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左派硬漢千家駒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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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那個角度上講，千家駒都不是一個應該被忘記的人，這是因為他很富於個性。
千家駒一生坎坷，屢經風波，膽大直言，寧折不彎。
他於１９０９年８月出生於浙江省武義縣。千姓在中國是最罕見的族姓，別說是在武義縣，即便是在浙江省也隻有他這一家子。千家祖籍在河南武陟，自千家駒的高祖起才遷至武義，至此一直單丁相傳，千家駒因此也成了獨門獨子，“千家一駒”了。
千家向來重文，幾代都是讀書人，然而但在千家駒之前從未出過做官者，因此名聲不顯，過著清貧的生活。１９３２年，千家駒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係。關於其在學校中的表現，胡適曾經有過評價，當然是用調侃式的口吻：1936年元旦，千家駒與楊梨音女士結婚喜日時，證婚人就是溫良恭儉讓的老夫子胡適。胡適致詞說：“千家駒在北大時，擔任學生會會長，是著名的搗蛋頭兒，但在今天的婚禮上，卻一點搗蛋氣息都沒有了，大概從今天起，千家駒已變成楊家駒了!”
一席玩笑話婚禮參加者哄堂大笑，可見千家駒當時也是個很能折騰的“革命人物”。
胡適哪裏知道，十七歲時的千家駒在1926年考進北京大學讀書後，就成為很早就接受馬列思想的青年了。
正如胡適所說，千家駒確實能“搗蛋”，用現在的話來說，絕對是個“憤青”：1931年，他是“北大學生南下示威”宣言的起草人，強烈譴責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義”，後來在南京被捕，被押回北京。因此，北大非常學生會成立時，他被推舉成為主席。由於參加學運，他幾乎沒有上過課，但依靠原有基礎及加倍努力，他在1932年夏通過考試，從北大經濟係畢業。當年有“畢業即失業”之說，就和現在很多大學生一樣，工作很難找。但千家駒因為寫了一篇“抵製日貨”文章，強調發展民族工業，被時任北大文學院長胡適看到，印象深刻。再加上也是地下黨員的好友吳晗舉薦，胡適將千家駒介紹安排到了陶孟和主持的社會調查所工作。作為當時北大著名的“搗亂分子”，陶孟和擔心其是共產黨，十分躊躇，遂向胡適表示了自己的擔憂。開明的胡適幾句話就打消了陶孟和的憂慮：“搗亂分子與研究工作並不矛盾，會搗亂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進研究機關，你怕他搗什麽亂呢？至於共產黨，我看不會吧！這樣的人才你不用，還用什麽人呢？”
胡適後來還把千家駒和吳晗作為例子，證明“畢業即失業”之說，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他在天津《大公報》發表“星期論文”說：“隻要有本領，畢業決不會失業”。
當然，在那種時候說這樣的話，在新中國看來難免有為“舊中國”辯護之嫌了。
胡適看好千家駒，當然在好多事情上就樂於幫忙，後來他又介紹千家駒和吳半農參加了翻譯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的工作，並且經常約千家駒在自己主編的《獨立評論》上寫文章。從此，千家駒聲名鵲起，其文筆之老辣竟然使很多人誤以為他是個五六十歲的老作家。
其實當時候的千家駒年齡尚還不滿26歲。
不久，還是在胡適的薦舉下，年輕的千家駒兼任北大經濟係講師，因而在經濟學的研究上又向前大跨出一步。
按道理說，職業、工作都不錯，滿可以安心做學問了，但千家駒“搗蛋”之性委實難改：到了1936年日寇侵華，華北危機日深一日，南京政府繼續執行“先安內而複攘外”、強調安定團結、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時，北平學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群眾愛國運動，這內中當然少不了千家駒。於是，他就跑到南京投入抗日救國運動，和友人成立了“南京救國會”，與“上海救國會”的沈鈞儒、史良、章乃器等取得聯係，並在南京應聘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將軍上課，課程內容當然是講“中國的財政問題”。
這時候的千家駒，已經是社會中一個有著相當影響的人物了。
千家駒在南京還是不安分，於同年11月又趕到上海參加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不巧碰上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之獄”發生，無奈之中，他隻好跑到青島朋友處暫避，算是暫時沒有搗亂，安分了一陣子。“西安事變”後，國共合作，千家駒大概也覺得此時難有機會發揮搗亂才能，遂於1937年1月應邀到廣西大學任教，一直幹到到“蘆溝橋事變”發生，老老實實教了一段時間的書。後來，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合作抗戰，但為了維護地方利益，掛羊頭，賣狗肉，成立了“廣西建設研究會”。
千家駒在會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在此期間（1939年），千家駒和周恩來有了一次交談。周恩來是接見完胡愈之後才接見千家駒的，大概是在交談過程中發現了他性格中的“憤青”特點，遂囑咐他說：“不要太露鋒芒，要隱蔽些，作長期打算。”周恩來這種提醒是有原因地，因為當時的千家駒在廣西非常活躍，因此，在很多人的眼中覺得他“比共產黨還共產黨”。後來，廣西大學改為國立，由當年寫嘲諷張學良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而出名的馬君武擔任校長。這個馬君武不買千家駒的帳，竟然在一次廣西省擴大會議上，公開指出了千家駒的政治身份：他“是共產黨員”。後經一直賞識千家駒的廣西省長黃旭初的協調與排解，一場風波才算平息。
其實，這時候的千家駒已經脫黨了。
到了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千家駒秘居香港，遭遇無忘之災。幸經香港中共地下組織的營救，才得脫險經由廣州灣回到桂林。熱心政治的千家駒什麽時候都閑不著，於1945年8月13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八年抗戰終於取得勝利時，在梁漱溟先生的介紹下，與著名戲劇家歐陽予倩一起，正式參加了民主同盟。
然而，隨著1946年國共談判的破裂，內戰大打特打，各民主黨派自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直到1948年淮海戰役後國民黨失敗已成定局，千家駒被安排與李章達、陳邵先等八人由香港乘輪船北上，在煙台登陸後，經灣南、石家莊抵達河北平山縣的西柏坡村。
第二天晚上，千家駒等人在朱德和周恩來陪同下，拜會了領袖毛澤東。
毛澤東對被其接見的每個人姓名和經曆都問得十分詳細。輪到千家駒時，他答說“我是在大學教書的”，卻沒有想這一句話引起了毛的一頓牢騷：“哦，大學教授嗬！我連大學都沒有上過，我隻是中學畢業，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一個小職員，一個月夯勃啷當八塊大洋，張申府就是我的頂頭上司。”
“憤青”本色難改的千家駒此時忍不住又插話了，單刀直入問毛澤東道：“中國曆史上每次農民革命戰爭都失敗了，即使勝利了也變了質，如劉邦和朱元璋。何以能保證農民革命戰爭勝利以後不會變質呢？”毛澤東回答說：“因為時勢不同了，中國現在有百分之十的現代工業，有無產階級，不要看不起這百分之十，這是中國能取得勝利、勝利後不會變質的保證。”
然而，這次給千家駒印象最深的是毛澤東經常對民主人士說的玩笑話：“你們上了我們共產黨的賊船了。”
千家駒後來在自己的自傳年譜中專門提起過，並寫下了一句這樣的話：“看起來，這不是一句笑話，而是認真的了”。
此外，千家駒還永遠忘不了毛澤東剛進北京時在香山對民主黨派頭頭們的一次談話：當談到外國給不給予新中國外交承認之時，毛澤東輕蔑的回答說：“他們不承認我們，該有多好嗬！不承認，我們就可以無法無天了。”
人們當時都為毛澤東的“幽默”所感染，然而，這不過是用“幽默”表達方式說出來的真心話。到了1958年“大躍進”時，千家駒感受到中國不但已進入社會主義，而且很快就要過渡到共產主義了，因為當時有一句口號，叫做“人民公社是橋梁，共產主義是天堂”，而且喊得最響的還有一句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千家駒感到了不對頭。因為他覺得毛澤東太善變了：1945年毛澤東告誡人們，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可到了1958年，卻突然要人們把新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畢其功於一役”了，而且把不同意這樣做的人叫“小腳女人走路”、“促退派”，在黨外者就是“右派分子”……這在當時的千家駒看來，隻有一個解釋：即勝利衝昏了毛澤東的頭腦，迷惑了他的眼睛！
此時，身為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高等顧問”、中央直屬私營企業局（後改名為工商管理局）副局長，兼任兼清華、交大教授的千家駒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他認為劉少奇在天津關於所謂“剝削有功論”的講話精神是對的，功勞很大，穩住了天津工商界，否則，不少人會逃往上海、香港。八月間，他又陪陳雲去上海，“上海所有黨政領導都是我的老朋友老同誌”，他很了解他們，因此，對潘漢年、楊帆“特務”案，千家駒是絕對不信的。
因為他看過內部機密文件：該案是因為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給毛的報告而定的。
千家駒知道潘漢年貢獻極大，羅瑞卿所說，顯然是誣陷。擔任國家工商局副局長期間，千家駒注意到了建國初期對外資企業的處理問題，他感到是“很有趣”的一段史話：蘇聯十月革命後，對外資一概沒收，引起與外國長期的外交糾紛。毛澤東的聰明是斯大林所不能及的，他采取了另一種辦法：當時，西方在華投資，英國有二億英鎊，美國二億美元，法國五千萬美元。對這些外企，采取一不沒收、二不征用的辦法，而且還不許關門、不許解雇工人，還要征稅。然而，政府卻控製著原材料，結果搞得在華外企經營十分困難，虧損嚴重，叫苦連天，最終走投無路時，不得不甘願無條件奉送政府……譬如英美煙草公司即是。就這樣，到了1954年，所有在華外企全部被政府接管了。這樣的直接結果就是：不欠外國一分錢！
招數奇絕，啞巴虧吃了還說不出什麽，西方各國既哭笑不得，又感到十分無奈。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逐漸開始，“憤青”千家駒對某些做法產生了不滿。
然而，讓他終生愧疚不安的是1957年反右鬥爭中自己對不起章伯鈞和羅隆基。
千家駒非常清楚：“章羅聯盟”絕對是捏造出來的“天大的冤枉”，因為章、羅二人在民盟中爭權勢不兩立，形同水火，那裏談得上聯盟？
深入在民盟內秘密黨員吳晗和盟內的左派批“章羅”之瘋狂狠辣，千家駒為之心冷。因此，當他後來寫到吳晗時，說道：“沒想到文革中他被整得比章伯鈞還慘，甚至死無葬身之地，難道不是因果報應嗎？”
千家駒對章羅之內疚，主要因為自己在反右中被當作左派，而且在尤其是在批判糧食部長章乃器時自己的表現。他與章乃器相交多年，而且認為作為“救國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是一個極有才幹的人，但恃才傲物、剛愎自用，而且男女關係太亂。但後來的千家駒承認自己錯了，他認為章乃器反對“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主張“工人階級也要向資產階級學習”等觀點沒有錯，很有見地。而且，他對章乃器在壓力下不認錯、有骨氣、有自信的表現十分欽佩。盡管這被毛澤東稱之為“花崗岩腦袋”，但千家駒卻認為：這種知識分子的硬骨頭是值得景仰的，並對自己的批章行為感到“內疚之至”，後悔不已。
後來，按耐不住跳出來的千家駒因為和華羅庚、錢偉長等五人聯名發表對科學體製的幾點意見，也被劃為大毒草。好在因他是“左派”，與華羅庚、童第周三人被保過關，而錢與曾昭倫則劃為了右派。記得華羅庚對千家駒說過一件事：華羅庚從美國回來後，曾經被反複追查“歸國”原因，連續幾次檢查通不過。無奈的華羅庚靈機一動，最後抄了別人的一份檢查，把自己臭罵一通，這才蒙混過了關。
千家駒覺得這像是笑話，可偏偏一點可笑、甚至是幽默感都沒有。
到了大躍進大饑荒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都不敢說話了，敢說的隻有黨內有地位的人，於是出現了廬山會議鬥爭中被打下去的為民請命彭德懷，千家駒寄以深切的同情。因為他知道，內部對大饑荒（1959－1962）餓死人數，曾經有過三次統計：63年4月統計為1200萬人，1964年統計為1700萬人，65年第三次統計為2215萬餘人。
然而，盡管同情理解彭德懷，“憤青”千家駒這次沒有吭聲，他著實領教了厲害。
毛澤東策劃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使千家駒由“左派憤青”轉向了“右派憤青”。
他最為反感和不理解的是毛澤東為何沾沾自喜的將自己稱之為“比秦始皇還秦始皇。”
千家駒認為：一個統治者自認為比秦始皇還要秦始皇，並且以此自豪，這也是史無前例的。在中國曆史上，無論是怎樣的昏君、暴君，但如果有臣下說他是“桀紂之君”他一定會發怒的，從來沒有一個昏君敢說“紂算得了甚麽，我比桀紂還要殘暴到一百倍、一萬倍”！你們把我看成“桀紂之君桀”免低估我了！千家駒覺得，閱遍中國一部二十四史，也沒有這樣的記載。
對於文革中劉少奇的被打倒，千家駒有著自己的獨到觀點和看法。他認為這主要是毛澤東受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影響，怕劉成赫魯曉夫第二將來反他，因為毛是個有帝王心態的人。所以千家駒說：隻有周恩來看透了毛這種性格，自知與毛的關係是君臣關係而非同誌關係，呈毛的文件中，有頌周的文字，周都要劃去才上報。
而劉少奇則不同。千家駒寫道：“劉當時坐第二把交椅，自視甚高，黨外人士亦很少接觸，儼然以黨內理論家自居。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是拜讀過的，要黨員做黨的工具，黨的螺絲釘，不要有獨立的思考，哪有絲毫馬克思主義的味道？周常找機會和我們談話，劉則除了我在天津黃敬市長請客時與他交談過一次外，回到北京後，除在公共場所見麵外，從未有私人交往過，他也看不起黨外的民主人士。彭德懷也不了解‘老毛’（彭在背後從不稱‘毛主席’而叫‘老毛’）。彭為人剛直，嫉惡如仇，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劉少奇發明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新辭，造成了毛澤東在黨內神的地位，其結果是他自己被這個神所整死，這難道不是報應嗎！”
文革中千家駒當然不能幸免，也被紅衛兵抄家毆鬥過。
起因大致是這樣：事情是在和他同院居住的江西辦事處主任張××策劃下進行的。這個被千家駒稱為“混賬王八蛋共產黨員”的張某早就想霸占千家的房子不得而挾私報複。紅衛兵把千家打得稀巴爛，而且用皮鞭抽打千家駒及其妻子與女兒，邊打邊喊‘有毛主席撐腰，打死你白打！’最後抄出銀行存折，發現隻有一百元存款。令人氣憤的是，打完、抄完家後，他們竟不知道鬥爭對象姓甚名誰，隻知道是‘香港來的大資本家，黑幫份子’。接著，一輛小汽車又把千家駒拉到民盟總部，和章作鈞、吳一起接受批鬥。三人跪在台上，口銜一塊牌子，上寫著三反份子，然後反手坐‘噴氣式’，恭聽大會聲討，群眾不斷地向他們吐口水，三人則汗流不止。
後來千家駒回憶起這段奇恥大辱，在文章中用著重號沉痛地寫道：“我在北洋政府時期，曾經坐過牢，戴過腳鐐，但未受過酷刑。在國民黨統治時代，受過政治迫害，但未被捕過，‘九一八’事變後，在南京領導北大學生示威，集體被捕，隔一天便釋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後，竟在我終身為之奮鬥的共產黨統治之下，受了這變相的酷刑。我想這就是我追隨共產黨一輩子、接受中國共產黨，擁護毛主席應有的報應吧。”
被鬥後，千家駒家被查封，隻留下一間半房子一家住，還要掃地出門。在此絕望之際，千家駒說：“我實在想不通，一輩子跟共產黨走，竟會落得這樣的結局……我已無容身之地，這成了一個甚麽世界，我決心了此殘生，一死了之”。
於是，在1966年8月27日，千家駒買了一瓶二鍋頭酒，坐公共汽車去了香山，決心在“鬼見愁”跳崖自殺。結果，他到半山被紅衛兵發現，被迫下山，在中途一處跳崖，未死獲救。被工商局派車接回機關。家人知道自殺事件後，妻子流著淚說：“我這次被紅衛兵打得頭破血流，也沒有流過一滴眼淚，聽到你自殺，我才真的哭了，你怎麽可以去死呢？你死後，我們怎麽辦呢？你還有老母親，有我，有孩子，教我們怎麽生活下去呢？”
千家駒為之十分痛悔：“本來，螞蟻尚且貪生，一個人非萬分無奈，誰願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個胸襟狹窄的人，如果不是出於萬分痛心，萬分悲憤，是決不會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殺的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名教授、名演員、名大夫、名作家、名記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讚夫婦、範長江、金仲華、鄧拓、孟秋江……等人。孰無父母，孰無兄弟，孰無兒女，孰無親友，他們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對毛澤東發動的文革，萬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千家駒自殺未遂摔斷一條肋骨，不給醫療，第二天就拉去批鬥，因為“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他痛感“竟連死的自由也沒有”。批鬥會上，千家駒掛上五塊牌子，還要自己布置會場，打掃衛生。開完會，經李先念批準，正式停職反省，成了專政對象，天天掃院子，強迫勞動。後來抓“叛徒”盛行，千家駒又因為1928年被捕過，從而定為“叛徒”。他回家對長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在青年時代一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沒想到的是，這句話竟然被其親兒子揭發，為此他又增加了一項罪名和懲罰，規定天天勞動前，要向毛主席請罪。
經過文革這樣殘暴的折磨一年多後，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妻子楊梨音，舊病複發去世。此時的千家駒已經不是胡適所說的“楊家駒”了，成了個“孤獨駒”與“喪家駒”了。
千家駒是這樣評價毛澤東的：“我對毛的評價，比較忠厚的說法是治國無方，功不抵過，三分是功，七分是過。但按春秋筆法，則不能不說毛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昏君、暴君。他對中國人民所造成的災難，給知識分子的迫害，是無可比擬的，這就是曆史的結論”。
1989年7月，80歲高齡的千家駒飛赴美國講學，定居洛杉磯。常去西來寺聽星雲星大師講經，終於在當年的11月皈依佛門，成為佛教徒。
至此，這個向來比較激進的曆史“憤青”完成了他的涅槃，成了世外之人。
皈依前他這樣闡述了自己的理由：“一句話，看破紅塵，紅者共產主義也”“由於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徹底幻滅，加以對名利觀、生死觀早已看破，所以我決定皈依佛門”。
2002年9月3日，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教授，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第五、六屆中央副主席千家駒因病逝世於深圳，享年９３歲。
千家駒生前鑒於現今名人傳記“多溢美捧場之作，不如自撰一年譜，實事求是”，遂自撰生平年譜，“秉筆直書，不為親者諱，亦不為尊者諱。年譜印成後，不公開發行，僅贈少數友好，留為紀念”。
他深信也是最終的期望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必有實現以不說假話為榮，以不說真話為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