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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演技”zt

(2007-10-11 18:27:36) 下一個
周恩來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突然借故批判陳伯達,並株連林彪,向與會者傳遞了毛對林彪不滿的信息。會議結束後,周恩來並沒有馬上返京處理事務,而是留了九十九名黨政軍高級幹部下來,名曰周恩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報告。會上周不談當前形勢,卻回顧曆史,披露了當年派陳毅去奪取毛澤東軍權的事實。這段曆史與會者毫無所知,他們一直以為周是毛的親密戰友,現在聽到周抖出這段往事來,極為震驚。當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說毛澤東思想用詞雖然通俗易懂,但學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後就“交待”了以往自己曾犯過的嚴重錯誤,最後總結自己犯錯誤的根源,是由於年紀輕輕就當了大官,官癮重,怕違背莫斯科指示丟官,就盲目執行,周恩來稱這是他一生中最嚴重的教訓。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明的方麵至少披露了二條信息:他在黨內地位曾高於毛澤東;他和毛澤東之間有過嚴重過節。當時更令聽眾吃驚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癮”之類的詞,此類詞在中共建國後通常隻被使用在舊社會的官僚頭上,也就是隻被使用在敵人頭上,共產黨稱自己的官為幹部。這種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時《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標題是《不可按長官意誌支配經濟》,引起舉國轟動,轟動的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標題中的“官”字,百姓說這下不得了,共產黨幹部也被稱為官了。因此此篇談尊重濟規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國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後,老百姓用官來形容共產黨,表達心中不滿,已成流行詞匯。如今大陸人使用“官”這一詞時已不覺有什麽特別了。

  可以想見,周恩來七零年在講用會上使用這一詞作自我批判,聽眾會吃驚到何等程度。表麵上看來是周恩來嚴於自責,但在座的聽者都是中央委員,都是官場上混出來的,頭腦豈有如此簡單?且周恩來挑選留下的聽眾都是實權人物,充充門麵的工農兵委員,他是不會邀請的。

  好幾年之後,一位在場的聽眾、某軍區頭頭回憶此事時說,“我當時非常震驚。一是第一次知道這段曆史的震驚,二是感到有點不對勁,好象毛主席和周恩來也不那麽友好。但當時不敢多想,這種事想多了,萬一不慎說出囗來,會給自己惹大麻煩。後來到了批林批孔運動,江青明顯想把火引到周總理身上去,我對廬山會上的報告就恍然大悟,看來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這才是周恩來所謂嚴厲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會上再三反複強調毛的話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實際上是暗示聽眾對這次廬山會議要往深處多想想。周明白毛為了鞏固江青和張春橋的地位以及平息在軍中不滿,不得不犧牲林彪,這樣他和毛之間就沒有緩衝地帶,接下來就將是他和毛之間的直接鬥爭了。

  周恩來作完報告之後,送了一份抄件交廬山檔案館保存,並且隻是作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也就是允許這份報告流傳。

  類似的高姿態,表現在周恩來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義會議上他同樣也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目的。當博古、蘇聯顧問李德和毛澤東、彭德懷一直爭執不休,博古堅決不肯認錯讓步時,周恩來站起來發言了,說“軍事失利,作為軍事部長的我,得負主要責任,我請求黨中央解除我軍事部長的職務”。周恩來這一高姿態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讚揚,博古被迫讓步交權,博古交權就完蛋,周恩來依然穩坐中央核心。(另一種說法是林彪派兵包圍遵義會議,說不開出個結果,不許散會。所謂開出個結果就是恢複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周恩來見勢不妙,才轉舵)。

  以謙謙君子形象遮蓋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來的拿手好戲。可是我們也不能說周毫無道德,當不會損害他的根本利益時,他能表現出真誠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關時,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是如此嫻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著時,幾乎無人能辨別出來。

  周恩來“人情味”表現同樣如此。試舉一例,西安事變中,周表達了中共的幾點主張,周講完之後並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協議書夥同張學良威逼蔣介石簽字,而是話鋒一轉,聊起了家常,話題自然轉到孩子身上,蔣介石說已和經國斷了音訊很久,很想他,周恩來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說這件事我們可以通過蘇聯關係,一定替蔣校長找到並送回令公子。

  談判關鍵時刻聊起了家常,無意中談到了孩子,難道是偶然的巧合?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謀劃的結果,即使蔣介石也未必能當下識破他的用心,否則就不會接他的話題了。協議就是在這種表麵上充滿人情味,實際上暗含威脅的氣氛下簽定的。

  這就是周恩來!他即使處在優勢地位,給你下藥時也一定裹著糖。

  周恩來還有一個形象是鐵麵無私。中共最愛宣傳周恩來清正廉潔,從不徇私情,與以權謀財、貪汙腐敗的官僚比,周恩來確實是廉潔的,我們不會否認這一點,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現在錢財和幫助親友上,不等於他就沒私心。他的私心表現在權欲上,表現在隻重自己的官位、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褻瀆了總理的職責,禍害甚至比貪官汙吏更大,如果不貪財就是好官就值宣揚,那麽“四人幫”中的張春橋其清正廉潔程度絲毫不亞於周恩來,中共為何把他投入獄中?顯然中共在這方麵是雙重標準,首先取決於你是誰的人,其次才是品質問題。

  周恩來有時還以鐵麵無私來掩蓋他的冷酷無情、沒有人性。如本文開頭提到的孫維世一案,周恩來的理由肯定是:“既然黨組織掌握了材料,認為她和蘇聯勾結,我作為一個黨員必須服從組織的決定,不能因為她是我的繼女就袒護她。”實際上呢,他心裏很清楚,毛澤東、江青想通過孫維世打開缺囗,搞到他與蘇聯仍有勾結的材料。周為了顯示自己心中無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孫維世。

  同類的表演,周做過無數次。長征剛開始時,紅軍把印刷機都拆下來帶走,可是偏偏要拋下早已無權無勢、又重病纏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於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來。他是以黨中央決定的名義通知他的。犧牲瞿秋白,對周恩來而言,就是少了一個能證明他領導革命多次失誤的重要證人(瞿秋白在國民黨牢獄中寫的《多餘的話》,未傷乃周恩來及任何共產黨人半句,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被拋下長征隊伍的還有周恩來的密友陳毅。陳毅得罪了秦邦憲和蘇聯顧問,周恩來同樣沒替老友說一句話。還有,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出發前,他們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是當時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利害攸關時刻,毫無道義,拋棄犧牲朋友,是周的一貫表現。正因他骨子裏是個極自私而又懦弱貪權的人,才導致文革中拋棄劉少奇、賀龍等行為。當然,他也有過許許多多所謂“頂著壓力,保護受害者”的故事,但其中沒有一個會因此動搖他的權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與毛的較量中,又多了一個籌碼。

  結論

  近半個世紀,中共通過對輿論的徹底壟斷,拚命為自我吹噓,美化自己的道德形象,似乎隻有共產黨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可是到如今,他們手中隻剩下周恩來這一“光輝形象”,然而這個“光輝形象”是那樣蒼白,那樣經不起懷疑,以這樣的形象作為全民的道德資源,中國的道德水準怎能提高呢?

  不充分揭露毛澤東的罪惡,中國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覺醒;同樣地,不拋棄周恩來這樣的“道德楷模”,就難以激發中國人的道德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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