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時輪將軍樹上躲還鄉團大喊憋氣zt

宋時輪將軍樹上躲還鄉團大喊憋氣
本文由 一個中國人 在 2007-11-14 09:39 發表於: .美國 ( .com )


2007-11-12 新華社

　　有一次，為了躲避還鄉團的搜捕，遊擊隊員隻好把他藏在山上的一棵樟樹上。時近中午，一群荷槍實彈的還鄉團在樹下抽煙、聊天。樹上的宋時輪動也不敢動。對這件事，宋時輪很憋氣。他在晚年時回憶說：“我要是身體好，能動彈，早就把他們幹掉了。”

1907年9月10日，宋時輪出生於湖南醴陵。他傳奇的一生動人心魄，三次入黨的經曆扣人心弦。

黃埔軍校入黨

1926年4月13日，宋時輪在廣州市文明路高等師範學校參加黃埔軍校入學考試，經過21日的複試，順利被黃埔軍校錄取。為表達革命的決心，趕上時代發展的車輪，他由宋際堯改名為宋時輪。

入校後，宋時輪的軍事訓練各項科目都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就在他滿以為自己能夠成為一名優秀學員時，不幸染上了瘧疾，加上腳氣病發作，他隻好在廣州東山醫院住院半年多。期間，宋時輪經張一之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病愈出院後，因缺課太多，軍校決定將宋時輪轉入第六期，編在第一團第四營（營長陳明仁）第十六連。

1927年1月，部隊駐防廣東東莞圩時，宋時輪由張慶孚（中共黨員、黃埔軍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紹，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這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進行反共“清黨”。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李濟深與上海遙相呼應，在廣州製造了“四一五”慘案。4月20日，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先後扣留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分子100餘人。宋時輪作為“共黨嫌疑”，也於這一天被捕，關進了廣州珠江南岸南石頭懲戒場。在監獄，國民黨正式審訊了宋時輪3次，每一次的結果都令國民黨當局大失所望，因為沒有絲毫的證據證明宋時輪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即便如此，國民黨當局還是以涉共嫌疑，判處宋時輪等1年徒刑。

1929年4月，經黨員廖益通找保人擔保，宋時輪被釋放。他很快離開廣州，乘船去香港，並在香港接轉組織關係，等候分配工作。真是無巧不成書，到香港後，他在住地附近巧遇舊日同學李適生。李適生一定要拉宋時輪去廣西張發奎的部隊謀職，態度十分堅決，二人發生了爭執，氣氛非常緊張。宋時輪怕節外生枝，無法脫身，沒等在香港辦妥組織關係接轉，即於當日晚搭船去了上海。由於人生地疏，雖經多方努力、到處探詢，宋時輪始終未能與黨組織取得聯係。盡管他省吃儉用，仍然淪落到無錢吃飯的境地。無奈之下，他隻好捉筆為當時的上海街頭小報寫報屁股文章，換取微薄收入糊口。後來，他離開上海到湖北武漢、湖南長沙繼續尋找黨組織，均無結果，隻好返回家鄉醴陵，準備組織遊擊隊。

蘇區蓮花縣政府重新入黨

宋時輪回到家鄉，積極籌劃組織遊擊隊的事。哥哥宋方桂十分氣憤地說：“家裏供你上學，是希望你有個出息，誰知你讀了一肚子書，不僅不能養家，還盡給家裏惹事，你是個敗家的崽！我要報官抓你！”兄弟二人互不相讓，惡言相向。宋時輪氣急了，隨手抄起身邊的條凳子將宋方桂打倒，衝出家門，父親宋名德見狀十分著急，緊緊跟在後麵追趕。宋名德追上宋時輪後，望著兒子瘦弱的身軀，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緊緊拉住兒子的手，塞給兒子幾塊錢，含淚喃喃地說：“我知道留不住你，希望你自己保重，好好努力，幹出點名堂來！”宋時輪聽了父親的這番話，十分感動。他堅定地對父親說：“您放心，革命一定會成功，您的願望一定會實現！”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由於蔣介石的血腥鎮壓，還鄉團到處追捕共產黨人，黨的工作十分被動。宋時輪隻好白天躲在山上避開敵人的搜捕，晚上再下山做宣傳、組織和發動群眾的工作。餓了，他就在山上采點野果子充饑。有一次，又饑又渴又累的宋時輪，搖搖晃晃地來到山腳下的一片紅薯地，實在支撐不住了，連續拔出幾個生紅薯大口大口地吃著。就在他狼吞虎咽的時候，突然從樹林裏鑽出一個手持獵槍的中年男子，大聲喊道：“誰在偷吃我的紅薯？”“我！宋時輪。”他不假思索地道出了自己的姓名。二人四目相對，那男子覺得宋時輪眼熟名字卻很陌生， 愣在那裏。宋時輪立即明白了，改口說：“不，不，宋際堯。”“你就是宋際堯？是友伢子？”中年人又驚又喜，伸出雙手緊緊握住宋時輪沾滿泥土的手，拉著他走向一間茅草棚 ，端出一鍋熱氣騰騰的紅薯，眼裏含著淚花說：“餓了吧，快多吃一些。”

這個中年男子出身貧苦，在大革命時期，曾經擔任過農協委員，工作積極，鬥爭、打土豪、分田地，事事都走在前麵，始終沒有忘記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為躲避還鄉團的搜捕，隻身跑上山靠種地為生。

宋時輪在草棚裏坐下來，一邊吃著紅薯一邊與中年人交談，兩人像一對多年不見的兄弟。“際堯，這天還能翻過來嗎？”聽了這句深藏心底的話，宋時輪親切而又堅定地回答說：“革命的低潮隻是暫時的，農民協會還會興起來，土豪劣紳一定要鏟除，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長不了，工人、農民一定會有翻身解放的一天。”幾句話說得中年人心裏亮堂堂的。中年人懇切地對宋時輪說：“那你就領著我們和他們鬥吧！”後來，這個中年人第一個參加宋時輪組織的遊擊隊，成了宋時輪在家鄉發展的第一名共產黨員。

1929年秋，在湖南醴陵、瀏陽、攸縣和江西萍鄉一帶，活躍著一支打白匪、殺土豪，令軍閥頗感頭痛的隊伍——宋時輪領導的萍醴遊擊隊。宋時輪回憶創建遊擊隊的經過時曾寫道：“經過艱苦宣傳，組織成了黑殺隊（遊擊隊），最多時37人，輾轉活動於萍鄉、瀏陽、醴陵、攸縣邊界地區。”這支隊伍在化名“張司令”的宋時輪的指揮下，不斷組織發動窮苦群眾懲戒惡勢力，使貧窮的農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把許多窮苦的農民兄弟吸引到了黨的周圍。

秋末，宋時輪舊疾複發，雙腿腫痛不能行走，遊擊隊員用擔架抬著他在姚家壩牛形嶺一帶活動。有一次，為了躲避還鄉團的搜捕，遊擊隊員隻好把他藏在山上的一棵樟樹上。時近中午，一群荷槍實彈的還鄉團在樹下抽煙、聊天。樹上的宋時輪動也不敢動。對這件事，宋時輪很憋氣。他在晚年時回憶說：“我要是身體好，能動彈，早就把他們幹掉了。”

後來，由於病重，宋時輪來到已成立蘇區政權的江西省蓮花縣醫治。因為出獄後一直未能與黨組織取得聯係，也沒有黨的關係介紹信，1930年初，宋時輪在養病中，經賀碧如介紹，重新入黨，並擔任蓮花縣軍事部部長。同時，宋時輪領導的萍醴遊擊隊編入紅軍第六軍。

走過長征路，第三次入黨

1930年初春，宋時輪任中共湘東南特委委員、湘東南遊擊隊第二縱隊政治委員，後任紅軍學校第四分校校長。翌年春，他遵照上級命令，率領紅軍學校的全體幹部、學員進入中央蘇區。紅軍學校第四分校被改編為紅軍總司令部教導總隊，宋時輪任總隊長。1931年3月，宋時輪調到紅軍第一方麵軍第三十五軍任參謀長。同年10月，紅三十五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獨立第三師，宋時輪任該師參謀長，翌年6月任該師師長。1932年7月下旬，獨立第三、第六師合並，編為江西軍區第二十一軍，宋時輪任參謀長兼六十一師師長。

由於王明“左”傾路線在中央蘇區的急劇發展，宋時輪在一段時間裏受到影響。他在紅三十五軍時，就有人提出他有“AB團”嫌疑的問題。為此，他向軍長、政委詳細匯報了入獄、入黨和1929年拉遊擊隊以及到紅軍部隊之後的全部經曆。最後，他堅定地說：“1926年，我雖然在黃埔軍校參加過國民黨，但那是履行每一個入伍生的手續，我自入獄之後即同國民黨的組織脫離了一切關係，除加入共青團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之外，沒有再加入任何組織，我絕對不是‘AB團’。”為避免鬥爭擴大化，紅三十五軍軍委當年對宋時輪所謂的“AB團”問題，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態度。1932年10月，陳毅推薦宋時輪到紅二十二軍任參謀長。此時，有人再次提出宋時輪有“AB團”嫌疑的問題，致使其未能到職。

紅二十一、紅二十二軍是江西軍區的所屬部隊，作為軍區司令員的陳毅，聽到有人傳播有關宋時輪的消息之後，首先聽取了紅二十一軍政治委員李井泉關於宋時輪問題調查的情況匯報。爾後，他又親自找宋時輪談話。宋時輪如實地向陳毅談了一年前向紅三十五軍軍委匯報的情況，並堅定地說：“我絕對不是‘AB團’。”

陳毅認為：對革命隊伍的同誌，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懷疑態度是極其錯誤的。他召集江西軍區參謀長郭天民、政治部主任蔡會文及李井泉商量，提出：對宋時輪的懷疑是錯誤的，江西軍區經過調查之後應有一個明確的態度，並向方麵軍報告。江西軍區調查後的結論是：“1931年，宋時輪確被人懷疑和亂供過，但是組織並未輕信，今天應當宣布這是冤屈的。”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之後，由陳毅推薦，調宋時輪任江西軍區司令部作戰科長。由於軍區參謀長郭天民要去紅軍學校學習，陳毅、李富春敦請朱德、周恩來要宋時輪盡快到職。1933年5月6日，宋時輪匆匆趕到江西軍區。到職後，宋時輪聽說的第一件大事是“江西羅明路線”。

1933年6月，中共中央局在江西軍區所在地寧都召開第二次寧都會議。會上，毛澤東對前次寧都會議迫使其離開 領導崗位提出批評，博古則認定前次會議是正確的，繼續第一次寧都會議時的反對“江西羅明路線”的高調。會上，周恩來作了關於第四次反“圍剿”的報告之後， 強調指出紅軍中不存在“羅明路線”。

一個月後，臨時中央派人參加江西省委擴大會議，督促清算江西省的“羅明路線”，指名批評鄧小平、毛澤覃、 謝維俊、古柏。在根據地、軍事問題和土地革命等問題上，以鄧小平為書記的會昌中心縣委，認真貫徹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是完全適應當時邊緣地區特點的正確路線。他們在思想上和實際工作中堅決抵製“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路線，卻被指責為“是與羅明路線同一來源”的“機會主義”。江西省委通過決議，對鄧、毛、謝、古做出組織處理。

宋時輪認為：謝維俊、毛澤覃在江西第四、第二分區的工作做得很有成績，不僅打擊了敵人的政治和軍事進攻，而且鞏固發展了該區域的工作，無論從做法還是從結果看，都應該客觀地承認其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如果說他們犯了什麽路線上的錯誤，那麽成績的取得就無法解釋。亂給人家扣帽子，這樣搞法沒有好處，反而弄得今後誰也不敢工作了。因為是非不明，不能使人心服。

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宋時輪受傷，留醫江西軍區。由於對鄧、毛、謝、古遭受政治上的嚴重打擊感到痛心，宋時輪在治傷過程中產生離開江西軍區到主力部隊工作的想法。傷愈後，他幾次向陳毅請求去紅軍大學學習，得到批準。

1934年初春，宋時輪踏進了紅軍大學的校門。紅軍大學設高級指揮、上級政治、上級指揮、上級參謀4個科，宋時輪被編到上級參謀科。

一個多月後，紅軍大學遵照《優待紅軍家屬條例》的規定，組織學員禮拜六幫助紅軍家屬挖泥塘。宋時輪負責挑，另一個學員負責上泥。負責上泥的學員，每擔都裝得很滿，並且逐擔增加。連泥帶水挑了幾擔之後，宋時輪對上泥的學員說：“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後少裝一些泥。”結果，下一擔裝的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時輪直強的脾氣引發了，他說：“我是自願來優待紅軍家屬的，又不是來罰苦工的， 你為什麽要這樣搞？”

回到紅大，負責上泥的學員向黨小組長匯報說：“宋時輪講‘優待紅軍家屬是罰苦工’”。黨小組立即開“鬥爭”會。宋時輪在會上複述自己的原話，雙方爭執不休。黨小組的其他學員因為不了解事情真相，隨聲附和說:宋時輪不接受黨小組的批評。在直率、坦城和實事求是的作風不被理解的時候，宋時輪更加憤怒了。他說：“你們想學江西省委擴大會議時那樣委屈鄧、毛、謝、古一樣來委屈我承認錯誤，就是殺了我我也不幹。”黨小組將他的問題上交黨支部。在黨支部“鬥爭”會上，宋時輪仍然不接受非實事求是的批評。黨支部隻好將他的問題上交紅軍大學。紅軍大學召開全校黨員大會“鬥爭”他，宋時輪依然堅定地說：“我堅決不接受不合事實的批評。”最後，紅大以“破壞蘇維埃政府法令，組織觀念薄弱，堅持錯誤”及總政治部個別領導說“其二七年被捕後表現不好並有ABR嫌疑”等原因，給予宋時輪“開除其黨籍3個月”的處分。

宋時輪被開除黨籍一個月之後，鑒於他的考試成績非常好，紅大決定將他從上級參謀科轉到上級指揮科學習。不久，宋時輪在考試中又取得優異成績，紅大決定調他擔任上級指揮科的軍事教員。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出發前，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中央軍委決定組成紅軍幹部團，紅軍大學編為幹部團上級幹部隊。

長征途中的1935年9月上旬，張國燾公然違抗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和曆次決定，采取脅迫右軍南下的手段，企圖分裂紅軍。為此，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於9日夜出發北上。由於時間倉促，宋時輪事先沒有得到北上的通知。第二天早起，他發現紅軍全部轉移，立即自動追趕中央紅軍。毛澤東見到他的時候說：“宋時輪你來了，好！”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領陝甘支隊勝利到達吳起鎮。很快，毛澤東和彭德懷到紅十五軍團駐地看望軍團領導。為了向中央紅軍學習，軍團領導請求毛澤東，由中央紅軍派一些幹部到紅十五軍團工作。不久，毛澤東找宋時輪談話，要他出任紅十五軍團作戰科長，協助參謀長主管部隊作戰。宋時輪帶著委屈表態說：“紅十五軍團剛剛組建不久，各方麵的工作都很多，司令部作戰科是部隊的核心部門，這麽重要的部門派一個被開除黨籍一年多、至今沒有予以恢複的非黨幹部去是否合適？”毛澤東問：“怎麽回事？”宋時輪如實地陳述了事情的原委。毛澤東接著說：“用人之長是組織的事，恢複你的黨籍也是組織的事，請你服從組織安排，愉快地到紅十五軍團報到工作。”毛澤東談話之後，被排斥在黨組織之外一年之久的宋時輪，心情格外激動，回到住處止不住地喊出了心聲：“毛澤東相信我，還是毛澤東相信我。”到職的第一天，宋時輪立即將一年前被開除黨籍的經過和毛澤東找他談話的情況，向軍團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組織部部長馮文彬作了匯報。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之前，陝甘根據地開始了錯誤的肅反，劉誌丹和不少軍政幹部被逮捕。直羅鎮戰役結束後，毛澤東對董必武、李維漢、王首道等人說：“逮捕劉誌丹等同誌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是‘瘋狂病’，應予立即釋放。”宋時輪恢複黨籍的問題，也是這個時候解決的，經研究，由軍團政治委員程子華和錢鈞介紹，宋時輪再次入黨。

1945年7月，總政治部黨務委員會作出《關於恢複宋時輪黨籍的決定》。《決定》指出：“黨務委員會依據上述證明和理由，決定取消對宋被捕問題的懷疑、AB團的懷疑以及一九三四年紅大所給予的處分，並恢複其一九二七年四月被捕到一九三零年初重新入黨，及一九三四年春被開除黨籍到一九三五年冬再重新入黨期間的兩段黨齡。即宋同誌的黨籍從一九二七年起計算。”

看到總政治部黨務委員會決定的時候，宋時輪高興極了。他覺得，這是延安整風運動和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精神的突出體現。對每個幹部盡可能作出客觀的、全麵的、 曆史的考察和分析的做法，不僅使黨更加清楚地了解幹部的全麵情況，而且促進了幹部改造思想的自覺性，加強了黨的團結。宋時輪精神麵貌由此煥然一新，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中。(穆俊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