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四清”中導致“毛劉決裂”的幾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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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波的《“四清”運動中的毛澤東與劉少奇》記載，1964年6月至8月，劉少奇南下視察。在視察座談時，劉少奇提出毛澤東的調查研究辦法過時了，幹部不蹲點，不能當省委書記、地（市）委書記、縣委書記等。他指出：“現在調查研究，按毛主席的辦法不行了，現在的辦法，隻有放手發動群眾，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認識客觀世界。比如說，你（謝富治）那個副部長徐子榮，不是到山東曲阜蹲了點，寫了報告？毛主席批了這個報告。我調查了，隻住了7天，這怎麽能叫蹲點呢？目前，我們這種工作方法，層層聽匯報，或者看報表，不行了。這種領導工作、領導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們現在這種靠會議、報表的領導方法，一定要亡國。”

　　應該說，開調查會是毛澤東一直偏愛並在黨內大力推廣的調查研究方法，而劉少奇突然宣布毛澤東的調查研究辦法不行了，這使毛澤東十分不滿。1964年9月12日，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計劃工作，並要求毛澤東對財經工作掛帥時，毛澤東說：“我看還是少奇同誌掛帥。我年紀大了，有時我妥協，他厲害……比如這一次他下命令，一定要下去，一定要蹲點，說過去蹲點是假的，都得下去。我有時妥協，我有我的弱點。他有他強的地方。”毛澤東在12月26日過生日時還說：“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

　　劉少奇在視察時，也談到了過去一年的社教工作，總的看來，肯定的較少，否定的較多，甚至認為打了敗仗。8月1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央召集的黨內報告會上講：“過去一年多的‘四清’、‘五反’是起了一些好作用的，是有它的成績的，我看主要是起了刹住歪風的作用，也起了推動生產的好的影響。但是，不論農村也好，城市也好，據我的估計，‘四清’、‘五反’，多數單位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沒有搞開，沒有入門。這就是說，過去一年多，我們在這個革命鬥爭中間打了敗仗，不是打了勝仗。”8月6日，劉少奇在湖北黨內負責幹部會上指出：“據我的估計，恐怕你們過去搞的這一些，大部分是不徹底的，還有一些根本沒有搞開。是不是大部分不徹底或者走了過場，滑過去了？其他幾省沒有一個像樣的社教經驗總結。”劉少奇的這些發言，對毛澤東而言，恐怕也是很難接受的。1965年1月14日下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出：“我這個工作可能還達不到三七開。講整個曆史，經常犯錯誤的，比如打仗，有些打敗仗。土地問題，花了十年時間是逐步認識的，開始寫了幾條，不完全，那叫缺點，不認識呦。一個曆史結論往往要幾十年才能總結。”

這一時期，還有一件事，使毛澤東對劉少奇產生了嚴重的不滿。1964年7月14日至18日，劉少奇到南京視察“四清”運動，對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不蹲點十分不滿，並發了脾氣。在8月底召開的有六個大區書記和江蘇等八個省委負責同誌參加的小型座談會上，劉少奇專門找江渭清談話，說他看到江蘇的一個通知，要學習江渭清的講話，並嚴厲地責問江：“為什麽不學習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學江渭清的？”9月8日，江渭清以個人名義向劉少奇寫信，檢討了自己的錯誤。9月30日，劉少奇給江渭清寫了回信，繼續批評江的錯誤，並指出：“同不能把馬克思、列寧的學說當成教條一樣，也不能把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當成教條。”應該說，劉少奇的話並無錯誤，但在那個黨內個人崇拜風氣甚重的年代，劉少奇的這段話也就與眾不同了。雖然毛澤東對劉少奇這封信批示：“你的信寫得很好”，“覺得實在好”。但隨後，毛澤東又改變態度。就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夕，華東地區包括魏文伯、譚啟龍、江華等人都到會，並未通知江渭清參加，但會議開始後，毛澤東通知江渭清趕到北京參加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又找江渭清談話，問江對劉少奇的批評檢討了沒有？江回答說：“開始不檢討，少奇同誌給我寫信以後，作了檢討，但不深刻，還要再檢討。”毛澤東說：“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就是這麽回事。你感到批評對的，就檢討，不對的，就申訴，申訴還解決不了，就等曆史作結論。”並當著劉少奇的麵說：“少奇同誌給你的一封信，是錯誤的，你的意見是對的，少奇的意見是錯的。”

1964年12月15日下午3點30分，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劉少奇作主要發言。他在講話中傳達了會議的預定開法，並且提出了前一階段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在當天的會上，周恩來也作了反修報告。劉少奇講話之後，會議從16日至19日接連召開全體會議和分組會議，對前段運動中的問題進行討論，各中央局負責人在會上作了發言。12月19日下午3點半到6點半，大會在魏文伯、譚震林發言之後，宣布從明天起，工作會議停開幾天，開時再通知。

　　據陶鑄夫人曾誌回憶，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讓陶鑄跟李雪峰講一下，由李雪峰出麵召開一個會議，聽王光美介紹“四清”運動中的“桃園經驗”。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絕大多數同誌都去聽了，江青則在屏風後走來走去地聽著，看樣子江青對此不滿意。這次會議，毛澤東沒有出麵就結束了。會後，江青請曾誌和陶鑄在人大小禮堂看《紅燈記》。開演前，陶鑄夫婦在休息室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尿！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些話的嘛！”曾誌和陶鑄當時已隱約感覺到，毛澤東說的“有人”，恐怕就是指劉少奇，但是他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毛澤東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陶鑄說：“有的走了。”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觀看《紅燈記》時，江青對陶鑄說：“有人反對京劇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劇改革！”又是一個“有人”！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回來了。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便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劉少奇在發言中講到：“農村方麵有一個問題，是陶鑄同誌提出的，說農村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農民階層跟廣大群眾、貧下中農的矛盾，幾個同誌也這樣講，農村裏麵已經形成富裕階層了，已經形成特權階層了，是這樣講，還是這樣講，就是原來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錯誤的壞幹部結合起來跟群眾的矛盾?”

　　毛澤東回答：“地、富、反、壞是後台老板，‘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隻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地、富、反、壞還沒有當權，過去又鬥爭過他們，群眾對他們不怎麽樣。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幹部，主要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騎在他們頭上，他們不好混，窮得要死。地、富、反、壞那些人已經搞臭過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嗎？不是民主革命嗎？不是分土地嗎？至於這些當權派，從來沒有搞臭過，他又是共產黨，上麵又聽他的。不要管下層，隻管五大領袖，這是共產黨，是當權的人，不當權也是跟著跑的人。管你是掛名的共產黨也算，過去是國民黨的也算，過去是真共產黨變了的也算，總而言之你是掌大權。就是要發動群眾去整我們這個黨，整那個支部，那個公社黨委。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希望。”

　　劉少奇問：“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鑄說：“讚成。”

　　毛澤東回答：“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

　　彭真說：“主要矛盾是不是這樣，總的提法，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還是我們七屆二中全會提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間，是‘四不清’、貪汙盜竊、投機倒把，主要整幹部。”

　　毛澤東回答：“杜甫有一首詩，其中有這麽四句：‘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幾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眾知道嘛。群眾就怕搞不了大的。”

　　劉少奇仍堅持說：“‘四清’與‘四不清’，這是主要的，當然還有其他的。”李葆華問：“矛盾的性質是什麽？”劉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說：“什麽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麽性質？”

　　應該說，12月20日的常委擴大會議，氣氛還較為緩和，毛澤東隻是對劉少奇堅持主要矛盾的提法表示不滿。而劉少奇對毛澤東提出的“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不讚成的，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稱作一個派，人數就太多了。但劉少奇並沒有直接反對毛澤東的提法。在隨後的幾天裏，毛澤東逐漸加重了對劉少奇批評的分量，發言的氣氛也與20日的常委會大不相同。

　　12月26日，恰逢毛澤東生日。應該說，建國後，毛澤東從不公開為自己過生日，但這次他卻提出要請大家吃飯，在人民大會堂小宴會廳舉行，並親自審定了請客名單。汪東興和江青操辦了壽宴，出席宴會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參加三屆人大的一些勞動模範和科學家以及身邊的工作人員共40多人。

　　據參加宴會的曾誌回憶，毛澤東在入席前，對李富春說：“你們什麽事情都不向我講，你們搞獨立王國！”曾誌認為，毛澤東不像是在開玩笑，室內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並相信這話決不是批評李富春的。吃飯過程中，毛澤東一邊喝酒，一邊談話。這晚，毛澤東的話格外多，很多話是“話中有話”。曾誌說，時間久遠了，已記不全主席談話的內容，但有句很厲害的話卻至今記憶猶新，那就是“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那晚絲毫沒有壽宴的氣氛，人人都緊張而困惑，主席這是怎麽了？室內一點聲音都沒有，安靜的怕人，隻聽主席一個人在那兒嬉笑斥責，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鑄後來說：“我們那時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毛澤東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劉少奇。

　　12月27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大會，毛澤東主持。陳伯達發言說：“‘四清’與‘四不清’不能說明問題的性質，封建社會就有清官和貪官的問題。清，在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階級內容，資本主義社會也有所謂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財閥。”毛澤東插話說：“清朝劉鶚的《老殘遊記》中說，清官害人比貪官害人還厲害。後來一查，南北朝史中的魏史就有此說。”陳伯達講：“內部矛盾哪個時代沒有？黨內外矛盾交叉，黨外有黨，國民黨也有這個問題。說‘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叉’，這也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要把矛盾的性質說清楚，不然就要迷失方向。要概括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就有了綱啦。”毛澤東說：“我們黨內至少有兩派，一個是社會主義派，一個是資本主義派。”毛澤東還講：“從秦始皇開始，帝王就世襲了！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我不說，你們去研究！”

　　12月28日下午，在羅瑞卿、陳毅、謝富治發言後，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並且拿著《黨章》和《憲法》到會。毛澤東說：“我隻講這兩個問題，一個是頭一條性質問題，一個是第十六條工作態度問題。如果還有幾句就是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有一本書，《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100頁到104頁，你們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一條，中間講到，‘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然後第八十七條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麽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

　　當毛澤東講這些話的時候，表情十分嚴肅。在座的許多人都摸不著頭腦，不知道毛澤東是對誰講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有所指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負責會議組織工作的鄧小平考慮到這次會議是一般性質的工作會議，曾向毛澤東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在一次會議上，劉少奇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由於劉少奇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準備講的話比較長，毛澤東隻講了個開頭就被劉少奇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澤東非常不滿，所以特意拿了兩本書到會，並且在講話中發了脾氣。

　　1965年1月3日，劉少奇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就在同一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指責前一階段運動在領導上的問題，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

　　在這次會上，一些負責人匯報了運動開展的情況。當河北省委負責人匯報到保定地區新城縣的試點情況時，毛澤東打斷說：“集中了一萬五千人，搞一個小縣，二十八萬人口，搞了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四十天，不進村。我看是搞了繁瑣哲學。我不讚成這種學習。到農村去可以學嘛。二十幾歲的大學生，光是學文件怎麽學得進去？有成績沒有？那個文件，一天就讀完了。第二天議，議一個星期就下去。到農村裏去學嘛，向貧下中農去學嘛。你一個新城縣，二十八萬人口，下去一萬五千人，還說人少了。哪裏來這麽多的人？哪裏要這麽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隻依靠工作隊，為什麽不去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越學越蠢！反人家的右傾，結果自己右傾。”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嚴厲批評，也使黨內不少人感到憂心忡忡。會議期間，朱德、賀龍、彭真、陳伯達等找到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劉少奇接受了大家的意見。會議結束後，劉少奇主動找毛澤東談話，作了自我批評。以後，劉少奇又在自己家裏連續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對自己的批評和幫助，他對大家的發言作了記錄，並委托陳伯達把每天生活會的情況向毛澤東匯報。

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黨中央一線工作雖然還是由劉少奇主持；但是，毛澤東的一些重要想法和部署，已不再同劉少奇及其他常委商量。一年半後，“文革”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