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春秋：中共曆史上的三位紅色女特工（圖文） (圖)

文史春秋：中共曆史上的三位紅色女特工（圖文）
轉載者按：該文原載於中國大陸2007年4月出版的《文史春秋》裏，後經多個網站和博客轉載。以下即為原文全文。


張露萍：打入軍統的女情報英雄

在我黨傑出的特工中，年僅18歲就打入戴笠軍統局內部的張露萍是一位情報巾幗英雄。

(一)

　　張露萍原名餘家英，1937年，16歲的她經中共川西特委負責人車耀先保送到延安軍政大學受訓，1939年結業後在延安文聯擔任秘書。

　　這年秋天的一個夜晚，重慶曾家岩的八路軍辦事處，來了兩個不速之客——國民黨軍統電台的軍官張蔚林和馮傳慶。

　　張蔚林出身江南士紳家庭，讀書時深受一位進步教師的影響，可是這個教師卻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了。張蔚林懷著抗日救國的誌願考入杭州無線電訓練班，畢業後被派到皖南敵後潛伏。在敵後，張蔚林親眼看到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堅決抗戰。後來，張蔚林被調到重慶，在衛戍司令部稽查處監察科工作。

　　馮傳慶畢業於上海南洋無線電技術學校，在交通部係統的威海電台、天津電台工作。由於擅長從紛亂的天線電訊號中排除幹擾，被國民黨軍統局看中，調到重慶任軍統電訊總台的報務主任。張蔚林和馮傳慶因工作而相識，因信仰而相交，兩人無話不談，決心一起投奔延安。於是，兩人結伴冒險來到重慶曾家岩八路軍辦事處。

　　曾家岩位於重慶市郊的一處紅色岩石之上，又稱紅岩。這裏的機關對外稱“八辦”，對內是中共南方局，領導著西南、華南的中共地下組織。南方局軍事組組長葉劍英接待了這兩個軍統軍官，決定讓他們繼續留在軍統內工作，獲取情報。不久，又發展二人為秘密共產黨員。

　　國民黨軍統電訊總台設在重慶兩路口浮圖關下的遺愛祠，是個由美國援建的現代化電訊中心，從這裏發出的電訊，指揮著其在海內外的數百個秘密情報組織、數十萬秘密特工。馮傳慶在電訊總台的職位僅次於台長，管轄軍統在海內外的數百部電台和上千名報務人員。馮傳慶的位置可以掌握軍統的核心秘密，而張蔚林任職的重慶衛戍區電訊監察科，則負責監聽重慶地區無線電訊號，控製無線電器材，正可以保護重慶地區的共產黨秘密電台。

　　他倆組成了中共潛伏在國民黨軍統之中的情報小組，其作用十分重要。為了保證安全，南方局軍事組禁止他們再到曾家岩來。

　　1939年10月，中央社會部決定派餘家英到重慶，歸中共中央南方局軍事組由葉劍英領導。起初，延安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和川軍師長餘安民的親戚關係去做川軍統戰工作。餘家英的到來，正合葉劍英的需要，葉劍英對她的工作作了安排，決定派她到國民黨軍統機關電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國民黨軍統特務進行情報鬥爭。當時，南方局給她規定了三項任務：一是領導已經打入軍統機關內部的張蔚林、馮傳慶；二是直接與南方局聯係傳遞情報；三是相機在軍統內部繼續發展黨員。為了便於工作，不致引起敵人注意，組織上決定她以張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護，化名張露萍，並讓張蔚林從軍統宿舍搬出來，以“兄妹”的名義和張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兩間平房裏。為了避免特務釘梢，張露萍和南方局的聯係不直接到曾家岩50號周公館去，而是通過四德裏的一個古老小巷裏的聯絡站進行。

　　就這樣，年僅18歲的張露萍和她的戰友們，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劍，插入了國民黨的心髒。他們憧憬著民主事業勝利的曙光早日閃現，臨危不懼地工作著。

(二)

　　從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張露萍他們多次獲得了軍統重慶電訊總台的密碼、波長、呼號、圖表和軍統在全國各地秘密電台的分布情況。與此同時，延安電台也不斷收到在軍統電訊總台工作的共產黨員馮傳慶利用電台值班間隙發出的密電。

　　一次，從戴笠發給胡宗南的密電中獲悉軍統準備派遣一個“三人小組”，攜帶著美製小型電台，通過胡宗南防區，潛入陝甘寧邊區搜取情報，這個密令被張露萍等傳送給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結果，“三人小組”剛跨入邊區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裏的軍民抓獲，不僅美製電台成了戰利品，同時，也增加了一條揭露蔣介石“假抗戰真反共”的具體罪證。

　　同年4月，設在天官府街14號的中共地下聯絡站被軍統特務發覺，他們采取放長線釣大魚的手段，準備在該站進行聯席會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產黨人。由於這個情報送來得較晚，張露萍無法脫手讓別人去通知，隻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規定這是不允許的)，遞上一張“有險情，速轉移”的字條，便匆匆離去。

　　軍統破壞我地下聯絡站的計劃落空了，戴笠卻從中發現了疑問，為什麽我的秘密行動走漏得那麽快？為什麽中共的準備又是那麽充分？難道我軍統內部有人資敵通敵？想到此處，他倒吸一口冷氣：好厲害的共產黨，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彈！戴笠的猜想沒有錯，張露萍領導的特別支部，除原有的張蔚林、馮傳慶之外，又發展了趙力耕、楊洗、陳國柱、王席珍等4人為地下黨員。這樣一來，機房、報務、譯碼等組(室)全有了共產黨的眼線，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劉培初密商，要對全局人員進行一次普審，尤其是電訊、機要處室，不論是頭頭還是一般人員，發現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後審。

　　事有湊巧，張露萍這天騎自行車上街，被一輛逆行的小臥車掛倒，車主人下車道歉，竟然是大姐餘顧彥，二人不約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別偶遇，互相告慰幾句便話歸正題。張露萍不便暴露真實身份，佯稱在一家公館當家庭教師，大姐則說此次來重慶，是為母親購買中風特效藥的。母親癱瘓在床，女兒焉有不動心之理，經組織批準，張露萍於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親。

　　不料在此期間，張蔚林出事了。由於連續工作，收發報機上一支真空管被燒壞，正在進行全麵審查的監察科長肖茂如平時和張關係就不好，便想借機報複一下，於是說張是有意破壞，遂把張蔚林送到稽查處關了禁閉。張以為事情敗露，沉不住氣，竟從禁閉室逃出，跑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去躲避。組織上認為，這是工作上的過失，至多受點處分，張應該立即回去找領導檢討此事。於是張蔚林準備回去找電訊處副處長董益三求情。

　　話說張逃離禁閉室之後，戴笠產生了警覺，不僅立刻派人四處追尋，同時搜查他的宿舍，結果搜出一個記有軍統局在各地電台配置和密碼的記錄本、張露萍的筆記及七人小組的名單，待張蔚林來求董益三時，即刻被捕。在報房值班的馮傳慶得信後，翻牆逃出電台大院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報信。葉劍英見情況緊急，立即讓馮化裝成商人，安排他深夜過江去延安，並向成都發電報，通知張露萍就地隱蔽，莫回重慶。可惜，此電報晚了一個時辰，戴笠已借張蔚林名義，給張露萍發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電報。張露萍不知是計，接到電報後，一麵用暗語寫信向南方局報告，一麵啟程返回，剛到重慶就被特務逮捕。而馮傳慶渡江以後，也被埋伏的特務抓獲。這樣，包括楊洗、陳國柱、王席珍、趙力耕在內的“牛角沱七人小組”全部被擒。

　　這就是當時震驚國民黨心髒的“軍統電台案”。


(三)

　　在看守所裏，因毛烈(戴笠的小老鄉)與張蔚林等認識，而且毛烈不清楚張蔚林案情的具體情況，於是張露萍就要張蔚林利用這個機會送50塊大洋買通毛烈，請他送一張紙條到重慶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個秘密機關。毛收下錢後，果然照辦。等戴笠派特務去搜捕時，我秘密機關已人去樓空。戴笠為此氣得暴跳如雷，下令將毛烈槍決。

　　“軍統電台案”發生後，軍統方麵萬分震驚，他們萬萬沒想到共產黨已經打入到軍統裏麵來了，他們懷疑張露萍是南方局派來的，便故意釋放張露萍，並派敵人暗中跟蹤。但機智的張露萍識破了敵人的陰謀，從曾家岩50號前通過時，從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誌就假裝不認識，迷惑敵人。戴笠更為惱怒，他親自出馬，提審張露萍，想從她身上打開缺口。盡管戴笠用盡各種酷刑，張露萍始終隻說自己叫徐慧琳，地主軍閥餘安民是她的親戚，沒有向特務吐露半點黨的機密。戴笠一無所得。

“軍統電台案”也使蔣介石受到極大的驚嚇。他大罵戴笠無能，並責問戴笠：“你說軍統打入共產黨如何厲害，實際上共產黨插入我們的心髒，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嚇得心驚膽戰，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戴笠認為，一個19歲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卻不想經過多次嚴刑拷打，張露萍始終沒有招供。最後，戴笠隻得以“和重慶地下黨有聯絡”為由，判張露萍等7人死刑。

　　1941年3月，張露萍等7人由重慶轉押到貴州息烽集中營。

　　1945年6月下旬，經百般折磨，策反無果，軍統局長戴笠親自給軍統少將、息烽集中營主任周養浩發出密電：將張露萍等7人一同殺害。

　　1948年7月，隨著人民解放軍進軍江南和西南，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發動起義，趁機逮捕了參與殺害張露萍等人的國民黨軍統特務徐遠舉、周養浩等人，隨即將其押往已解放的重慶，交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公安部關押審理，受到了人民的嚴懲。

　　情報工作是個充滿危險、充滿犧牲的事業。由於當時敵我情報鬥爭激烈、複雜，加上我方打入軍統電台地下工作人員身份隱秘，又改了名字，因此，張露萍等人的事跡在上世紀80年代才大白於天下。


陳修良：從事情報工作的女市委書記



南京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心，曾活躍著一支秘密力量，他們戰鬥在敵人的心髒裏，獲取情報、瓦解敵人、策動起義、策應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這就是由中共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領導的地下情報組織。

(一)

　　1946年3月，中共華中分局副書記譚震林在淮安召見華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長陳修良，宣布這位39歲的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生，曾任向警予、張太雷的秘書，擔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這是中共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的女市委書記。

　　南京，曾被蔣介石稱為是國民政府用刺刀大炮圍箍而成的“鐵桶一般的城市”。當年南京市共有96萬人口，而國民黨、政、軍、憲的機關工作人員卻占了11萬，光南京警察廳的警察係統的警察在冊就有9700多人。

　　自1927年國民黨“清黨”以來，中共南京地下黨連續遭到8次毀滅性打擊。尤其是在1930年7月的第六次大破壞中絕大部分都被捕被殺，200多人的地下黨隻剩下了47人。1932年在王明路線危害下造成的第七次大破壞，更使得300多人被捕、100多人被殺，致使1934年2月之後，南京已經沒有了黨的組織。1937年11月南京被日軍攻陷之後，整個城市連一個黨員也沒能剩下。

　　南京是名副其實的虎。這個虎已經吞噬了8個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年輕的生命，陳修良會不會是第9個呢？

　　1946年初，原中共南京工作委員會發展有地下黨員約140人；蘇南區黨委係統有黨員40多名；淮南區黨委係統有30多名。擺在陳修良麵前的問題就是如何充分發揮這220名黨員的作用。

　　首先要做的自然是召開重組後的南京市委第一次會議。

　　那時候的南京市委僅5個人：書記陳修良、副書記劉峰，委員朱啟鸞、方休、王明遠。地下黨黨員張傑的父親是一位同情革命的進步人士，他在磨盤街45號有一座獨門獨戶的小院，於是這個靜謐的後院便成了重新組建的南京市委第一次委員會議召開的理想場所。　　 會議開得簡短緊湊。陳修良在傳達華中分局對南京市委的指示之後，便根據毛 澤 東、劉少奇確立的“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白區工作“十六字方針”，對南京市委組織機構與工作方法提出了一係列革命性的建議。

　　兩軍對壘中，情報的靈通、準確與否對於戰爭勝負的重大意義早已為古今中外的政治家、軍事家所矚目。作為1933年即參與共產國際遠東情報隊伍的陳修良，對此當然有著深刻的理解。1946年5月南京市委建立伊始，她就根據華中局的指示，在市委專門設立了以盧伯明為負責人的情報係統；1948年又專門設立了以沙廣威為首的策反係統。這兩個係統都由她單線聯絡，由她直接向上海局報告。換而言之，市委書記親自領導這兩項生死攸關的要害工作。

　　要在國民黨配備有8000名職業特務的南京截取敵人的機密情報，其艱險程度不言自明。

　　陳修良靠著對黨和人民的忠誠，臨危不懼，膽大心細地深入敵人內部搞情報。

　　有一天下午，她戴著一副墨鏡，來到市委委員方休的家中。方休當時的公開職業是小學教師，與陳修良單線聯係。一見麵，方休立即悄悄地告訴她：“我一個妻弟是國民黨的軍統特務，他剛從重慶回到南京，暫住我家，我們說話小心點兒。”出於職業習慣，陳修良當即詢問了那特務的具體工作情況。方休告訴她，妻弟好像是電台機要人員，並且提出想把房子挪一挪，與一個特務長住一起總不大行，萬一出個破綻不是鬧著玩的。

　　陳修良毫不猶豫就否定了方休的提議。幾天之後，陳修良再次造訪方休。見麵伊始，方休就迫不及待地說：“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個手提包，妻子打開一看，裏麵有一包軍事密碼，這事該怎麽辦？”?

　　陳修良當即鄭重地說：“能不能拿出來給我看看？”方休自然允諾，讓妻子把提包拎了出來，一看，正是黨中央極其需要的國民黨軍事密碼！

　　“方休同誌，這份東西我需要借用一下，讓情報部門的同誌抄一抄，你看行嗎？”“可以。不過隻能用半天，下午他就要回來。”

　　她緊緊地握了握方休的手，她知道方休做出這個允諾需要多大的勇氣。

　　南京市委負責情報的盧伯明在妻子和助手的幫助下，連續抄了3個小時才把密碼抄完。下午陳修良將密碼“完璧歸趙”的同時，盧伯明也跨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車。

　　幾個月之後，黨中央給陳修良發來嘉獎令，中央高度評價這份密碼對掌握國民黨軍隊調動情況所起的重大作用。

　　(二)

　　1947年末，蔣介石策劃的重點進攻被粉碎之後，中共的領袖們把目光投向“策動國民黨黨政軍人員起義”這一戰略目標上。

　　南京市委負責策反的主帥是陳修良，其中具體組織指揮策反的是李克農直接領導下的大將沙文威。

　　1948年9月，上海局發布了給南京市委的指示信，要求市委“積極進行策反工作”。南京市委立即建立了一個由沙文威負責的策反係統，並通知南京各情報人員，凡是在國民黨軍事機關有起義線索的，一律集中到策反係統。策反係統由市委聯係，直接對上海局負責。一個個策反對象被篩選出來，而首先納入市委書記視野的，正是被人稱之為“天之驕子”的國民黨空軍轟炸機八大隊的一個飛行員俞渤。

　　首先注意俞渤，並成為俞渤好朋友的是沙文威領導下的特工林誠。

　　林誠是國民黨空軍第四醫院中尉航空醫官。作為航空醫官，為駐守南京的空軍軍官們提供醫療保健服務，與飛行員談話聊家常，自然成為他的職責範圍。經過一段時間接觸，他發現轟炸機八大隊飛行員俞渤很可能成為策反對象。

　　俞渤是廣西人，少年時代是在桂林度過的，當時的桂林匯集了許多“左”傾的文化人，俞渤所在的中學就有好幾個，在這些進步文化人的影響下，俞渤對於國家和民族產生了強烈的責任感。桂林失守後，俞渤考入中山大學，隻讀了一年便因家庭經濟困難而輟學，這時他聞知國民黨招收空軍飛行員的消息，便毅然遠去重慶考上國民黨空軍。1945年春又奉命前往美國訓練，歸國後便擔任了轟炸機八大隊的飛行員。當時的內戰戰場上，國民黨陸軍嘩變者已屢見不鮮，但空軍係統駕機起義還不曾有過先例，如果策反成功，對於瓦解國民黨軍士氣定會產生巨大影響。幾經接觸，當林誠試探著把談話引入實質時，俞渤毫不猶豫地表示答應，並且告訴林誠，他這個機組共5個人，其它人平常都與他友好，完全可以爭取他們一起。林誠的喜悅可想而知。可是，當俞渤提出駕機起義前入黨的要求時，林誠沒有這個思想準備，也沒有這個權力。

　　問題提給了陳修良、沙文威。陳修良有點兒猶豫，不管怎麽說，考驗的時間到底短了一點兒；沙文威卻認為，俞渤準備起義，這是用行動表明他能經受考驗，有什麽不能入黨？

　　陳修良接受了沙文威的建議。不久，剛入黨的俞渤又發展飛行員郝桂橋、轟炸員周作舟參加了共產黨。同大隊的飛行員陳九英、領航員張祖禮平日就與俞渤關係密切，緊要關頭自然表態：跟著大哥一塊幹！俞渤等人駕機起義後，接著國民黨駐寧部隊先後又有4架最先進的B24轟炸機飛往河北解放區。

　　策反空軍起義成功後，陳修良、沙文威相信策動國民黨海軍起義的時機也已經成熟。經過研究，他們決定把策反目標鎖定為國民黨軍最先進的巡洋艦重慶號，同時，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局等領導也介入策反工作。

　　重慶號巡洋艦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在地中海的旗艦，它是國民黨海軍中裝備最精良的軍艦，擁有各種先進的炮火裝置、無線電通訊設備及精密的航海儀器。重慶號艦長鄧兆祥為人正派，在士兵中頗有威信。在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中共中央上海局以及南京市委等情報策反部門多渠道積極工作。艦上的南京地下黨員畢重遠於1946年進入國民黨艦艇士兵訓練班。1948年8月重慶號回國後，南京的黨組織就派人與他聯係，要他團結士兵，相機行事，策動起義。1949年2月17日，重慶號奉命離開上海，在吳淞口外停泊。當獲悉敵人要該艦逆江而上，到江陰與海軍第二艦隊配合，阻止解放軍渡江的消息後，艦上的“士兵解放委員會”主要成員決定拒航，把起義地點改在吳淞口。

　　1949年2月25日淩晨1時，“士兵解放委員會”拘禁了包括鄧兆祥在內的所有在艦軍官。鄧兆祥原有起義思想基礎，但不知下層士兵已在醞釀嘩變，當他得知這是在中共南京市委、上海地下黨領導下進行時，毅然參加起義，下令開航，使軍艦順利駛向解放區。 　　

(三)

　　1949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員朱啟鑾和情報係統幹部白沙化裝成商人，冒著生命危險過江到達合肥人民解放軍前委司令部，送去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的《京滬、京杭沿線軍事布置圖》、《長江北岩橋頭堡封港情況》、《江寧要塞彈藥數量表》等重要敵情資料，為配合解放軍解放南京作出了貢獻。

　　1949年4月21日，毛 澤 東、朱德向解放軍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第二天下午，一向主張進行“京滬杭大決戰”的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做出了棄守南京的決定；不過他同時又命令撤離前務必炸掉港口、火車站、機場和重要倉庫。4月22日，敵工兵營長帶領爆破小組炸毀了下關火車站部分設施之後，又去破壞老江口火車輪渡棧橋。這個棧橋是南北交通的咽喉，棧橋工人竭力阻止，但手中沒有武器，情況危急。這時，在老江口水上警察局崗樓上守望的地下黨員潘逸舟一麵喊話示警，一麵用機槍掃射，阻止敵人破壞。分工負責保護棧橋的中共黨支部委員林大宗立即帶領起義警察奔向棧橋援助，敵人狼狽逃竄。從3月國民黨宣布“封江”之後，長江上的大小船隻便統統被趕進了內河，解放軍在江北根本找不到任何船隻。百萬大軍，被滔滔江水阻隔，關鍵時刻南京市委顯露身手。4月23日夜晚，下關電廠、下關機務段輪渡所工人駕駛著“京電號”、“淩平號”過江到達浦口；24日中午，被策反的水上警察局二號巡艇也開到浦口；緊接著，南京市委又組織民船和停泊在下關沿江一帶的公、私營輪船公司的大小機動船隻一齊出動(老江口的火車輪渡，一次能裝載一個團的部隊、戰車)。

　　24日淩晨到中午，經過輪渡往返不停地運輸，停留在浦口一帶的解放軍三十五軍全軍人馬順利過江。經過激烈戰鬥，懸掛在總統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來了。這天下午，設立在勵誌社的解放軍第八兵團第三十五軍軍部門前，一輛吉普車嘎然而止。為首的一位中年婦女告訴哨兵，她需要去見三十五軍何克希政委。

　　哨兵猶疑滿腹，他不知道這位穿著旗袍的老百姓憑什麽資格要見軍首長。可是，當他把中年婦女通報的姓名轉報值班室後，何克希卻立即跑了出來：“陳修良同誌，我正在到處找你！我正在到處找你！好啊，我們勝利會師了！”

　　會談結束後，將軍又立即派兩個警衛員護送陳修良到寓所搬取行李。當軍用吉普停在一間普通的民居前時，人們怎麽也想不到穿著樸素、一天到晚外出“打麻將”的張太太，竟然是共產黨的南京市委書記!

　　4月27日，劉伯承、鄧小平進駐南京，中共中央決定重組南京市委：劉伯承為書記、宋任窮為副書記，陳修良任組織部長、張際春任宣傳部長、陳同生任統戰部長、陳士渠任衛戍總司令。不過陳修良沒在這個崗位上幹多久，1950年她被調往上海，從此就離開了南京。


朱 楓：犧牲在台灣的女情報員



1950年6月10日16時30分，戒備森嚴的台北馬場町刑場上，一位被台灣國民黨當局稱之為“當代特大間諜案”的女主角身中7彈，倒在血泊中。她就是中共華東局情報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員朱楓。這一年，她年僅45歲。朱楓的犧牲在島內外產生重大影響，說起她的犧牲，還要從“炮擊金門事件”說起。

(一)

　　1949年5月23日，上海戰役接近尾聲之時，毛 澤 東和中央軍委電示華東野戰軍：要求其迅速提早入閩，爭取在兩個月內占領福州、泉州及其他要點，並準備相機奪取廈門，為解放台灣掃清外圍。此後，華東野戰軍首長很快將所屬的第一兵團在上海戰役還沒有結束時就移師福建。上海戰役結束後，華東野戰軍所屬第九兵團開往浙江，部分開往福建。

　　7月，中共中央召開會議，討論解放台灣問題。會議同意毛 澤 東的建議，決定於1950年解放台灣，最遲不超過1951年。此時，毛 澤 東把解放台灣的計劃大大提前了。毛 澤 東提前解放台灣主要是出於兩個方麵的思考：一方麵是中國革命戰爭的迅猛發展，國民黨反動派賴以發動革命內戰的軍隊幾乎喪失殆盡，解決逃往台灣的蔣介石集團已不需要花費多大的氣力，解放台灣已是指日可待；另一方麵是考慮盡快解放台灣，防止美國直接出兵幹涉。

　　1949年7月10日，毛 澤 東寫信給周恩來，提出了建立渡海作戰部隊的設想，他指出：“我們必須準備進攻台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空軍。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軍要壓倒敵人空軍，短期內是不可能的，但仍可以考慮購買飛機100架左右，連同現有飛機組成一支攻擊部隊……”1949年7月，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劉少奇在與斯大林會談中，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幫助建立空軍的問題，並說明了準備進攻台灣的計劃，要求蘇聯提供200架左右的飛機並請代訓飛行員。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應了中共的請求，不過對於中共要求蘇聯在作戰時提供空軍和海軍援助的要求，斯大林表示難以讚同，他說這樣做的結果必定會引起美國的介入，從而誘發美蘇之間的衝突乃至戰爭。此後，中蘇通過談判，斯大林同意毛 澤 東就適當時機解放台灣進行必要的準備。有了蘇聯援助解放台灣的承諾，中共開始把解放台灣作為軍事工作的首要任務，決定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3個軍團12個軍，共50萬人的兵力，投入對台作戰準備，成立以粟裕為總指揮的前線總指揮部；在空軍建設方麵，人民解放軍抓緊從蘇聯購進作戰飛機，突擊訓練飛行員，訓練出兩個殲擊機團和一個轟炸機團的全部地勤人員。

　　1949年10月17日廈門解放，福建沿海地區僅剩下金門、東山和馬祖等幾個島嶼有待解放。當時解放軍等十兵團按原計劃命令第二十八軍迅速攻克金門，以完成漳廈金戰役。

(二)

　　1949年10月24日，解放軍三野十兵團乘勝追擊攻擊金門古寧頭，由於情報失準，戰鬥連連失利。11月5日，三野七兵團進攻舟山群島中的登布島，也因情報失準而嚴重受挫。連續兩次失利，致使中共高層領導決定，在海域作戰非同於陸地大兵團行動，應盡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軍事情報，為解放台灣做好準備。

　　1949年10—11月間，中共潛伏在國民黨內最大的內線是被稱為“密使一號”的台灣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為取得吳石掌握的重要軍事情報，受中共中央指示，時任華東局社會部部長的舒同決定派長期在上海、香港從事情報工作的女共產黨員朱諶之赴台與吳聯係。

　　朱諶之，1938年投身革命，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又名朱楓，後調到情報戰線做地下工作。

　　11月27日午後，朱楓乘坐的海輪在台灣基隆港靠岸。朱楓這次赴台，是以探望女兒一家為由作掩護的。根據組織上的安排，她在台灣隻能單獨聯係“兩條線、兩個人”，一人是華東局台灣工作委員會的書記“老鄭”(蔡孝幹)，另一人是吳石(吳墨非)。 到台灣的第二天，按照預先的約定，朱楓與曾參加過兩萬五千裏長征的“老鄭”在台北“雙十路”茶食樓接上了頭。她向“老鄭”傳達了華東局領導的指示，“老鄭”也向她報告了台灣工委為接應我軍登陸，組織秘密武裝的情況。同時還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絕密情報交到了朱楓的手中。

　　一個星期後，朱楓在台北重慶南路又與吳石取得了聯係。吳石是身居國民黨高位的我黨秘密情報員，時任“國防部參謀次長”。在書房裏，吳石從北牆上的一個秘密小保險箱中取出一隻小圓鐵盒，鄭重地放到朱楓的手裏：“朱諶之同誌!這盒裏裝的微縮膠卷全是絕密軍事情報：有《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最新繪製的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置圖》，各防區的《敵我態勢圖》，台灣海峽、台灣海區的海流資料，台灣島各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現有海軍基地的艦隻部署分布情況，空軍機場的機群種類、飛機架數……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陸。”

　　3天之後，在基隆碼頭，朱楓按約定把已經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報，交到了中共華東局情報部特別交通員——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間的“安福號”海輪上的一位大副手中。

　　這些情報通過秘密渠道很快從香港送到華東局，由舒同親自遞送北京，交到毛 澤 東手中。毛 澤 東聽說這些情報是經一位女共產黨員秘密赴台從一位國民黨高層的“密使一號”那裏取回時，當即囑咐：“一定要給他們記上一功喲！”一代偉人還詩興大發，隨即在紅線格信紙上寫下：“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藏忠魂，曙光迎春早。”

　　朱楓送回第一批情報之後，又與“老鄭”、吳石多次見麵。他們又陸續交給她一些重要軍事情報，朱楓均將情報安全送回大陸。

　　1950年2月2日，吳石派副官緊急約見朱楓，對她說，前幾天中共台灣省工委在成功中學、台灣大學等處的分部已經被國民黨當局破獲，“老鄭”被捕。現在，他已供出中共大陸過來的秘密特派員就是你朱楓，情況萬分緊急，您必須立即轉移!

　　風雲突變，朱楓馬上給女兒、女婿留下一張字條，然後便迅速離開。由於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線，已全部緊急封航，隻有一架軍用運輸機飛往舟山群島中的定海機場。危急時刻，吳石冒險為朱楓簽發了一張“特別通行證”。這樣，她便以探視病親的名義於2月4日傍晚，搭乘這架軍用運輸機飛赴舟山。

　　不料，在抓人撲空後，“老鄭”又供出了吳石，並從其住宅搜出簽發給朱楓前往舟山的“特別通行證”，摸清了朱楓的去向。由於國民黨保密局特務的暗中控製，兩個星期後，朱楓在舟山被“國防部保密局”特勤處逮捕，隨後被送回台北。後來，國民黨保密局在叛徒的帶領下，抓獲了共產黨台灣工委領導下的400多名共產黨員。在台灣當局多次勸降無效後，吳石、朱楓等人以“共諜罪名”被執行死刑。

(三)

　　鑒於情報工作的困難局麵，1950年6月初，華東軍區確定了新的訓練大綱，決定從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各兵種分別進行訓練，1951年四五月間進行三軍兩棲作戰聯合演習，然後準備登陸作戰解放台灣。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中共中央於北京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 澤 東提出了當前的最迫切任務是“解放台灣、西藏，跟帝國主義鬥爭到底”。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在會上也匯報了解放台灣的具體實施步驟和各項攻台作戰的準備情況，毛 澤 東當即決定，解放台灣的戰役仍由粟裕具體負責實施。

　　麵對情報工作的激烈角逐，震怒之餘的蔣介石在台灣當局的戰時最高指揮中心召開國防部、參謀本部高級軍事會議。他命令：“從中共情報活動看，對台灣動武的可能性不是計劃，而是正在實施中的事情，從現在起所有的重要軍事設施，都要盡可能做好隱蔽……”蔣介石還自信地講道：“不久前發生的古寧頭一戰，登陸金門的共軍全軍覆沒，打破了他們先取金馬，後攻台灣的念頭。現在他們轉而力謀情報進攻，因此在全島徹查共產黨是當務之急！”

　　國民黨軍參謀總長顧祝同在分析了海峽兩岸戰時態勢後說：“目前階段的中共，可能是它立國以來最孤立和最危險的時期。美國的‘三矢計劃’針對俄共的‘一石二鳥’對我們十分有利。中共的東北是日本、南韓，自朝鮮半島可進入東北，西南是美國扶助之南越，解決北越之後，可入侵廣西、雲南。目前中共最害怕的還是國軍在福建、浙江一帶的兩棲登陸……”

正當國共兩黨欲兵戎相見，海峽兩岸劍拔弩張之時，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7日，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這使新中國麵臨著的軍事形勢和國家安全形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毛 澤 東和中央軍委多次指示華東軍區要密切注視台灣海峽的動態。原定入閩配合進攻金門的第二十四軍、第二十五軍和炮兵第三師繼續按原部署於7月間入閩。7月上旬，浙江前線人民解放軍海陸配合，協同作戰，攻克了浙江東北部海域的嵊泗列島和披山列島。7月下旬，福建前線，我軍派出一個營前往金門附近進行武裝偵察，為解放金門做準備。但是，隨著朝鮮戰局的嚴重惡化，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首相金日成於10月1日給毛 澤 東發來急電，要求中國盡快派兵支援朝鮮人民作戰。10月2日，“聯合國”軍過“三八線”，並很快將戰火燒至鴨綠江邊，這迫使毛 澤 東不得不把解放軍軍事戰略主要方向由台灣海峽轉向朝鮮戰場。至此，進攻台灣的準備工作被迫停頓。

　　朝鮮戰爭結束後，毛 澤 東曾幾次重提解決台灣問題，並表示：“海峽兩岸，隻要承認一個中國，什麽都可以談，他們不要派特務來，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工去破壞他們。”但是由於美國插手，一代偉人解決台灣問題的願望至今未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