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演技”zt

周恩來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突然借故批判陳伯達，並株連林彪，向與會者傳遞了毛對林彪不滿的信息。會議結束後，周恩來並沒有馬上返京處理事務，而是留了九十九名黨政軍高級幹部下來，名曰周恩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報告。會上周不談當前形勢，卻回顧曆史，披露了當年派陳毅去奪取毛澤東軍權的事實。這段曆史與會者毫無所知，他們一直以為周是毛的親密戰友，現在聽到周抖出這段往事來，極為震驚。當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說毛澤東思想用詞雖然通俗易懂，但學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後就“交待”了以往自己曾犯過的嚴重錯誤，最後總結自己犯錯誤的根源，是由於年紀輕輕就當了大官，官癮重，怕違背莫斯科指示丟官，就盲目執行，周恩來稱這是他一生中最嚴重的教訓。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明的方麵至少披露了二條信息：他在黨內地位曾高於毛澤東；他和毛澤東之間有過嚴重過節。當時更令聽眾吃驚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癮”之類的詞，此類詞在中共建國後通常隻被使用在舊社會的官僚頭上，也就是隻被使用在敵人頭上，共產黨稱自己的官為幹部。這種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時《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標題是《不可按長官意誌支配經濟》，引起舉國轟動，轟動的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標題中的“官”字，百姓說這下不得了，共產黨幹部也被稱為官了。因此此篇談尊重濟規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國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後，老百姓用官來形容共產黨，表達心中不滿，已成流行詞匯。如今大陸人使用“官”這一詞時已不覺有什麽特別了。

　　可以想見，周恩來七零年在講用會上使用這一詞作自我批判，聽眾會吃驚到何等程度。表麵上看來是周恩來嚴於自責，但在座的聽者都是中央委員，都是官場上混出來的，頭腦豈有如此簡單？且周恩來挑選留下的聽眾都是實權人物，充充門麵的工農兵委員，他是不會邀請的。

　　好幾年之後，一位在場的聽眾、某軍區頭頭回憶此事時說，“我當時非常震驚。一是第一次知道這段曆史的震驚，二是感到有點不對勁，好象毛主席和周恩來也不那麽友好。但當時不敢多想，這種事想多了，萬一不慎說出囗來，會給自己惹大麻煩。後來到了批林批孔運動，江青明顯想把火引到周總理身上去，我對廬山會上的報告就恍然大悟，看來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這才是周恩來所謂嚴厲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會上再三反複強調毛的話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實際上是暗示聽眾對這次廬山會議要往深處多想想。周明白毛為了鞏固江青和張春橋的地位以及平息在軍中不滿，不得不犧牲林彪，這樣他和毛之間就沒有緩衝地帶，接下來就將是他和毛之間的直接鬥爭了。

　　周恩來作完報告之後，送了一份抄件交廬山檔案館保存，並且隻是作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也就是允許這份報告流傳。

　　類似的高姿態，表現在周恩來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義會議上他同樣也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目的。當博古、蘇聯顧問李德和毛澤東、彭德懷一直爭執不休，博古堅決不肯認錯讓步時，周恩來站起來發言了，說“軍事失利，作為軍事部長的我，得負主要責任，我請求黨中央解除我軍事部長的職務”。周恩來這一高姿態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讚揚，博古被迫讓步交權，博古交權就完蛋，周恩來依然穩坐中央核心。（另一種說法是林彪派兵包圍遵義會議，說不開出個結果，不許散會。所謂開出個結果就是恢複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周恩來見勢不妙，才轉舵）。

　　以謙謙君子形象遮蓋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來的拿手好戲。可是我們也不能說周毫無道德，當不會損害他的根本利益時，他能表現出真誠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關時，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是如此嫻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著時，幾乎無人能辨別出來。

　　周恩來“人情味”表現同樣如此。試舉一例，西安事變中，周表達了中共的幾點主張，周講完之後並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協議書夥同張學良威逼蔣介石簽字，而是話鋒一轉，聊起了家常，話題自然轉到孩子身上，蔣介石說已和經國斷了音訊很久，很想他，周恩來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說這件事我們可以通過蘇聯關係，一定替蔣校長找到並送回令公子。

　　談判關鍵時刻聊起了家常，無意中談到了孩子，難道是偶然的巧合？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謀劃的結果，即使蔣介石也未必能當下識破他的用心，否則就不會接他的話題了。協議就是在這種表麵上充滿人情味，實際上暗含威脅的氣氛下簽定的。

　　這就是周恩來！他即使處在優勢地位，給你下藥時也一定裹著糖。

　　周恩來還有一個形象是鐵麵無私。中共最愛宣傳周恩來清正廉潔，從不徇私情，與以權謀財、貪汙腐敗的官僚比，周恩來確實是廉潔的，我們不會否認這一點，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現在錢財和幫助親友上，不等於他就沒私心。他的私心表現在權欲上，表現在隻重自己的官位、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褻瀆了總理的職責，禍害甚至比貪官汙吏更大，如果不貪財就是好官就值宣揚，那麽“四人幫”中的張春橋其清正廉潔程度絲毫不亞於周恩來，中共為何把他投入獄中？顯然中共在這方麵是雙重標準，首先取決於你是誰的人，其次才是品質問題。

　　周恩來有時還以鐵麵無私來掩蓋他的冷酷無情、沒有人性。如本文開頭提到的孫維世一案，周恩來的理由肯定是：“既然黨組織掌握了材料，認為她和蘇聯勾結，我作為一個黨員必須服從組織的決定，不能因為她是我的繼女就袒護她。”實際上呢，他心裏很清楚，毛澤東、江青想通過孫維世打開缺囗，搞到他與蘇聯仍有勾結的材料。周為了顯示自己心中無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孫維世。

　　同類的表演，周做過無數次。長征剛開始時，紅軍把印刷機都拆下來帶走，可是偏偏要拋下早已無權無勢、又重病纏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於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來。他是以黨中央決定的名義通知他的。犧牲瞿秋白，對周恩來而言，就是少了一個能證明他領導革命多次失誤的重要證人（瞿秋白在國民黨牢獄中寫的《多餘的話》，未傷乃周恩來及任何共產黨人半句，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被拋下長征隊伍的還有周恩來的密友陳毅。陳毅得罪了秦邦憲和蘇聯顧問，周恩來同樣沒替老友說一句話。還有，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出發前，他們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是當時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利害攸關時刻，毫無道義，拋棄犧牲朋友，是周的一貫表現。正因他骨子裏是個極自私而又懦弱貪權的人，才導致文革中拋棄劉少奇、賀龍等行為。當然，他也有過許許多多所謂“頂著壓力，保護受害者”的故事，但其中沒有一個會因此動搖他的權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與毛的較量中，又多了一個籌碼。

　　結論

　　近半個世紀，中共通過對輿論的徹底壟斷，拚命為自我吹噓，美化自己的道德形象，似乎隻有共產黨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可是到如今，他們手中隻剩下周恩來這一“光輝形象”，然而這個“光輝形象”是那樣蒼白，那樣經不起懷疑，以這樣的形象作為全民的道德資源，中國的道德水準怎能提高呢？

　　不充分揭露毛澤東的罪惡，中國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覺醒；同樣地，不拋棄周恩來這樣的“道德楷模”，就難以激發中國人的道德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