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離開中國後的生活zt

李德離開中國後的生活

李德是一個德國人，1901年出生，原名奧托·布勞恩，又名華夫，還曾用名李特羅夫。他本人其實並沒有什麽指揮大兵團作戰的經驗，有一些軍事知識也主要來自於蘇聯軍事學院的課堂上和教材中。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政治家，也談不上是什麽戰略家。但是，就是這麽一個人物，卻於1932年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擔任軍事顧問。雖然說是顧問，可是由於其身份的特殊，當時的李德儼然就是中共中央的最高權力者，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說了算。因為他本身的水平有限，又是在人生地不熟的異國指揮一支兵力有限的軍隊同另一支相當強大的軍隊作戰，加之他過於盲目自信，使得他給中國革命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
幸好中國共產黨人及時發現了再跟李德及其忠實的合作者博古走下去的危險，並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將他們趕下了台。在這之後，李德又以“局外人”的身份隨紅軍長征到達了陝北，後來又從事了一段軍事教育和研究工作，直到1939年夏奉命返回蘇聯，結束了他在中國的7年多的生活。

初至莫斯科：惶惶不可終日

從突然接到返回蘇聯的命令時開始，李德便陷入到一種莫大的恐慌之中。這也是自然的，在中國這麽長的時間裏，他自己對中國的革命事業究竟起到了什麽作用，他自己心裏當然是清清楚楚的，盡管在遵義會議上他還是振振有辭地為自己辯解，拒不承認錯誤。客觀地講，他也不希望把中國紅軍搞到幾乎山窮水盡的地步，這對他也不會有什麽好處。可是，事情畢竟還是到了這一步，到了他不得不帶著沉重的失落感、被拋棄感和被驅逐感離開中國的地步。當他乘坐的蘇聯飛機從迪化（即今天的烏魯木齊）飛向闊別了幾載的蘇聯時，對未來命運不知所措的恐懼幾乎壓倒了他。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終於不用再麵對他心中愧對的中國人了。

可是，在莫斯科機場迎接他的卻偏偏又是個中國人。原來，不知什麽緣故，共產國際方麵沒有派人去接他。同機到達蘇聯的周恩來怕他實在太難堪，讓李德的老相識、從20年代就到了蘇聯的師哲同誌來接他了。萬般無奈，李德隻好隨著師哲回到了師的住處。在師哲那裏等待共產國際通知的李德一直都疑神疑鬼，覺得所有人都在回避他，都在極力與他劃清界限。好在這一段時間並不太長，他終於在忐忑不安中迎來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人。
一開始，共產國際隻是讓他回答問題、寫報告、寫補充說明。可僅僅這些即令本來就心存疑慮的李德草木皆兵了，他認為這次自己肯定完了，中國共產黨人一定是在共產國際那裏狠狠地奏了自己一本，弄不好要有性命之憂了。實際上則恰好相反，中共根本沒有為難他，而負責對李德進行審查的機構——共產國際執委會監察委員會的主席佛羅林就是一個德國人，監委會中也有不少德國人，情形其實對他很有利。不久，共產國際監委會決定先開會讓李德作一次全麵的檢查交待，再組織對他的批判質詢，然後討論如何處理。監委會還要求中國代表團的同誌以及正在莫斯科的比較了解李德情況的中國同誌都去參加會議，並希望他們在會上“多多發言”，展開對他的批評。周恩來、師哲、任弼時以及已在莫斯科的原中華蘇維埃銀行行長、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和當時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曾在國內參加了反“圍剿”和長征的劉亞樓等人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開始後，李德先做了檢查，承認自己在中國犯了錯誤，內容與他在延安時寫的檢討報告大體一樣，語氣也很沉重，與以前在遵義會議上的抵觸情緒不同。這大概是因為他在思想上已經轉過彎來了，也可能真的害怕了。接著，中國的同誌相繼發言，頭一個是劉亞樓，他以前是紅軍一軍團二師的政委，由於李德的瞎指揮，劉的那個師在湘江血戰中幾近全軍覆沒，他自然對李德恨之入骨，言辭也很激烈。可是，雖然他的發言令李德很狼狽，但會場上的蘇聯人和德國人卻不太支持劉亞樓，覺得他帶有個人情緒。旁邊的任弼時和周恩來看到這個情形，商量了一下後，周恩來站起來說：“劉亞樓比較激動，是因為他所在的部隊在李德的指揮下傷亡太大，說起來有氣，希望大家諒解。”然後，周恩來按照遵義會議決議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錯誤，如第五次反“圍剿”的錯誤戰略方針、對福建事變的處理不正確等，同時他也表示自己當時執行了李德的錯誤方針，沒能及時批評抵製，也負有一定的責任。在周恩來發言後，又有幾個中國同誌也批評了李德。在這之後，毛澤民比較嚴肅地批評了李德，痛心地指出了他給中國革命造成的重大損失，最後建議共產國際監委會一定要從嚴處理李德的問題。在這期間，李德的臉色開始變得蒼白了。
會間休息時，監委會主席佛羅林問李德為什麽那麽緊張，李德用德國話對這位同胞大吐苦水。佛羅林當時就寬慰他：“沒那麽嚴重，也不必太緊張。”果然，在後麵的會議上，蘇聯和德國的其他到會者發言時，大都批評李德自以為是，不懂裝懂，不會尊重和團結別人，很少有人指出是路線和方針的錯誤，隻是把他的錯誤定性在個人思想作風問題，隻是要他以後好好接受經驗教訓。而此時的中國同誌也無意再製造緊張氣氛，李德這時才終於長出了一口氣。最後，共產國際監委會與中國方麵的負責同誌在協商後，作出了對李德的處理決定，結論是：有錯誤，免予處分。其理由為：李德僅是顧問，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做出決定，他提出的意見中國共產黨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李德的錯誤在於不了解中國國情，所以出了一些不正確的主意，所以李德可以免予處分，但從此共產國際不會再重用他，將分配他去做出版工作。至此，李德一直懸著的心終於落了下來，他得到了一個比自己預想的要好得多甚至可說是令他喜出望外的結果。

從莫斯科到柏林：小有建樹的作家

在此後不久，共產國際對李德的處理決定便被迅速地執行了，他離開了原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紅軍的崗位，並嚴格遵守某些人告誡他的“對中國的經曆和觀察保持沉默”的規定。而且他的人身自由並沒有受到什麽限製，由此開始了他的一段平靜的生活。最初，恢複了奧托·布勞恩原名的李德被分配到蘇聯的外文出版社工作，參加了馬克思、恩格斯原著從德文譯為俄文、將列寧、斯大林原著從俄文譯為德文的工作。蘇德戰爭爆發後，李德被抽調到戰俘營去從事戰俘管理教育工作。據說李德“以淵博的知識和有說服力的、不容置疑的論據，對被俘德軍的軍官、將領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許多原來的德國戰俘都很感謝布勞恩為其治好了納粹病”。戰爭結束後，他又回到本單位重新去做文學出版工作，並成為一名出色的政治、文學作品的翻譯家。他將許多著名的蘇聯長篇小說譯成了德文，如《收獲》、《茹爾賓的一家》、《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等，為德國同胞輸送了大量的具有俄羅斯風味的精神食糧。其譯作在蘇聯和德國“深受讀者喜愛”，蘇聯作家協會接納他為會員，他還被推選參加了翻譯局執行局的工作。看來，相對軍事家而言，李德更適合當作家。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後，蘇聯的國際、國內政策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李德被迫依依不舍地離開了他一直眷戀的這個國家，回到了闊別26年的祖國。由於他的“學曆、資曆和革命經曆”，回國後的李德便成了德共中央的馬列主義研究院和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員”，而且還當上了主管一定事務的“負責人”。他除了編書、譯書外，自己也寫作並發表了不少文章，主要有《關於出版德文列寧著作問題》、《列寧與軍事科學》、《列寧著作＜戰爭與革命＞的序言和注釋》、《軍事專家弗裏德裏希·恩格斯》、《社會主義百科全書》、《自由與社會主義》等，還將蘇聯“解凍文學”的代表作《一個人的遭遇》等文學名著譯為德文。應該說，在離開中國後至6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裏，這位丟開“槍杆子”，抓起“筆杆子”的布勞恩教授可謂成果頗豐，在蘇聯時就加入了蘇聯作協，還獲得了蘇聯勳章；回國後又因為“在用馬列主義精神教育青年一代方麵，特別是培養社會科學工作者方麵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許多領域裏增進了東德人民和蘇聯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兄弟般的合作關係”，很是受到人們的尊敬，並當上了東德作協的第一書記，達到了他一生當中僅次於在中國時的另一個事業巔峰。

東德：不甘寂寞的晚年時光

6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日趨緊張。就在這個時候，已經63歲的李德突然不再遵守他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規定，重新“顧問”起國際事務，特別是中國問題來了，開始大講特講關於中國的事情，尤其是許多世所罕知的屬於中國黨和國家乃至於共產國際機密的事情。1964年5月27日，他在作為東德黨的主要喉舌的中央機關報《新德意誌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毛澤東以誰的名義講話》的署名文章，在其中他大肆歪曲謾罵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公開向中國黨及其領袖以至領導政策宣戰。打完“第一槍”之後，李德又接二連三地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從所謂的“曆史事件”到現實問題進行了“全麵揭發”和“深入批判”，其代表作是1969年在東德又一機關刊物《地平線》周刊第23期到第28期上連續發表的長篇回憶文章《從上海到延安》，隨後又對其作了大量補充修訂，於1973年正式出版了單行本《中國紀事》，並很快在蘇聯等國被譯成多種文字發行。這本書與另一個當年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對外稱蘇聯塔斯社記者弗拉季米洛夫（中國名字為孫平）所寫的《中國特區》（又名《延安日記》）成為了當時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歪曲和攻擊的姐妹篇，在反華大家庭中頗為走俏。
於是，在已過古稀之年，這位曾叫李德的布勞恩教授忽然又枯木逢春、老樹開花似地成了新聞媒介、曆史研究界，特別是國際政治鬥爭舞台上的一匹“黑馬”??即逝了。《中國紀事》出版後還不到一年，1974年8月16日，《新德意誌報》上發表了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的訃告，宣布“奧托·布勞恩同誌於1974年8月15日逝世，終年7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