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地曆史－－－英勇得哥薩克騎兵zt

逝去地曆史－－－英勇得哥薩克騎兵！！！

沙俄軍隊的哥薩克騎兵

衛國戰爭戰火考驗的哥薩克騎兵


熟悉俄羅斯文學作品的人，對“哥薩克”這個名詞都不會陌生，它能讓人聯想到呼嘯的戰馬、鋒利的彎刀、迎風飄揚的黑色披風，伴隨著“烏拉”的呼喊聲，砍瓜切菜一般衝向敵人的騎兵，他們桀驁不馴、天性自由的反抗精神、豪邁英勇、粗獷強悍、身經百戰、嗜酒如命，是令人向往的充滿異國風情的英雄，同時，哥薩克又是令人恐怖的劊子手，是沙皇鎮壓革命的幫凶，他們用馬鞭抽打遊行的學生，驅散反抗沙皇的人群，是雙手沾滿了遊行請願的群眾鮮血的人。
　　
　　原是半軍事狀態的“盲流”
　　中國人熟悉的關於哥薩克的小說有托爾斯泰的《哥薩克人》、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綏拉莫維奇的《鐵流》、巴別爾的《騎兵軍》、富爾曼諾夫的《夏伯陽》、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曆程》，還有波蘭作家顯克維奇的《火與劍》等等，以及列賓的名畫《查波羅什哥薩克給土耳其蘇丹的回信》，這些作品都為我們形象地描繪出一個“強悍的馬上部落”。有人說俄國的哥薩克就如同歐洲的騎士、日本的武士浪人、中國的俠客一般，其實這個比喻不太恰當。騎士是中世紀歐洲沒有繼承權的人的一個封號，日本的武士是隸屬於領主的家丁門客，而中國的俠客隻是賦予了太多文學想象的統稱，曆史上並沒有這樣一個群體存在。俄羅斯的哥薩克卻是一個性格鮮明的有共同特征的社會文化群體，它在今烏克蘭和俄羅斯境內存在了大約500年的曆史。
　　哥薩克(Казак)這個詞來自突厥語，是俄國的民間文學中的“綠林好漢”，很多書上都解釋說是“自由自在的人”，其實用中國的話說就是“盲流”。15－17世紀在俄羅斯農奴化過程中，不願為奴逃亡到邊區去謀生的人，逐漸聚集成群，受西南部草原地帶突厥民族的影響，養成了一種善騎射、不受管束的有獨特文化的認同關係，大量的逃農聚集在南俄草原一帶，沙皇在迅速擴張過程中對南部草原也隻有名義上的權力。這些邊區土地上的“自由人”平時為民戰時為兵，亦農亦兵，長期處於半軍事狀態。東歐平原山少，哥薩克多是以河流命名，比如有頓河哥薩克、伏爾加河哥薩克、烏拉爾哥薩克、西伯利亞哥薩克、外貝加爾哥薩克、庫班哥薩克等。沙皇政權自然了解這種半軍事體製的自由人大量集結對國家的危險，但是一時間鞭長莫及而無可奈何。由於沙俄的地理環境，人口稀少，中央政權的管轄能力有限，不像中國傳統社會可以完全融化並吞掉社會的異己力量，這些因素都使哥薩克逐漸坐大。同時統治者也需要這些勇敢善戰的人來防禦克裏米亞的韃靼人，通過草原的商隊經常受到韃靼人和其他遊牧民族的襲擊，因此就需要軍事方麵的保護，隻好借助哥薩克人為帝國戍邊征戰，早期歐俄周邊國家的統治者對這些“草莽英雄”一般采取懷柔政策，在這種條件下便形成了一個叫“哥薩克”的特殊人群。
　　它們的組織形式是軍民合一的部落形式的自治體，他們建築一種特殊的營地叫“塞契”(或譯為“營地”)，由土圍子、塹壕、原木圍牆和帶有射擊孔的塔樓組成，營地定期舉行全體成員大會，其中以烏克蘭的劄波羅什哥薩克最為有名。他們聚居於第聶伯河中遊的激流險灘段(劄波羅什即激流之意)，形成著名的“劄波羅什營”。這是一種獨立的軍事自治流動組織，大部分居民依靠戰利品為生，一部分人從事漁獵與養蜂，隻有小部分已婚年長的人務農。但從17世紀起，哥薩克在草原占地從事農業生產已逐漸常規化，以自治的村社組織來耕種“什一稅田地”，即1／10用於軍事哥薩克的糧餉，組成自備武裝的輕騎兵(以頓河馬、彎刀和長矛為主要裝備)，到自己地盤以外地方搶劫，尤其是在河灘地段搶劫船隊，是他們的保留節目。到了冬季商隊減少就會到第聶伯河、伏爾加河等沿岸城市出售獵物或做短工。他們也常常襲擊黑海沿岸的韃靼人和土耳其人。這種組織的特點是，對外“自由”，對內“民主”，部落的各級蓋特曼(頭領)通過選舉產生而不能世襲，對下負責而不受上麵任命，並由這些人組成最高軍事會議，戰時統領軍隊，平時行使行政管理。這種軍事化部落內部講究嚴格的集體一致，與尊重個性的近代民主製度和公民社會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作為前近代傳統，它與俄國本土和周邊國家盛行的農奴製和官僚製也十分抵觸。
　　最先是波蘭人開始利用哥薩克武裝人員，他們用登記造冊的方式來實行掌控，未經登記的人被認為是非法的。1625年在冊的哥薩克是6000人，到了1649年是4萬人，1654年則是6萬人。這些人受招安歸順以後成為領有封地的哥薩克上層(有的也有屬於自己的農奴)，於是在哥薩克內部也開始發生分化。後來俄國統治者也效法“冊封哥薩克”，賜予哥薩克上層人士爵位和土地，承認其自治權力和藩屬地位，基本上不幹涉哥薩克的內部管理，有時出於統治策略的需要甚至增加他們的人數，把流放的犯人、政治犯和遭貶的人物，例如判處死刑的大貴族家臣等等發配到這些地區。17世紀在俄國南部形成一條宏大的軍事防禦體係，綿延數百公裏，主要靠“前哨所”和“哥薩克村(塞契)”的軍事力量來服役。政府隻是盡可能設法不讓這些人回到莫斯科以東的內地來。俄國曆史上三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1606－1607的鮑洛特尼科夫起義、1667－1671年的斯捷潘·拉辛起義和1773－1775年的普加喬夫起義都是以哥薩克為主力的。1654年烏克蘭的哥薩克首領赫麥爾尼茨基起兵反抗波蘭受到鎮壓，在軍事失利的情況下求助於俄羅斯，當年赫麥爾尼茨基與俄簽訂“別列亞斯拉夫協定”，宣布接受俄羅斯保護，又經過80年的磨合期到1722年沙俄廢除哥薩克人的蓋特曼自治，烏克蘭總督魯緬采夫把10個哥薩克軍團改編為俄軍的10個正規騎兵團。
　　
　　“有奶就是娘”的生存哲學
　　哥薩克運動具有打家劫舍的“綠林思想”和“有奶便是娘”的“傍大戶”風格。在河灘地段打劫過往商船是他們的重要經濟來源，哪一邊的統治者剿滅力度加大就去投靠其他的統治者。尤其是黑海和裏海靠近出海口的哥薩克，在俄羅斯境內作案，如果受到官兵的追殺就去為土耳其蘇丹和波斯大汗服務。“易倒戈”的朝秦暮楚的“騎牆”特點是有曆史原因的。因為哥薩克不是一個民族，成員多為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也有白俄羅斯人、波蘭人、摩爾多瓦人和波羅的海人，大都是不堪忍受本國政府的壓迫才逃到管製力量薄弱的“三不管”地區，借助外力抗擊宗主國是哥薩克的老傳統，尤其是地處邊緣的哥薩克，沒有自己的獨立國家，政治認同模糊，遊離於幾大政治勢力之間，17－18世紀在幾個政治勢力的夾縫中生存，拉甲打乙、聯乙攻丙，曾經與土耳其蘇丹結盟、向克裏木的韃靼汗示好、也曾投入過波蘭王國的懷抱、忽而又效力於莫斯科的政府，出爾反爾都不足為奇。波蘭、俄國、土耳其以及其他國家都是利用哥薩克來打擊國外勢力的，但本身對他們又極不信任。
　　哥薩克自身的曆史十分複雜，哥薩克各集團之間、長老和軍事統領之間、農奴和哥薩克之間、哥薩克和政府之間、哥薩克與支持其力量的外國勢力之間，都存著錯綜複雜的關係。它的這種特性決定了不可能完全馴服於某個政權，但是又必須依靠某種外部政治力量的支持，哥薩克的生存哲學是遊離於夾縫和邊緣，盡可能地保持自己的自由度。在劄波羅什的哥薩克中就一直存在著“親莫斯科派”與“反莫斯科派”，這兩派根據沙皇的打拉力度此消彼長，而沙皇對他們的忠誠程度曆來是不抱希望的。彼得一世就說過，烏克蘭哥薩克所有的蓋特曼(共有17位)，除了赫梅爾尼茨基和斯科羅帕茨基以外，其餘的都是變節者。但是曆代沙皇都明白，對這批桀驁不馴的人安撫政策比鎮壓更有利。讀過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的人，可能都會記得，主人翁格裏高利像候鳥一樣一會參加紅軍，一會兒投靠白軍，也許有人會覺得不可思議，他到底信奉什麽價值觀？其實這一方麵說明他信奉哥薩克自治思想，反對外人染指“他們自由的土地”，另外也表現出典型的哥薩克“有奶便是娘”的一貫風格。所以沙俄時代哥薩克被利用作為鎮壓人民運動的工具。
　　
　　猶太人的天敵
　　長期以來哥薩克一直與猶太人勢不兩立，他們同是缺乏國家認同沒有歸屬感的流浪群體，但是生活習俗與價值觀卻有很大的差異和對立，有人說哥薩克和猶太人對立就像“斯巴達和雅典人一樣”。20世紀初俄國的猶太人和哥薩克人數大體相當，猶太人有530萬，哥薩克約440萬，分別占總人口的3％、2％，都是少數群體。但是生活習性、價值觀念方麵卻有很大的差異。猶太人強調讀書做生意，有迫切的生存危機感，聚斂錢財，重視教育。這種文化傳統逐漸變成一種趨利性的商業資源，孩子需要及早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領，如果說猶太人一會說話就要讀書，一開始讀書就要考試，猶太孩子從小就被家長逼上各種補習班，以期早早地出人頭地，有一技之長；有尚武精神的哥薩克則恰恰相反，他們蔑視財富，不重視教育，強調平等，習慣有難同當有福同享，準軍事化生活習性養成了哥薩克人一會走路就能騎馬，一會騎馬就能射擊，過著一種豪放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強盜生活。以第聶伯河為界的右岸烏克蘭基本上是以波蘭人為農奴主、烏克蘭人為農奴的大莊園，左岸是哥薩克自治塞契，哥薩克的不事耕作劫掠成性決定了他們經常騷擾右岸，而波蘭人自己並不經營土地，全是雇傭猶太人作為管家來管理農奴，於是形成烏克蘭人哥薩克十分痛恨猶太人。哥薩克本來就是一個不斷有新加入者補充的集體，而且來者不論出身民族，但獨獨堅決排斥猶太人，而猶太人對劫掠成性的哥薩克也是惟恐躲之不及，不會去染指這個群體。
　　沒有自己祖國的猶太人在東歐各國從事當地人鄙視的商業、銀行、管家等行業，長期的積累使猶太人具有經商才能與意識。因為在中世紀時期，教會不允許教徒從事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活動，所以這一領域的從業者大都是猶太人，也大都比較富有。同行的當地居民自然競爭不過他們，在烏克蘭人和俄國人看來，猶太人從事的都不是“正業”，是坑蒙拐騙之術，是一個讓人藐視的食利階層，而猶太人又不掌握權力，政治地位低，處在統治者的打壓之下。因此長期以來猶太人成為集體泄憤的對象，民間的反猶情緒經久不衰。在很多歐洲國家，猶太人往往是多數群體攻擊的對象，俄羅斯也不例外。但充當急先鋒的，卻是另一個與他們人數相當的少數群體——哥薩克。
　　
　　《騎兵軍》背後的故事
　　17世紀中葉，在波蘭和俄國第一次爆發沙皇主導、哥薩克充當急先鋒的屠猶活動，有數萬猶太人被殺。對哥薩克來說，屠猶既過癮又有斬獲，此後哥薩克的屠猶從未停止過，排猶不僅出現在沙皇頒布的法令中，而且化作一種極端情緒在民間蔓延。1903－1906年，第二輪屠猶在波蘭、烏克蘭、俄國展開。1905年遇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下達屠猶令，放縱其哥薩克騎兵在猶太人生活區燒殺搶掠。在沙皇政府命令下，屠猶成了哥薩克發揮本性和專長的“業務”，以致上萬猶太人被打致殘，數千人斃命。1918年－1920年是第三次屠猶，又有大約10萬人在烏克蘭的俄國國內戰爭(今天烏克蘭人稱為“烏克蘭獨立戰爭”)和蘇波戰爭中被無辜殺害。無論是蘇俄哥薩克的紅色騎兵，還是爭取獨立的哥薩克“烏克蘭人民軍”，都從沒有停止對猶太人的暴行和殺戮。
　　蘇聯作家巴別爾的《騎兵軍》就是以一個在哥薩克騎兵中生活了七年的猶太人並參加了被稱為“人類曆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騎兵作戰”——蘇波戰爭的體驗，鮮活地描寫了這一戰爭時期哥薩克騎兵的故事。他把哥薩克對猶太人的仇恨描寫得淋漓盡致，也把這個團隊的嗜血的野性真實地反映出來，因此惹惱了第一騎兵軍的軍長布瓊尼元帥，布瓊尼指責巴別爾誣蔑紀律嚴明的紅軍，把他們描寫成一群“以冷兵器殺人為樂”的土匪。是1928年回國觀光的高爾基仗義執言，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堅決支持巴別爾，“在俄羅斯文學史上我從未見過如此鮮明和生動的描寫，這樣的描寫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個集體——騎兵軍全體將士的神態”。當時斯大林正在全力發起一場爭取高爾基回國定居的運動，整個文學界像高山仰止一樣崇拜高爾基，在這種背景下，從未把巴別爾放在眼裏的布瓊尼不敢得罪高爾基，隻能忿忿不已。但高爾基去世後，失去保護的巴別爾很快在1939年5月15日被捕，罪名是“在籌備針對蘇維埃領導人的恐怖行動中，從事反蘇維埃的陰謀活動”；1940年1月被專政機構秘密處決。
　　
　　經典騎兵
　　在冷兵器時代，哥薩克的騎兵以其速度快、機動性強、殺傷力大、驍勇善戰的輪番攻擊威震歐洲，歐洲國家也常招募哥薩克作為雇傭軍。哥薩克參加了從18世紀到蘇聯二戰中所有的戰役。有人說他們是歐俄草原上最具有草莽風格的經典騎兵。他們的騎兵馬蹄是與沙俄向外擴張的步伐同步飛揚的，多次為俄國開拓疆土立下赫赫戰功。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大約組建了30萬人的11支哥薩克軍團。但是由於現代化武器機槍、排炮、坦克等的投入，騎兵注定將成為被淘汰的兵種，並沒有像此前的戰爭一樣有驕人的戰績。在十月革命後的內戰中，哥薩克分屬兩個陣營，布瓊尼、鐵木辛哥的紅軍第一騎兵軍所向披靡。蘇波戰爭時期，曾經在空中俯瞰過這支部隊的美國飛行員有這樣的描述：“騎兵每行八人八騎，有的頭戴圓筒卷毛高帽，有的身披黑色大氅，他們背上斜挎步槍，腰間懸掛馬刀，在塵土中浩浩蕩蕩前進，數萬匹馬縱橫馳騁，數萬把刀交錯揮舞，這場景極其令人震撼，成為騎兵戰史上最壯烈的一幕。”據統計，從1918到1920年，有100萬哥薩克陣亡。
　　內戰結束以後，蘇聯采取“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麵延續哥薩克自治的政策，允許他們自主選舉蘇維埃，成立哥薩克軍人會議，一方麵加大削藩力度，實行“非哥薩克化”。隨後打壓的力量逐步加大，對不服從者就從肉體上消滅，由此引發了一係列的哥薩克暴動，曾一度導致紅軍失利，放棄了第聶伯河左岸地區。後來蘇俄南方戰線派出大規模正規軍鎮壓，1920－1930年代在蘇維埃政府的徹底剿滅下，哥薩克力量日漸衰落。大批哥薩克逃亡者湧入捷克等國。以後蘇俄又通過移民、摻沙子，最終使這個存在了幾百年的特殊群體融化在普通百姓當中，這才結束了哥薩克的曆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蘇聯軍隊開始也曾以保留了哥薩克特點的騎兵再次披掛上陣，但已是強弩之末，在現代的立體機械化戰爭中，延續了400年的昔日輝煌不再，鐵木辛哥式的哥薩克將領很快也為朱可夫式的現代軍事家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