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陳毅奪權 紅四軍七大逼走毛澤東
(博訊北京時間2007年8月31日 轉載)
1929年春，紅四軍發生了一場波及全軍的爭論。爭論導致毛澤東失去紅四軍的領導權。
導火線：軍委“暫停辦公”
井岡山朱毛會師後成立了紅四軍，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中共的組織機構：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前兩個除了領導軍隊外，還負有領導地方黨的責任，都是毛澤東任書記，紅四軍軍委則先後由陳毅、朱德擔任書記。
1929年2月3日的羅福嶂會議上，根據前委隨軍行動，又無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領導，及前委、軍委機構“疊床架屋”的情況以及尖銳複雜的敵情，經討論，大家一致通過決議，決定減少指揮層次，軍委機關“暫停辦公”，改為軍政治部，軍隊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前委書記兼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兼任，也就是說毛澤東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這便為爭論埋下了一個隱患。
這一決議也沒有消除紅四軍內部的分歧，反而使爭論更加公開和激烈。這是由毛澤東的一份書麵意見引起的。
《北京日報》刊載王國忠的文章說，6月8日，紅四軍決定在上杭白砂的嚴家祠堂召開前委擴大會議。一縱隊司令員林彪人未到，但信已由快馬送給毛澤東。林彪在信中表示完全讚同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尚未開，林彪的來信讓毛澤東感到寬慰。雖然在會上毛澤東不露聲色，但在一周後即6 月14日以給林彪複信的形式寫了篇7600字的文章。文章開頭就說：“你的信給了我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誌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製度鬥爭。”毛澤東給會議交了一個書麵意見書，意見書分為四條：
一、前委軍委是分權現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承擔，陷於不生不死狀態。
二、人是這些人，事也是這些事，卻要多一層軍委機構，前委工作不好承擔。
三、反對“黨管一切”，反對一切工作歸支部，反對黨員的個人自由限製，要求黨員要有相當的自由。這三個最大的組織原則發生動搖成了根本問題。
四、對決議案沒有服從誠意。
最後，毛澤東說：我不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
朱德對紅四軍黨內是否存在三個“發生了動搖的最大組織原則問題”，也逐條表示了不同意見。
白砂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林彪又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表示全力支持，希望他不要離開:“你今天提出你個人要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讚成。”“黨裏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該毅然決然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事了事。”
在毛澤東給林彪寫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給林彪寫了一封信，把在白砂會議上表達過的觀點展開進行論述。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和朱德給林彪的信，都刊登在紅四軍辦的《前委通訊》第三期上，全軍將士都能讀到。本來紅軍黨組織內部對前委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已是小道消息滿天飛，現在於《前委通訊》上公開刊登，上上下下的議論更是沸沸揚揚。
紅四軍七大 毛澤東被奪權
1929年4月，中共中央派劉安恭帶來了“二月來信”，信中散發著悲觀的情緒和失敗主義的 苗頭，加上劉安恭是從蘇聯回來，對中國革命的情況不太了解，下車伊始，就指責蘇區的工作右傾。而且，由於毛澤東和朱德的分歧被紅四軍內部人士看到，很快在軍內分化成擁毛派和擁朱派，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因此，四軍前委決定召開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來解決類似的問題。
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由陳毅主持在龍岩城內召開。會期一天，會議一直開至深夜始散。因為陳毅和林彪已經兩次明確表示支持過毛澤東，所以毛澤東認為這次陳毅也會和林彪一樣，堅決地支持他。但是事情的發展卻遠遠超出毛澤東的期望。會議圍繞黨對軍隊的領導發生爭論，毛澤東和朱德、黨代表和軍長之間展開了自他們會師以來的第一次公開交鋒。
會議在陳毅的主持下，1929年6月末的紅四軍“七大”決議案中對毛澤東的問題總結為：
A、英雄主義。
B、固執己見，過分自信。
C、虛榮性重，不接受批評。
D、在黨內用手段排除異己，慣用報複主義。
E、對同誌有成見。
F、工作態度不好。
G、小資產階級色彩濃厚。
陳毅總結說：毛澤東“因有以上之錯誤，使同誌們怕說話，造成個人信仰，使小團體觀念加重。” 並且因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陳毅還在大會作了長篇報告，談了對革命形勢估計、建軍方針和克服黨內某些錯誤思想等問題的看法，接著他對朱德和毛澤東提出尖銳的批評。他批評朱德有“舊軍官”思想，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他批評毛澤東有“個人英雄主義”和“家長製”領導方式。
對於陳毅的意見，朱德聽後作了答辯。
毛澤東很克製。他在重申自己的各項政治主張之後說：“至於陳毅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的，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是不正確。”
會議改組了紅四軍前委。毛澤東的前委書記一職改由剛擔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的陳毅擔任。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紅四軍一、二、三、四縱隊各一人為委員。
關於這些，陳毅的兒子陳丹淮說：“這次近乎‘奪權’的會給毛澤東很大刺激，因為這是他一生中僅有的由下級‘造反’而成功的例子。雖然在這以前，毛澤東曾多次遭到別人的打擊，甚至被撤職，但那畢竟是由中央、由黨內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這次陳毅的‘由下而上’的‘奪權’是他難以容忍的。”
毛澤東“出走”
紅四軍七大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紅四軍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主要意見分歧依然存在，卻引起了領導層的變動。
軍委由朱德負責，陳毅則忙於把“七大”決議、毛澤東等給中央的信件，和以前委名義給中央寫的《關於閩西情況及前委工作報告》，通過秘密交通送給在上海的黨中央。此時是1929年6月底。
中共中央對這些文件較為重視，由周恩來同誌主持，召開政治局會進行研究和討論。政治局認為“七大決議案”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前委同誌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是錯誤的，並指出“紅軍采取比較的‘集權製’，黨的書記多負責‘絕對不是家長製’，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拿到支部去討論，去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
8月21日，中共中央發來了由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俗稱“八月來信”。但這封信卻杳如黃鶴，紅四軍一直未收到。直到1982年，即信發出的53年後，軍事科學院黨史部的研究人員在查閱鄂豫皖地區鬥爭史資料時，無意中發現了這封信。原來這封信竟被誤認為《中共中央給信陽中心縣委轉商城縣委的指示信》，由專人負責交送河南信陽了。
毛澤東對會議的結果極為不滿，對陳毅也很失望。七大一結束，毛澤東就請求離開前委，希望中共中央送他去莫斯科學習和休養一個時期。新組的前委經過討論，在留俄名單上增補了毛澤東、江華等人，名單調整後，上報中央。
1929年7月8日，毛澤東走了，前往上杭縣蛟洋指導閩西地方工作。同去的有蔡協民、譚震林、江華、曾誌、賀子珍。
這是毛澤東參戰以來第一次受到的黨內沉重打擊。
(博訊北京時間2007年8月31日 轉載)
1929年春，紅四軍發生了一場波及全軍的爭論。爭論導致毛澤東失去紅四軍的領導權。
導火線：軍委“暫停辦公”
井岡山朱毛會師後成立了紅四軍，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中共的組織機構：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前兩個除了領導軍隊外，還負有領導地方黨的責任，都是毛澤東任書記，紅四軍軍委則先後由陳毅、朱德擔任書記。
1929年2月3日的羅福嶂會議上，根據前委隨軍行動，又無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領導，及前委、軍委機構“疊床架屋”的情況以及尖銳複雜的敵情，經討論，大家一致通過決議，決定減少指揮層次，軍委機關“暫停辦公”，改為軍政治部，軍隊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前委書記兼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兼任，也就是說毛澤東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這便為爭論埋下了一個隱患。
這一決議也沒有消除紅四軍內部的分歧，反而使爭論更加公開和激烈。這是由毛澤東的一份書麵意見引起的。
《北京日報》刊載王國忠的文章說，6月8日，紅四軍決定在上杭白砂的嚴家祠堂召開前委擴大會議。一縱隊司令員林彪人未到，但信已由快馬送給毛澤東。林彪在信中表示完全讚同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尚未開，林彪的來信讓毛澤東感到寬慰。雖然在會上毛澤東不露聲色，但在一周後即6 月14日以給林彪複信的形式寫了篇7600字的文章。文章開頭就說：“你的信給了我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誌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製度鬥爭。”毛澤東給會議交了一個書麵意見書，意見書分為四條：
一、前委軍委是分權現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承擔，陷於不生不死狀態。
二、人是這些人，事也是這些事，卻要多一層軍委機構，前委工作不好承擔。
三、反對“黨管一切”，反對一切工作歸支部，反對黨員的個人自由限製，要求黨員要有相當的自由。這三個最大的組織原則發生動搖成了根本問題。
四、對決議案沒有服從誠意。
最後，毛澤東說：我不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
朱德對紅四軍黨內是否存在三個“發生了動搖的最大組織原則問題”，也逐條表示了不同意見。
白砂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林彪又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表示全力支持，希望他不要離開:“你今天提出你個人要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讚成。”“黨裏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該毅然決然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事了事。”
在毛澤東給林彪寫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給林彪寫了一封信，把在白砂會議上表達過的觀點展開進行論述。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和朱德給林彪的信，都刊登在紅四軍辦的《前委通訊》第三期上，全軍將士都能讀到。本來紅軍黨組織內部對前委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已是小道消息滿天飛，現在於《前委通訊》上公開刊登，上上下下的議論更是沸沸揚揚。
紅四軍七大 毛澤東被奪權
1929年4月，中共中央派劉安恭帶來了“二月來信”，信中散發著悲觀的情緒和失敗主義的 苗頭，加上劉安恭是從蘇聯回來，對中國革命的情況不太了解，下車伊始，就指責蘇區的工作右傾。而且，由於毛澤東和朱德的分歧被紅四軍內部人士看到，很快在軍內分化成擁毛派和擁朱派，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因此，四軍前委決定召開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來解決類似的問題。
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由陳毅主持在龍岩城內召開。會期一天，會議一直開至深夜始散。因為陳毅和林彪已經兩次明確表示支持過毛澤東，所以毛澤東認為這次陳毅也會和林彪一樣，堅決地支持他。但是事情的發展卻遠遠超出毛澤東的期望。會議圍繞黨對軍隊的領導發生爭論，毛澤東和朱德、黨代表和軍長之間展開了自他們會師以來的第一次公開交鋒。
會議在陳毅的主持下，1929年6月末的紅四軍“七大”決議案中對毛澤東的問題總結為：
A、英雄主義。
B、固執己見，過分自信。
C、虛榮性重，不接受批評。
D、在黨內用手段排除異己，慣用報複主義。
E、對同誌有成見。
F、工作態度不好。
G、小資產階級色彩濃厚。
陳毅總結說：毛澤東“因有以上之錯誤，使同誌們怕說話，造成個人信仰，使小團體觀念加重。” 並且因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陳毅還在大會作了長篇報告，談了對革命形勢估計、建軍方針和克服黨內某些錯誤思想等問題的看法，接著他對朱德和毛澤東提出尖銳的批評。他批評朱德有“舊軍官”思想，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他批評毛澤東有“個人英雄主義”和“家長製”領導方式。
對於陳毅的意見，朱德聽後作了答辯。
毛澤東很克製。他在重申自己的各項政治主張之後說：“至於陳毅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的，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是不正確。”
會議改組了紅四軍前委。毛澤東的前委書記一職改由剛擔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的陳毅擔任。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紅四軍一、二、三、四縱隊各一人為委員。
關於這些，陳毅的兒子陳丹淮說：“這次近乎‘奪權’的會給毛澤東很大刺激，因為這是他一生中僅有的由下級‘造反’而成功的例子。雖然在這以前，毛澤東曾多次遭到別人的打擊，甚至被撤職，但那畢竟是由中央、由黨內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這次陳毅的‘由下而上’的‘奪權’是他難以容忍的。”
毛澤東“出走”
紅四軍七大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紅四軍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主要意見分歧依然存在，卻引起了領導層的變動。
軍委由朱德負責，陳毅則忙於把“七大”決議、毛澤東等給中央的信件，和以前委名義給中央寫的《關於閩西情況及前委工作報告》，通過秘密交通送給在上海的黨中央。此時是1929年6月底。
中共中央對這些文件較為重視，由周恩來同誌主持，召開政治局會進行研究和討論。政治局認為“七大決議案”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前委同誌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是錯誤的，並指出“紅軍采取比較的‘集權製’，黨的書記多負責‘絕對不是家長製’，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拿到支部去討論，去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
8月21日，中共中央發來了由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俗稱“八月來信”。但這封信卻杳如黃鶴，紅四軍一直未收到。直到1982年，即信發出的53年後，軍事科學院黨史部的研究人員在查閱鄂豫皖地區鬥爭史資料時，無意中發現了這封信。原來這封信竟被誤認為《中共中央給信陽中心縣委轉商城縣委的指示信》，由專人負責交送河南信陽了。
毛澤東對會議的結果極為不滿，對陳毅也很失望。七大一結束，毛澤東就請求離開前委，希望中共中央送他去莫斯科學習和休養一個時期。新組的前委經過討論，在留俄名單上增補了毛澤東、江華等人，名單調整後，上報中央。
1929年7月8日，毛澤東走了，前往上杭縣蛟洋指導閩西地方工作。同去的有蔡協民、譚震林、江華、曾誌、賀子珍。
這是毛澤東參戰以來第一次受到的黨內沉重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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