斯大林還是害怕我們觸犯雅爾塔協定。最後雙方都作了讓步，才簽訂了這個條約。本來規定蘇聯應在1952年以前撤退駐旅順口的海軍，後來由於朝鮮戰爭，延期撤退。1954年9月末，赫魯曉夫到中國來的時候又要求讓蘇聯海軍繼續留在旅順港，中國拒絕了。這才最後結束了蘇聯在中國東北的特權。

1957年“反右派”的時候，劃定“右派”的6條標準之一就是“反蘇”。1946年曾發表反對“雅爾塔協定”侵犯中國主權的聲明，全國解放後留在大陸的人士，多被戴上“反蘇”的帽子，劃歸“右派”，整得很慘。當年參加過反蘇遊行的人們，在曆次政治運動中也難逃厄運，即使得以幸免的，也被認為個人曆史上的一個“汙點”。原《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起初也是被定為“反蘇型右派”的，因為他除了老賬以外，1956年還應《旅行家》雜誌社長、原《大公報》記者彭子岡約稿，寫了一篇《旅順小記》發表了。其中提及：看到1904年日俄兩軍激烈鬥爭的堡壘，想到沙俄固然失敗了，日本軍國主義終於也未能幸免。“殷紅的雞冠山石，像火似地點燃著侵略者的血跡。”批判者說這是含沙射影，諷刺蘇聯。這就成為“反蘇”的新罪證。毛澤東保護他“過關”，他才得以免於一劫。 “反蘇”這個型號的右派帽子不能空放著，隻是給一些小人物戴上不足以顯示警戒力量，後來落到了龍雲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