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後的王明zt

延安整風後的王明

　 1974年4月，在前蘇聯莫斯科郊外列寧山下的“新聖母公墓”裏添了一座新墳。墳裏埋的是一位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具有重大影響、堪稱負麵典型的不凡人物，他就是王明。
　　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抗戰時期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以及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失勢已是眾所周知。但延安整風之後，這位在黨史上曾紅極一時,又一落千丈的風雲人物的命運如何呢？

　　1七大前後

　　從1942年春天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全黨範圍內進行的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延安整風運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克服黨內嚴重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特別是使全體黨員和幹部從王明教條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從而從思想上徹底肅清王明“左”右傾錯誤在黨內的嚴重影響。

　　作為延安整風運動中受“批判”的主角，王明先是打起了“學習毛澤東”的旗號，企圖以此騙取毛澤東和黨內大多數人的信任，蒙混過關。此計不成，他又把錯誤一股腦推在了別人身上，還以患病為由消極對待整風和對他的批判。但嚴重的錯誤和事實不容狡辯，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宣判了曾統治黨4年之久、影響黨達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傾錯誤路線的死刑。

　　在《決議》通過前，中央曾三次將決議草案送給王明看，王明沒有明確表示反對。《決議》通過當天，王明還專門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表示完全同意、服從和擁護《決議》對黨的曆史和他所犯錯誤所做的結論。然而，他並非是真心實意的，正如他後來在《中共五十年》中所表白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反毛鬥爭還要長期進行下去”，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1945年4月23日黨召開了“七大”。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在處理王明錯誤的問題上堅決鬥爭，決不容情，但在對待王明本人問題上寬大為懷，格外留情。“七大”召開時，王明仍在病中，他是被人用擔架抬進會場的。參加完開幕式後，王明就離開了會場。這是王明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出席的時間大約為15分鍾。

　　整風運動後，王明的聲望一落千丈，不少同誌對王明更是深惡痛絕。這種情況預示著他很可能在“七大”的選舉中失敗，被淘汰出黨的最高領導層。鑒於王明長期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為了照顧曆史又團結犯錯誤的同誌，在選舉中央委員時，毛澤東事先在大會上和私下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說服代表們本著團結的精神，以大局為重，投王明一票。結果，王明以321票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不過，“七大”後，王明沒能再進入中央政治局。

　　“七大”之前，王明主要從事婦女和統戰工作。“七大”以後，王明的病情有所好轉。於是，中央決定由王明擔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黨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條文。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製問題研究委員會（1948年12月改為法律委員會），中央仍任命王明為該委員會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王明領導該委員會出色完成了製定陝甘寧邊區憲法草案、全國性的憲法草案等工作，還在山西參加過一段時間的土改。1949年9月，王明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新中國成立後，王明被任命為中央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兼法製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員，成為新中國政法戰線的重要領導人，並於1950年負責主持製定了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為我國的法製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2在西柏坡

　　1949年3月，黨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王明在會上先後作了兩次發言。3月8日第一次發言中，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在會上所作的報告，並對毛澤東異乎尋常地大加頌揚。但對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又進行了一些歪曲和非議。因此，劉少奇和一些代表在會上批評了王明。聽到同誌們的批評之後，王明當天與毛澤東交談，要求再講一次。接著在3月10日的會議上，王明又作了第二次發言。他指出自己有三點不夠，一是對毛澤東思想作教條主義的理解；二是自我批評不夠；三是落後。他決心“今後一定拋開個人，不想責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點”，並表示“我願意做個驢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將來能趕上嗎？”

　　針對王明這種口是心非的態度，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閉幕詞中對他進行了誠懇的批評，並提出了如何繼續幫助王明改正錯誤的問題。為此，全會還特別作出決定，王明應就內戰時期和抗戰時期犯的錯誤寫一個聲明書提交政治局審閱。王明在會上口頭表示接受這一決定。

　　3月16日下午，毛澤東親自到王明家裏，勸他寫好聲明書，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毛澤東還把張聞天等人的認識材料提供給他作為參考。可實際上，王明對黨中央要他寫聲明書的決定一直拖延，對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同誌的耐心幫助置若罔聞。於是，1949年3月23日和10月23日，劉少奇又代表政治局兩次找他談話，批評他不尊重七屆二中全會的決定，希望他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盡快寫好聲明書提交中央審議。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作出決議，要求王明“必須遵守二中全會的決定，並按著二中全會上同誌們對王明同誌所作批評的方向及王明同誌在會議上所作願意寫聲明書的口頭表示，從速寫好聲明書，交政治局審閱”。11月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將這一決議通知了王明。

　　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後，11月6日，王明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1948年12月的一天，他本著毛主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指示，曾對主席談過對《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有些意見”，“現在我再向中央正式聲明一次，我完全接受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於決議中提出的一些曆史問題，再不向任何人發表任何問題的不同意見”。

　　在這封信中，王明的態度帶有很強的對抗和不滿情緒，也反映了王明並不想遵照中央的決議，真誠地進一步深刻反省和檢查自己的嚴重錯誤。

　　鑒於王明這種和中央公開對抗的頑固態度，1950年6月9日，黨的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王明同誌的決定》。三中全會認為，王明同誌至此時為止，對於他過去所犯的錯誤是拒絕反省的，對黨中央所采取的態度是不誠懇的，對不遵守二中全會決定向政治局寫聲明書的行為是無紀律的行為。因此，三中全會決定，王明同誌仍應執行二中全會的決定，對於他在內戰時期及抗日時期所寫的各種文章、小冊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則錯誤，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證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認識了並承認了自己所犯的錯誤，而在思想上行動上真正有所改正。

　　此次聲明寫好後，應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審閱，並在必要時，由政治局提交以後的中央全會討論”。

　　這表明，王明對待自己錯誤的態度已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程度，他從拖延不寫聲明書到對政治局的催促置之不理，再到百般抵賴和對抗，堅持“拒不反省”，這是一錯再錯，嚴重違犯了黨的紀律。自遵義會議以來，黨的中央全會專門就某個人的問題作出正式決議或決定，王明還是頭一個。說明了王明的問題已不是一個小問題，而已發展成黨內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因為這關係到黨貫徹正確路線與肅清錯誤路線的問題，關係到是否在正確路線的基礎上團結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的問題，關係到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但七屆三中全會對他既沒有進行批判，也沒有給予任何處分。

　　七屆三中全會召開時，王明正在天津考察工作，並未出席。回京之後又病倒了，不知七屆三中全會有關他的決定。直到7月30日，中央辦公廳把全會文件轉給他後，他才看到這一決定。8月17日，王明就此又給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寫了一封信，表示準備在病情允許和工作安排好之後寫聲明書，要求中央給他提供相關資料，並征求完成時限。不過他強調，由於各種原因，寫好聲明書“需要相當久的時間”。

　　8月18日，毛澤東在王明的信上批示：“王明的聲明書應在11月上旬七屆四中全會開會以前寫好，並送交政治局。”毛澤東還讓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將這一時限口頭傳達給王明，並盡可能地給他提供寫聲明的相關材料。

　　3赴蘇養病

　　就在七屆三中全會作出《關於王明同誌的決定》，催促王明向中央政治局提交檢討聲明書，毛主席明確指示應在1950年11月上旬寫好時，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去蘇聯治病的請求。按理隻有當他寫完聲明書，經中央審閱合格後才能去蘇聯。但黨中央和毛澤東考慮到他確實有病，所以在同蘇聯方麵交涉獲準後，同意了他的請求。1950年10月25日，王明和他的夫人孟慶樹、兩個孩子王丹芝和王丹丁以及中央派遣的保健醫生陳鋒禹、保姆陳啟珍一行六人，在警衛秘書田書元的護送下，由北京乘火車出發，經東北去往蘇聯。11月初順利到達莫斯科。

　　王明第一次赴蘇養病一呆就是三年多。病情好轉後，1953年12月9日，王明回到國內，繼續在法製委員會工作，仍舊住在北京孟公府胡同2號寬敞幽靜的四合院裏。1954年4月，他的舊病複發，住進了北京醫院，此後一直在靜心養病，再沒有工作過。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決定將政務院改為國務院，並精簡調整撤銷了一些部委，法製委員會也在撤銷之列。自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沒有擔任任何職務。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召開，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前，中央曾將該決議送給王明征求意見。他給中央寫信表示完全同意，並說明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四中全會。

　　1955年3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王明因病未參加這個會議。時任吉林省委副書記的會議代表富振聲對王明沒有參加會議又一直不檢討自己的錯誤，專門寫信給毛澤東和大會主席團，認為王明的錯誤是“一筆既重且多的債，至今尚未還”。大會主席團將此信轉給了王明。王明接到信後，遂於4月1日給毛澤東和大會主席團寫信，就富振聲信中提出的問題作了“辯解”。

　　1955年10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召開，會前，王明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請他轉交中央並主席，稱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並主動提出因長久不能工作，請求中央解除自己中央委員的職務。中央雖批準了他的假，但並未撤銷他中央委員的職務。這時，王明身體十分不好，於是他再次提出赴蘇治病的請求。經中央同意後，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於1956年1月30日從北京乘飛機出發，2月1日抵達莫斯科。中央對王明十分關切，他赴蘇時專門派了保健護士、警衛員和保姆，後來又派了兩名針炙大夫赴蘇達半年多，協助蘇聯方麵給王明治病。

　　1956年9月召開黨的“八大”前夕，中央曾於8月上旬致電王明，希望他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回國參加會議。9月8日，王明回電表示因病無法回國參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團請假。雖然王明沒有出席黨的“八大”，長久無法工作，也曾主動提出撤銷自己中央委員的請求，但黨中央和毛澤東從黨的利益出發，仍提名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的候選人。這樣，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不過在97名中央委員中，他的得票最少。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訪蘇。他在繁忙的訪問期間，還特派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賴祖烈等人前去看望。這時，王明除了有點神經官能症外，其他病基本好轉，可以回國工作了，但王明卻不想回國。中央為照顧他，沒有催他回國，而且還堅持經常給他送東西。

　　4文革期間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王明被戴上了“機會主義頭子、蘇修代理人、大叛徒”的帽子，受到了深入揭批，成了反麵典型，中央也和他逐漸斷了聯係。但中央對他再沒有作出任何決議，也沒有開除他的黨籍。

　　當國內在“文革”的浪潮中猛烈批判王明的時候，得到蘇聯支持的王明開始在國外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大肆攻擊黨和毛澤東，逐漸走上了與黨完全對立的道路。進入上世紀70年代後，王明已是病魔纏身。但王明即使躺在床上也沒有停筆。1971年，他相繼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五十年》、《“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演習》等文章。《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逆行為》是王明抱病編寫的最後一部作品，約20萬字。全書主要圍繞“文革”展開，否定毛澤東思想。王明抱著一個目的，那就是貶低搞臭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為自己的錯誤路線翻案。

　　1974年3月23日，王明抱著沒能“批倒”毛澤東思想的深深遺憾離開了人世。

　　王明這位在黨史上曾名噪一時的人物，如今卻孤寂地躺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到新聖母公墓瞻仰和悼念果戈理、屠格涅夫、赫魯曉夫等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很少有人走到他的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