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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滿清時，世界都曾看好它崛起
甲午戰爭爆發後，宗方小太郎對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報告《中國大勢之傾向》進行了全麵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國的年財政收入僅有9074萬兩銀子外加523萬石米（雪兒注：根據我查的有關財政資料，1893和1894年兩年的財政收入均在8300萬兩左右），以中國之大，這是很不般配的。據他實際調查，民間的實際稅賦是此表麵歲入額之四倍，而且此類“定額以外之收入，一錢不入國庫，均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認為，中國曆來賄賂之風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眾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時始設養廉銀，隨官位之尊卑於俸給之外另行支給，擬以此杜絕其收斂之弊。但滔滔之勢，非區區製法所能禁遏。時至今日，“‘養廉’二字實已辜負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勢日見加劇。”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當時東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國即將崛起，堅信以中國之豐富物產，如能積極變革，則“成為世界最大強國，雄視東西洋，風靡四鄰，當非至難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見其形而下未見其形而上者”，觀察一個國家也和觀察人一樣，應當先“洞察其心腹”，然後再“及其形體”。他眼中的中國雖然表麵上在不斷改革和進步，但“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經不起大風地震之災。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國務活動家李鴻章就自嘲為 “大清朝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兩人有共同語言。（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認為腐敗的基因遺傳自明末，全民喪失信仰，社會風氣江河日下，“人心腐敗已達極點”，雖然有過康乾年間的短暫改革，但並未堅持下去，政府將本應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當時清廷之腐敗規模幾乎是全局性的。朝綱解鈕時的宣統三年（1911年），作為“中央機關事務局”的內務府，其一年支銀預算高達1024萬兩，而在鹹豐朝僅為40萬兩，足足增加了24倍（宣統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會奏）。至於冒領公款、揮霍浪費甚至侵吞賑災款糧等更是層出不窮。兩廣總督岑春煊巡視陸軍學堂，光一次宴會就“動需洋酒千數百金”，為此還專門在衙門中設立“洋酒委員”一職（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廣照奏）。甚至連軍隊都大量參與走私販私，號稱世界八強的北洋海軍，其內裏的腐敗也是造成甲午一戰全軍覆沒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說均有對此的細致描寫。（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宗方小太郎歎息，中國本來是有信仰體係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這一建國的基礎卻變成了科舉的材料、當官的階梯而已，知識分子汲汲營營地鑽研此道，無非是以此為個人私利服務。當了官掌了權之後，就把孔孟之道拋在腦後，“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謀營私者也。”從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獻媚當道，清廉高潔之士多不容於時流，官場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習成風”。官場腐敗更導致上下隔閡，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導致“美意不能貫徹至民間”，好經都被歪嘴和尚念壞了，而少數有理想有抱負的人，隻好在“憤懣不平”之餘“退居閑地”，名望日高，隱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認為中國是“有治國之法而無治理之人”。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普天之下莫非貪官”的晚清，以至於損害國家利權的一些架構，倒在客觀上減少甚至基本杜絕了這一領域原先泛濫成災的貪腐現象，如此結果，亦是中國近代史的吊詭之處。如，將海關稅務交洋員團隊（其最著名的領導人是赫德）管理，無疑是主權旁落，但洋員管理下的海關卻成為政府中最廉潔也最敢於對腐敗動真格的一個機構。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 Martin）認為，洋員管海關本是“叛亂（指揮太平天國運動）的私生子”，乃權宜之計，但正是廉政延長了這一怪胎的生命。他記述了在英國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擔任首任總稅務司的幾年內，上海道台多次設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當兩條商船一起到達口岸時，上海道台就建議李泰國，雙方一人一條船私吞其關稅，但始終不能得手。丁韙良說，海關洋員們的廉潔因此成為中國道台的眼中之沙，從而對這一稅收體製懷有深深的敵意。（A Cycle of Cathy, W Martin,1896紐約）
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的“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的失誤還要可怕，政策的失誤尚且可以扭轉過來，而國家元氣的腐敗就“不易返回中道”了。這位日本間諜引用孟子的話為中國下了斷語：“上下交征利，則國危”，尤其是官場腐敗導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罰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錢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訴無路，民怨積壓給國家帶來巨大危險。（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宗方所認為的全民腐敗，被同時期的另一日本大間諜向野堅一的經曆所證實。向野堅一在當年10月被懷疑為日諜而於東北被捕，他堅稱自己是福建人，後終於以一小塊銀子賄賂了押解人，而得以在中途脫逃。（《向野堅一從軍日記》，1894年10月25日）（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宗方小太郎估計，以當時的形勢來看，早則十年，遲則三十年，中國“必將支離破碎呈現一大變化”。而就在他寫完這篇文章後僅十六年，武昌一場倉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連鎖反應，幾乎是瞬間將一個老大帝國毀滅。（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形勢如此艱難，當政者理應“正綱紀、戒驕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亂，消除民庶之怨藪，大施加仁惠，休養民力”，打造和諧社會，但宗方小太郎更吃驚地看到，政府卻因慣性和麻木，束手無措，“因循支絀”，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並大搞為太後祝壽等形象工程，“粉飾太平”。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宗方小太郎在其當年為侵華日軍第一軍用中文所撰的《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告示中，就將矛頭指向滿清的腐敗，指責滿清“入主暗弱，乘簾弄權，官吏鬻職，軍國瀆貨，治道衰頹，綱紀不振”，以此號召中國人（漢人）起來，“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建立“革命軍”配合日本軍隊反抗滿清，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複三代帝王之治”（《日清戰爭實記》，日本博文堂1894年出版），儼然是吊民水火的解放者。（請點擊閱讀《日軍跨過鴨綠江 ：為“驅除靼虜、恢複中華”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次年（1895）1月其另一份報告《對華邇言》中，宗方小太郎注意到，中國的“民間誌士在言論和新聞中，不斷喋喋非難政府之措施，揚言廟堂無人，甚至揭發重臣大吏之舊惡，曆數施政之弊竇，絲毫無所顧慮”，這一方麵表明滿清政權已經是“百弊叢生，瀕於陽九之末運”，另一方麵也表明“數億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諄諄教誨戰勝的日軍，要在占領地實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戰後中國人對日本的“仇讎之念”。如果日本占領軍能掃除中國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誠、待民如子”之心來施行大道，則四方百姓一定會“爭先來歸”。為此，他再三呼籲日本當局要重視這一“責任至重”的問題，選好用好占領地的民政官。（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宗方小太郎的中國分析，的確有相當深刻而獨到的見解，其亦因此成為日本朝中大員們商討“征清策”的重要謀士，尤其是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對他十分器重。（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甲午戰後，宗方小太郎到漢口經營中文報紙《漢報》，為日本利益進行“文力征伐”，但同時也大力支持中國的維新派，抨擊頑固勢力，傳播西方文明，對湖北社會的風氣開放影響巨大。此後，其更是參與創立東亞同文會，高喊“保全中國”的綱領，推行亞洲版的“門羅主義”。1914年在上海設立東方通訊社，打破了路透社1872年建立遠東分社以來對中國新聞市場的壟斷，以後成為日本在華的官方通訊社。1923年病死於上海，大正天皇特旨賜勳。終其一生，宗方小太郎主要生活、“戰鬥”在中國，但至死也未能看到這個“腐敗的大廈”氣象一新。
甲午戰爭爆發後，宗方小太郎對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報告《中國大勢之傾向》進行了全麵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國的年財政收入僅有9074萬兩銀子外加523萬石米（雪兒注：根據我查的有關財政資料，1893和1894年兩年的財政收入均在8300萬兩左右），以中國之大，這是很不般配的。據他實際調查，民間的實際稅賦是此表麵歲入額之四倍，而且此類“定額以外之收入，一錢不入國庫，均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認為，中國曆來賄賂之風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眾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時始設養廉銀，隨官位之尊卑於俸給之外另行支給，擬以此杜絕其收斂之弊。但滔滔之勢，非區區製法所能禁遏。時至今日，“‘養廉’二字實已辜負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勢日見加劇。”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當時東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國即將崛起，堅信以中國之豐富物產，如能積極變革，則“成為世界最大強國，雄視東西洋，風靡四鄰，當非至難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見其形而下未見其形而上者”，觀察一個國家也和觀察人一樣，應當先“洞察其心腹”，然後再“及其形體”。他眼中的中國雖然表麵上在不斷改革和進步，但“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經不起大風地震之災。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國務活動家李鴻章就自嘲為 “大清朝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兩人有共同語言。（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認為腐敗的基因遺傳自明末，全民喪失信仰，社會風氣江河日下，“人心腐敗已達極點”，雖然有過康乾年間的短暫改革，但並未堅持下去，政府將本應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當時清廷之腐敗規模幾乎是全局性的。朝綱解鈕時的宣統三年（1911年），作為“中央機關事務局”的內務府，其一年支銀預算高達1024萬兩，而在鹹豐朝僅為40萬兩，足足增加了24倍（宣統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會奏）。至於冒領公款、揮霍浪費甚至侵吞賑災款糧等更是層出不窮。兩廣總督岑春煊巡視陸軍學堂，光一次宴會就“動需洋酒千數百金”，為此還專門在衙門中設立“洋酒委員”一職（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廣照奏）。甚至連軍隊都大量參與走私販私，號稱世界八強的北洋海軍，其內裏的腐敗也是造成甲午一戰全軍覆沒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說均有對此的細致描寫。（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宗方小太郎歎息，中國本來是有信仰體係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這一建國的基礎卻變成了科舉的材料、當官的階梯而已，知識分子汲汲營營地鑽研此道，無非是以此為個人私利服務。當了官掌了權之後，就把孔孟之道拋在腦後，“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謀營私者也。”從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獻媚當道，清廉高潔之士多不容於時流，官場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習成風”。官場腐敗更導致上下隔閡，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導致“美意不能貫徹至民間”，好經都被歪嘴和尚念壞了，而少數有理想有抱負的人，隻好在“憤懣不平”之餘“退居閑地”，名望日高，隱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認為中國是“有治國之法而無治理之人”。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普天之下莫非貪官”的晚清，以至於損害國家利權的一些架構，倒在客觀上減少甚至基本杜絕了這一領域原先泛濫成災的貪腐現象，如此結果，亦是中國近代史的吊詭之處。如，將海關稅務交洋員團隊（其最著名的領導人是赫德）管理，無疑是主權旁落，但洋員管理下的海關卻成為政府中最廉潔也最敢於對腐敗動真格的一個機構。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 Martin）認為，洋員管海關本是“叛亂（指揮太平天國運動）的私生子”，乃權宜之計，但正是廉政延長了這一怪胎的生命。他記述了在英國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擔任首任總稅務司的幾年內，上海道台多次設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當兩條商船一起到達口岸時，上海道台就建議李泰國，雙方一人一條船私吞其關稅，但始終不能得手。丁韙良說，海關洋員們的廉潔因此成為中國道台的眼中之沙，從而對這一稅收體製懷有深深的敵意。（A Cycle of Cathy, W Martin,1896紐約）
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的“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的失誤還要可怕，政策的失誤尚且可以扭轉過來，而國家元氣的腐敗就“不易返回中道”了。這位日本間諜引用孟子的話為中國下了斷語：“上下交征利，則國危”，尤其是官場腐敗導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罰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錢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訴無路，民怨積壓給國家帶來巨大危險。（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宗方所認為的全民腐敗，被同時期的另一日本大間諜向野堅一的經曆所證實。向野堅一在當年10月被懷疑為日諜而於東北被捕，他堅稱自己是福建人，後終於以一小塊銀子賄賂了押解人，而得以在中途脫逃。（《向野堅一從軍日記》，1894年10月25日）（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宗方小太郎估計，以當時的形勢來看，早則十年，遲則三十年，中國“必將支離破碎呈現一大變化”。而就在他寫完這篇文章後僅十六年，武昌一場倉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連鎖反應，幾乎是瞬間將一個老大帝國毀滅。（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形勢如此艱難，當政者理應“正綱紀、戒驕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亂，消除民庶之怨藪，大施加仁惠，休養民力”，打造和諧社會，但宗方小太郎更吃驚地看到，政府卻因慣性和麻木，束手無措，“因循支絀”，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並大搞為太後祝壽等形象工程，“粉飾太平”。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宗方小太郎在其當年為侵華日軍第一軍用中文所撰的《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告示中，就將矛頭指向滿清的腐敗，指責滿清“入主暗弱，乘簾弄權，官吏鬻職，軍國瀆貨，治道衰頹，綱紀不振”，以此號召中國人（漢人）起來，“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建立“革命軍”配合日本軍隊反抗滿清，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複三代帝王之治”（《日清戰爭實記》，日本博文堂1894年出版），儼然是吊民水火的解放者。（請點擊閱讀《日軍跨過鴨綠江 ：為“驅除靼虜、恢複中華”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次年（1895）1月其另一份報告《對華邇言》中，宗方小太郎注意到，中國的“民間誌士在言論和新聞中，不斷喋喋非難政府之措施，揚言廟堂無人，甚至揭發重臣大吏之舊惡，曆數施政之弊竇，絲毫無所顧慮”，這一方麵表明滿清政權已經是“百弊叢生，瀕於陽九之末運”，另一方麵也表明“數億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諄諄教誨戰勝的日軍，要在占領地實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戰後中國人對日本的“仇讎之念”。如果日本占領軍能掃除中國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誠、待民如子”之心來施行大道，則四方百姓一定會“爭先來歸”。為此，他再三呼籲日本當局要重視這一“責任至重”的問題，選好用好占領地的民政官。（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宗方小太郎的中國分析，的確有相當深刻而獨到的見解，其亦因此成為日本朝中大員們商討“征清策”的重要謀士，尤其是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對他十分器重。（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甲午戰後，宗方小太郎到漢口經營中文報紙《漢報》，為日本利益進行“文力征伐”，但同時也大力支持中國的維新派，抨擊頑固勢力，傳播西方文明，對湖北社會的風氣開放影響巨大。此後，其更是參與創立東亞同文會，高喊“保全中國”的綱領，推行亞洲版的“門羅主義”。1914年在上海設立東方通訊社，打破了路透社1872年建立遠東分社以來對中國新聞市場的壟斷，以後成為日本在華的官方通訊社。1923年病死於上海，大正天皇特旨賜勳。終其一生，宗方小太郎主要生活、“戰鬥”在中國，但至死也未能看到這個“腐敗的大廈”氣象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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