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陳伯達與斯大林用俄語交談遭到毛澤東訓斥(圖)
本書是由毛澤東衛士李家驥與作家楊慶旺合作的紀實文學作品。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詳細介紹了李家驥在毛澤東身邊13年的經曆。下冊描述毛澤東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董必武之間的友誼；毛澤東和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以及羅瑞卿等一起工作的情況；毛澤東的“兒女私情”；毛澤東一些與眾不同的習慣特性，等等。內容真實，文筆生動，並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本報特摘選其中一章，以饗讀者。
陳伯達
陳伯達來研究材料，主席吩咐加一雙筷子
陳伯達是1938年從北平到延安的。這位1927年入黨，在蘇聯鍍過金，在中共北方局曾任宣傳部長，還在大學教過書的人，最初並沒被重用。不久，在一次討論會上他的發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並把他調到身邊工作，而陳伯達又以自己的才華和工作成績贏得毛主席和中央的信任，從而一步一步邁入中共領導的高層。
主席在雙清別墅時，一天我陪主席在院子裏散步。陳伯達來了，走了幾步，說：“主席，最近華北的《人民日報》發了一個文件，你看過嗎？”
“什麽文件？”主席感興趣地問。“不應忘記的曆史。”陳伯達馬上回答。“我沒注意。”主席說，“能不能找來我看看。”
“可以。”說著他到主席辦公室把那份報紙拿過來遞給主席。
陳伯達見主席看看報紙又看看他，於是便小聲地談自己的一些看法。主席說：“你回去再寫一篇文章。”
大概在解放軍渡江作戰前的一天晚上，主席正準備吃飯，陳伯達來電話要來主席處研究材料。主席馬上答複：“讓他來。”並對我說，“再加一雙筷子，讓伯達在這兒一起吃飯。”
不一會，陳伯達來到主席處。主席讓他坐在對麵，並示意一邊吃飯一邊研究材料。主席把事先準備好的三四頁稿紙遞給陳伯達，並交待說：“材料形成一個初稿，你看看是否需要補充。”
他們吃飯時間和交談的時間不太長，大約半小時。研究的材料是毛主席親自起草的進軍令，陳伯達看完草稿後表示：“我沒有文字補充。”主席笑笑對陳伯達說：“你沒補充，我再征求老總、恩來的意見，他們沒有意見就定稿了。”
從這件事，我感到主席對陳伯達是很信任的，這麽重要的文獻都征求他的意見。陳伯達有才，主席很相信他，他確實參與了很多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
在莫斯科，毛主席兩批陳伯達
那時主席對陳伯達要求也是嚴格的，一旦出了問題主席的批評毫不客氣。主席訪蘇時，一天，斯大林會見主席，陳伯達、汪東興等陪同。當時陳伯達以學者教授身份出現。在會見中斯大林忽然對陳伯達說：“陳教授我曾讀過你的《人民公敵蔣介石》。”懂俄語的陳伯達還沒等翻譯譯出漢語，就露出笑容，非常高興地與斯大林對起話來。
斯大林拿起酒杯，來到陳伯達麵前說：“為中國的曆史學家、哲學家陳伯達同誌幹杯！”
陳伯達也站起來：“為全世界最傑出的曆史學家、哲學家斯大林同誌幹杯！”
活動的中心由斯大林———毛澤東，轉為斯大林———陳伯達。陳伯達大為風光，毛主席靠了邊！當天晚上，主席一進門就不高興地對我說：“讓陳伯達到我辦公室。”
在我給主席沏茶時聽到主席訓斥陳伯達：“你是個共產黨員，是代表團成員之一，是代表黨和國家來的，你應當知道自己的身份，這是政治、外交場合！”
大約20分鍾，陳伯達哭著出來，他低著頭上樓回自己的房間去了。
兩小時後，主席把我叫去，讓我看看陳伯達在幹什麽。我悄俏通過門縫往陳伯達房間看，見他一邊吃餅幹一邊哭。我回到主席房間，對他匯報說：“伯達同誌正在哭。”
“也好，讓他找找教訓，長長見識。”我沒敢說陳伯達還在吃餅幹，怕主席不高興。
大概陳伯達受到主席嚴厲批評，感到太沒麵子，第二天他悄悄地搬到大使館去了。
第二天，主席找陳伯達研究工作，發現他“失蹤了”。我馬上向葉子龍報告。葉子龍拉著我，各房間找，又問了門衛和有關人員，才知道他去了使館，通過電話核實確有其事。我們向主席報告了情況，主席指示：“讓伯達回來。”
陳伯達隻好乖乖地回到代表團的駐地。回來後，他說想和在蘇聯的孩子住幾天，又免不了毛主席的一頓批評：“這次出國不是個人行為，你太無組織無紀律了！今後必須加強紀律性，凡有事離開駐地必須向我請假。”主席不僅兩次當麵批評陳伯達，還指示：“代表團同誌之間就陳伯達的問題交流意見。”實際就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大家共同吸取教訓。
“伯達同誌是大忙人”
主席剛到北平時住香山，幾個月後搬到中南海的菊香書屋。最初陳伯達住頤和園。因為主席經常找他，陳伯達也搬到中南海。開始他住在勤政殿一間小屋裏，後來又搬到了迎春堂。迎春堂由三個四合院組成，他住一個院，另外兩個院子住的是熊複和周揚。
一天主席帶我和警衛戰士王振海到南海散步，中途忽然對我說，我們順便看看陳伯達。
我和主席說說笑笑，一會就走到陳伯達家門口。主席親自敲門，大聲喊道：“陳伯達在這兒住嗎？”沒有動靜，王振海又敲了一陣門：“伯達同誌開門啊！”
不一會，陳伯達披著上衣，穿著拖鞋，歪戴著眼鏡出來開門。當他看到是主席來了，很是吃驚，連忙說：“主席有事通知我到你那裏就行，怎麽還勞駕主席到我這兒。”
“我們出來散步，順便到你這裏看看，搬家以後還沒來過，住的房子還行嗎？”主席說著就往屋子裏進。
“還好，還好。”陳伯達有些不知所措。我們走進陳伯達辦公室：隻見東西不多但很亂，桌子、椅子，甚至地上都是書、報和文件。
“這就是你的辦公室嗎？”主席上下左右環視一周後問道。
“是的，是的，房子挺好，是我沒住好。”陳伯達不好意思地說。
主席安慰說：“我們的伯達同誌是大忙人。哪天可以讓小李、小王幫你收拾一下。”
“不必，不必，謝謝，謝謝。”陳伯達不好意思地說，馬上動手歸攏書刊。“哎呀，我忘請主席坐了。”陳伯達這才想起來請主席坐下，他忙搬把椅子給主席，又不好意思地說：“像個雞窩，請主席別見笑。”
主席朝陳伯達笑笑，接過椅子坐下，又不介意地說：“伯達，馬克思在《資本論》有這樣一段話，你幫我找找。”說著主席從口袋裏取出一張寫著字的紙條遞給陳伯達。
陳伯達接過紙條，看了一遍，便從書架上取下《資本論》，翻了幾下便找到了，並對主席說：“主席，你看是不是這一段？”
主席接過書一看：“對，就是這一段！讓小李把書給我帶回去，用完再退你。”
陳伯達確實有才華，在多年的毛澤東秘書生涯中，做了不少工作。至於後來他在政治上犯了錯誤，這畢竟是後來的事，我們應有分析地、客觀地、曆史地看待他。
他與主席討論的觀點被提煉到憲法中
主席對陳伯達嚴格，也很關心他。大概在陳伯達被批評後的第五六天，下半夜，主席叫我讓田師傅搞點吃的，我不解地問：“主席不是剛吃過飯，怎麽還搞飯？”
“給伯達送去。”主席解釋道。我找到田師傅問：“這有飯菜嗎？”“有，是給主席準備的。”“主席讓我給伯達送去。”
田師傅便把給主席備用的飯菜放在一個大銀盤子裏讓我端走。我敲敲陳伯達的房間門，他果然沒休息，還伏案寫材料。我把盤子放在桌子上，解釋說：“這是主席讓我送的。”
“真是主席安排的？”陳伯達好像還沒反應過來，反問我。
我再一次肯定，而且說這是田師傅給主席準備的飯菜，請你先用。
“啊，主席考慮真周到，謝謝主席，謝謝主席。”陳伯達激動地說。
陳伯達用完飯，自己把盤子送給田師傅。他回房時正好我們在走廊相遇，他問：“主席休息了嗎？”我說：“沒有，剛才還問我給送飯了嗎？”他眼裏含著淚水，再次激動地說：“謝謝主席。”
1950年末到1951年初，主席帶著幾位秀才住石家莊一個招待所，在這裏編《毛澤東選集》。一天，主席和陳伯達一邊吃飯一邊談問題，主席說《三國演義》中有這麽一段說諸葛亮的話，你有什麽看法？陳伯達說對這段話有爭議。主席讓他把這段話找來。吃完飯我們一同回主席房間，陳伯達拿來《三國演義》，隻翻了兩下就找到了那段話並遞給主席。
1953年末到1954年初，主席帶一個班子到杭州起草憲法。一天散步時，主席說：“我們要製定的這部憲法，必須符合中國的實際，既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也不同於社會主義蘇聯的憲法。”陳伯達說：“我同意主席的思想，我們可以吸取它們的精華但不能照搬。資本主義的憲法是反映資本主義國家情況的，蘇聯憲法是反映蘇聯情況的，我們的憲法是反映現階段中國情況的。情況不同憲法也不可能相同。”主席說：“伯達，你把剛才我們談的觀點再深入研究，細化一下，整理出一個材料，作為我們起草憲法工作的指導思想。”據說後來憲法中有一段重要的話，就是這次兩人討論的結論。
胡喬木
主席讓食堂給喬木改善夥食
胡喬木1948年在西柏坡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總編輯。主席的大秘書中，當時第二號人物應是胡喬木。
七屆二中全會為我黨奪取全國政權，提供了理論基礎，製訂了相應的方針政策。喬木從主席秘書、宣傳部和新華社領導的角度參與全會工作。
中央機關從西柏坡搬家到北平途中，我負責機要室的車的看押，同時照顧主席、子龍、喬木等領導同誌的孩子。一路上，喬木和他愛人把我當做一家人看待，使我感到很溫暖，很融恰。
在雙清別墅，初入中南海時，喬木和伯達、家英等經常在主席那裏。
一次喬木在主席辦公室研究問題，總理來找主席有事，喬木主動退出回避。等總理辦完事走後，主席才發現喬木沒在屋，就按電鈴召我，我在會議室裏發現喬木坐在沙發上睡著了。他太疲勞了，我沒馬上叫醒他，隻是把情況報告了主席。主席說：“對，讓他睡一會兒吧，好幾天沒睡好覺了。”
過了一會兒，主席出了辦公室散步，他從東走到西，又從西走到東，在院子裏走了幾個來回。大約又過了十幾分鍾，他終於著急了，讓我叫醒喬木。
我來到會議室輕輕叫醒了喬木。喬木醒後，拍拍腦袋，後悔地說：“我怎麽睡著了，真誤事了！”他快步向主席辦公室走去，又開始了工作。
主席對秘書是關心的，他曾對葉子龍說：“這段時間喬木、伯達等同誌太累，我對他們的工作很滿意，你告訴食堂給他們改善一下夥食，這樣下去身體吃不消。”
“這事不怪你，是我錯了”
一天夜裏我值班，主席按電鈴傳我。我馬上到主席臥室，見他穿著睡衣來回走，看我進來，說：“叫喬木來。”
我馬上回值班室往喬木家打電話，是他夫人穀羽接的。我說主席有急事，請他馬上到主席處。喬木匆匆忙忙來到主席辦公室。
“喬木，你怎麽搞的，昨天讓你修改的材料怎麽還沒給我？”
“我親自放你桌子上了，是不是別人收拾東西給動了。”
“我怎麽沒看到呢？”主席半反問半自語地說。
這時葉子龍拿著一份急電走來，見對主席說：“有份急電，你先看，我們一起找。”主席很快看了電報，簽字後交葉子龍，又說起埋怨的話。葉子龍放好電報，說：“白天我看到報紙下有一份材料，是不是夾在哪報紙那裏了。”邊說邊一張張翻報紙。
果然，葉子龍在一張報紙裏翻到了那份材料。主席臉上露出笑容：“還是子龍有經驗啊！”
“喬木，這事不怪你，是我錯了。”主席回頭說。喬木緊張的表情平靜了下來。
1949年6月，主席和喬木等正忙於籌備政協會議。喬木負責主席秘書工作，又負責宣傳和新聞工作，十分繁忙，而且他是很多重要文件、材料的主筆，如著名的《共同綱領》就是他反複修改定稿的。期間他感冒了，連著兩天沒到主席處，主席有些著急了，因會議正在節骨眼上，他離不開喬木。大概是喬木感冒的第二天，他怕傳染給主席，就讓機要室的同誌把材料送給主席。主席雖然拿到喬木轉的材料，這和一起交流，隨時詢問，並一起研究問題大不一樣。他著急地對我說：“喬木是累病的，但是現在我離不開他，我們看看他去。”
我陪主席來到喬木辦公室。“喬木，把你累病了，看過醫生嗎？”一進門主席關切地問。“主席，我患的是感冒，不礙大事，能堅持工作，隻是不能到你處，怕傳染給你。”“工作離不開你啊，邊治療邊工作幾天吧。”主席說完又指示我：“告訴王鶴濱大夫，一定治好喬木的病。”
喬木與主席一起改了一首歌
工作第一，又互相關心。主席對喬木這樣，喬木對主席也是這樣。一天後半夜，喬木拿著一遝稿子匆匆來到菊香書屋，說請主席審稿。我說主席剛服藥睡了，先別打攪他了。喬木點點頭表示同意。他拿著稿子在菊香書屋院子裏來回走，也不和我說話。
過了大約20分鍾，徐業夫拿著急電也來了。我把主席剛睡下和喬木也在等的情況告訴了他。“你也有急事？”徐業夫問喬木。
“有一份明天發表在新華社的電稿請主席審定。”喬木答道。
我看看兩人著急的樣子，怕擋駕時間長真誤了事，我要負責任，於是問他兩人：“主席睡了40分鍾了，你們一定叫還是不叫？“還是驚動主席吧，因為事情太急了。”徐業夫是主席的老秘書，知道事情如何處理。
於是我帶他們兩人一同進主席臥室。我輕輕說了一聲：“主席，有重要事向你報告。”大概安眠藥正發揮作用，主席沒被叫醒。我一邊拉被角一邊再次大聲喊主席，才把他叫醒。“真是沒辦法啊！什麽事？”他似乎還沒全醒過來，半閉著眼睛說。
喬木遞上新華社的電稿。主席坐在床上，接過稿子，這才完全醒過來。“這一稿改得好，可發。”說完用鉛筆簽上字。
把稿子退喬木後又接過徐秘書的電報，他看兩遍，皺皺眉頭，才簽了字退給徐業夫。
主席休息不好，總理規定誰都不能打擾主席睡覺。後來主席說：“有重大問題需要我知道、我決定例外，否則拿工作人員是問。”
1949年夏天的一天下午，葉子龍、胡喬木的孩子與主席的孩子李敏、李訥在玩耍。主席起床後正吃飯，孩子們唱起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毛主席聽後問李訥：“你們唱的什麽歌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李訥理直氣壯地回答。
“這句話不對啊！”主席糾正說。“爸爸，你說的不對，我們老師就這麽教我們唱的。”“李訥，和你爸爸爭論什麽呢？”喬木從外邊進來聽到他們在爭論就問道。
李訥搶先說了自己的理由，主席用商量的口氣對喬木說：“你來的正好，我看這句歌詞真應改一改。你們想想先有共產黨還是先有中國？先有中國後有共產黨嘛。”“主席說的有道理，這首歌在延安時就這麽唱的，已經習慣了。”喬木考慮了一下說。“彼一時，此一時。現在不能這麽唱了，有錯就改嗎！”主席仍堅持自己的觀點。“對啊，現在是新中國了。新中國可是共產黨建立的。”喬木一邊思考一邊說。“好，加個新字就行了。”主席受喬木啟發，就這麽敲定了。喬木也表示同意。
從此，《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歌一直唱到現在。
喬木為幫助主席起草憲法累趴下了
1954年初，主席到杭州起草憲法，帶了一個小班子，喬木是重要成員之一。臨走時喬木對我說：“把主席常看的和這次工作用的書帶著。”我知道主席一部分常看的書，但工作用書我卻不知道。我對李銀橋和馬武義說了，機靈的馬武義說：“那就請喬木同誌給拉個書單子，準沒錯。”
我對喬木一說，他當即答應，立馬就寫，同時還囑咐我讓主席看一下有沒有遺漏。
第二天，我看主席不忙時請他審一下書目。主席從上到下看了一遍，滿意地說：“小李你考慮得挺周到，我看就這些。”
我馬上解釋：“主席，這是喬木同誌拉的單子。”“我說小李的水平怎麽提高得這麽快，原來背後有人幫助！”主席開玩笑道。
到了杭州，主席和伯達、喬木、家英在讀書、讀外國憲法、研究本國曆史的基礎上，開始起草憲法。執筆人主要是伯達、喬木、家英。三人分別起草，經主席審閱後，以為喬木和家英的稿子較好，便在這兩份稿子基礎上再修改。
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誕生了。喬木累病了。在主席關懷下，他去蘇聯治療。1950年4月，我們從蘇聯回來不久，喬木和主席談訪蘇的情況後說：“有件事我向主席匯報，在你訪蘇期間，經我提議、少奇同誌同意，把江青同誌安排在中宣部文藝處任處長。”
“你怎麽能提這個建議呢？文藝處是個新工作，她身體又不太好，很難做好這項工作。所以我不能同意。”主席馬上明確表態。
“這個事已經定了，我們考慮江青同誌很早就從事過文藝工作，有一定的實踐經驗，以後又從事或經常接觸電影和文藝工作，相信她能勝任這一職務的。”
“你們定了，我也是持反對態度的。”主席仍堅持自己的觀點。
五六月份江青正式上班，孫勇、李德華和我都送過江青上班。她的職務是處長，不是有人說的副處長。但江青上班時間不長，就不去了，一是身體不好；二是不久就去搞武訓曆史調查、參加土改，再往後就到蘇聯治病去了。
現在冷靜客觀地分析一下當時雙方的觀點，我覺得都沒大錯。江青對文藝工作是熟悉的，參加工作的資曆也比較深，況且又是主席夫人，在中宣部任處長，職務並不算高。喬木對江青是熟悉的，而且他從1950年到1954年一直擔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安排江青這一職務，而且又經臨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同意，都沒有問題。而主席反對，一是文藝工作是一項新工作，江青雖然過去接觸過文藝，但指導全國的文藝工作，其業務知識肯定是不夠的；二是她身體不好，怕堅持不了工作。實踐證明主席說的是對的。
“文革”前，江青的職務和工資與同期入黨、參加革命的同誌比並不高。1954年她的工資是十四級，沒有葉子龍高，後來兩人拉平了。“文革”當中的大變化，是後來的事。
葉子龍
毛主席的“大管家”
葉子龍是主席的五大秘書之一，他和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江青不同之處是，他是主席機要秘書，同時又是中央軍委機要室主任。
葉子龍是湖南瀏陽人，1930年13歲時參加紅軍。1935年10月任紅一方麵軍機要股長，1936年紅軍東征，機要股升格機要科，他任科長。從此由他直接送電文給主席，與主席認識。以後幾十年裏他一直在主席身邊從事機要工作。轉戰陝北時還出任昆侖縱隊的參謀長。
我剛到主席身邊，一天主席對我說：“找葉科長來。”我對主席的湖南口音還缺乏辨別能力，“葉科長”聽成“煙口袋”。我心想，主席現在不抽旱煙，要煙口袋幹什麽？而且我也沒聽說過他的煙口袋放什麽地方。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反問主席，隻好回值班室問李銀橋等老同誌。“銀橋同誌，主席要我找煙口袋是怎麽回事？”我小聲問。
李銀橋笑了：“主席在延安時就不抽旱煙了，怎麽又想起要煙口袋呢？”馬武義說：“一定是你聽錯了，我去問問主席。”很快馬武義回來了，他得意地說：“我說你聽錯了吧，主席說‘叫葉子龍來’，你聽成了‘要煙口袋來’，差了十萬八千裏！”
他倆哈哈大笑，我也不好意思笑了。“好，我去找葉科長。”
剛要去找葉子龍，他來了。馬武義馬上把剛才的事對他說了一遍。葉子龍也笑了，用手指著我的腦袋：“你這個小東西，以後要注意，不然還會出笑話，更主要的是會誤正事的！”說完朝主席房間走去。
一天下午，葉子龍帶來兩個女孩子。他見主席正在房間辦公，便大聲喊道：“主席，你看誰來了？”“啊，我的嬌娃回來了！”主席大步來到小姑娘麵前，抱住她一邊拍後背一邊高興地說：“嬌娃，爸爸好想你呀！”“爸爸，我也好想你呀！”小姑娘依偎在主席懷裏小聲說。
這時我才知道這是主席的女兒嬌嬌。葉子龍這幾天沒在家，原來是到外地接嬌嬌去了。
大家都為父女團圓而高興。這時葉子龍小聲對主席說：“賀怡同誌也來了，是否見一見。”“當然要見，請她來。”主席痛快地說。葉子龍又去請賀怡去了。
他請主席來打牌，主席也“耍賴”
1949 年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當時我們都在莫斯科郊區的別墅裏。由於中蘇會談尚未打開局麵，主席心情不好。這一天，經葉子龍、汪東興、師哲等籌劃，吃了長壽麵，看了電影。晚上主席回到自己房間。葉子龍、汪東興、師哲等正在玩撲克，葉子龍問我，主席幹什麽呢？我說練字呢。他讓我叫主席也來玩撲克。我知道這是葉子龍想讓主席休息一下。
“主席，參謀長說請你去玩撲克，就缺一個人了。”我怕主席不來，隻好說缺他一人。主席一笑說；“這麽嚴重，非我莫屬了！好，我隻能出山了。”
葉子龍等見我把主席搬來了，馬上重新組局，葉子龍和汪東興一夥兒，師哲和主席一夥兒。我知道葉子龍和汪東興好玩賴，就仔細盯著他倆的動作。玩了一圈，果然他倆贏了。贏了當然就洋洋得意了。
主席不甘心，對師哲說：“我們要加把勁，還要注意有人搗鬼。”“對，我們要立規矩，不能玩賴，否則不算。”師哲明確提出問題。
葉子龍和汪東興也迎合著說：“對，大家都要守規矩。”
第二把開始了。我站在主席身邊，發現他抓牌時一下子抓了兩張，把好的留下，又把不好的牌借磕煙灰送回去，而且連續兩次。這樣主席的“實力”就大多了。這一圈他和師哲遙遙領先，並扳回了敗局。葉子龍產生了懷疑，也提醒對家：“東興，我們要提高警惕啊！”“大家都應提高警惕！”主席高聲喊道。我心裏明白，憋不住笑了。
葉子龍大聲說：“主席肯定搞鬼了。”“你們才搞鬼了，你說我搞鬼拿根據來！”主席也不示弱。“李家驥可證明。”葉子龍強硬地回答。“李家驥隻能證明你們搞鬼，對吧？”主席堅決回擊，邊說邊會意地朝我點頭。
我心裏明白，在這種場合我隻能“裝傻”。“都沒搗鬼！”我高聲說。
在場的人都笑了。葉子龍曾多次對我們講：主席工作太累，能想辦法讓他分散一下精力，放鬆放鬆，多休息一會兒，是我們工作責任，也能顯示我們的工作水平。
葉子龍發明了“圈閱”製度
1948年3月，毛主席突然問起東北方麵調查土改和討論規定的材料是否收到，胡喬木說早就收到了。主席就批評負責收發文件的葉子龍：“為什麽不及時送給我看？”而葉子龍卻對此無印象，說“大概還沒來吧”。胡、葉說法不一，主席讓葉子龍去找。
葉子龍馬上翻箱倒櫃地找，結果真的從文件堆找到了。他見電文上畫了許多勾，當時領導人閱看電報、文件後，都在第一頁上畫一個勾，表示已閱。所以葉子龍不強調材料收到與否（材料找到了）而強調“這份電文您確實看過。”主席更不高興，仍堅持說：“我根本就沒看過！”因為電文上隻有多個勾，並分不出哪個勾是哪位領導人畫的。
結果各執一端，雙方僵住了。這時喬木說：“看來畫勾這種方法有缺欠，很多領導看了都畫勾，勾多了就不知是誰畫的了。這個責任也不全在子龍身上，光憑腦子記不行。”“好吧，子龍你回去好好考慮一下，以後領導怎麽履行閱文手續，要簡便，省時間，又能避免以前的問題。”主席也平靜下來，不再堅持自己的觀點，並提出要求。
葉子龍冷靜思考了這件事的前前後後，根據這次教訓和主席提出的要求，設計了一個方案：根據文件的閱讀範圍，打上應閱文的領導者名字，凡閱過文件的領導人在自己名字上畫個圈，這樣領導人是否看了文件一目了然，履行這個手續領導者也不費事。這個方式很受領導者歡迎，逐漸成為一個製度。
“買表事件”的風波
1954年初，主席帶著我們在杭州研究起草憲法工作，一天，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對汪東興、葉子龍說：“過去我們繳了國民黨一批手表，存在庫裏，總放在那裏也沒意義，我們準備處理了。你們主席身邊工作人員很需要掌握時間，但有些同誌還沒有表，我想處理給你們一部分，請你們統計一下。”
葉子龍征求我的意見時，我也登了記。幾天後，除葉子龍等少數人沒買，大部分工作人員一人買了一塊處理的手表。我得到的那塊手表是瑞士的，好像三十多元錢。
對這件事，當時我們以為很正常，沒覺得有什麽問題。雖然帶有“優先”的因素，畢竟大家都花錢了。沒想到主席對這件很不滿意，批評了汪東興、葉子龍。
戴上表的第二天，主席發現我手腕上有表，便問我：“家驥在哪個商店買的手表？”“不是在商店買的。”我回答說。“從哪兒買的呢？”主席有點奇怪地又問。我隻好照實匯報。
第二天，主席把汪東興叫去批評道：“你們跟我到杭州，為什麽不考慮影響？當地處理東西為什麽不給當地人而給你們。如果不是你們的特殊身份能是這個價嗎？以後絕不允許發生這類事情。”接著主席又叫葉子龍，問道：“這次買表，你也買了嗎？”
“我有表，沒買。”葉子龍如實回答。“這就對了。但你們是負一定責任的人，不光自己注意影響，還應使大家都做好。”
這件事給汪東興、葉子龍和我們敲了警鍾，大家都比較自覺地注意這類問題了。
本書是由毛澤東衛士李家驥與作家楊慶旺合作的紀實文學作品。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詳細介紹了李家驥在毛澤東身邊13年的經曆。下冊描述毛澤東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董必武之間的友誼；毛澤東和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以及羅瑞卿等一起工作的情況；毛澤東的“兒女私情”；毛澤東一些與眾不同的習慣特性，等等。內容真實，文筆生動，並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本報特摘選其中一章，以饗讀者。
陳伯達
陳伯達來研究材料，主席吩咐加一雙筷子
陳伯達是1938年從北平到延安的。這位1927年入黨，在蘇聯鍍過金，在中共北方局曾任宣傳部長，還在大學教過書的人，最初並沒被重用。不久，在一次討論會上他的發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並把他調到身邊工作，而陳伯達又以自己的才華和工作成績贏得毛主席和中央的信任，從而一步一步邁入中共領導的高層。
主席在雙清別墅時，一天我陪主席在院子裏散步。陳伯達來了，走了幾步，說：“主席，最近華北的《人民日報》發了一個文件，你看過嗎？”
“什麽文件？”主席感興趣地問。“不應忘記的曆史。”陳伯達馬上回答。“我沒注意。”主席說，“能不能找來我看看。”
“可以。”說著他到主席辦公室把那份報紙拿過來遞給主席。
陳伯達見主席看看報紙又看看他，於是便小聲地談自己的一些看法。主席說：“你回去再寫一篇文章。”
大概在解放軍渡江作戰前的一天晚上，主席正準備吃飯，陳伯達來電話要來主席處研究材料。主席馬上答複：“讓他來。”並對我說，“再加一雙筷子，讓伯達在這兒一起吃飯。”
不一會，陳伯達來到主席處。主席讓他坐在對麵，並示意一邊吃飯一邊研究材料。主席把事先準備好的三四頁稿紙遞給陳伯達，並交待說：“材料形成一個初稿，你看看是否需要補充。”
他們吃飯時間和交談的時間不太長，大約半小時。研究的材料是毛主席親自起草的進軍令，陳伯達看完草稿後表示：“我沒有文字補充。”主席笑笑對陳伯達說：“你沒補充，我再征求老總、恩來的意見，他們沒有意見就定稿了。”
從這件事，我感到主席對陳伯達是很信任的，這麽重要的文獻都征求他的意見。陳伯達有才，主席很相信他，他確實參與了很多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
在莫斯科，毛主席兩批陳伯達
那時主席對陳伯達要求也是嚴格的，一旦出了問題主席的批評毫不客氣。主席訪蘇時，一天，斯大林會見主席，陳伯達、汪東興等陪同。當時陳伯達以學者教授身份出現。在會見中斯大林忽然對陳伯達說：“陳教授我曾讀過你的《人民公敵蔣介石》。”懂俄語的陳伯達還沒等翻譯譯出漢語，就露出笑容，非常高興地與斯大林對起話來。
斯大林拿起酒杯，來到陳伯達麵前說：“為中國的曆史學家、哲學家陳伯達同誌幹杯！”
陳伯達也站起來：“為全世界最傑出的曆史學家、哲學家斯大林同誌幹杯！”
活動的中心由斯大林———毛澤東，轉為斯大林———陳伯達。陳伯達大為風光，毛主席靠了邊！當天晚上，主席一進門就不高興地對我說：“讓陳伯達到我辦公室。”
在我給主席沏茶時聽到主席訓斥陳伯達：“你是個共產黨員，是代表團成員之一，是代表黨和國家來的，你應當知道自己的身份，這是政治、外交場合！”
大約20分鍾，陳伯達哭著出來，他低著頭上樓回自己的房間去了。
兩小時後，主席把我叫去，讓我看看陳伯達在幹什麽。我悄俏通過門縫往陳伯達房間看，見他一邊吃餅幹一邊哭。我回到主席房間，對他匯報說：“伯達同誌正在哭。”
“也好，讓他找找教訓，長長見識。”我沒敢說陳伯達還在吃餅幹，怕主席不高興。
大概陳伯達受到主席嚴厲批評，感到太沒麵子，第二天他悄悄地搬到大使館去了。
第二天，主席找陳伯達研究工作，發現他“失蹤了”。我馬上向葉子龍報告。葉子龍拉著我，各房間找，又問了門衛和有關人員，才知道他去了使館，通過電話核實確有其事。我們向主席報告了情況，主席指示：“讓伯達回來。”
陳伯達隻好乖乖地回到代表團的駐地。回來後，他說想和在蘇聯的孩子住幾天，又免不了毛主席的一頓批評：“這次出國不是個人行為，你太無組織無紀律了！今後必須加強紀律性，凡有事離開駐地必須向我請假。”主席不僅兩次當麵批評陳伯達，還指示：“代表團同誌之間就陳伯達的問題交流意見。”實際就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大家共同吸取教訓。
“伯達同誌是大忙人”
主席剛到北平時住香山，幾個月後搬到中南海的菊香書屋。最初陳伯達住頤和園。因為主席經常找他，陳伯達也搬到中南海。開始他住在勤政殿一間小屋裏，後來又搬到了迎春堂。迎春堂由三個四合院組成，他住一個院，另外兩個院子住的是熊複和周揚。
一天主席帶我和警衛戰士王振海到南海散步，中途忽然對我說，我們順便看看陳伯達。
我和主席說說笑笑，一會就走到陳伯達家門口。主席親自敲門，大聲喊道：“陳伯達在這兒住嗎？”沒有動靜，王振海又敲了一陣門：“伯達同誌開門啊！”
不一會，陳伯達披著上衣，穿著拖鞋，歪戴著眼鏡出來開門。當他看到是主席來了，很是吃驚，連忙說：“主席有事通知我到你那裏就行，怎麽還勞駕主席到我這兒。”
“我們出來散步，順便到你這裏看看，搬家以後還沒來過，住的房子還行嗎？”主席說著就往屋子裏進。
“還好，還好。”陳伯達有些不知所措。我們走進陳伯達辦公室：隻見東西不多但很亂，桌子、椅子，甚至地上都是書、報和文件。
“這就是你的辦公室嗎？”主席上下左右環視一周後問道。
“是的，是的，房子挺好，是我沒住好。”陳伯達不好意思地說。
主席安慰說：“我們的伯達同誌是大忙人。哪天可以讓小李、小王幫你收拾一下。”
“不必，不必，謝謝，謝謝。”陳伯達不好意思地說，馬上動手歸攏書刊。“哎呀，我忘請主席坐了。”陳伯達這才想起來請主席坐下，他忙搬把椅子給主席，又不好意思地說：“像個雞窩，請主席別見笑。”
主席朝陳伯達笑笑，接過椅子坐下，又不介意地說：“伯達，馬克思在《資本論》有這樣一段話，你幫我找找。”說著主席從口袋裏取出一張寫著字的紙條遞給陳伯達。
陳伯達接過紙條，看了一遍，便從書架上取下《資本論》，翻了幾下便找到了，並對主席說：“主席，你看是不是這一段？”
主席接過書一看：“對，就是這一段！讓小李把書給我帶回去，用完再退你。”
陳伯達確實有才華，在多年的毛澤東秘書生涯中，做了不少工作。至於後來他在政治上犯了錯誤，這畢竟是後來的事，我們應有分析地、客觀地、曆史地看待他。
他與主席討論的觀點被提煉到憲法中
主席對陳伯達嚴格，也很關心他。大概在陳伯達被批評後的第五六天，下半夜，主席叫我讓田師傅搞點吃的，我不解地問：“主席不是剛吃過飯，怎麽還搞飯？”
“給伯達送去。”主席解釋道。我找到田師傅問：“這有飯菜嗎？”“有，是給主席準備的。”“主席讓我給伯達送去。”
田師傅便把給主席備用的飯菜放在一個大銀盤子裏讓我端走。我敲敲陳伯達的房間門，他果然沒休息，還伏案寫材料。我把盤子放在桌子上，解釋說：“這是主席讓我送的。”
“真是主席安排的？”陳伯達好像還沒反應過來，反問我。
我再一次肯定，而且說這是田師傅給主席準備的飯菜，請你先用。
“啊，主席考慮真周到，謝謝主席，謝謝主席。”陳伯達激動地說。
陳伯達用完飯，自己把盤子送給田師傅。他回房時正好我們在走廊相遇，他問：“主席休息了嗎？”我說：“沒有，剛才還問我給送飯了嗎？”他眼裏含著淚水，再次激動地說：“謝謝主席。”
1950年末到1951年初，主席帶著幾位秀才住石家莊一個招待所，在這裏編《毛澤東選集》。一天，主席和陳伯達一邊吃飯一邊談問題，主席說《三國演義》中有這麽一段說諸葛亮的話，你有什麽看法？陳伯達說對這段話有爭議。主席讓他把這段話找來。吃完飯我們一同回主席房間，陳伯達拿來《三國演義》，隻翻了兩下就找到了那段話並遞給主席。
1953年末到1954年初，主席帶一個班子到杭州起草憲法。一天散步時，主席說：“我們要製定的這部憲法，必須符合中國的實際，既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也不同於社會主義蘇聯的憲法。”陳伯達說：“我同意主席的思想，我們可以吸取它們的精華但不能照搬。資本主義的憲法是反映資本主義國家情況的，蘇聯憲法是反映蘇聯情況的，我們的憲法是反映現階段中國情況的。情況不同憲法也不可能相同。”主席說：“伯達，你把剛才我們談的觀點再深入研究，細化一下，整理出一個材料，作為我們起草憲法工作的指導思想。”據說後來憲法中有一段重要的話，就是這次兩人討論的結論。
胡喬木
主席讓食堂給喬木改善夥食
胡喬木1948年在西柏坡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總編輯。主席的大秘書中，當時第二號人物應是胡喬木。
七屆二中全會為我黨奪取全國政權，提供了理論基礎，製訂了相應的方針政策。喬木從主席秘書、宣傳部和新華社領導的角度參與全會工作。
中央機關從西柏坡搬家到北平途中，我負責機要室的車的看押，同時照顧主席、子龍、喬木等領導同誌的孩子。一路上，喬木和他愛人把我當做一家人看待，使我感到很溫暖，很融恰。
在雙清別墅，初入中南海時，喬木和伯達、家英等經常在主席那裏。
一次喬木在主席辦公室研究問題，總理來找主席有事，喬木主動退出回避。等總理辦完事走後，主席才發現喬木沒在屋，就按電鈴召我，我在會議室裏發現喬木坐在沙發上睡著了。他太疲勞了，我沒馬上叫醒他，隻是把情況報告了主席。主席說：“對，讓他睡一會兒吧，好幾天沒睡好覺了。”
過了一會兒，主席出了辦公室散步，他從東走到西，又從西走到東，在院子裏走了幾個來回。大約又過了十幾分鍾，他終於著急了，讓我叫醒喬木。
我來到會議室輕輕叫醒了喬木。喬木醒後，拍拍腦袋，後悔地說：“我怎麽睡著了，真誤事了！”他快步向主席辦公室走去，又開始了工作。
主席對秘書是關心的，他曾對葉子龍說：“這段時間喬木、伯達等同誌太累，我對他們的工作很滿意，你告訴食堂給他們改善一下夥食，這樣下去身體吃不消。”
“這事不怪你，是我錯了”
一天夜裏我值班，主席按電鈴傳我。我馬上到主席臥室，見他穿著睡衣來回走，看我進來，說：“叫喬木來。”
我馬上回值班室往喬木家打電話，是他夫人穀羽接的。我說主席有急事，請他馬上到主席處。喬木匆匆忙忙來到主席辦公室。
“喬木，你怎麽搞的，昨天讓你修改的材料怎麽還沒給我？”
“我親自放你桌子上了，是不是別人收拾東西給動了。”
“我怎麽沒看到呢？”主席半反問半自語地說。
這時葉子龍拿著一份急電走來，見對主席說：“有份急電，你先看，我們一起找。”主席很快看了電報，簽字後交葉子龍，又說起埋怨的話。葉子龍放好電報，說：“白天我看到報紙下有一份材料，是不是夾在哪報紙那裏了。”邊說邊一張張翻報紙。
果然，葉子龍在一張報紙裏翻到了那份材料。主席臉上露出笑容：“還是子龍有經驗啊！”
“喬木，這事不怪你，是我錯了。”主席回頭說。喬木緊張的表情平靜了下來。
1949年6月，主席和喬木等正忙於籌備政協會議。喬木負責主席秘書工作，又負責宣傳和新聞工作，十分繁忙，而且他是很多重要文件、材料的主筆，如著名的《共同綱領》就是他反複修改定稿的。期間他感冒了，連著兩天沒到主席處，主席有些著急了，因會議正在節骨眼上，他離不開喬木。大概是喬木感冒的第二天，他怕傳染給主席，就讓機要室的同誌把材料送給主席。主席雖然拿到喬木轉的材料，這和一起交流，隨時詢問，並一起研究問題大不一樣。他著急地對我說：“喬木是累病的，但是現在我離不開他，我們看看他去。”
我陪主席來到喬木辦公室。“喬木，把你累病了，看過醫生嗎？”一進門主席關切地問。“主席，我患的是感冒，不礙大事，能堅持工作，隻是不能到你處，怕傳染給你。”“工作離不開你啊，邊治療邊工作幾天吧。”主席說完又指示我：“告訴王鶴濱大夫，一定治好喬木的病。”
喬木與主席一起改了一首歌
工作第一，又互相關心。主席對喬木這樣，喬木對主席也是這樣。一天後半夜，喬木拿著一遝稿子匆匆來到菊香書屋，說請主席審稿。我說主席剛服藥睡了，先別打攪他了。喬木點點頭表示同意。他拿著稿子在菊香書屋院子裏來回走，也不和我說話。
過了大約20分鍾，徐業夫拿著急電也來了。我把主席剛睡下和喬木也在等的情況告訴了他。“你也有急事？”徐業夫問喬木。
“有一份明天發表在新華社的電稿請主席審定。”喬木答道。
我看看兩人著急的樣子，怕擋駕時間長真誤了事，我要負責任，於是問他兩人：“主席睡了40分鍾了，你們一定叫還是不叫？“還是驚動主席吧，因為事情太急了。”徐業夫是主席的老秘書，知道事情如何處理。
於是我帶他們兩人一同進主席臥室。我輕輕說了一聲：“主席，有重要事向你報告。”大概安眠藥正發揮作用，主席沒被叫醒。我一邊拉被角一邊再次大聲喊主席，才把他叫醒。“真是沒辦法啊！什麽事？”他似乎還沒全醒過來，半閉著眼睛說。
喬木遞上新華社的電稿。主席坐在床上，接過稿子，這才完全醒過來。“這一稿改得好，可發。”說完用鉛筆簽上字。
把稿子退喬木後又接過徐秘書的電報，他看兩遍，皺皺眉頭，才簽了字退給徐業夫。
主席休息不好，總理規定誰都不能打擾主席睡覺。後來主席說：“有重大問題需要我知道、我決定例外，否則拿工作人員是問。”
1949年夏天的一天下午，葉子龍、胡喬木的孩子與主席的孩子李敏、李訥在玩耍。主席起床後正吃飯，孩子們唱起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毛主席聽後問李訥：“你們唱的什麽歌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李訥理直氣壯地回答。
“這句話不對啊！”主席糾正說。“爸爸，你說的不對，我們老師就這麽教我們唱的。”“李訥，和你爸爸爭論什麽呢？”喬木從外邊進來聽到他們在爭論就問道。
李訥搶先說了自己的理由，主席用商量的口氣對喬木說：“你來的正好，我看這句歌詞真應改一改。你們想想先有共產黨還是先有中國？先有中國後有共產黨嘛。”“主席說的有道理，這首歌在延安時就這麽唱的，已經習慣了。”喬木考慮了一下說。“彼一時，此一時。現在不能這麽唱了，有錯就改嗎！”主席仍堅持自己的觀點。“對啊，現在是新中國了。新中國可是共產黨建立的。”喬木一邊思考一邊說。“好，加個新字就行了。”主席受喬木啟發，就這麽敲定了。喬木也表示同意。
從此，《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歌一直唱到現在。
喬木為幫助主席起草憲法累趴下了
1954年初，主席到杭州起草憲法，帶了一個小班子，喬木是重要成員之一。臨走時喬木對我說：“把主席常看的和這次工作用的書帶著。”我知道主席一部分常看的書，但工作用書我卻不知道。我對李銀橋和馬武義說了，機靈的馬武義說：“那就請喬木同誌給拉個書單子，準沒錯。”
我對喬木一說，他當即答應，立馬就寫，同時還囑咐我讓主席看一下有沒有遺漏。
第二天，我看主席不忙時請他審一下書目。主席從上到下看了一遍，滿意地說：“小李你考慮得挺周到，我看就這些。”
我馬上解釋：“主席，這是喬木同誌拉的單子。”“我說小李的水平怎麽提高得這麽快，原來背後有人幫助！”主席開玩笑道。
到了杭州，主席和伯達、喬木、家英在讀書、讀外國憲法、研究本國曆史的基礎上，開始起草憲法。執筆人主要是伯達、喬木、家英。三人分別起草，經主席審閱後，以為喬木和家英的稿子較好，便在這兩份稿子基礎上再修改。
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誕生了。喬木累病了。在主席關懷下，他去蘇聯治療。1950年4月，我們從蘇聯回來不久，喬木和主席談訪蘇的情況後說：“有件事我向主席匯報，在你訪蘇期間，經我提議、少奇同誌同意，把江青同誌安排在中宣部文藝處任處長。”
“你怎麽能提這個建議呢？文藝處是個新工作，她身體又不太好，很難做好這項工作。所以我不能同意。”主席馬上明確表態。
“這個事已經定了，我們考慮江青同誌很早就從事過文藝工作，有一定的實踐經驗，以後又從事或經常接觸電影和文藝工作，相信她能勝任這一職務的。”
“你們定了，我也是持反對態度的。”主席仍堅持自己的觀點。
五六月份江青正式上班，孫勇、李德華和我都送過江青上班。她的職務是處長，不是有人說的副處長。但江青上班時間不長，就不去了，一是身體不好；二是不久就去搞武訓曆史調查、參加土改，再往後就到蘇聯治病去了。
現在冷靜客觀地分析一下當時雙方的觀點，我覺得都沒大錯。江青對文藝工作是熟悉的，參加工作的資曆也比較深，況且又是主席夫人，在中宣部任處長，職務並不算高。喬木對江青是熟悉的，而且他從1950年到1954年一直擔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安排江青這一職務，而且又經臨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同意，都沒有問題。而主席反對，一是文藝工作是一項新工作，江青雖然過去接觸過文藝，但指導全國的文藝工作，其業務知識肯定是不夠的；二是她身體不好，怕堅持不了工作。實踐證明主席說的是對的。
“文革”前，江青的職務和工資與同期入黨、參加革命的同誌比並不高。1954年她的工資是十四級，沒有葉子龍高，後來兩人拉平了。“文革”當中的大變化，是後來的事。
葉子龍
毛主席的“大管家”
葉子龍是主席的五大秘書之一，他和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江青不同之處是，他是主席機要秘書，同時又是中央軍委機要室主任。
葉子龍是湖南瀏陽人，1930年13歲時參加紅軍。1935年10月任紅一方麵軍機要股長，1936年紅軍東征，機要股升格機要科，他任科長。從此由他直接送電文給主席，與主席認識。以後幾十年裏他一直在主席身邊從事機要工作。轉戰陝北時還出任昆侖縱隊的參謀長。
我剛到主席身邊，一天主席對我說：“找葉科長來。”我對主席的湖南口音還缺乏辨別能力，“葉科長”聽成“煙口袋”。我心想，主席現在不抽旱煙，要煙口袋幹什麽？而且我也沒聽說過他的煙口袋放什麽地方。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反問主席，隻好回值班室問李銀橋等老同誌。“銀橋同誌，主席要我找煙口袋是怎麽回事？”我小聲問。
李銀橋笑了：“主席在延安時就不抽旱煙了，怎麽又想起要煙口袋呢？”馬武義說：“一定是你聽錯了，我去問問主席。”很快馬武義回來了，他得意地說：“我說你聽錯了吧，主席說‘叫葉子龍來’，你聽成了‘要煙口袋來’，差了十萬八千裏！”
他倆哈哈大笑，我也不好意思笑了。“好，我去找葉科長。”
剛要去找葉子龍，他來了。馬武義馬上把剛才的事對他說了一遍。葉子龍也笑了，用手指著我的腦袋：“你這個小東西，以後要注意，不然還會出笑話，更主要的是會誤正事的！”說完朝主席房間走去。
一天下午，葉子龍帶來兩個女孩子。他見主席正在房間辦公，便大聲喊道：“主席，你看誰來了？”“啊，我的嬌娃回來了！”主席大步來到小姑娘麵前，抱住她一邊拍後背一邊高興地說：“嬌娃，爸爸好想你呀！”“爸爸，我也好想你呀！”小姑娘依偎在主席懷裏小聲說。
這時我才知道這是主席的女兒嬌嬌。葉子龍這幾天沒在家，原來是到外地接嬌嬌去了。
大家都為父女團圓而高興。這時葉子龍小聲對主席說：“賀怡同誌也來了，是否見一見。”“當然要見，請她來。”主席痛快地說。葉子龍又去請賀怡去了。
他請主席來打牌，主席也“耍賴”
1949 年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當時我們都在莫斯科郊區的別墅裏。由於中蘇會談尚未打開局麵，主席心情不好。這一天，經葉子龍、汪東興、師哲等籌劃，吃了長壽麵，看了電影。晚上主席回到自己房間。葉子龍、汪東興、師哲等正在玩撲克，葉子龍問我，主席幹什麽呢？我說練字呢。他讓我叫主席也來玩撲克。我知道這是葉子龍想讓主席休息一下。
“主席，參謀長說請你去玩撲克，就缺一個人了。”我怕主席不來，隻好說缺他一人。主席一笑說；“這麽嚴重，非我莫屬了！好，我隻能出山了。”
葉子龍等見我把主席搬來了，馬上重新組局，葉子龍和汪東興一夥兒，師哲和主席一夥兒。我知道葉子龍和汪東興好玩賴，就仔細盯著他倆的動作。玩了一圈，果然他倆贏了。贏了當然就洋洋得意了。
主席不甘心，對師哲說：“我們要加把勁，還要注意有人搗鬼。”“對，我們要立規矩，不能玩賴，否則不算。”師哲明確提出問題。
葉子龍和汪東興也迎合著說：“對，大家都要守規矩。”
第二把開始了。我站在主席身邊，發現他抓牌時一下子抓了兩張，把好的留下，又把不好的牌借磕煙灰送回去，而且連續兩次。這樣主席的“實力”就大多了。這一圈他和師哲遙遙領先，並扳回了敗局。葉子龍產生了懷疑，也提醒對家：“東興，我們要提高警惕啊！”“大家都應提高警惕！”主席高聲喊道。我心裏明白，憋不住笑了。
葉子龍大聲說：“主席肯定搞鬼了。”“你們才搞鬼了，你說我搞鬼拿根據來！”主席也不示弱。“李家驥可證明。”葉子龍強硬地回答。“李家驥隻能證明你們搞鬼，對吧？”主席堅決回擊，邊說邊會意地朝我點頭。
我心裏明白，在這種場合我隻能“裝傻”。“都沒搗鬼！”我高聲說。
在場的人都笑了。葉子龍曾多次對我們講：主席工作太累，能想辦法讓他分散一下精力，放鬆放鬆，多休息一會兒，是我們工作責任，也能顯示我們的工作水平。
葉子龍發明了“圈閱”製度
1948年3月，毛主席突然問起東北方麵調查土改和討論規定的材料是否收到，胡喬木說早就收到了。主席就批評負責收發文件的葉子龍：“為什麽不及時送給我看？”而葉子龍卻對此無印象，說“大概還沒來吧”。胡、葉說法不一，主席讓葉子龍去找。
葉子龍馬上翻箱倒櫃地找，結果真的從文件堆找到了。他見電文上畫了許多勾，當時領導人閱看電報、文件後，都在第一頁上畫一個勾，表示已閱。所以葉子龍不強調材料收到與否（材料找到了）而強調“這份電文您確實看過。”主席更不高興，仍堅持說：“我根本就沒看過！”因為電文上隻有多個勾，並分不出哪個勾是哪位領導人畫的。
結果各執一端，雙方僵住了。這時喬木說：“看來畫勾這種方法有缺欠，很多領導看了都畫勾，勾多了就不知是誰畫的了。這個責任也不全在子龍身上，光憑腦子記不行。”“好吧，子龍你回去好好考慮一下，以後領導怎麽履行閱文手續，要簡便，省時間，又能避免以前的問題。”主席也平靜下來，不再堅持自己的觀點，並提出要求。
葉子龍冷靜思考了這件事的前前後後，根據這次教訓和主席提出的要求，設計了一個方案：根據文件的閱讀範圍，打上應閱文的領導者名字，凡閱過文件的領導人在自己名字上畫個圈，這樣領導人是否看了文件一目了然，履行這個手續領導者也不費事。這個方式很受領導者歡迎，逐漸成為一個製度。
“買表事件”的風波
1954年初，主席帶著我們在杭州研究起草憲法工作，一天，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對汪東興、葉子龍說：“過去我們繳了國民黨一批手表，存在庫裏，總放在那裏也沒意義，我們準備處理了。你們主席身邊工作人員很需要掌握時間，但有些同誌還沒有表，我想處理給你們一部分，請你們統計一下。”
葉子龍征求我的意見時，我也登了記。幾天後，除葉子龍等少數人沒買，大部分工作人員一人買了一塊處理的手表。我得到的那塊手表是瑞士的，好像三十多元錢。
對這件事，當時我們以為很正常，沒覺得有什麽問題。雖然帶有“優先”的因素，畢竟大家都花錢了。沒想到主席對這件很不滿意，批評了汪東興、葉子龍。
戴上表的第二天，主席發現我手腕上有表，便問我：“家驥在哪個商店買的手表？”“不是在商店買的。”我回答說。“從哪兒買的呢？”主席有點奇怪地又問。我隻好照實匯報。
第二天，主席把汪東興叫去批評道：“你們跟我到杭州，為什麽不考慮影響？當地處理東西為什麽不給當地人而給你們。如果不是你們的特殊身份能是這個價嗎？以後絕不允許發生這類事情。”接著主席又叫葉子龍，問道：“這次買表，你也買了嗎？”
“我有表，沒買。”葉子龍如實回答。“這就對了。但你們是負一定責任的人，不光自己注意影響，還應使大家都做好。”
這件事給汪東興、葉子龍和我們敲了警鍾，大家都比較自覺地注意這類問題了。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