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美國人的鼠目寸光與中國人的高瞻遠矚

[轉貼]美國人的鼠目寸光與中國人的高瞻遠矚

說美國人鼠目寸光，是因為，他們自獨立以來兩百多年，從來沒有什麽遠大目標，任何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都沒有找到過；說我們高瞻遠矚，是因為，我們能夠不斷找到“救中國”的靈丹妙藥。遠的就不去說，康梁說“隻有維新才能救中國”；孫中山說“隻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袁世凱說“隻有帝製才能救中國”；張勳說“隻有複辟才能救中國”；蔣介石說“隻有一黨專製才能救中國”；汪精衛說“隻有和平親善才能救中國”；毛澤東說“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鄧公說“隻有改革開放才能救中國”。現在有了互聯網，說話的環境寬鬆許多，“隻有新儒學才能救中國”、“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等等。看來，“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不是一句空話，中國如同美人落水，拍打胸脯嚷嚷著隻有自己能救她的英雄豪傑層出不窮。

說美國人鼠目寸光，還在於他們尋不到“救美國”的偏方驗方，無奈之餘才發明了一個叫做《憲法》的東西，誰都不能違反。這部《憲法》的製定，什麽遠大的目標和理想都沒有，74位各州代表匯聚費城，他們赤裸裸地表明自己心懷鬼胎，隻為自己的委托人謀利益，決不許他人占便宜。簽署《獨立宣言》的56位開國元勳中隻有八個人來參加立憲會議，就連華盛頓本人也不願介入這次真正建立美國的會議，隻是拗不過，人們告訴他倘若他不來主持這會議就得散夥，隻得參加。會議記錄顯示，華盛頓隻講過兩次話，都無關緊要，半句“美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之類豪言壯語都沒有。《憲法》主要靠麥迪遜等人起草，然後大家爭吵三個月也沒有結果，全靠文字修飾把各種意見玩弄一連串妥協，各方利益得以巧妙平衡之後才定下稿來。此時，那些不耐煩的代表都溜了，隻剩下39位尚未溜號的代表簽署了自己的姓名，差點沒過半數。即便如此，事情還沒有完。這部《憲法》一拿到各州審批，就遭到激烈抨擊，《獨立宣言》起草人傑弗遜就是其中主力。抨擊的要害在於《憲法》忽視了少數人的利益。於是又引發一係列爭吵，討價還價一年多的結果便是被稱為“權利法案”的十條《憲法》修正案，作為“補充協議”一並付諸實施。

麥迪遜在描述他參與製定《憲法》的宗旨時說：“必須用野心來對抗野心。”這就是美國人製定《憲法》的指導思想，一點宏圖大略都沒有，純粹的小肚雞腸VS小肚雞腸。哪裏象我們，前赴後繼流血犧牲，終於“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斯大林扔過來的大餡餅，不吃白不吃，吃了就能超英趕美，就能“解放全人類”，就能“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插遍全球！”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規定：“國會不得製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申冤的權利。”這一條裏關於政教分離的十一個漢字譯文包含三重意思：1,禁止權力機關特別鼓勵或支持某一宗教之信仰與組織；2,一切信仰或宗教組織平等，都具有伸張和實踐的權利；3,權力機關不得因宗教原因懲罰公民。後麵兩段就不說了。

我們都可以想像一下，按照這個修正案條文，美國人民就失去了選擇陽關大道的權利，比如“隻有什麽主義才能救美國”便如同放屁！須知，無論什麽主張，一旦成為“主義”也就成為一種宗教。一個政黨，一所學校，一個團體，一個人群，嚷嚷什麽“主義”都可以，無論多麽天花亂墜，隻是別指望全國都奉行它。直至1978年，美國還有幾個州憲法規定教士不能當議員，基督教再牛，也奈何不得哪怕三五個人信奉的小教。如此一來，美國就沒辦法實現“一統江山”，不管你本事多大，都不準強迫那些本事極小、極其弱勢的群體，於是無可避免地錯失許多好機遇。不像我們，憲法開宗明義就立下國教，理直氣壯地宣布崇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列主義。

再說了，美國那些“人傑”，例如華盛頓，領導北美十三州民兵奮戰八年，跟中國的抗日戰爭一樣長。兩麵作戰，一麵是英國殖民者，另一麵是印第安人，浴血奮戰獲勝了，英名遠播。我們的毛主席勝利了就意氣風發說“去趕考”，說“將革命進行到底”，說“不可沽名學霸王”。華盛頓全然不顧人們推舉他當國王卻回老家打理自家農場。看看這位首任總統的《告別辭》吧：“我的愛好引導我寧可返歸田園，用鋤頭來賺取麵包，而不願留在目前的崗位上。”而且說到做到，難道還不算“鼠目寸光”麽？

手頭有一本《美國曆屆總統就職演說》，從首任總統華盛頓到現任總統小布什。這些演說都是盡量彰顯總統們施政大略的，沒有一位總統願意在美國選民麵前表現出小家子氣來。然而盡管如此，我們從這些演說裏讀到的，充其量不過四年任期內想要做的事情。什麽“永不變色”，什麽“世世代代”，即使“一百年不改變”也沒誰去操心。反之，幾乎沒有一位總統忘記祈禱“上帝保佑美國”，把國家的前途與未來寄托在虛無縹緲的上帝身上，完全沒法與我們那些偉大領袖們相提並論。我們的領袖們胸懷“主義”秘笈，眼光深邃，跨越初級階段、高級階段一直遙望到共產主義社會裏去了！不是隻知道老百姓吃什麽穿什麽用什麽，而是海闊天空暢談“環球同此涼熱”！誰鼠目寸光，誰高瞻遠矚，難道不是一目了然的麽？

我們中國人之高瞻遠矚是有傳統的。還在孔夫子那個時代，諸子百家幾乎都以天下國家為己任，都在設計一個救國救民的寶典秘笈；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一統天下，“主義”就施行起來了。如果說還偷偷借用了法家的一點名堂，那也是濫施恐怖以為“主義”保駕護航而已。最熱鬧的還是近代，孫中山倡導“隻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他那個“三民主義”卻完全遵照蘇俄指令炮製的。跟著熱鬧，什麽君主立憲主義、改良主義、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等，數不勝數的主義都是救中國的良方。最終還是明成祖的“當武”主義吃得開，誰搶得天下誰的“主義”算數。最終隻剩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了，別的主義一概免談。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羅斯福總統為挽救頻臨崩潰的美國經濟推行新政，高瞻遠矚的中國文人紛紛斷言美國死定了，緣由在於美國佬死到臨頭還不搞主義救國。例如許滌新先生斷言：“華爾街的寶庫、白宮的寶座，其末日之來臨，大約是不久了吧。”章乃器則斷言，羅斯福新政“不過是強心針的作用，是不會有久遠的效果的。”翻閱舊報章雜誌不難看到，中國文人們冷嘲熱諷的文字幾乎充斥了那時的版麵。不過，章乃器先生有一個說法似乎還有一點準確：“（羅斯福把）一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都表現出來也是枉然。”這倒有點對路，美國人自獨立以來，所有的政府政綱都屬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鼠目寸光地解決眼前問題，根本不理會“萬世之本”的任何主義。隻是，是否“枉然”，曆史早有結論，並不遵從中國文人們的高瞻遠矚。

美國民眾完全是一群小肚雞腸，根本不具備中國人民那種大國子民所獨有的風範。先說坐駕吧，自打華盛頓趕著自家馬車去就任總統，曆屆總統都是以自家馬車充當總統坐駕的。及至麥金萊，有汽車了，還得用私家車充當總統專車。福特公司看不過眼，送一輛汽車給總統，但違反了法律，而國會竟然不準用公款購買這輛車，隻好由政府付租金租用，直到租金抵得價款了，杜魯門總統總算有了輛公車坐。哪像我們，長春汽車廠敲打拚湊出來首輛“東風轎車”，立馬送給毛主席了。

我讀美國曆任總統傳記，吃驚地發現，那麽多位美國總統竟然都是以欠一屁股債離任的。所有為總統及其家人服務的人員，工資都必須總統支付。公有製多好，中南海還可以建立專門陪首長跳舞的文工團，彭德懷撤了這個團的代價是自己倒黴。我於是歸納出一個帖子：《死於貧困的美國總統》，數一數，居然有七位之多，占美國總統的六分之一。尤其可悲的是第十三任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Millrd Fillmore），他正式向美國國會提出建議：給每位離任總統12000美元的年薪。他說：“我們的總統們，竟然被冷落地撇在一邊，無人理睬，或許還迫於生計，在街道的拐角上開個雜貨店，這真是國家的恥辱”。“我們選舉一個人當總統，期望他誠實地辦事，或許還能放棄盈利的職業。然而，我們在利用他以後，就讓他隱居起來，也許還任其陷入貧困。”但沒人理睬他，此後接著還有幾位離任總統死於貧困。比一比，究竟公有製好還是私有製好，難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嗎？

美國民眾的鼠目寸光還表現在毫無雅量，那些無孔不入的記者們肆無忌憚地窺探總統以及各級官員的隱私，最近還把世界銀行總裁逼下台了。大家都知道那個使美國經濟連續八年快速發展的克林頓，一道“拉鏈門”就弄得他狼狽不堪而且隻得道歉過關。想當年我們的毛主席拋棄賀子珍笑納江青，高層議論剛泛起，警備司令賀龍便喝道：“堂堂大主席討個女人有什麽了不起，誰再敢說三道四老子斃了他！”我們中國人區分大器與小節顯然比美國佬強。

還有尼克鬆，這位總統實現了阿波羅登月計劃，又“打開美中關係大門”，算是政績斐然的。然而一個“水門事件”就麵臨被彈劾的慘淡局麵，隻得自己辭職，還不能了事，還得仰仗接班人福特總統特赦，否則依舊得吃官司。這事首先讓我們的毛主席理解不了：“不就是兩卷錄音帶嗎？有什麽了不起？當你手中剛好有一台錄音機的時候，錄下一次談話有什麽錯？”他大概不知道，尼克鬆罪不在錄音，而在於包庇那些錄音者。他或許也忘記了，楊尚昆錄音惹得他暴怒搗鼓出一個“竊聽器事件”來。這裏還有個上下錯位問題，楊主任以下犯上是不同於尼克鬆以上犯下的。

然而美國民眾的不依不饒是中國人難於理解的，尼克鬆女婿告訴毛，美國有很多人一直要求審判尼克鬆。我們確實屬於“大肚能容，容盡天下不平之事”，遠的就不說了，55萬“右派分子”及其受到株連的數百萬親屬、三千萬餓殍、文革中至今未予公布的“非正常死亡”，等等。統統屬於“前進中的缺點錯誤”，屬於“一個指頭”，絲毫也不妨礙那具現代木乃伊接受麻木不仁的膜拜。究其根源，在於美國人鼠目寸光，他們隻看得見眼前的得失，完全不具備中國人的高瞻遠矚，我們能看見共產主義必定會實現。既如此，借用林彪評述文革的一句話：“收獲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今日中國諸多懷念毛的議論，不正是依據林彪這個邏輯進行的麽？

時至今日，我們的輿論環境略為寬鬆了，各種“主義救國”又冒了出來，諸如“民主社會主義”、“新儒家主義”等等，據說都是“救中國”的唯一。問題在於，中國什麽時候需要“救”？既然忽必烈來的時候、努爾哈赤來的時候中國都未曾亡國，隻是換了朝廷，那麽，中國亡得了嗎？一切“救中國”的議論，都隻是獲取“為人民服務”之權力的說道。一旦得逞，擁有居高臨下的“為民”之權，都是禍國殃民，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未有其它。

既然如此，還不如少一些高瞻遠矚。我倒是覺得，我們寧可不要國家強盛，不要“兩彈一星”，隻要百姓不遭罪，能夠自由幸福地生活恐怕會更好。或如魯迅所言：“倒去屈尊學學槍擊我們的洋鬼子”，也多它一些鼠目寸光，老老實實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可能更實在一些。因為我們為高瞻遠矚支付的代價實在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