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武裝暴動與中蘇絕交zt

中共武裝暴動與中蘇

　　蘇聯外交人員公開支持共產黨人暴動的做法，使國民黨人痛下決心，公開宣布與蘇聯絕交了。隻不過，因為這個時候北京政府仍舊作為中國的中央政府而存在著，南京國民政府還沒有取得各國的認可，因此，這一絕交行動隻能生效於國民革命軍有效控製的地區。

中國共產黨為了奪取被蔣介石、汪精衛等把持的國民黨領導權，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發動了南昌起義等一係列武裝暴動。一大批留蘇學生奉命回國，並被安排在中共政治、軍事機構內擔任要職。莫斯科推動的中國蘇維埃革命，幫助中共建立起了自己的農村根據地和工農紅軍。但是，割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未能挫敗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圍剿。紅軍被迫長征，中國共產黨的前途岌岌可危。

中國的蘇維埃革命，開始於1927年，結束於1936年。這是中共與蘇聯在曆史上結合得較為緊密的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裏，中國內憂外患頻頻發生，其中蘇聯公開支持共產黨人舉行的廣州暴動，張學良和南京國民政府主動挑起中東路事件，試圖奪取中東鐵路及其相關權益等等，都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中蘇兩國政府關係的高度緊張，直至絕交。

莫斯科不顧外交受損堅決支持中共按照俄國革命的模式發動蘇維埃革命，從政治方針一直到具體政策文件的製定，從決定中共領導人到選派代表親臨上海，甚至直至蘇區，就近幫助工作和指導作戰，可以說是事無巨細，幾乎一包到底。但是，這個在莫斯科指導下創立起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雖然讓俄國人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最終卻還是沒有能夠抵抗住國民黨的軍事圍剿。它從1931年11月7日宣告成立之日起，到1934年10月18日被迫搬到馬背上開始漫長的長征之日止，在中央蘇區存在了1075天。

中共武裝暴動與中蘇絕交

隨著南京和武漢的國民黨人相繼與共產黨分裂，俄國人成群結隊地出現在中國的軍隊裏和大街上的奇特情景，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但是，莫斯科顯然並沒有放棄把它的人留在中國的努力。是把共產黨人被迫轉入地下，看成俄國1905年革命失敗，還是看成1917年十月革命前7月發動的暫時失利，甚至成為共產黨人區別革命和不革命的一個重要標誌了。

斯大林公開宣稱：中國革命的失敗，隻是“類似於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敗”。至多經過比俄國當年7月到10月更長一點的時間，革命就可以“重新走到大街上”來。轉見《列寧斯大林論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0年，第281頁。因此，武漢國民黨人剛剛宣布和平“分共”舉措，共產黨人就在加倫的建議下，齊集南昌，於8月1日發動了武裝起義，另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相對抗。共產國際新來的年輕代表，也迅速於8月7日在漢口召集了中共臨時中央緊急會議，確定了武裝暴動的方針。

從“八一”南昌暴動，到“九九”鄂南暴動，到湖南秋收暴動，“十一·一”暴動到廣東海陸豐暴動，再到12月11日廣州暴動，中共中央這時在共產國際代表和暴動專家的指導幫助下，發動了一係列武裝奪取政權的鬥爭，寄希望於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可以綜合各地的暴動發展成一個總的暴動”，一舉奪取全國政權。轟轟烈烈的暴動局麵，就連俄國人自己也誤以為革命成功即將到來了。廣州暴動之際，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官員直接充當了共產黨人的軍事顧問，開著領事館的汽車，插著暴動者的紅旗，到處招搖過市，仿佛革命勝利已經成了定局。參見《晨報》，1927年12月13日；《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第82頁；黃平：《往事回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8頁。結果，廣州暴動隻堅持了兩天時間，就被國民黨軍隊所鎮壓，多名蘇聯外交人員也和成百上千的暴動者一起，被殘酷殺害，甚至一度曝屍廣州街頭。

蘇聯外交人員公開支持共產黨人暴動的做法，使國民黨人痛下決心，公開宣布與蘇聯絕交了。隻不過，因為這個時候北京政府仍舊作為中國的中央政府而存在著，南京國民政府還沒有取得各國的認可，因此，這一絕交行動隻能生效於國民革命軍有效控製的地區。但是，廣州暴動的慘重失敗和蘇聯外交人員的被殺，畢竟使莫斯科的領導人多少清醒了一些。1928年初，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用了相當的努力，把上百名中共代表秘密地從中國各地偷渡出國，召集到莫斯科郊外，舉行了中共曆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代表大會。

毫無疑問，這樣一次代表大會的幾乎所有文件，都是由俄國人起草或幫助形成的。包括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選擇，也都是嚴格地按照俄國人的意誌行事的。也正因為如此，對於前一階段暴動政策的失敗，共產國際領導人也毫不客氣地把它們統統歸結為是中共領導人“左”傾盲動的結果。隻不過，他們也同樣很難了解中國共產革命正在呈現出來的一些重要特點。比如，各地發展不平衡，農村武裝割據以及工農紅軍等等。他們一方麵反對盲動，一方麵繼續堅持：“到了群眾真正起來的時候”，“我們放一個號炮，便可以進行總攻擊”。《國際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關於政治報告的結論》，1928年6月29日。對於1927年國共關係的破裂，莫斯科把共產黨方麵的責任歸結為陳獨秀右傾投降的結果。

然而，撤換了陳獨秀，代之以瞿秋白等，革命仍舊遭受挫折。於是，莫斯科又進一步撤換了瞿秋白，而代之以在它們看來沒有小資產階級妥協性和狂熱性的工人出身的領導人向忠發。但是，向忠發上台，不僅絲毫沒有表現出多少無產階級的遠見和睿智，而且盲動到和共產國際派駐在中國上海的遠東局代表大吵大鬧，堅信為了在中國組織全國性暴動，推動世界革命的早日到來，蘇聯應當出兵中國。鑒於這種情況，莫斯科再也不相信中國土生土長的幹部了，他們最後隻好指定由他們培養出來的中國留蘇學生來充當中共和青年團的最高領導人，寄希望於用這樣的方式來嚴格地貫徹執行他們的意誌和決定。

早在1921年，蘇聯就開始從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中挑選適合的人員去蘇聯留學。最早一批如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肖勁光、彭述之、卜士奇等，就被選派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學習。1923年陸續進入東方大學學習的，有劉伯堅、朱德、任卓宣、王若飛、趙世炎、熊雄、穆青、傅烈和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等人。1924年以後，則有李富春、傅鍾、李卓然、鄧小平等。隨著1925年中山大學建立起來，前前後後來到莫斯科學習的中國學生達到2000人之多，其中相當部分都是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

這其中較有名的一批留蘇學生，有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沈澤民、凱豐、夏曦、楊尚昆、陳昌浩、李竹聲、盛忠亮、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孫冶芳等人。國共關係破裂後，為了使大批長期在國內拋頭露麵的共產黨人不被殺害，莫斯科又通過各種方式，將他們偷渡到蘇聯來，組織他們參加各種學習，這其中包括董必武、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吳玉章、葉劍英、吳亮平等人。而這期間在蘇聯專門學習軍事的學生數量也相當多，著名的有劉伯承、王一飛、聶榮臻、傅鍾、朱瑞、伍修權、左權、師哲、周保中等。在中共黨內有如此之多的留蘇學生存在，莫斯科要挑選百分之百地服從其指揮的幹部來擔任黨的領導人，自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國共關係破裂後短短幾年時間，中共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就被徹底地改造了。黨的幹部隊伍從最初的工人化，迅速開始向“百分之百地布爾什維克化”轉變。王明、博古等一大批剛剛從蘇聯回國不久的留蘇學生，被推上了中共中央和青年團中央的領導崗位。由此開始，社會主義蘇聯的利益和莫斯科的意誌，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國共產黨內衡量一切的最基本的標準了。

《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 沈誌華主編 新華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