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秦邦憲乘飛機遇難 丁玲作《我們永遠在一起》
本文由 一個中國人 在 2007-8-27 23:41 發表於: .美國 ( .com )
2007-08-27 新聞午報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高級幹部學習會上，對丁玲的《“三八節”有感》提出批評。第二個發言的是賀龍，他說，我們在前方打仗，後方卻有人在罵我們的黨。這時，原來坐在她後麵的秦邦憲坐到她身邊來了，一直坐到散會，他悄悄地問她“怎麽樣”表示關心。
丁玲
丁玲與秦邦憲相識較早，但真正深入交往是到了《解放日報》以後，秦邦憲是黨報的奠基人與開拓者，丁玲是黨報文藝副刊的奠基人與開拓者，他們在一起為中國新聞事業尤其是文藝副刊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他看得多，而且有很多好意見”
丁玲與秦邦憲認識比較早。1946年4月8日，秦邦憲與王若飛、鄧發、葉挺等18位同誌，自重慶飛返延安，因天氣惡劣迷路，飛機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撞山，全機遇難，被黨中央稱為“四八烈士”。
4月15日丁玲作《我們永遠在一起》紀念秦邦憲，說她初次見到秦邦憲，“是1930年的時候，我和也頻住在上海霞飛路，忽然有位穿香港布長袍的青年來訪。他說了一個我們朋友的名字，我們明白了他是一個共產黨人，他是為一份工人報紙來要我們寫文章的。他坐在靠窗的長沙發上，把正事講完了之後，並沒有說走，他和我們說起最近出版的文藝作品來，他看得似乎很多，而且有很多好意見。”
丁玲又說:“直到1936年我到保安的時候，那時候我知道他就是有名的博古(秦邦憲在蘇聯學習時用名波古良，博古是由波古良演化而來)同誌，仍然像一個大學生，他常常笑。他忽然問我還記得不記得他，我說我從沒有見過博古同誌，但他的樣子似乎是見過的。於是他笑說我的記憶好，又說還到過我的家裏，他曆述了我家裏陳設的東西。於是我也笑了，說他的記憶力比我更好，我便回述了他當時所講的一些什麽問題，他也補充了我是怎樣答複的。我說不是我的記憶力好，而是你給我的印象很深。”這印象深，是因為他看文藝作品多，又有“很多好意見”。
一起走進《解放日報》
秦邦憲1930年5月從蘇聯回國，在上海全國總工會任宣傳幹事，參加《勞動報》的編輯工作，他向丁玲與胡也頻約稿就在這時候。此後，秦邦憲擔任團中央書記、黨中央“總負責人”、黨中央總書記。1935年元月在遵義會議以後，黨委“再分工”，張聞天接替秦邦憲任總書記，秦邦憲任常委、軍委委員，直到1936年。常委原有周恩來、秦邦憲與項英，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常委，這時常委亦稱書記。這些，丁玲當時就很清楚。
丁玲擔任過左聯黨團書記，1932年被捕，1936年由地下黨營救出獄並送來陝北。
丁玲到陝北後，成了第一位從國統區來的名作家、左聯負責人，中央特別重視。11月19日中宣部召開歡迎會，總書記張聞天、書記秦邦憲與毛澤東都出席了，會後秦邦憲約丁玲長談。中央領導人與丁玲商議，籌建中國文藝協會。在22日的成立大會上，張聞天、毛澤東、秦邦憲都講了話。會上丁玲當選為主席。秦邦憲希望丁玲寫陝北群眾的生活與紅軍的鬥爭。
24日，丁玲隨總政治部副主任楊尚昆等人上前線，參加山城堡戰役，迅速寫出了《到前線去》、《彭德懷速寫》(連同速寫人頭像)等。
1937年4月，丁玲應秦邦憲之約為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作《一顆沒有出膛的槍彈》，初刊於4月24日《解放》創刊號。《一顆沒有出膛的槍彈》後改題為《一顆未出膛的槍彈》。
5月至6月間丁玲應秦邦憲之約，為《解放》周刊作小說《東村事件》，連載於5月31日、7月5日《解放》周刊。這時秦邦憲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卻仍十分關心丁玲的創作。
1941年4月底，“接張聞天通知從農村返回延安到《解放日報》文藝欄”。
1941年5月16日，黨中央在延安創辦機關報《解放日報》，秦邦憲以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兼任社長。秦邦憲提出調丁玲來當文藝版主編，丁玲對這個工作很躊躇，找秦邦憲談了話，秦很熱情，丁玲最終同意。《解放日報》5月16日創刊，14日丁玲就來參加了5月15日的報紙試刊。
丁玲調來報社以後，接著調來上海左聯與葉紫合編過《未明》雜誌的未明出版社的陳企霞來做編輯。從中央研究院文學研究室借調文藝理論家劉雪葦幫助做三個月工作;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的作家馬加也幫助做些工作，他們在1941年都回原單位了。1942年初，舒群向丁玲建議，可以調作者來做編輯。
1942年春，丁玲想寫作，擔心秦邦憲不放，先向中組部提出調離，並向中宣部代理部長凱豐推薦舒群來當主編。舒群是左聯作家，1937年在武漢出版的《戰地》雜誌，是他與丁玲合編的，1938年來延安，為朱德總司令當過秘書。秦邦憲同意，報毛澤東認可，於1942年3月13日調來。
文藝副刊在他們手上發展繁榮
關於報紙文藝版麵的方針，丁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一文中說:“博古同誌多次對我說:《解放日報》是黨報，文藝欄決不能搞成報屁股、甜點心，也不能搞成‘輕騎隊’。”
秦邦憲還多次指示，“報紙的文章、消息，都要與中央息息相關，呼吸相通，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黨的步調一致，要成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有力武器，成為黨的真正喉舌”。他還強調，“報紙不能鬧獨立性，一個字也不能鬧獨立。”還具體指示，“我們的文藝欄不能像國民黨統治區的報紙那樣，副刊和新聞版態度不一樣，我們是常常利用國民黨報紙的副刊來反對國民黨的。”
關於文藝欄的任務，丁玲在1942年3月12日文藝欄的“百期特刊”第二期《編者的話》中說:“文藝欄擔負著這幾層重任:1.團結邊區所有的成名作家;2.盡量提拔、培養新作家;3.反映邊區各根據地生活及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戰鬥的事跡;4.提高邊區文藝水平。”
丁玲根據黨的文藝方針和黨報對文藝欄的指示，提出四項任務，這是她創造性地辦文藝欄的體現。在這四項任務中，主要是團結成名作家和培養青年作家這兩項。把這些作家所寫的反映邊區生活及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戰鬥事跡，以及一些好的作品發表出來，這樣既滿足了群眾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提高了邊區的文藝水平。丁玲主編文藝欄這段時間，千方百計組織稿件，力爭拿到當時延安的名作家和新作家的所有優秀作品，在文藝欄發表。
關於處理稿件,丁玲規定，首先要逐件登記，貼審稿箋，用與不用都提出意見;可以用的交丁玲複審;丁玲將用的交給發稿編輯編排，送秦邦憲終審;不能用的逐件寫退稿信，經丁玲看過交編輯付郵;名作家的退稿信件由丁玲親自寫。這些做法，以後的主編也都照做。《解放日報》從1941年5月16日到1941年9月15日，每天出版四開二版，文藝稿發表在二版左辟欄的位置上，每天約發三千字，不用文藝報頭。作品大都是名家之作，內容豐富多彩，形式多種多樣，其主旋律是弘揚解放區英勇抗戰的精神。可以說，文藝欄打響了引人注目的“打炮戲”。
9月16日以後，報紙改出對開四版，文藝稿件發在第四版下半版，用“文藝”兩字作報頭，每次發稿6000字，每月發稿約二十次。文藝欄自1941年9月16日創刊到1942年3月停刊，共計111期。總的來說，從1941年5月至1942年3月底，十個半月的時間，文藝欄用刊頭與不用刊頭，共發稿約一百萬字。丁玲從創辦到1942年3月中旬調文抗寫作與領導整風學習，可以說整整做了10個月的主編。1942年4月1日《解放日報》為增強黨性改版，第四版改為以文藝為主的綜合性副刊，發的文藝稿件更多。
《解放日報》出版六年多，一年發表一百多萬字的文藝稿件，是全國最大的文藝陣地，也是質量最好、培養新作家最多的文藝陣地，還是全國最早的整版副刊。第四版改為副刊時，頭版改為要聞版，二版改名為延安與解放區版，三版為國內與國際版。其他解放區的報紙也陸續學習。秦邦憲陸續寫了三篇論報紙黨性的社論，也寫了新聞寫作的社論、專論與講話。
丁玲主編文藝版10個月，她說:“對於住在文抗或住在魯藝的知名作家，我們都一視同仁，平等對待，不存在門戶之見。”
文藝欄對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魯迅藝術學院和陝甘寧邊區文協這三個大單位的文藝家，以及其他文藝機關團體的文藝家的態度都友好。魯藝的學生多，為培養文藝新人，丁玲特別注意組織魯藝學生的稿件。文藝欄對在來延安以前就作出成就的文藝家，無論他是文學研究會的、狂飆社的、創造社的、南國社的、上海左聯或是北京左聯的，都尊重他們。對於一般來稿，因為不知作者是何人，更是就稿論稿。
文藝欄還發表了不少研究外國文學和藝術的文章，對於外國現代和古典作品也有介紹，同時文藝欄還發表舊體詩詞。
1941年9月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和邊區參議會副會長謝覺哉在交際處宴請民間詩人墨客，大家歡聚一堂，發起組織了一個詩社，本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的宗旨，定名為“懷安詩社”。《解放日報》以《懷安詩選》為專欄標題發表過三次續範亭、林伯渠、謝覺哉、李木庵、李建侯等人的舊體詩。“懷安詩社”的活動，不僅表現在舊體詩詞創作方麵，而且在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中也起了積極作用。
這些黨報文藝版麵的創造性活動，都是丁玲與秦邦憲商量著做的。
《解放日報》的文藝宣傳是按照毛澤東的“古今中外法”，立足延安與祖國大地，一手伸向古典，一手伸向外國，繁榮與發展文藝創作的。
共同麵對失誤和批評
丁玲主編的文藝版麵也出現過失誤，1942年3月13日與3月23日，文藝欄發表了王實味的以《野百合花》為總標題的四段雜文，對延安生活進行諷刺和指責，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應。毛澤東拍桌子說:“這是王實味掛帥，不是馬克思掛帥!”
在報社，最早提出意見的是秦邦憲。3月14日上班時他來文藝欄辦公室，問陳企霞:“《野百合花》是從哪來的？”
企霞說，是丁玲從文抗讓我拿回來發表的。秦邦憲說，王實味是幹什麽的?企霞說，是中央研究院文學研究所的特別研究員。秦邦憲說，他還沒有寫完，以後不要發表了。
23日又發表了一次，24日秦邦憲又來問企霞:你們怎麽又發表《野百合花》了？企霞說，是丁玲看過簽署“可發”，交給我帶回來發表的。秦邦憲說，以後絕對不要發了。企霞說，發稿以前我們都送給你看過的。秦邦憲說，最近我很忙，你們的稿子我沒有看。企霞說，看不看是你的事，我們送審了。秦邦憲說，我沒看，我也負責。
在4月3日開展的整風學習運動中，秦邦憲作了檢討表示承擔責任。報社沒有讓陳企霞與作者作檢討。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鬥王實味的大會上，先作自我批評，後對王實味批鬥。
4月初，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高級幹部學習會上，曹軼歐、賀龍等人發言，對丁玲的《“三八節”有感》、《野百合花》提出批評。第二個發言的是賀龍，他說，我們在前方打仗，後方卻有人在罵我們的黨。
丁玲回憶說，這時，原來坐在她後麵的秦邦憲坐到她身邊來了，一直坐到散會，他悄悄地問她“怎麽樣”表示關心。
丁玲離開報社以後與秦邦憲還有來往。丁玲在《我們永遠在一起》一文中還說:“我想找好的文學書讀的時候，總是向他去借，他藏有很多書。在延安，我讀《靜靜的頓河》、讀《戰爭與和平》、讀《安娜》、讀《虹》，都是在他鄭重的囑咐‘不要轉借’的底下讀到的。他有空的時候，也喜歡同我談談這些作品。”
6月9日，《解放日報》副刊發表燎熒的《人———在艱苦中成長》，批評丁玲1941年11月發表在《穀雨》雜誌上的《在醫院中時》，說作者“站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帶著陳腐的意見，對和自己出身不同的人作不正確的觀察，甚至否定。”“舊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也起了作用，這就是作品失敗的原因。”對此，丁玲準備作檢討，秦邦憲勸她“不必，等等看”。
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文藝批評有簡單甚至粗暴的現象，文藝作品，凡寫工農兵有缺點的難免不受批評，作者雖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為了表示謙虛常常勉強檢討。秦邦憲這次對丁玲的建議她接受了，這樣做是合適的。
為實現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示的新方向，1943年3月10日中央組織部和中央文委召集黨的文藝工作者50餘人開會，中組部部長陳雲與中宣部代理部長凱豐講話，秦邦憲也應邀講話，他講了通訊報告作品在文藝上與政治上的重要性，要求到會文藝家做黨報的通訊員，給黨報寫通訊報告反映群眾中的新人新事。
後來丁玲經過采訪，寫了《田保霖———靖邊縣新城區五鄉民辦合作社主任》，表揚他的模範事跡。與歐陽山記述延安南區合作社劉建章主任的文章，同時在《解放日報》上發表。
1944年7月1日，毛澤東寫信向丁玲與歐陽山祝賀，說：“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新寫作作風慶祝”，並“請你們來我處一敘”。
秦邦憲是黨報的奠基人與開拓者，丁玲是黨報文藝副刊的奠基人與開拓者。丁玲與秦邦憲是友好的，他們是“永遠在一起”的。
本文由 一個中國人 在 2007-8-27 23:41 發表於: .美國 ( .com )
2007-08-27 新聞午報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高級幹部學習會上，對丁玲的《“三八節”有感》提出批評。第二個發言的是賀龍，他說，我們在前方打仗，後方卻有人在罵我們的黨。這時，原來坐在她後麵的秦邦憲坐到她身邊來了，一直坐到散會，他悄悄地問她“怎麽樣”表示關心。
丁玲
丁玲與秦邦憲相識較早，但真正深入交往是到了《解放日報》以後，秦邦憲是黨報的奠基人與開拓者，丁玲是黨報文藝副刊的奠基人與開拓者，他們在一起為中國新聞事業尤其是文藝副刊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他看得多，而且有很多好意見”
丁玲與秦邦憲認識比較早。1946年4月8日，秦邦憲與王若飛、鄧發、葉挺等18位同誌，自重慶飛返延安，因天氣惡劣迷路，飛機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撞山，全機遇難，被黨中央稱為“四八烈士”。
4月15日丁玲作《我們永遠在一起》紀念秦邦憲，說她初次見到秦邦憲，“是1930年的時候，我和也頻住在上海霞飛路，忽然有位穿香港布長袍的青年來訪。他說了一個我們朋友的名字，我們明白了他是一個共產黨人，他是為一份工人報紙來要我們寫文章的。他坐在靠窗的長沙發上，把正事講完了之後，並沒有說走，他和我們說起最近出版的文藝作品來，他看得似乎很多，而且有很多好意見。”
丁玲又說:“直到1936年我到保安的時候，那時候我知道他就是有名的博古(秦邦憲在蘇聯學習時用名波古良，博古是由波古良演化而來)同誌，仍然像一個大學生，他常常笑。他忽然問我還記得不記得他，我說我從沒有見過博古同誌，但他的樣子似乎是見過的。於是他笑說我的記憶好，又說還到過我的家裏，他曆述了我家裏陳設的東西。於是我也笑了，說他的記憶力比我更好，我便回述了他當時所講的一些什麽問題，他也補充了我是怎樣答複的。我說不是我的記憶力好，而是你給我的印象很深。”這印象深，是因為他看文藝作品多，又有“很多好意見”。
一起走進《解放日報》
秦邦憲1930年5月從蘇聯回國，在上海全國總工會任宣傳幹事，參加《勞動報》的編輯工作，他向丁玲與胡也頻約稿就在這時候。此後，秦邦憲擔任團中央書記、黨中央“總負責人”、黨中央總書記。1935年元月在遵義會議以後，黨委“再分工”，張聞天接替秦邦憲任總書記，秦邦憲任常委、軍委委員，直到1936年。常委原有周恩來、秦邦憲與項英，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常委，這時常委亦稱書記。這些，丁玲當時就很清楚。
丁玲擔任過左聯黨團書記，1932年被捕，1936年由地下黨營救出獄並送來陝北。
丁玲到陝北後，成了第一位從國統區來的名作家、左聯負責人，中央特別重視。11月19日中宣部召開歡迎會，總書記張聞天、書記秦邦憲與毛澤東都出席了，會後秦邦憲約丁玲長談。中央領導人與丁玲商議，籌建中國文藝協會。在22日的成立大會上，張聞天、毛澤東、秦邦憲都講了話。會上丁玲當選為主席。秦邦憲希望丁玲寫陝北群眾的生活與紅軍的鬥爭。
24日，丁玲隨總政治部副主任楊尚昆等人上前線，參加山城堡戰役，迅速寫出了《到前線去》、《彭德懷速寫》(連同速寫人頭像)等。
1937年4月，丁玲應秦邦憲之約為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作《一顆沒有出膛的槍彈》，初刊於4月24日《解放》創刊號。《一顆沒有出膛的槍彈》後改題為《一顆未出膛的槍彈》。
5月至6月間丁玲應秦邦憲之約，為《解放》周刊作小說《東村事件》，連載於5月31日、7月5日《解放》周刊。這時秦邦憲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卻仍十分關心丁玲的創作。
1941年4月底，“接張聞天通知從農村返回延安到《解放日報》文藝欄”。
1941年5月16日，黨中央在延安創辦機關報《解放日報》，秦邦憲以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兼任社長。秦邦憲提出調丁玲來當文藝版主編，丁玲對這個工作很躊躇，找秦邦憲談了話，秦很熱情，丁玲最終同意。《解放日報》5月16日創刊，14日丁玲就來參加了5月15日的報紙試刊。
丁玲調來報社以後，接著調來上海左聯與葉紫合編過《未明》雜誌的未明出版社的陳企霞來做編輯。從中央研究院文學研究室借調文藝理論家劉雪葦幫助做三個月工作;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的作家馬加也幫助做些工作，他們在1941年都回原單位了。1942年初，舒群向丁玲建議，可以調作者來做編輯。
1942年春，丁玲想寫作，擔心秦邦憲不放，先向中組部提出調離，並向中宣部代理部長凱豐推薦舒群來當主編。舒群是左聯作家，1937年在武漢出版的《戰地》雜誌，是他與丁玲合編的，1938年來延安，為朱德總司令當過秘書。秦邦憲同意，報毛澤東認可，於1942年3月13日調來。
文藝副刊在他們手上發展繁榮
關於報紙文藝版麵的方針，丁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一文中說:“博古同誌多次對我說:《解放日報》是黨報，文藝欄決不能搞成報屁股、甜點心，也不能搞成‘輕騎隊’。”
秦邦憲還多次指示，“報紙的文章、消息，都要與中央息息相關，呼吸相通，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黨的步調一致，要成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有力武器，成為黨的真正喉舌”。他還強調，“報紙不能鬧獨立性，一個字也不能鬧獨立。”還具體指示，“我們的文藝欄不能像國民黨統治區的報紙那樣，副刊和新聞版態度不一樣，我們是常常利用國民黨報紙的副刊來反對國民黨的。”
關於文藝欄的任務，丁玲在1942年3月12日文藝欄的“百期特刊”第二期《編者的話》中說:“文藝欄擔負著這幾層重任:1.團結邊區所有的成名作家;2.盡量提拔、培養新作家;3.反映邊區各根據地生活及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戰鬥的事跡;4.提高邊區文藝水平。”
丁玲根據黨的文藝方針和黨報對文藝欄的指示，提出四項任務，這是她創造性地辦文藝欄的體現。在這四項任務中，主要是團結成名作家和培養青年作家這兩項。把這些作家所寫的反映邊區生活及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戰鬥事跡，以及一些好的作品發表出來，這樣既滿足了群眾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提高了邊區的文藝水平。丁玲主編文藝欄這段時間，千方百計組織稿件，力爭拿到當時延安的名作家和新作家的所有優秀作品，在文藝欄發表。
關於處理稿件,丁玲規定，首先要逐件登記，貼審稿箋，用與不用都提出意見;可以用的交丁玲複審;丁玲將用的交給發稿編輯編排，送秦邦憲終審;不能用的逐件寫退稿信，經丁玲看過交編輯付郵;名作家的退稿信件由丁玲親自寫。這些做法，以後的主編也都照做。《解放日報》從1941年5月16日到1941年9月15日，每天出版四開二版，文藝稿發表在二版左辟欄的位置上，每天約發三千字，不用文藝報頭。作品大都是名家之作，內容豐富多彩，形式多種多樣，其主旋律是弘揚解放區英勇抗戰的精神。可以說，文藝欄打響了引人注目的“打炮戲”。
9月16日以後，報紙改出對開四版，文藝稿件發在第四版下半版，用“文藝”兩字作報頭，每次發稿6000字，每月發稿約二十次。文藝欄自1941年9月16日創刊到1942年3月停刊，共計111期。總的來說，從1941年5月至1942年3月底，十個半月的時間，文藝欄用刊頭與不用刊頭，共發稿約一百萬字。丁玲從創辦到1942年3月中旬調文抗寫作與領導整風學習，可以說整整做了10個月的主編。1942年4月1日《解放日報》為增強黨性改版，第四版改為以文藝為主的綜合性副刊，發的文藝稿件更多。
《解放日報》出版六年多，一年發表一百多萬字的文藝稿件，是全國最大的文藝陣地，也是質量最好、培養新作家最多的文藝陣地，還是全國最早的整版副刊。第四版改為副刊時，頭版改為要聞版，二版改名為延安與解放區版，三版為國內與國際版。其他解放區的報紙也陸續學習。秦邦憲陸續寫了三篇論報紙黨性的社論，也寫了新聞寫作的社論、專論與講話。
丁玲主編文藝版10個月，她說:“對於住在文抗或住在魯藝的知名作家，我們都一視同仁，平等對待，不存在門戶之見。”
文藝欄對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魯迅藝術學院和陝甘寧邊區文協這三個大單位的文藝家，以及其他文藝機關團體的文藝家的態度都友好。魯藝的學生多，為培養文藝新人，丁玲特別注意組織魯藝學生的稿件。文藝欄對在來延安以前就作出成就的文藝家，無論他是文學研究會的、狂飆社的、創造社的、南國社的、上海左聯或是北京左聯的，都尊重他們。對於一般來稿，因為不知作者是何人，更是就稿論稿。
文藝欄還發表了不少研究外國文學和藝術的文章，對於外國現代和古典作品也有介紹，同時文藝欄還發表舊體詩詞。
1941年9月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和邊區參議會副會長謝覺哉在交際處宴請民間詩人墨客，大家歡聚一堂，發起組織了一個詩社，本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的宗旨，定名為“懷安詩社”。《解放日報》以《懷安詩選》為專欄標題發表過三次續範亭、林伯渠、謝覺哉、李木庵、李建侯等人的舊體詩。“懷安詩社”的活動，不僅表現在舊體詩詞創作方麵，而且在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中也起了積極作用。
這些黨報文藝版麵的創造性活動，都是丁玲與秦邦憲商量著做的。
《解放日報》的文藝宣傳是按照毛澤東的“古今中外法”，立足延安與祖國大地，一手伸向古典，一手伸向外國，繁榮與發展文藝創作的。
共同麵對失誤和批評
丁玲主編的文藝版麵也出現過失誤，1942年3月13日與3月23日，文藝欄發表了王實味的以《野百合花》為總標題的四段雜文，對延安生活進行諷刺和指責，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應。毛澤東拍桌子說:“這是王實味掛帥，不是馬克思掛帥!”
在報社，最早提出意見的是秦邦憲。3月14日上班時他來文藝欄辦公室，問陳企霞:“《野百合花》是從哪來的？”
企霞說，是丁玲從文抗讓我拿回來發表的。秦邦憲說，王實味是幹什麽的?企霞說，是中央研究院文學研究所的特別研究員。秦邦憲說，他還沒有寫完，以後不要發表了。
23日又發表了一次，24日秦邦憲又來問企霞:你們怎麽又發表《野百合花》了？企霞說，是丁玲看過簽署“可發”，交給我帶回來發表的。秦邦憲說，以後絕對不要發了。企霞說，發稿以前我們都送給你看過的。秦邦憲說，最近我很忙，你們的稿子我沒有看。企霞說，看不看是你的事，我們送審了。秦邦憲說，我沒看，我也負責。
在4月3日開展的整風學習運動中，秦邦憲作了檢討表示承擔責任。報社沒有讓陳企霞與作者作檢討。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鬥王實味的大會上，先作自我批評，後對王實味批鬥。
4月初，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高級幹部學習會上，曹軼歐、賀龍等人發言，對丁玲的《“三八節”有感》、《野百合花》提出批評。第二個發言的是賀龍，他說，我們在前方打仗，後方卻有人在罵我們的黨。
丁玲回憶說，這時，原來坐在她後麵的秦邦憲坐到她身邊來了，一直坐到散會，他悄悄地問她“怎麽樣”表示關心。
丁玲離開報社以後與秦邦憲還有來往。丁玲在《我們永遠在一起》一文中還說:“我想找好的文學書讀的時候，總是向他去借，他藏有很多書。在延安，我讀《靜靜的頓河》、讀《戰爭與和平》、讀《安娜》、讀《虹》，都是在他鄭重的囑咐‘不要轉借’的底下讀到的。他有空的時候，也喜歡同我談談這些作品。”
6月9日，《解放日報》副刊發表燎熒的《人———在艱苦中成長》，批評丁玲1941年11月發表在《穀雨》雜誌上的《在醫院中時》，說作者“站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帶著陳腐的意見，對和自己出身不同的人作不正確的觀察，甚至否定。”“舊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也起了作用，這就是作品失敗的原因。”對此，丁玲準備作檢討，秦邦憲勸她“不必，等等看”。
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文藝批評有簡單甚至粗暴的現象，文藝作品，凡寫工農兵有缺點的難免不受批評，作者雖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為了表示謙虛常常勉強檢討。秦邦憲這次對丁玲的建議她接受了，這樣做是合適的。
為實現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示的新方向，1943年3月10日中央組織部和中央文委召集黨的文藝工作者50餘人開會，中組部部長陳雲與中宣部代理部長凱豐講話，秦邦憲也應邀講話，他講了通訊報告作品在文藝上與政治上的重要性，要求到會文藝家做黨報的通訊員，給黨報寫通訊報告反映群眾中的新人新事。
後來丁玲經過采訪，寫了《田保霖———靖邊縣新城區五鄉民辦合作社主任》，表揚他的模範事跡。與歐陽山記述延安南區合作社劉建章主任的文章，同時在《解放日報》上發表。
1944年7月1日，毛澤東寫信向丁玲與歐陽山祝賀，說：“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新寫作作風慶祝”，並“請你們來我處一敘”。
秦邦憲是黨報的奠基人與開拓者，丁玲是黨報文藝副刊的奠基人與開拓者。丁玲與秦邦憲是友好的，他們是“永遠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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