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軍：《城祭》──中共毀滅北京城紀實（上）
故宮博物院院慶80周年之際，40年前幾乎改變故宮命運的一件大事被人提起。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在《光明日報》撰文披露：“20世紀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宮‘地廣人稀，封建落後’，要對它進行改造；‘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宮還出現了一個荒誕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博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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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鮮為人知的史實，文章點到為止，未加細述，但已令人生奇：這樣的事情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令人困惑的夢魘
查看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宮博物院八十年》一書，其中有鄭欣淼寫的一篇同名文章，談到了更多情況——
20世紀60年代初的改造方案，是“在故宮內部建設一條東西向的馬路，並將文華殿、武英殿改造成娛樂場所”；
“文革”時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豎立兩座大標語牌，一東一西，高度超過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壓倒‘王氣’；太和殿寶座要搬倒，加封條；在寶座台上塑持槍農民的像，槍口對準被推翻的皇帝。把過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臨時休憩之處的中和殿，改建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識的宮殿、門額，全部拆掉，等等。這些方案中有的項目竟實現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來了，其他的因無暇顧及才得以幸免。”
鄭欣淼在文章中稱，“隻有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曆史虛無主義的史觀，堅持唯物辯證法，才能正確地評估曆史，才能正確地評價傳統文化，也才能看清故宮的價值。這個認識正在轉化成巨大的物質力量。故宮博物院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較快，得到黨中央、國務院及社會各界的重視和支持，就與社會上對其認識的不斷提高密切相關。”
回顧曆史時，鄭欣淼作這樣的分析：“故宮建築宏偉壯麗，故宮所藏多是瑰寶，因此才成立故宮博物院。但故宮又是封建皇宮，在許多反對封建推翻帝製的革命者頭腦中，總有一個陰影揮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宮對不對？保護故宮與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
他講述了故宮的一段往事。1928年，國民政府委員經亨頤提出“廢除故宮博物院，分別拍賣或移置故宮一切物品”的議案，稱故宮博物院“研究宮內應如何設備，皇帝所用的事物”，“豈不是預備哪個將來要做皇帝，預先設立大典籌備處嗎？”“皇宮不過是天字第一號逆產就是了。逆產應當拍賣。”國民政府將經亨頤的提案函請中央政治會議複議，結果引發激烈爭論，終被否決。
“但是經氏的這一觀點卻並未銷聲匿跡。”鄭欣淼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種思想不絕如縷，常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其實質仍是如何對待我們的曆史和傳統。國家對故宮博物院很重視，但皇宮、皇帝與‘封建’的聯係仍像夢魘一樣使許多人困惑。”
“故宮要著手改建”
1958年9月，《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稿）》有這樣的表述：“故宮要著手改建。”
《規劃說明》具體提出：“把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刹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擴大綠地麵積，使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在節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設委員會提出，可以保護“天安門以及故宮裏的一些建築物”，“故宮要改建成一個群眾性的文體、休憩場所”。
此前，毛澤東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
毛澤東是兩次提到張奚若時說這番話的。1957年5月1日，毛澤東征求政治學家、教育部部長張奚若對工作的意見，張奚若即把平日感覺歸納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並當麵提了出來。
“‘好大喜功’，看什麽大，什麽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難道好小？”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說，“中國這樣大的革命，這樣大的合作社，這樣大的整風，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難道喜過？‘急功近利’，不要功，難道要過？不要對人民有利，難道要有害？‘輕視過去’，輕視小腳，輕視辮子，難道不好？”
毛澤東定下調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1958年4月14日，周恩來致信中共中央，傳達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提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今後幾年內應當徹底改變北京市的都市麵貌”。此後，北京市迅速製定了一個十年左右完成舊城改建的計劃，“故宮要著手改建”隨即提出。
陶宗震，當年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的建築師，至今還記得一位局領導的發言：“他說，為什麽不能超過古代？天安門可以拆了建國務院大樓，給封建落後的東西以有力一擊！”
改建方案開始製定，被令操刀的建築師回憶說：“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宮這麽一說，這東西不落實，是劉少奇提出的。都這麽一說，不落實。要把整個故宮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嗎？當時叫我做過方案，我也就瞎畫了一下，誰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
“當時彭真說，故宮是給皇帝老子蓋的，能否改為中央政府辦公樓？你們有沒有想過？技術人員隨便畫了幾筆，沒正經當回事。‘文革’期間，把這事翻出來了，有人說你們要給劉少奇蓋宮殿。其實，彭真說的話，實際是主席說的話。”當年的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副局長周永源生前作了這樣的說明。
毛澤東三登宮牆不入宮
讓毛澤東動怒的張奚若，曾於1948年12月18日北平圍城之時，帶解放軍幹部請建築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繪製北平文物地圖，以期被迫攻城時保護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澤東親筆起草中共中央軍委給平津戰役總前委的電報，要求充分注意保護北平工業區及文化古跡：“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跡區，對一切原來管理人員亦是原封不動，我軍隻派兵保護，派人聯係。尤其注意與清華、燕京等大學教職員學生聯係，和他們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戰時減少損失。”
1949年1月16日，毛澤東再次起草中共中央軍委關於保護北平文化古跡的電報，其中提到了故宮：“此次攻城，必須做出精密計劃，力求避免破壞故宮、大學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跡”，“你們對於城區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調查，要使每一部隊的首長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擊，哪些地方不能攻擊，繪圖立說，人手一份，當作一項紀律去執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平，將北平改名為北京。首都規劃隨即展開。
參與規劃工作的梁思成，與應邀到北京指導工作的蘇聯專家發生分歧。梁思成與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共同提出中央行政區應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區建設，以求得新舊兩全、平衡發展；蘇聯專家則提出中央行政區應放在古城中心區建設，並著手對古城的改建。毛澤東支持了後者。
北京的城牆、城樓、牌樓等古建築開始被陸續拆除。1952年8月，天安門東西兩側的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被拆除，梁思成、張奚若曾表示堅決反對。1956年5月，北京市規劃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豬市大街至北長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習禮亭及牌樓、故宮北上門和東西連房，又引發學術界激烈批評。對古城愈演愈烈的拆除，終導致張奚若1957年向毛澤東坦陳己見。
毛澤東與故宮有過一段淵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就讀時的老師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19年12月毛澤東率代表團赴京請願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即住在故宮腳下的福佑寺。
1954年4月，毛澤東曾在四日內三登故宮城牆。
1954年4月18日下午，毛澤東乘車至故宮神武門內，由東登道上神武門城樓，沿城牆向東行至東北角樓轉向南，經東華門、東南角樓，到達午門，由午門城樓下城牆，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毛澤東乘車至故宮午門內，登午門城樓，參觀設在那裏的曆史博物館出土文物展覽，下城樓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毛澤東乘車至故宮神武門內，由西登道上神武門城樓，沿城牆西行，經西北角樓、西華門、西南角樓，到達午門下樓離去。
三次路線相加，毛澤東正好在故宮城牆上繞行一周。這是毛澤東到故宮僅有的三次記載，而這三次他隻登城牆不入宮內。
在城牆上漫步徐行，毛澤東有何感想？他是否想到了故宮改建計劃？他為什麽不到故宮裏邊走走？其中內情無人知曉。
“清除糟粕建築物計劃”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開會議討論工程項目，梁思成在筆記本上記錄了一位發言者的意見：“不同意天安門內做中央政府。”
1953年7月，北京市市政建設部門及各區委對城市規劃發表意見，絕大部分人主張拆掉城牆，認為要保護古物，有紫禁城就夠了，並提出“中央主要機關分布在內環，將黨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擴展至天安門南，把故宮丟在後麵，並在其四周建築高樓，形成壓打之勢”。
1955年梁思成的建築思想遭到批判。當時在中宣部任職的何祚庥在《學習》雜誌發表批判文章稱：“舊北京城的都市建設亦何至於連一點缺點也沒有呢？譬如說，北京市的城牆就相當地阻礙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牆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大躍進”時期出現的“三年困難”，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宮及十年左右完成舊城改建的計劃，被迫擱淺。但在此期間，故宮博物院提出了一個“清除糟粕建築物計劃”。
《紫禁城》雜誌2005年10月刊出一篇短文披露：“1958年，正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在全國形成全民運動的高潮時期。在當時的形勢下，故宮博物院在有步驟地實施古建築修繕整理的同時，也著手計劃改建工程，預備對院內一些不能體現‘人民性’的‘糟粕’建築進行清理拆除。”
1958年12月15日，故宮博物院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清除糟粕建築物計劃和1959年第一批應拆除建築物的報告》，其中說明對院內各處殘破坍塌及妨礙交通的道路、妨礙下水道之小房及門座等建築，需即行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報告，提出要求：“（1）能暫時利用者，可不拆除；（2）對過去宮廷仆役（太監、宮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等，選擇幾處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並標出文字說明，以便和帝王奢侈生活進行對比，向觀眾進行階級教育；（3）拆除室內的牆時，應注意建築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時應注意保護，拆除後應妥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築物應照相留影。”
計劃執行的情況是，“絳雪軒罩棚、養性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門、惠風亭等一批‘糟粕’建築，於一年之內被拆除”。
改建計劃被再度提起
1964年，國民經濟調整的任務基本完成，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可望到來。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提出《關於北京城市建設工作的報告》：“考慮到國際形勢和國內條件，首都麵貌應當逐步改變，如果中央同意，即可讓北京市迅速作出東西長安街的改建規劃。”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
為此，北京市政府發動6家設計單位分別編製規劃方案，並於1964年4月10日至18日，邀請各地建築專家審核、評議規劃方案。
故宮改建計劃被再度提起並作研究。據知情者介紹，在故宮內開辟東西向道路，僅為眾方案之一。
北京市副市長吳晗1963年3月25日在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的“三家村劄記”中，發表《談北京城》一文，為故宮改建造勢：“今天的北京城並不是曆史上各個王朝北京城的原樣，不但位置不同，規模、設計、建置也不相同。同樣，作為政治中心的中心，統治者在那裏發號施令的宮殿，也是如此，不但遼、金時代的宮殿沒有了，就是元朝的也被拆除了。”
這位明史專家稱，“現在保留下來的清朝的宮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來建築，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的建築。當然，作為一個古代建築藝術品，應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不過，要是像某些人所說，因為是古代建築，就絕對不能改變，把事情絕對化了，那也是不符合曆史實際情況的。”
“北京城的曆史發展告訴我們，無論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變的。相反的結論是必須改變。我們必需有這樣的曆史認識，才不致於被前人的陰影所籠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邁進。”
“砸爛故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故宮改建計劃被列為中共北京市委要給劉少奇蓋宮殿的罪證。
梁思成日記載，1967年8月16日，北京市規劃局兩位工作人員“來問彭真想拆故宮改建為黨中央事，及關於改建廣場及長安街事。”
改建計劃胎死腹中，紫禁城並未獲得安寧。1966年5月23日，泥塑“收租院”展覽在神武門城樓開幕，後移至故宮奉先殿繼續展出，為此在1966年6月至7月，將奉先殿工字型大殿改為長方型。毛澤東像被掛於奉先殿內，殿前清代祭祖所用焚帛爐，被認為與展覽內容不符而拆除。
1966年8月3日，故宮城隍廟內泥塑神像11座、泥塑馬1對被毀；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覽外，故宮其餘各處停止開放，實行閉館。
故宮博物院大理石門匾，被紙蓋住，墨筆大書“血淚宮”三字；神武門外磚牆上，“火燒紫禁城！！！”“砸爛故宮！”的大字報貼出。
故宮“整改方案”隨即出台。順貞門、天一門、文華殿、乾隆花園內的門額被摘，中和殿寶座被拆。
“整改方案”的其他項目未及實施，即遭遇“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潮，5月間進駐故宮博物院，帶領全院職工批判“黑線”、貫徹“紅線”的軍宣隊，轉眼間成了被批判揪鬥的對象，10月不得不撤離故宮，“整改方案”壽終正寢。
1967年5月26日，周恩來總理派北京衛戍區一營進駐故宮博物院，實行軍事保護，使故宮宮殿及文物免遭直接破壞。
陸定一衝冠一怒保故宮
“陸定一保故宮，立了一大功！”提及當年的故宮改建計劃，中國文物保護學會顧問謝辰生對《瞭望新聞周刊》說。
這位年愈八旬的學者上世紀60年代初在文化部文物局文物處任職，時任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有一次接到中宣部會議通知，議題是討論故宮改建方案。
“王冶秋一聽就火了，拒絕出席。”謝辰生回憶道，“後來，他見到我，直後悔，說那個會真應該參加！我問他是怎麽回事，他說，原以為中宣部開的那個會是已定下調子的，沒想到卻開成了一個保護故宮的會，陸定一把那個方案給否了！”
陸定一時任中宣部部長，他否掉的正是那個要在故宮裏開馬路的方案。“這條路計劃從西華門橫穿至東華門，將文華、武英二殿辟作娛樂場所。”謝辰生說，“方案是北京市提出的，兩大改建理由是，故宮‘地廣人稀，封建落後’。”
在這次中宣部處級以上幹部會議上，陸定一大發雷霆。
“陸定一衝冠一怒保故宮”不脛而走。
故宮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際，陸定一之子陸德投書《北京日報》敘述自己給父親上墳的故事，“關於保護故宮這件事，父親在世時我未聽他談過。但他在世時，在一次我與他談論北京現代化建設和拆除大量民俗古建築的矛盾時，父親講：五十、六十年代，北京為搞建設，需拆除部分古建築。一些專家和學者不讚同，有人為此還痛哭過。我們把這一情況向（毛）主席匯報，主席講：‘這些遺老遺少們啊，當亡國奴他們沒有哭，拆幾座牌樓古坊，就要哭鼻子？！’以後也就沒有人敢輕易去反映這種事了。
...............
今天，我們在開國大典的紀錄片裏，還能看到在天安門東西兩側的這兩幢明代建築的身姿。它們與天安門城樓、中華門共同圍合成了一個“T”字型宮廷廣場。但是，這兩個門，被認為妨礙了交通和遊行活動而需被拆除。
主張拆除者認為，“每年有幾十萬人民群眾雄壯的隊伍在這裏接受毛主席的檢閱。但在東西三座門沒有拆除之前，它們在交通上妨礙了這樣重要的活動。”“節日遊行閱兵時，軍旗過三座門不得不低頭，解放軍同誌特別生氣。遊行群眾眼巴巴盼著到天安門前看看毛主席，但遊行隊伍有時直到下午還過不了三座門，看不著毛主席。”
梁思成與林徽因想方設法阻止拆除行動。今天，文化界仍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林徽因說，如果要拆三座門，她就到那裏上吊！
林洙回憶道：
拆東、西三座門梁思成反對，因為他認為天安門形成這麽一個廣場，東、西三座門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東、西三座門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要拆的，當時提出的原因是妨礙交通，尤其是妨礙遊行隊伍。他們特別希望遊行隊伍邁著整齊的步伐筆直地走過東、西長安街。有三座門在這裏，遊行隊伍就要繞過三座門，或從門洞裏通過，隊伍肯定是要亂的。
他們就開人民代表大會，找了很多三輪車夫來控訴三座門的血債，說他們多少多少人在這裏出了交通事故，一定要把三座門拆掉。這時，施工隊伍已經擺好了，準備就緒了，你這邊一舉手他那邊就動工了。
討論拆除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的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召開的。原《北京日報》記者楊正彥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回憶道：
林徽因代表梁思成發言。當時會場設在中山公園內的中山堂，這裏沒有固定座位，隻能運去大批的軟椅，為了代表便於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幹條通道。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辯的口才先問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為何要這樣擺？還不是為了交通方便！如果說北京從明代遺留下的城牆妨礙交通，多開幾個城門不就解決了？她這番話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動作用，因為當時矗立在天安門前東西兩座“三座門”對來往車輛和行人實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處發生幾百起車與車相撞或者車與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決心先將這兩座“三座門”遷移，施工力量都已準備好，單等代表會議一舉手通過，就立即動手。彭真同誌考慮到那天會場的情緒，怕一時很難通過，便立即召開代表中的黨員會，要求大家一定服從市委的決定，舉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門前的兩座“三座門”，由於代表中黨員居多數，這項決定便這樣被通過了。一夜之間這兩座三座門就不見了。
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經大會表決被判“極刑”，一夜之間被夷為平地。而梁思成卻在這次會議上，當選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
這場“遭遇戰”，持續了近三年之久。
開國大典之後，毛澤東主席提出改建天安門城樓，在城樓前建檢閱台，以接近群眾。 與此同時，拆除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的計劃被提出，梁思成被令對此進行研究。
梁思成之子梁從誡回憶道：
天安門曾經要改造過，後來擱置起來了，而且方案是強迫梁思成做的。毛主席嫌在天安門頂兒上離群眾太遠，又比了一下說列寧墓離遊行群眾是多高，天安門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所以要在天安門下麵，就是現在跨在金水橋上搞一個矮台子，二層台，這個圖、草圖我都看過。要搞一個二層台，天安門的門洞就變得非常之長，它的前麵就等於伸出一個台階式的東西，台階和門洞是連著的，上麵也是漢白玉欄杆，讓毛主席在上麵揮手。這個東西出來就頂到金水河了，把金水橋都占了。當時梁思成還煞費苦心，沒辦法，這是中央定下來的。梁思成就想方設法讓它從正麵看還不是感覺太離譜，想方設法讓加上去的台子變成原天安門城樓的一部分，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
雖然做出了這個方案，但是梁思成還是想方設法不讓它實施。
1952年5月22日，他致信彭真，認為所能做出的方案，“都是既不能好好解決問題又損害了天安門的辦法，因此實在未敢草率從事。”眼看在各方麵的巨大壓力之下，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已難免一拆，梁思成建議“請延至決定采用哪一種方案後再動手”。
他爭取到了短短幾個月的“研究”時間，並立即在5月31日召開的天安門改建工作會議上提出 ：“三座門遷至何處？”
他希望把這兩處建築遷移重建、異地保護，可這隻是一廂情願。
.............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毛澤東對反冒進作了公開批評，認為這是“右傾”，是“促退”。
11月，毛澤東率中共代表團赴蘇聯出席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會上蘇聯提出15年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相應地提出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
帶著這個“軍令狀”，毛澤東回到北京。在1958年1月、3月召開的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上，毛澤東不斷對反冒進提出尖銳批評，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說、敢幹，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教授、不迷信菩薩、不迷信外國人；8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一致通過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發動了“大躍進”運動。這年夏季，中央領導人在北戴河避暑，毛澤東出了一個題目：糧食多了怎麽辦？農業部長廖魯言則向中國科學院的負責人提出，現在是農民能辦到的事情，科學家辦不到，科學現在已經顯得無能為力。
這期間，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對北京的城市麵貌表示不滿。本書在前麵相關各章已有介紹，但筆者還是願意在此集中一下——
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同月，在第14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說：“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 同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又說：“拆除城牆，北京應當向天津和上海看齊。”
1958年4月14日，周恩來致信中共中央，傳達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提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今後幾年內應當徹底改變北京市的都市麵貌”。“今後每年由國家經濟委員會增加一定數量的市政基本建設投資，首先把東、西長安街建設起來。今年先撥款在西長安街建築一二幢機關辦公用的樓房，即請北京市進行安排和列入規劃。建成以後，由北京市統一分配使用。”“今後中央各機關所有在北京市、郊區內的辦公用房和幹部宿舍，除中南海地區範圍以外，一律交由北京市統一管理、調劑和分配。”“在進行建設的時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過於分散。同時，要注意和長遠建設規劃相結合。應當建築什麽，哪些應當先建築，哪些應當後建築，建成以後又如何使用，都要有明確的目的性。”“東單通往建國門的馬路，要在今年拆通，請北京市列入今年的計劃和著手進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市對1957年春提出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作了重大修改，提出了一個10年左右完成北京舊城改建的計劃。
........
‘一群活潑的青年，
在拆運城牆上的磚；
陣陣的歌聲笑語，
驚醒了古老的城垣。
古老的城垣，
一直沉睡了多少年！
荊棘遍體，
灰塵滿麵。
它充當過封建帝王的衛士，
忍受過帝國主義的炮彈；
在悠長的歲月裏，
誰知道它滿腔的辛酸？
今天，它翻身了，
奔向祖國建設的前線；
“我能為社會主義服務？
沒想到有這麽一天！
可不是，
哪見過這麽光明偉大的世麵？”
故宮博物院院慶80周年之際，40年前幾乎改變故宮命運的一件大事被人提起。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在《光明日報》撰文披露：“20世紀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宮‘地廣人稀，封建落後’，要對它進行改造；‘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宮還出現了一個荒誕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博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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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初的改造方案，是“在故宮內部建設一條東西向的馬路，並將文華殿、武英殿改造成娛樂場所”；
“文革”時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豎立兩座大標語牌，一東一西，高度超過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壓倒‘王氣’；太和殿寶座要搬倒，加封條；在寶座台上塑持槍農民的像，槍口對準被推翻的皇帝。把過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臨時休憩之處的中和殿，改建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識的宮殿、門額，全部拆掉，等等。這些方案中有的項目竟實現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來了，其他的因無暇顧及才得以幸免。”
鄭欣淼在文章中稱，“隻有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曆史虛無主義的史觀，堅持唯物辯證法，才能正確地評估曆史，才能正確地評價傳統文化，也才能看清故宮的價值。這個認識正在轉化成巨大的物質力量。故宮博物院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較快，得到黨中央、國務院及社會各界的重視和支持，就與社會上對其認識的不斷提高密切相關。”
回顧曆史時，鄭欣淼作這樣的分析：“故宮建築宏偉壯麗，故宮所藏多是瑰寶，因此才成立故宮博物院。但故宮又是封建皇宮，在許多反對封建推翻帝製的革命者頭腦中，總有一個陰影揮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宮對不對？保護故宮與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
他講述了故宮的一段往事。1928年，國民政府委員經亨頤提出“廢除故宮博物院，分別拍賣或移置故宮一切物品”的議案，稱故宮博物院“研究宮內應如何設備，皇帝所用的事物”，“豈不是預備哪個將來要做皇帝，預先設立大典籌備處嗎？”“皇宮不過是天字第一號逆產就是了。逆產應當拍賣。”國民政府將經亨頤的提案函請中央政治會議複議，結果引發激烈爭論，終被否決。
“但是經氏的這一觀點卻並未銷聲匿跡。”鄭欣淼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種思想不絕如縷，常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其實質仍是如何對待我們的曆史和傳統。國家對故宮博物院很重視，但皇宮、皇帝與‘封建’的聯係仍像夢魘一樣使許多人困惑。”
“故宮要著手改建”
1958年9月，《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稿）》有這樣的表述：“故宮要著手改建。”
《規劃說明》具體提出：“把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刹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擴大綠地麵積，使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在節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設委員會提出，可以保護“天安門以及故宮裏的一些建築物”，“故宮要改建成一個群眾性的文體、休憩場所”。
此前，毛澤東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
毛澤東是兩次提到張奚若時說這番話的。1957年5月1日，毛澤東征求政治學家、教育部部長張奚若對工作的意見，張奚若即把平日感覺歸納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並當麵提了出來。
“‘好大喜功’，看什麽大，什麽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難道好小？”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說，“中國這樣大的革命，這樣大的合作社，這樣大的整風，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難道喜過？‘急功近利’，不要功，難道要過？不要對人民有利，難道要有害？‘輕視過去’，輕視小腳，輕視辮子，難道不好？”
毛澤東定下調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1958年4月14日，周恩來致信中共中央，傳達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提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今後幾年內應當徹底改變北京市的都市麵貌”。此後，北京市迅速製定了一個十年左右完成舊城改建的計劃，“故宮要著手改建”隨即提出。
陶宗震，當年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的建築師，至今還記得一位局領導的發言：“他說，為什麽不能超過古代？天安門可以拆了建國務院大樓，給封建落後的東西以有力一擊！”
改建方案開始製定，被令操刀的建築師回憶說：“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宮這麽一說，這東西不落實，是劉少奇提出的。都這麽一說，不落實。要把整個故宮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嗎？當時叫我做過方案，我也就瞎畫了一下，誰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
“當時彭真說，故宮是給皇帝老子蓋的，能否改為中央政府辦公樓？你們有沒有想過？技術人員隨便畫了幾筆，沒正經當回事。‘文革’期間，把這事翻出來了，有人說你們要給劉少奇蓋宮殿。其實，彭真說的話，實際是主席說的話。”當年的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副局長周永源生前作了這樣的說明。
毛澤東三登宮牆不入宮
讓毛澤東動怒的張奚若，曾於1948年12月18日北平圍城之時，帶解放軍幹部請建築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繪製北平文物地圖，以期被迫攻城時保護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澤東親筆起草中共中央軍委給平津戰役總前委的電報，要求充分注意保護北平工業區及文化古跡：“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跡區，對一切原來管理人員亦是原封不動，我軍隻派兵保護，派人聯係。尤其注意與清華、燕京等大學教職員學生聯係，和他們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戰時減少損失。”
1949年1月16日，毛澤東再次起草中共中央軍委關於保護北平文化古跡的電報，其中提到了故宮：“此次攻城，必須做出精密計劃，力求避免破壞故宮、大學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跡”，“你們對於城區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調查，要使每一部隊的首長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擊，哪些地方不能攻擊，繪圖立說，人手一份，當作一項紀律去執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平，將北平改名為北京。首都規劃隨即展開。
參與規劃工作的梁思成，與應邀到北京指導工作的蘇聯專家發生分歧。梁思成與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共同提出中央行政區應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區建設，以求得新舊兩全、平衡發展；蘇聯專家則提出中央行政區應放在古城中心區建設，並著手對古城的改建。毛澤東支持了後者。
北京的城牆、城樓、牌樓等古建築開始被陸續拆除。1952年8月，天安門東西兩側的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被拆除，梁思成、張奚若曾表示堅決反對。1956年5月，北京市規劃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豬市大街至北長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習禮亭及牌樓、故宮北上門和東西連房，又引發學術界激烈批評。對古城愈演愈烈的拆除，終導致張奚若1957年向毛澤東坦陳己見。
毛澤東與故宮有過一段淵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就讀時的老師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19年12月毛澤東率代表團赴京請願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即住在故宮腳下的福佑寺。
1954年4月，毛澤東曾在四日內三登故宮城牆。
1954年4月18日下午，毛澤東乘車至故宮神武門內，由東登道上神武門城樓，沿城牆向東行至東北角樓轉向南，經東華門、東南角樓，到達午門，由午門城樓下城牆，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毛澤東乘車至故宮午門內，登午門城樓，參觀設在那裏的曆史博物館出土文物展覽，下城樓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毛澤東乘車至故宮神武門內，由西登道上神武門城樓，沿城牆西行，經西北角樓、西華門、西南角樓，到達午門下樓離去。
三次路線相加，毛澤東正好在故宮城牆上繞行一周。這是毛澤東到故宮僅有的三次記載，而這三次他隻登城牆不入宮內。
在城牆上漫步徐行，毛澤東有何感想？他是否想到了故宮改建計劃？他為什麽不到故宮裏邊走走？其中內情無人知曉。
“清除糟粕建築物計劃”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開會議討論工程項目，梁思成在筆記本上記錄了一位發言者的意見：“不同意天安門內做中央政府。”
1953年7月，北京市市政建設部門及各區委對城市規劃發表意見，絕大部分人主張拆掉城牆，認為要保護古物，有紫禁城就夠了，並提出“中央主要機關分布在內環，將黨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擴展至天安門南，把故宮丟在後麵，並在其四周建築高樓，形成壓打之勢”。
1955年梁思成的建築思想遭到批判。當時在中宣部任職的何祚庥在《學習》雜誌發表批判文章稱：“舊北京城的都市建設亦何至於連一點缺點也沒有呢？譬如說，北京市的城牆就相當地阻礙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牆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大躍進”時期出現的“三年困難”，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宮及十年左右完成舊城改建的計劃，被迫擱淺。但在此期間，故宮博物院提出了一個“清除糟粕建築物計劃”。
《紫禁城》雜誌2005年10月刊出一篇短文披露：“1958年，正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在全國形成全民運動的高潮時期。在當時的形勢下，故宮博物院在有步驟地實施古建築修繕整理的同時，也著手計劃改建工程，預備對院內一些不能體現‘人民性’的‘糟粕’建築進行清理拆除。”
1958年12月15日，故宮博物院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清除糟粕建築物計劃和1959年第一批應拆除建築物的報告》，其中說明對院內各處殘破坍塌及妨礙交通的道路、妨礙下水道之小房及門座等建築，需即行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報告，提出要求：“（1）能暫時利用者，可不拆除；（2）對過去宮廷仆役（太監、宮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等，選擇幾處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並標出文字說明，以便和帝王奢侈生活進行對比，向觀眾進行階級教育；（3）拆除室內的牆時，應注意建築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時應注意保護，拆除後應妥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築物應照相留影。”
計劃執行的情況是，“絳雪軒罩棚、養性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門、惠風亭等一批‘糟粕’建築，於一年之內被拆除”。
改建計劃被再度提起
1964年，國民經濟調整的任務基本完成，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可望到來。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提出《關於北京城市建設工作的報告》：“考慮到國際形勢和國內條件，首都麵貌應當逐步改變，如果中央同意，即可讓北京市迅速作出東西長安街的改建規劃。”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
為此，北京市政府發動6家設計單位分別編製規劃方案，並於1964年4月10日至18日，邀請各地建築專家審核、評議規劃方案。
故宮改建計劃被再度提起並作研究。據知情者介紹，在故宮內開辟東西向道路，僅為眾方案之一。
北京市副市長吳晗1963年3月25日在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的“三家村劄記”中，發表《談北京城》一文，為故宮改建造勢：“今天的北京城並不是曆史上各個王朝北京城的原樣，不但位置不同，規模、設計、建置也不相同。同樣，作為政治中心的中心，統治者在那裏發號施令的宮殿，也是如此，不但遼、金時代的宮殿沒有了，就是元朝的也被拆除了。”
這位明史專家稱，“現在保留下來的清朝的宮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來建築，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的建築。當然，作為一個古代建築藝術品，應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不過，要是像某些人所說，因為是古代建築，就絕對不能改變，把事情絕對化了，那也是不符合曆史實際情況的。”
“北京城的曆史發展告訴我們，無論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變的。相反的結論是必須改變。我們必需有這樣的曆史認識，才不致於被前人的陰影所籠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邁進。”
“砸爛故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故宮改建計劃被列為中共北京市委要給劉少奇蓋宮殿的罪證。
梁思成日記載，1967年8月16日，北京市規劃局兩位工作人員“來問彭真想拆故宮改建為黨中央事，及關於改建廣場及長安街事。”
改建計劃胎死腹中，紫禁城並未獲得安寧。1966年5月23日，泥塑“收租院”展覽在神武門城樓開幕，後移至故宮奉先殿繼續展出，為此在1966年6月至7月，將奉先殿工字型大殿改為長方型。毛澤東像被掛於奉先殿內，殿前清代祭祖所用焚帛爐，被認為與展覽內容不符而拆除。
1966年8月3日，故宮城隍廟內泥塑神像11座、泥塑馬1對被毀；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覽外，故宮其餘各處停止開放，實行閉館。
故宮博物院大理石門匾，被紙蓋住，墨筆大書“血淚宮”三字；神武門外磚牆上，“火燒紫禁城！！！”“砸爛故宮！”的大字報貼出。
故宮“整改方案”隨即出台。順貞門、天一門、文華殿、乾隆花園內的門額被摘，中和殿寶座被拆。
“整改方案”的其他項目未及實施，即遭遇“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潮，5月間進駐故宮博物院，帶領全院職工批判“黑線”、貫徹“紅線”的軍宣隊，轉眼間成了被批判揪鬥的對象，10月不得不撤離故宮，“整改方案”壽終正寢。
1967年5月26日，周恩來總理派北京衛戍區一營進駐故宮博物院，實行軍事保護，使故宮宮殿及文物免遭直接破壞。
陸定一衝冠一怒保故宮
“陸定一保故宮，立了一大功！”提及當年的故宮改建計劃，中國文物保護學會顧問謝辰生對《瞭望新聞周刊》說。
這位年愈八旬的學者上世紀60年代初在文化部文物局文物處任職，時任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有一次接到中宣部會議通知，議題是討論故宮改建方案。
“王冶秋一聽就火了，拒絕出席。”謝辰生回憶道，“後來，他見到我，直後悔，說那個會真應該參加！我問他是怎麽回事，他說，原以為中宣部開的那個會是已定下調子的，沒想到卻開成了一個保護故宮的會，陸定一把那個方案給否了！”
陸定一時任中宣部部長，他否掉的正是那個要在故宮裏開馬路的方案。“這條路計劃從西華門橫穿至東華門，將文華、武英二殿辟作娛樂場所。”謝辰生說，“方案是北京市提出的，兩大改建理由是，故宮‘地廣人稀，封建落後’。”
在這次中宣部處級以上幹部會議上，陸定一大發雷霆。
“陸定一衝冠一怒保故宮”不脛而走。
故宮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際，陸定一之子陸德投書《北京日報》敘述自己給父親上墳的故事，“關於保護故宮這件事，父親在世時我未聽他談過。但他在世時，在一次我與他談論北京現代化建設和拆除大量民俗古建築的矛盾時，父親講：五十、六十年代，北京為搞建設，需拆除部分古建築。一些專家和學者不讚同，有人為此還痛哭過。我們把這一情況向（毛）主席匯報，主席講：‘這些遺老遺少們啊，當亡國奴他們沒有哭，拆幾座牌樓古坊，就要哭鼻子？！’以後也就沒有人敢輕易去反映這種事了。
...............
今天，我們在開國大典的紀錄片裏，還能看到在天安門東西兩側的這兩幢明代建築的身姿。它們與天安門城樓、中華門共同圍合成了一個“T”字型宮廷廣場。但是，這兩個門，被認為妨礙了交通和遊行活動而需被拆除。
主張拆除者認為，“每年有幾十萬人民群眾雄壯的隊伍在這裏接受毛主席的檢閱。但在東西三座門沒有拆除之前，它們在交通上妨礙了這樣重要的活動。”“節日遊行閱兵時，軍旗過三座門不得不低頭，解放軍同誌特別生氣。遊行群眾眼巴巴盼著到天安門前看看毛主席，但遊行隊伍有時直到下午還過不了三座門，看不著毛主席。”
梁思成與林徽因想方設法阻止拆除行動。今天，文化界仍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林徽因說，如果要拆三座門，她就到那裏上吊！
林洙回憶道：
拆東、西三座門梁思成反對，因為他認為天安門形成這麽一個廣場，東、西三座門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東、西三座門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要拆的，當時提出的原因是妨礙交通，尤其是妨礙遊行隊伍。他們特別希望遊行隊伍邁著整齊的步伐筆直地走過東、西長安街。有三座門在這裏，遊行隊伍就要繞過三座門，或從門洞裏通過，隊伍肯定是要亂的。
他們就開人民代表大會，找了很多三輪車夫來控訴三座門的血債，說他們多少多少人在這裏出了交通事故，一定要把三座門拆掉。這時，施工隊伍已經擺好了，準備就緒了，你這邊一舉手他那邊就動工了。
討論拆除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的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召開的。原《北京日報》記者楊正彥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回憶道：
林徽因代表梁思成發言。當時會場設在中山公園內的中山堂，這裏沒有固定座位，隻能運去大批的軟椅，為了代表便於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幹條通道。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辯的口才先問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為何要這樣擺？還不是為了交通方便！如果說北京從明代遺留下的城牆妨礙交通，多開幾個城門不就解決了？她這番話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動作用，因為當時矗立在天安門前東西兩座“三座門”對來往車輛和行人實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處發生幾百起車與車相撞或者車與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決心先將這兩座“三座門”遷移，施工力量都已準備好，單等代表會議一舉手通過，就立即動手。彭真同誌考慮到那天會場的情緒，怕一時很難通過，便立即召開代表中的黨員會，要求大家一定服從市委的決定，舉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門前的兩座“三座門”，由於代表中黨員居多數，這項決定便這樣被通過了。一夜之間這兩座三座門就不見了。
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經大會表決被判“極刑”，一夜之間被夷為平地。而梁思成卻在這次會議上，當選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
這場“遭遇戰”，持續了近三年之久。
開國大典之後，毛澤東主席提出改建天安門城樓，在城樓前建檢閱台，以接近群眾。 與此同時，拆除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的計劃被提出，梁思成被令對此進行研究。
梁思成之子梁從誡回憶道：
天安門曾經要改造過，後來擱置起來了，而且方案是強迫梁思成做的。毛主席嫌在天安門頂兒上離群眾太遠，又比了一下說列寧墓離遊行群眾是多高，天安門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所以要在天安門下麵，就是現在跨在金水橋上搞一個矮台子，二層台，這個圖、草圖我都看過。要搞一個二層台，天安門的門洞就變得非常之長，它的前麵就等於伸出一個台階式的東西，台階和門洞是連著的，上麵也是漢白玉欄杆，讓毛主席在上麵揮手。這個東西出來就頂到金水河了，把金水橋都占了。當時梁思成還煞費苦心，沒辦法，這是中央定下來的。梁思成就想方設法讓它從正麵看還不是感覺太離譜，想方設法讓加上去的台子變成原天安門城樓的一部分，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
雖然做出了這個方案，但是梁思成還是想方設法不讓它實施。
1952年5月22日，他致信彭真，認為所能做出的方案，“都是既不能好好解決問題又損害了天安門的辦法，因此實在未敢草率從事。”眼看在各方麵的巨大壓力之下，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已難免一拆，梁思成建議“請延至決定采用哪一種方案後再動手”。
他爭取到了短短幾個月的“研究”時間，並立即在5月31日召開的天安門改建工作會議上提出 ：“三座門遷至何處？”
他希望把這兩處建築遷移重建、異地保護，可這隻是一廂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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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毛澤東對反冒進作了公開批評，認為這是“右傾”，是“促退”。
11月，毛澤東率中共代表團赴蘇聯出席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會上蘇聯提出15年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相應地提出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
帶著這個“軍令狀”，毛澤東回到北京。在1958年1月、3月召開的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上，毛澤東不斷對反冒進提出尖銳批評，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說、敢幹，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教授、不迷信菩薩、不迷信外國人；8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一致通過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發動了“大躍進”運動。這年夏季，中央領導人在北戴河避暑，毛澤東出了一個題目：糧食多了怎麽辦？農業部長廖魯言則向中國科學院的負責人提出，現在是農民能辦到的事情，科學家辦不到，科學現在已經顯得無能為力。
這期間，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對北京的城市麵貌表示不滿。本書在前麵相關各章已有介紹，但筆者還是願意在此集中一下——
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同月，在第14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說：“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 同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又說：“拆除城牆，北京應當向天津和上海看齊。”
1958年4月14日，周恩來致信中共中央，傳達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提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今後幾年內應當徹底改變北京市的都市麵貌”。“今後每年由國家經濟委員會增加一定數量的市政基本建設投資，首先把東、西長安街建設起來。今年先撥款在西長安街建築一二幢機關辦公用的樓房，即請北京市進行安排和列入規劃。建成以後，由北京市統一分配使用。”“今後中央各機關所有在北京市、郊區內的辦公用房和幹部宿舍，除中南海地區範圍以外，一律交由北京市統一管理、調劑和分配。”“在進行建設的時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過於分散。同時，要注意和長遠建設規劃相結合。應當建築什麽，哪些應當先建築，哪些應當後建築，建成以後又如何使用，都要有明確的目的性。”“東單通往建國門的馬路，要在今年拆通，請北京市列入今年的計劃和著手進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市對1957年春提出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作了重大修改，提出了一個10年左右完成北京舊城改建的計劃。
........
‘一群活潑的青年，
在拆運城牆上的磚；
陣陣的歌聲笑語，
驚醒了古老的城垣。
古老的城垣，
一直沉睡了多少年！
荊棘遍體，
灰塵滿麵。
它充當過封建帝王的衛士，
忍受過帝國主義的炮彈；
在悠長的歲月裏，
誰知道它滿腔的辛酸？
今天，它翻身了，
奔向祖國建設的前線；
“我能為社會主義服務？
沒想到有這麽一天！
可不是，
哪見過這麽光明偉大的世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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