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時叛變的中共黨員“李青山"負責起草“張楊通電”ZT

西安事變時叛變的中共黨員“李青山負責起草“張楊通電”

西安事變時叛變的中共黨員負責起草“張楊通電”
電視連續劇《西安事變》已在央視八套播完了。這似乎可稱得上是一部真正的“曆史劇”，其中的主要人物在曆史上都實有其人。然而，劇中有一個角色很特別：他掛著少將銜，是張學良的“西北剿總”的高級官員；他常被稱為“李主任”，但是哪個部門的“主任”卻語焉不詳，隻知道他主管電訊機要和情報機構；他十分讚成張學良不願打內戰的想法以及捉蔣行動，但並非像其他東北軍將領那樣是因為喪失家園之痛；他精明強幹，似乎深得各方重視，張學良對他幾乎言聽計從，軍統頭子戴笠也很希望與他“合作”，而蔣介石在“西安事變”爆發前的幾個小時還特意召見他了解情況，並要他到南京去“幫我的忙”；“西安事變”發生後張、楊表明態度的“八項通電”是他為主起草的。這位重要的人物名叫“李青山”，但在所有有關“西安事變”的史料中卻都沒有提到叫這樣一個名字的人——莫非，這個人物是電視劇創作者虛構的？

其實，這位“李青山”在曆史上也是實有其人的，電視劇主創人員虛構的隻是他的名字。《西安事變》劇中的其他主要人物都“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唯獨此人被隱去真姓名，這是因為電視劇主創人員們有難言的顧忌：此人在曆史上曾是一個中共“叛徒”。

這位“李青山”真名黎天才。據網上有關資料稱：黎天才“原名李渤海，山東省蓬萊縣人。1919年在山東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夏入北京大學讀書。1923年由何孟雄、高君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直晉區執行委員會委員、團北京地委委員，並參加全國鐵路總工會工作。後調山東工作。1925年調回北京仍參加鐵路總工會工作，編輯《工人周刊》、《鐵路年鑒》。同年秋調至中共北方區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曾任國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宣傳部長。1927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9月市委改組，任委員兼秘書處負責人。10月被捕叛變。……”由此可見，黎天才可謂中共老黨員，職位也頗不低。

關於黎天才的“被捕叛變”，南京青年幹部管理學院教師羅建發表於2003年第3期《抗日戰爭研究》上的《西京兵變與共產黨的“叛徒”——西安事變前後的黎天才》一文中有較完整的表述：“1927年夏秋以後，‘左’的組織方針和工作方式給北方黨組織造成新的損失，黎天才也於是年秋被張作霖部逮捕。剛入獄黎便遭受雙重意外：外麵的同誌關係不肯搭救他，胡鄂公與楊度等還棄他南下；裏麵同案的新任市委書記王某很快出賣了他。加之當局動用酷刑，黎天才招認了。因黎天才曾寫過一篇關於北京市國民運動的報告，1。2萬餘字，為李大釗賞識，此報告後被北京當局編入李大釗案的所謂‘蘇聯陰謀文證’中，所以張作霖和楊宇霆識黎為人才，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訓部任秘書兼宣傳科長，從此他叛向奉係，替東北軍效力。張學良繼任後黎天才逐漸被重用，直到成為張倚重的心腹謀士。”不管是因“外麵的同誌關係不肯搭救”的刺激，還是受不得“當局動用酷刑”，反正黎天才沒有做到“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而且投入了被稱為“最反動軍閥”的奉係，“叛徒”的帽子他戴得並不冤枉。

從近年披露的有關史料可知，“西安事變”前後黎天才頗為“引人注目”：他擔任“西北剿總”政訓處少將副處長，“雖任副職，實為政訓處的核心人物”；1936年夏張學良查抄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時，他勸告張不要為“泄一朝之忿”而“魯莽行動”，並為張出謀劃策應付蔣介石；12月11日晚蔣介石專門召見他詢問“張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要幹什麽？”他全力為張學良辯護，並婉拒蔣的拉攏，而談話結束幾小時後捉蔣行動就開始了；“西安事變”發生後他“負責整個行動的宣傳工作”，起草並執筆完成了史稱“救國八項主張”的“張楊通電”，“使西安事變在政治上立於不敗”。——這些，在電視劇中的“李青山主任”身上都有所表現。

當然，電視劇不可能講到黎天才——“李主任”——後來的人生遭際：12月29日，黎天才“代表西安三方赴京探視”被扣押的張學良，即遭拘禁。然而，雖然戴笠指控他“一、……擔任西北政訓處副處長，未能弭患於無形，有虧職守；二、雙十二事變之前一日下午，蒙最高當局召見，曾受嚴厲申斥，翌日黎明即發生事變，渠頗有暗中鼓勵之嫌”雲雲，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中也對他指名道姓進行斥責，但他隻是被“嚴加管束”，全麵抗戰爆發後他“轉至上海”“逐漸恢複自由”。抗戰中他“留居上海”，“脫離政治”。抗戰勝利後他“重新介入社會事務”：“1948年應周偉龍（後去台灣，以通共罪被處置）之邀兼任上海交警局顧問；是年秋開始與中共地下黨人員接觸，工作積極無誤；次年上海解放前夕陪同地下黨人員麵見他的老關係、時任市政府秘書長的茅以升（橋梁專家），布置保證水、電、交通及保存檔案等大事”。新中國成立後他“選擇留居上海”，“工作關係由市公安局轉交華東聯絡局，數年間任某公司董事長，繼為經理，還被特邀為靜安區人民代表，任區抗美援朝支會副主席。”1955年5月他“被捕入獄，滬市檢察院批準逮捕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實質是受潘漢年案株連，審訊的重點是同汪偽的關係”。他“1958年被判無期徒刑，1961年8月7日死於獄中，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撤銷原判予以平反。（改判書的大意為：根據中央文件精神，對李渤海曆史上的問題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對待，重新審理判決，改為撤銷原判，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見羅建：《西京兵變與共產黨的“叛徒”——西安事變前後的黎天才》）黎天才人生經曆的坎坷，與上個世紀的許多“革命者”大抵仿佛。

“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體係中獲得了很高的評價，但在事變中起過重要作用的黎天才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排除在曆史敘述之外。這不僅僅由於他是中共的“叛徒”，更主要的恐怕還在於他投入奉係後卻又暗中加入了當時中共反對派組織“非常委員會”的分支機構——“北方非常委員會”。“西安事變”前後，黎天才的隱秘身份就是“北方非常委員會東北軍支部”的領導人，當時的東北軍中“北方非委”的成員頗不少，而有資料認為，黎天才等在張學良身邊的“北方非委”成員的鼓動和支持對張發動“西安事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以斯大林主義為主流的“革命”中，那些“反對派”組織——比如“托派”，以及這裏談到的“非常委員會”——往往被視為“更凶惡的敵人”，所以即便黎天才們對“革命”有“巨大貢獻”也不能被公開認可。現在，新拍的電視連續劇《西安事變》中有了黎天才們比較“正麵”的影子，這可以說是某種曆史的進步。但是，黎天才卻要改名“李青山”、“李主任”，其曆史作用還不能充分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