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四人幫，李先念蒙鼓中

逮捕四人幫，李先念蒙鼓中

　　李先念軼事

　　李先念是一個木匠。黨內出身木匠的常委還有李瑞環。實際上，劉少奇本人也是木匠出身，至少通曉木工活。1951年夏季的一個傍晚，身為黨內第二號人物的劉少奇看到中南海迎熏亭正在修繕，忍不住走過去幹了起來，身邊的工作人員馬上抓拍了這張珍貴的照片，以致於我們能夠透過這張老照片看到這位嚴厲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生活中的有趣的一麵。（《共和國重大出台前後》第三卷封一，劉少奇照片）

　　假如把李先念在黨內的職務略微排列一下就會發現，李先念是我黨不多見的能夠成功的躲避政治風浪並且一直保持高位的罕見的少數幾位領導人之一。而且，李先念創造下來建國後連續五屆中心政治局委員的記錄，至今也沒有人能夠破過。

　　李先念是從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開始到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連續五次在黨的一中全會上當選的中共中心政治局委員。這個記錄目前看從有政治局這個機構的正式名稱開始，隻有毛澤東、周恩來擁有過。非凡是建國以後的領導人更是不能和李先念相比。例如陳獨秀本人是連續五屆的黨中心領導人，但是，陳獨秀在做領導人之際，黨還不是執政當局，那時候的領導人往往犧牲在前，所以，從實際意義上說不能和建國以後的領導人並列。再有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是六屆到十屆連續五次中心第一次全體中心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政治局委員，不過，六屆一中全會和七屆一中全會時，黨也是在野黨，還不是執政黨，假如說從執政開始算起，毛澤東顯然也“不敵”李先念。

　　李先念本人從中共中心副主席位置下來以後（主要是取消了中委主席的稱呼，所以，副主席自動也就不予存在了），擔任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從國家主席位置下來再繼續擔任政協主席。這在第二代黨的領導集體核心層中隻有鄧小平、陳雲才會享受如此殊榮，可見李先念在當時的影響和地位。

　　1989 年5月31日，鄧小平和中心負責同誌談話時說：“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這個我征求了李先念、陳雲同誌的意見，他們讚成。”【注1】從鄧小平的這段談話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李先念所處的位置。李先念是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最高三人團”成員之一，他當時是協助鄧小平、陳雲負責主抓經濟工作和部分外交工作。那麽，一個受到黨的兩代領導集體核心的重視和重用的李先念又是怎樣擺脫危局、步入高層的呢？

　　李先念說起來算不得毛澤東的嫡係，一度還被視作需要幫助和教育的對象。他在西路軍失敗以後曾經被人問及是預備回延安還是預備繼續留下的時候，李先念選擇了回延安，事實證實，這個選擇給李先念帶來了無限的生氣。

　　李先念回到延安以後被毛澤東召見，以後李先念還和毛澤東談了一次話，用李先念自己後來的回憶說，他的有些話毛澤東聽進去了。當時延安開展的批判張國燾運動搞的很激烈。上綱上線很嚴重，抗大政治部直接下達給幹部學員的提綱就是三條：第一，四方麵軍是土匪；第二，四方麵軍是軍閥；第三，四方麵軍的幹部都被張國燾給收買了。

　　抗大中對四方麵軍的幹部很歧視，整人很厲害，不交代實質問題就讓坐在一個板凳腿上，還不讓起來休息，有的人還受到毆打，紅四軍的副軍長因為憤懣不平而自殺。1961年6月12日，毛澤東在中心工作會議上談及這段曆史時指責林彪當時搞宗派，把持抗大，專整四方麵軍的幹部。【注 2】1961年正是毛澤東和林彪最後一次合作的蜜月的開始，適時林彪權力炙手可熱，所以，毛澤東說這番話基本上可以說是能夠反映客觀實際的。不過，有一點需要注重的是，林彪其人固然喜歡播弄權術、拉山頭搞小圈子，但是，把持抗大整四方麵軍幹部不能不說是按照毛澤東的意圖辦事的，隻不過林彪在逢迎毛澤東的時候顯得“凡事左三分”罷了。

　　對於抗大的這段往事，很多黨內高級將領都諱莫如深，許世友直到撰寫回憶錄時，對於此事也沒有具體提及。而為數不少的黨史教科書隻是告訴大家毛澤東是怎麽拯救許世友的，似乎毛澤東本人並不同意整四方麵軍。然而，假如真的如毛澤東所言，是林彪等人圖謀專政四方麵軍的話，那麽，多年以後的許世友還在為誰掩飾真相呢？

　　許世友等人被抓、被判刑，這樣的氣氛下，李先念還見了一次張國燾，並且最為難得的是，李先念還就從撤退鄂豫皖根據地同毛澤東認真的談了一次，毛澤東聽後說：“看來不撤也不行。”【注3】消除了以往的一些誤會。雖說毛澤東對四方麵軍的成見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可是，李先念當時能夠做到這樣的地步，也說明李還是一個有相當勇氣的人。

　　通過幾次接觸，毛澤東對李先念有了比較深的印象，加之李本人又是工農出身的幹部，毛澤東對工農出身的幹部有些偏愛，主要是和工農幹部樸實、堅定有關，同時，工農幹部也比較聽話。所以，當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預備把李先念下放到129師做一個營長的方案出台後被毛澤東親口給否決了。毛澤東對李先念表示，把李先念從一個軍政委下放到營長的位置上去，不公平。他給李先念安排了去做高敬亭的參謀長。這成為以後李先念走出陰影的發仞。

　　盡管毛澤東有言在先，不過，對李先念的查考仍然沒有結束。李先念主持的鄂豫邊區以後迎來了它的新領導－鄭位三。鄭位三去邊區是中共中心書記處給華中局的電令，這個書記處的電文的意見就是來自毛澤東。電文中的口氣很生硬也很嚴厲，除了任命鄭位三為鄂豫邊區和部隊的一把手以外，還嚴厲的指出鄭位三帶去的同誌要對鄭位三有足夠的信仰，同時要求鄭位三有一台直接和中心對話的電台以及嚴密、可靠的機要班子，電文中指出邊區的機要部門已經被敵特占領雲雲。可以說，鄭位三是頂著不折不扣的欽差帽子到達邊區的。

　　在同鄭位三的交往中體現了李先念做人的圓熟、機敏的一麵，也體現了鄭位三本人的難能可貴的品質的另一麵。

　　鄭位三到達邊區以後傳達中心和華中局的有關指示，強調鞏固這一方針。我個人認為所謂的鞏固方針應該是針對李先念等人的擴充隊伍和擴大邊區規模的情況。有人在延安告狀說四方麵軍某些人賊心不死招兵買馬，這些讕言可能得到了應有的響應。而鄭位三以後雖說對李先念多加照顧，然而，這一鞏固的方針始終堅持不變。這也說明了這個方針的來頭實在不小。

　　李先念是1943年年初在蔣家樓子會議上當選為鄂豫邊區黨委書記和新四軍五師軍政委員會書記的，但是，到了冬天的時候，鄭位三就來接替李先念的位置。由此可見，李先念在當選黨政軍一把手以後再三給中心、華中局去電請求辭去書記的職務的顧慮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的。邊區黨委成員給上麵的電報中請求中心不要變更書記的人選，當時劉少奇已經答應了，可是，後來還是換上了鄭位三。

　　換上來的鄭位三倒始終沒有以欽差自居，中心兩次任命他為邊區黨政軍一把手的文件，他都沒有拿出來念，一直都是以華中局代表的身份出現的。而且，他對李先念、陳少敏等人還是比較尊重的，非凡是對李先念。任質斌後往返憶他去河南發展時，就是李先念出麵磨鄭位三給任多配備一些武裝，鄭後來也答應了。不少同時期的老同誌以後懷念鄭位三時，都提到了他在鄂豫邊區的這一段做事磊落的往事。鄭位三背後曾經提醒李先念吸取高敬亭的教訓，這也是一個難得的建議。

　　說到高敬亭的事情，不免要多說兩句。以往，不少的公開資料中介紹高敬亭被殺一事時都提及毛澤東的那句話：“那個高敬亭當初是不是可以不殺？”似乎給人的感覺是毛澤東並不讚同高敬亭被處決。而且也有一些書裏麵把高敬亭被殺的責任推給葉項二人。但是，根據當時的新四軍秘書長李一氓的回憶，殺高敬亭的事情是蔣介石的命令下達以後軍部才得知，此前根本沒有與聞。那麽，誰能給蔣介石直接對話商量高敬亭這個量級的人物的去留問題呢？假如高敬亭被殺僅僅是葉項二人的行為的話，那麽鄭位三提醒李先念要吸取高敬亭一事的教訓的另外涵義又在哪裏呢？毛澤東的那句反問我看包括兩層意見，一個是反對殺高敬亭；一個是殺了以後有些後悔。高敬亭本人是四方麵軍的翹楚，而且一向橫暴，他死後據說同情他的下場的人不多，高因為工作上的分歧逼死了老資格的方維夏，說起來也是一個嚴厲鬥爭的角色。但是，高敬亭的能力還是很有一些的，在部隊中也有一些威望，唯一讓上邊感到芒刺在背的是此人獨立性比較強烈。

　　葉挺是一個非黨人士，殺高敬亭不可能由他來拍板，而項英在曆史上就是一個堅定的執行政策的教條主義者，此人固然在看待一些政治戰略上有僵化的一麵，但是，公然背著中心擅自行事的非凡是自主殺掉支隊這一級別的領導的情況在項英的個人曆史上不多見或者說根本就沒有過。而且，新四軍軍部的一個營長葉道誌（也是原四方麵軍的幹部）脫離部隊事件出來以後，葉本人就被倉促的槍決。這件事就是背著項英做的，以後項英還專門向周恩來反映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主張輕易殺人。從曆史上的對於富田事變的處理看，項英在殺人問題上是一個比較冷靜的領導幹部，就是因為以後和毛澤東的種種分歧，項英仍然能夠遵守一個黨員應該遵守的組織紀律。可惜的是因為項英屬於毛澤東點名犯了錯誤的幹部，在新四軍失敗的第二天，延安就馬上出台了《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可見預備工作已經由來已久，也因此過去扣在項英頭上的一些不實之詞也比較多，像風傳的他和葉挺之間的複雜關係等，我將在另一篇《葉挺．項英．毛澤東》一文中給予具體解答，此不贅。

　　這裏講項英、高敬亭的這段往事就是旨在說明毛澤東當時對於來自其他山頭的幹部還沒有完全消除戒備心理，當然對於李先念也不例外，鄭位三提及高敬亭的這件事也是為了告訴李先念不要給中心和毛澤東造成一種招兵買馬、獨立王國的印象。而李先念對此自然心領神會。李先念在工作方法上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路數，例如在對四方麵軍的曆史評價上，李和毛澤東有很大的分歧，然而，李先念並沒有在公開場合下表明這種分歧，更沒有背後議論長短，而是事後找到毛澤東，在私下裏交換不同的看法。從後來的反冒進到第一次廬山會議，可以看出來，毛澤東對於上書、背後議論等形式是很反感的，相反對於當麵說清楚事實則抵觸相對少一些，用毛自己的話說那就是搞公開的，不是搞秘密的。就是李先念和鄭位三之間，李也充分的尊重鄭位三的地位，在鄭位三提出鞏固方針以後，舉凡舉手表決時，李先念也從不唱反調，而是背後做工作，效果也不錯。這些反映了李先念能夠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下善於處理多重同誌、上下級關係的靈活的手法，這也是李後來一直比較順暢的緣故。

　　李先念在抗戰期間創建根據地、解放國土麵積達90000多平方公裏，相當於一個浙江省。正麵抗擊了日寇150000多人和偽軍80000多人，建立了50000多人的正規武裝和300000人的民兵武裝。李先念以其個人不俗的能力表現贏得了黨內的認同，毛澤東親口對龍雲說過：“李先念就是我們黨的青年英雄。”然而，當初曾經對李先念同中心解開誤會的一度代理中共中心中原局書記的鄭位三卻在建國以後官場蹭蹬，僅僅給予全國政協常委等虛職，1975年文革中含冤去世。

　　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李先念同其他二十多位領導人一道被選舉為中共中心政治局委員，成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成員之一。應該說，李先念是一位黨內不多見的上馬治軍、下馬安民的軍政雙才。從風塵仆仆、硝煙彌漫的戰場走到共和國財經領域內的管家，李先念扮演的角色是多重的，也是比較成功的。對於建國以後日益左傾的毛澤東在主管經濟中所表現出來的盲幹、冒進，李先念是不以為然的，李先念說：“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而隻能招致損失。”毛澤東因此在反反冒進的時候，對李先念曾經加以深刻的責備，毛澤東譏諷李先念是杞人憂天，一見到李先念就說：“杞國人來了。”李先念則說：“我不是憂天塌天下來，而是憂幾億人沒有飯吃。”雖說李先念也被迫在1958年5月，和周恩來、薄一波、陳雲等人一道做了違心的檢討，可是，後來在廬山會議時還是能夠不計較個人得失向毛澤東坦承自己的憂心忡忡。

　　在大饑荒的歲月中，李先念、陳國棟、姚依林等人下到基層去做實地考察，江蘇的一個農民對姚依林說：“請你帶話給毛主席，借一點糧食給我們吃，秋後一定歸還，否則實在吃不飽，幹活沒勁。”李先念隨即就把這一真實的情況寫信給毛澤東做了反映。在同一封信中，李先念還坦率的告訴毛澤東：“目前國家的糧食庫存已經挖不動了，群眾的底子也空了。”“1961年到1962年糧食的收支情況看，虧空達到150億斤。”針對這些困難，李先念提出承包的建議，不過，李先念是深知毛澤東的脾氣的，所以，提的比較保守，建議一年一包。雖說如此，這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

　　對於建國以後在經濟領域中每每與自己相左的李先念，毛澤東固然不斷的敲打一下他，有時候還讓他當眾做檢討，然而，在毛澤東看來，在政治上，李先念是緊跟的，也是一如既往的服從與忠順，所以，盡管李先念“小錯”不斷，毛澤東還是逐漸把他放在更為重要的領導崗位上去。1958年5月李先念當選中共中心書記處書記，以後又兼任國家計委副主任，成為經濟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幾位 “巨頭”之一。

　　文革起來以後，李先念也算是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裏麵的核心成員之一，在二月逆流中，李先念和其他幾位老同誌一樣拍了桌子，他指責謝富治和稀泥的同時還說當時國內的大規模的逼供信是罕見的。李先念的如此發言雖說刺耳，可也有別於譚震林、陳毅那樣的尖銳，因此，在處理三老四帥時，毛澤東有了區別對待。再加上李先念檢查做的很好，熟悉上也很深刻，所以，毛澤東不但沒有窮追不舍，反而變相的保了李先念。三老四帥中徐向前、葉劍英、李富春或者下放或者靠邊站，陳毅、譚震林則被批判，唯獨李先念安然在位，協助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的工作。由此也可見李先念的“內功”之深厚了。

　　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李先念和葉劍英成為二月逆流中絕無僅有的兩個繼續進入中心政治局的領導人，毛澤東當時專門保了李先念，李先念很受感動，當著全體中心委員的麵，做了公開檢討，至今保留的新聞紀錄電影中還能看到李先念當初痛哭流涕的表態的場麵。這樣一來，不但毛澤東原諒了李先念，包括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等人也認為李先念態度很好，言詞很懇切。

　　鄧小平第二次複出以後，李先念對鄧小平保持了相當的尊重，在一次會議結束以後，李先念請鄧小平先走，鄧不肯，堅持要李先念先走，而且還搬出了規定，這是許家屯回憶的。然而到了1975年以後，李先念居然在毛澤東麵前狀告了鄧小平。李先念在 1975年國慶節單獨和毛澤東在一起的時候對毛澤東說：“最近，有一些講話我覺得味道不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這是徐景賢轉述王洪文的親口所言。當時的情況是毛澤東已經對鄧小平有了一定程度的不滿，指出對文革老同誌中有一些人第一不滿足，第二要算帳，矛頭直接對準鄧小平。以往我們都知道是毛遠新最早向毛澤東做了詆毀鄧小平的匯報，實際上在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中，李先念也同樣做了類似的表達。

　　毛澤東死後，李先念開始和葉劍英有所走動，此前葉劍英因為也犯了“錯誤”，已經很少有人登門了，這時，李先念不僅是活動一下彼此的關係，也是進一步向葉劍英打聽一些消息。然而，在葉那裏，李先念並沒有得到更多的東西，直到1976年9月，還是華國鋒挽留了預備外出的李先念，讓他在北京再呆上一段給中心參謀參謀，具體參謀什麽，華國鋒也沒有告訴李。直到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三人完成了對四人幫的逮捕以後，李先念還如蒙鼓中，他在開會的現場問葉劍英的秘書王文理：“這是開的什麽會嗎？”然後，後來在中心統一定調子抓捕四人幫決策過程的幾位領導人名單時，還是加上了李先念的名字。從而讓李先念得以和葉劍英一起成為“十月春雷”的功臣。

　　華國鋒的短暫春秋之際，李先念由於精通經濟工作，成為華國鋒再度冒進的先鋒，也因此受到鄧小平、陳雲的批評，對此李先念做了一定的檢討，背後對此卻並不怎麽滿足，後來他對來訪的許家屯說：“你看看，他們計劃的那麽大，搞了幾個洋冒進了，那時還批我們。”然而，這些並沒有影響李先念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在以後的胡耀邦、趙*陽事件中，李先念還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建議始終能夠得到最高當局的聆聽和首肯。

　　1992年6月21日，年已83歲的李先念壽終正寢。他和毛澤東是同一年齡謝世的，他也是紅四方麵軍中生前位置最高、榮譽最隆、信任最深的唯一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