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主題：揭開周恩來不敢頂撞毛澤東的真相
[史海鉤沉] 周恩來當然明白這一點，在隨後的作戰指揮中十分注意向後方請示報告，軍機大事盡量徵得他們的同意。不過，為了洗刷所謂重犯調和主義錯誤的指控，他還是站出來為自己辯白。他在給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中表示：我承認在會議中我對澤東同誌的批評是采取了溫和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正了後方同誌對他的過分批評，但因此認為未將這次鬥爭局麵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鬥爭戰線，我不能同意。
周恩來在電報中並解釋了之所以挽留毛澤東在前方的原因：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到後方，加以他神經衰弱得做不出什麽事，甚至會走向消極。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對他個人亦能因局勢的開展而更徹底轉變。當然，周也明確表示毛在前方的角色隻能是作他的助理，因為實際上澤東單留主持戰爭，在政治上，在對行動方針的認識上確易發生錯誤，而不能得到保障。
周恩來的申辯終於在中共臨時中央那裏討回了公道。臨時中央在覆電中表示：恩來同誌在會議的立場是正確的，一部分同誌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臨時中央作這樣的表態，當然不是在故意偏袒周氏，而是出於大局的考慮。本來，寧都會議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臨陣換將，就已經犯了兵家大忌。如果再讓周恩來背著重犯 調和主義錯誤的思想包袱去主持作戰，那就真無異於不戰自敗了。
周恩來雖然在中共臨時中央那裏打贏了這場官司，但他深知自己也因此被推上背水一戰的境地：第四次反圍剿一役隻能成功，不能失敗。如果一旦作戰失利，其嚴重後果，不論於公於私都是不言而喻的。周氏本來就是一個臨事而懼，做事一絲不苟的人。這次他在主持戰事中更是兢兢業業，事必躬親，一直坐鎮在前方指揮所中，不分晝夜處理軍機，不敢有絲毫的疏忽。
皇天不負苦心人。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間，在指揮紅軍強攻南豐不成後，周恩來與朱德臨機應變，采納林彪的建議，改強襲為佯攻，用大兵團伏擊國民黨軍的增援部隊，接連在黃陂和草台岡打了兩個大勝仗，一舉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第四次圍剿。
值得一提的是，與毛澤東指揮的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相比，第四次反圍剿打得更加漂亮。因為前三次隻是殲滅了國民黨的雜牌軍，而這次則是圍殲了蔣介石的精銳部隊，並創造了以往紅軍從未使用過的大兵團伏擊戰法。對此，蔣介石深為懊喪，稱：此次挫敗，慘淒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
就連原先準備在一旁等著看笑話的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國民黨發動圍剿以來敗得最慘的一次。這一勝利使周恩來如釋重負，一掃心中自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鬱悶之氣，而且也令他在紅軍中的聲名大震，一時間在大會上作勝利報告，接受紅星獎章，風頭甚健。
相形之下，在一旁坐冷板凳的毛澤東則黯然失色，備受冷落。毛此刻內心的不平之氣可想而知。更令毛窩火的是，第四次反圍剿的大勝不僅使他迅速東山再起的希望成為泡影，而且長期以來在紅軍中所形成的地位麵臨著周恩來的挑戰。周不僅已在名義上取代了毛，成為紅一方麵軍乃至整個紅軍的總政委，而且憑藉以往在軍中的廣泛人脈關係加上新近的大勝，很快就站穩了腳跟，成為紅軍中新的政治中心。而周恩來在政治上的馴順屈從，凡事總是委曲求全的態度，又使得他成為在黨內掌權的王明教條宗派刻意拉攏的對象。這兩股力量在政治上聯手使毛的複出更加渺茫。
在毛澤東看來，如果沒有周恩來的幫襯，吃莫斯科洋麵包的王明教條宗派甚至連一天日子也混不下去。盡管他們氣勢洶洶，自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塞維克，處處拿 國際路線壓人，但他們在黨內缺少根基，並不是自己的對手。而周恩來則不然，在黨內頗有人望，在軍中也有深厚的根基，是各方麵都能接受的人物。再加上周為人圓滑，善於在黨內鬥爭中左右逢源，從來不會站在失敗者一邊。而且正是由於周在政治上隨風倒，甘心為洋房子先生抬轎子，賣力打天下，那幫人才得以在黨內軍中立足，令毛想很快在政治上東山再起的希望落空。
更讓毛澤東不能原諒的是，這時周恩來對他的態度也有了明顯的改變。如果說，周到江西中央根據地之初，對毛還是敬而遠之的話，那麽當中共臨時中央遷入江西後，對毛派勢力大興問罪之師，以反羅明路線，鬥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來肅清毛在黨內軍中的影響時，善於轉向的周就開始注意在政治上同毛劃清界限，保持距離，很有些避之唯恐不及了。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後曾向周恩來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來電報，我即前去。但是周後來卻一直未予理睬，把毛晾在一邊，而一頭倒向以共產國際為靠山的王明教條宗派一邊，為他們跑腿辦事，支應局麵。這一點是毛始終不能寬恕的，同時也是周本人後來自覺愧疚的地方。
四十年後，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指令下，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當著各地黨、政、軍負責人的麵，以講黨內路線鬥爭為名，再一次曆數他在曆史上反毛的錯誤，其中把寧都會議列為他本人犯路線錯誤中最嚴重的罪過之一，承認當時執行王明路線在組織上尤其是在軍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對此感到痛心疾首，說他自寧都會議後未曾向主席求教過一次，現在反省起來，對照主席在寧都會議的臨別之言，我真無地自容！
周恩來把自己之所以在王明路線統治時期陷得很深的原因上綱上線，最後歸結為個人思想沒有得到改造，私心雜念作祟的緣故，說自己當時怕掉烏紗帽，所以有些不同意見也不敢提。到了寧都會議掌軍權，那就不是怕掉烏紗帽而是搶人烏紗帽的資產階級個人私心膨脹了。
周恩來在作這番報告時，內心的悔疚之情溢於言表。當時，他剛剛被查出得了膀胱癌，正急待治療，但為了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寫出這篇發言，整整花了十天的時間，閉門反省，把當年的曆史老賬重新翻騰出來，一筆一筆地清算，最後寫得腳都腫了起來，連鞋都穿不進去了。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的這種苛待乃至建國以後種種禍國殃民的胡作非為，總是默默忍受，屈從退讓，不敢出一句惡聲，究其曆史原因，不能不說與他在寧都會議上欠了毛的賬，內心一直深自愧疚有關。這實在是毛、周關係中的關節，這也是本書不惜筆墨交待寧都會議來龍去脈的原因所在
[史海鉤沉] 周恩來當然明白這一點，在隨後的作戰指揮中十分注意向後方請示報告，軍機大事盡量徵得他們的同意。不過，為了洗刷所謂重犯調和主義錯誤的指控，他還是站出來為自己辯白。他在給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中表示：我承認在會議中我對澤東同誌的批評是采取了溫和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正了後方同誌對他的過分批評，但因此認為未將這次鬥爭局麵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鬥爭戰線，我不能同意。
周恩來在電報中並解釋了之所以挽留毛澤東在前方的原因：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到後方，加以他神經衰弱得做不出什麽事，甚至會走向消極。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對他個人亦能因局勢的開展而更徹底轉變。當然，周也明確表示毛在前方的角色隻能是作他的助理，因為實際上澤東單留主持戰爭，在政治上，在對行動方針的認識上確易發生錯誤，而不能得到保障。
周恩來的申辯終於在中共臨時中央那裏討回了公道。臨時中央在覆電中表示：恩來同誌在會議的立場是正確的，一部分同誌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臨時中央作這樣的表態，當然不是在故意偏袒周氏，而是出於大局的考慮。本來，寧都會議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臨陣換將，就已經犯了兵家大忌。如果再讓周恩來背著重犯 調和主義錯誤的思想包袱去主持作戰，那就真無異於不戰自敗了。
周恩來雖然在中共臨時中央那裏打贏了這場官司，但他深知自己也因此被推上背水一戰的境地：第四次反圍剿一役隻能成功，不能失敗。如果一旦作戰失利，其嚴重後果，不論於公於私都是不言而喻的。周氏本來就是一個臨事而懼，做事一絲不苟的人。這次他在主持戰事中更是兢兢業業，事必躬親，一直坐鎮在前方指揮所中，不分晝夜處理軍機，不敢有絲毫的疏忽。
皇天不負苦心人。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間，在指揮紅軍強攻南豐不成後，周恩來與朱德臨機應變，采納林彪的建議，改強襲為佯攻，用大兵團伏擊國民黨軍的增援部隊，接連在黃陂和草台岡打了兩個大勝仗，一舉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第四次圍剿。
值得一提的是，與毛澤東指揮的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相比，第四次反圍剿打得更加漂亮。因為前三次隻是殲滅了國民黨的雜牌軍，而這次則是圍殲了蔣介石的精銳部隊，並創造了以往紅軍從未使用過的大兵團伏擊戰法。對此，蔣介石深為懊喪，稱：此次挫敗，慘淒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
就連原先準備在一旁等著看笑話的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國民黨發動圍剿以來敗得最慘的一次。這一勝利使周恩來如釋重負，一掃心中自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鬱悶之氣，而且也令他在紅軍中的聲名大震，一時間在大會上作勝利報告，接受紅星獎章，風頭甚健。
相形之下，在一旁坐冷板凳的毛澤東則黯然失色，備受冷落。毛此刻內心的不平之氣可想而知。更令毛窩火的是，第四次反圍剿的大勝不僅使他迅速東山再起的希望成為泡影，而且長期以來在紅軍中所形成的地位麵臨著周恩來的挑戰。周不僅已在名義上取代了毛，成為紅一方麵軍乃至整個紅軍的總政委，而且憑藉以往在軍中的廣泛人脈關係加上新近的大勝，很快就站穩了腳跟，成為紅軍中新的政治中心。而周恩來在政治上的馴順屈從，凡事總是委曲求全的態度，又使得他成為在黨內掌權的王明教條宗派刻意拉攏的對象。這兩股力量在政治上聯手使毛的複出更加渺茫。
在毛澤東看來，如果沒有周恩來的幫襯，吃莫斯科洋麵包的王明教條宗派甚至連一天日子也混不下去。盡管他們氣勢洶洶，自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塞維克，處處拿 國際路線壓人，但他們在黨內缺少根基，並不是自己的對手。而周恩來則不然，在黨內頗有人望，在軍中也有深厚的根基，是各方麵都能接受的人物。再加上周為人圓滑，善於在黨內鬥爭中左右逢源，從來不會站在失敗者一邊。而且正是由於周在政治上隨風倒，甘心為洋房子先生抬轎子，賣力打天下，那幫人才得以在黨內軍中立足，令毛想很快在政治上東山再起的希望落空。
更讓毛澤東不能原諒的是，這時周恩來對他的態度也有了明顯的改變。如果說，周到江西中央根據地之初，對毛還是敬而遠之的話，那麽當中共臨時中央遷入江西後，對毛派勢力大興問罪之師，以反羅明路線，鬥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來肅清毛在黨內軍中的影響時，善於轉向的周就開始注意在政治上同毛劃清界限，保持距離，很有些避之唯恐不及了。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後曾向周恩來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來電報，我即前去。但是周後來卻一直未予理睬，把毛晾在一邊，而一頭倒向以共產國際為靠山的王明教條宗派一邊，為他們跑腿辦事，支應局麵。這一點是毛始終不能寬恕的，同時也是周本人後來自覺愧疚的地方。
四十年後，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指令下，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當著各地黨、政、軍負責人的麵，以講黨內路線鬥爭為名，再一次曆數他在曆史上反毛的錯誤，其中把寧都會議列為他本人犯路線錯誤中最嚴重的罪過之一，承認當時執行王明路線在組織上尤其是在軍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對此感到痛心疾首，說他自寧都會議後未曾向主席求教過一次，現在反省起來，對照主席在寧都會議的臨別之言，我真無地自容！
周恩來把自己之所以在王明路線統治時期陷得很深的原因上綱上線，最後歸結為個人思想沒有得到改造，私心雜念作祟的緣故，說自己當時怕掉烏紗帽，所以有些不同意見也不敢提。到了寧都會議掌軍權，那就不是怕掉烏紗帽而是搶人烏紗帽的資產階級個人私心膨脹了。
周恩來在作這番報告時，內心的悔疚之情溢於言表。當時，他剛剛被查出得了膀胱癌，正急待治療，但為了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寫出這篇發言，整整花了十天的時間，閉門反省，把當年的曆史老賬重新翻騰出來，一筆一筆地清算，最後寫得腳都腫了起來，連鞋都穿不進去了。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的這種苛待乃至建國以後種種禍國殃民的胡作非為，總是默默忍受，屈從退讓，不敢出一句惡聲，究其曆史原因，不能不說與他在寧都會議上欠了毛的賬，內心一直深自愧疚有關。這實在是毛、周關係中的關節，這也是本書不惜筆墨交待寧都會議來龍去脈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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