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格瓦拉神話背後的黑色真相

胡泳：格瓦拉神話背後的黑色真相

　　到10月，是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就義40周年。可以想見，會有很多的紀念、致敬，也不會缺少商業上的促銷，或許，真正欠缺的是一點嚴肅的反思。40年來，切·格瓦拉成了一個性偶像，英雄的受難者，革命時尚的終極招貼男人。然而，在他神話的背後，隱藏著黑色的真相。

　　在格瓦拉參與建立的新古巴,現在哈瓦那到處都是切·格瓦拉的頭像，卻看不到卡斯特羅。卡斯特羅說：“你不會在任何地方看到我的雕像，不會有一個學校，一條街道或者一個小鎮以我的名字命名，不會有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我們並不是要教會我們的人民去相信什麽，而是要教會他們去思考，去推斷。”

　　如果古巴人民乃至後來全世界的左派真的學會了思考，他們不應該有一絲一毫崇拜切·格瓦拉之處。他在古巴國家銀行行長和工業部長的崗位上，表現得缺乏現實態度。然而他卻認為那些有目共睹的挫折和失敗不是經濟社會主義化的結果，而是缺乏革命警惕性的結果。當他離開哈瓦那的時候，曾給卡斯特羅留過一封信。信中的話充分表明他是個走極端的人：“革命不是勝利就是死亡。”

　　他的戰友們經常說：“他認為自己肩負著一種偉大的使命，一種傳道士的使命。”但他們有意隱瞞這一事實：他骨子裏是個頭腦發熱的人，幸而缺乏實際觀念。假如他獨自掌權的話，要造成許多災難，會給許多人帶來不幸。他因為與卡斯特羅意見分歧而不得不退出舞台。

　　卡斯特羅與切·格瓦拉有著讓世人費解的關係。曾經和切以及卡斯特羅有過密切交往的法國教授瑞吉斯·德伯裏說：“曆史對卡斯特羅很苛刻。它在力捧切的同時貶低了卡斯特羅。”

　　無論切有多麽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切·格瓦拉是一個鐵定不會按牌理出牌的人。

　　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切·格瓦拉孤注一擲的賭徒性格暴露無遺。他比卡斯特羅甚至赫魯曉夫都更加張狂，似乎根本不顧忌全世界在那一刻屏住呼吸的緊張。他對倫敦《工人日報》說：“如果核導彈還在我們手裏，我們可以摧毀美國的核心，包括紐約城。我們會走向勝利之路，就算那會使成千上萬的人成為核犧牲品……我們必須讓仇恨活在心裏，並促使它爆發出來。”

　　無論切·格瓦拉的性格中有多少自相矛盾之處，這樣的想法是走得太遠了。你無法同時成為一個解放世界的偉大革命家和一個迫切想要按下核按鈕的人。它顯示了切的冷血，這是他的偶像身份後不為人所注意的一麵。如果你讀過切·格瓦拉的政治著述，可以在其中發現一種清教徒式的狂熱和純粹的、不加掩飾的仇恨，有些時候達到病態的程度。

　　他反複寫道：“一個革命者必須成為被純粹的仇恨所驅動的殺戮機器。”

　　在這樣的思想邏輯之下，難怪切·格瓦拉會在革命勝利之後對反對革命的人大開殺戒，以不合法律程序的專製鐵腕……異議者和所謂“反社會的人”。他也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他也是一個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不怕弄髒了自己的手的人。

不是列寧，是列農

　　切·格瓦拉的冷血在青年時代就顯現出來。在《摩托車日記》（The Motorcycle Diaries）中，在描述了他在拉丁美洲旅行到處看到的剝削與貧窮之後，切·格瓦拉寫道：“我感到我的鼻孔張大了，嗅到了彈藥和敵人倒地的鮮血的辛辣味道。”

　　然而，就是根據這一日記，2004年好萊塢拍攝了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切在其中被扮成了“在路上”的凱魯亞克，他身上具有的波西米亞氣質使他非常具備時尚潛力。影片的製片人保羅·韋伯斯特說：“切很自然地融入了50和60年代的到處浪遊的生活方式，披頭士引發的那種四處活動和冒險的感覺。”

　　切年輕而帥氣，這一點和以後發生的故事，構成了神話。保羅·紐曼曾說，“‘如果我生下來就是褐色的眼睛，我不會成為一名影星。’如果切不是生得這麽好看，他不會成為一個神話般的革命者。”

　　所以，毫不偶然，切·格瓦拉那張廣為流傳的肖像照是一位時尚攝影師科爾達拍攝的。安德森在切·格瓦拉的傳記中描述說：“在鏡頭中看到切，科爾達在聚焦之後，被切臉上的表情所震驚。它是那種絕對的難以撫平的情感。他按下了快門，照片隨即傳遍了全世界，成為最負盛名的招貼，裝飾了無法計數的大學生宿舍。在照片上，切像是一個終極的革命偶像，他的眼睛大膽地直視未來，他的表情充滿了男人氣概，寫盡了對社會不公的憤怒。”

　　這個肖像很快印到了T恤衫、明信片、棒球帽上，進入了安迪·沃霍爾的流行藝術，被麥當娜易裝印在《美國生活》的大碟上。

　　1967年，切死去的同一年，法國的激進主義活動家居伊·德波出版了《奇觀社會》，驚人地預測了我們今日對名人和奇觀的沉迷。“所有一度直接存在的，”他寫道，“都變成了僅僅是再現。”

　　還有什麽比切的命運變遷更能說明這一點？在他去世40年之後，切·格瓦拉被用來出售從牛仔褲到罐裝啤酒的各種商品。甚至有一種洗衣粉被冠以“切·格瓦拉牌”，它的口號是“切可以洗得更白”。切完成了一個由暴力革命的象征到時尚酷哥的轉變，他現在是一個全球品牌。

　　另一部切的傳記的作者喬治·卡斯坦達說，“吊詭的是，切的生活被倒空了他原本想擁有的意義。不論左派怎麽想，他早就失去了意識形態和政治榜樣的作用。”比起列寧來，切更像是列農。

　　要想成為一位浪漫偶像，一個人不僅要在生命的華年死去，而且要在死時滿懷絕望。切完美地符合這兩條標準。作家克裏斯托弗·希金斯這樣總結切·格瓦拉的神話：“切的偶像地位因他的失敗得到了保證。他的故事充滿失敗和孤獨，這是它如此誘人的原因。如果他還活著，他的神話早就煙消雲散了。”

愛人類，但厭惡人

　　古巴革命勝利後，切·格瓦拉本來有機會界定未來的理想秩序。然而，他把古巴的經濟管理得一塌糊塗。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個最成功的經濟體之一。切·格瓦拉的招術是去除一切市場機製，實行高度的中央計劃，把道德動機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所有這一切，都置古巴的實情於不顧。他的世界觀完全是斯大林主義的，宣稱“必須徹底消除個人主義”。1960年3月，他說：“想到個人是一種罪惡，因為個人的需要在人類群體的需要麵前變得不值一文。”

　　切對集體主義有著斯巴達式的觀點，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一個由無私奉獻的革命者領導的平等社會，其中沒有民主的位置，沒有個性特征，也沒有物質的豐富性，這可以解釋為什麽道德動機在切的社會和政治願景中起著如此重大的作用。集體的無私、犧牲和奉獻在他的眼裏勝過理性個人的政治自覺與獨立頭腦，他從不相信尊重少數人權利的多數統治。

　　這就是切，他對自己的信念無比忠誠，但這種忠誠使他的信念成為僵化的教條。他身上存在著革命者的一個致命缺陷：宣稱自己對一個叫做“人民”的模糊的東西有無限的熱愛，但對個人、尤其是反對自己信念的個人毫不留情。這也就是德伯裏所說的，“切愛人類，但厭惡人。”切的政治美學使他對普通人的物質需求和切身利益采取漠不關心甚至敵視的態度。

　　今天，曆史的記錄已經無比清晰：格瓦拉主義同建立一個真正平等和民主的社會的努力是不相容的；在這樣一個社會裏，普通人可以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而毋需依賴“善良的救世主”。

現代的羅伯斯庇爾

　　切之所以成為切，也和他的身體有關。幼年由於母親的疏忽而使他得了哮喘，這種慢性病長期折磨他直到死亡為止。與哮喘的鬥爭造就了他的性格。從小他就習慣於以頑強的意誌抵抗和克服一種可怕的疾病，所以他堅定不移地認為，沒有意誌不能擊敗的東西，哪怕要打擊的目標是美國或全球資本主義也罷。從某一點上來說，這既是他的力量所在，也是他失敗的原因。

　　心理學家們則從心理上剖析切。在《病夫治國》一書中，皮埃爾·阿考斯和皮埃爾·朗契尼克寫道：“切· 格瓦拉逃避他作為部長的責任，拋棄了他的所謂領袖的假麵和他新獲得的古巴國籍，為了重新穿上破爛的軍服而把家庭交給國家照管，實際上，他已經脫離了現實。他沒有辦法麵對生存的困難，便寧願繞過這些困難。這難道不是又一個類精神分裂症的表現？”

　　“是英雄，還是反英雄，假英雄？他是革命家，無政府主義者，冒險主義者，理論家，羅伯斯庇爾類型的有宗教幻象的人，一個內向的人，一個強迫症患者，用卡斯特羅的話說，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攻擊性，正是這一點使他采取自殺性行為。沒有人否認世界上存在著不平。而他所進行的狂熱鬥爭，隻是不乏用另外一些不平的製度來取代這些不平！”

　　兩位作者說，很久以來，納賽爾就把格瓦拉視作一個厚顏無恥的人，認為他“思想殘暴、嗜血成性”。例如，切曾對他說，“衡量社會變革的深刻性是要看它所觸及的人數，使多少人失去了在新社會的位置”，納賽爾回答說：“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消滅某一階級的特權，但並不是消滅屬於這個階級的人。”

　　納賽爾最後給他上了一堂意味深長的革命課。他說：僅僅成功地發動民眾是不夠的，隨之而來的是應該和民眾結合，像結婚一樣，讓他們掙錢，建造工廠和開墾土地。格瓦拉頗為不快地說道： “我已經離過兩次婚了。”納賽爾針鋒相對地說：“一名外科大夫把他的病人放在手術台上，麻醉之後打開他的肚子，卻拒絕把手術繼續下去，您對此有何想法？您當過醫生，您不能做這種事。”然而，切已經對任何人的話都聽不進去了。

　　洛桑醫學院的格勞爾教授，注意到他的性格組成很特殊：“自我身份障礙 ——職業革命家無祖國，無居住地，無家庭——一種如此與眾不同的身份，經常是和戀己癖聯係在一起的。握有一種偉大的真理，把這種真理的實現視為唯一的準則，這種狂熱，可以是某些人的一種出路，但這種出路，始終受著潛意識中的妄想性自大狂和抑鬱症變幻不定的矛盾的威脅。類精神分裂症這個詞或許對格瓦拉不合適，因為至少他在戰鬥過程中曾表現出一些人所具有的品德，認識他的人經常提到他的這些品德，諸如不容置疑的勇敢，生活艱苦，絕對無私（羅伯斯庇爾就喜歡被叫做‘不受腐蝕的人’）。”

　　如雷吉·德伯萊所說，切·格瓦拉成了一個“到處流浪的沒有群眾的悲劇英雄”。就精神而言，他屬於那些流浪的冒險家一類，他們無法重建他們所摧毀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