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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兩個“近史所”,一個在北京,另一個在台北,關於民國史的學術論文,台北的專家經常嘲笑北京的專家“沒有發表的自由”,為此楊奎鬆在和陳永發的辯難文章中憤然了很久(《開卷有疑》),表麵上是反駁台北的貶低,但文辭中分明能夠感覺到楊的那種錐心痛楚。
近日在看台北近史所的一些學者的舊論文,比如說許湘濤先生1977年發表於《東亞季刊》第八卷上的論文《戰後初期之中蘇關係(1945.8-1946.8)》,其立論主旨和采用證據看了非常眼熟,於是驀然想到咱們大陸蘇俄問題專家沈誌華先生的最新論文《斯大林與中國內戰的起源(1945-1946)》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64&ID=2600927 嗬嗬,兩篇文章簡直如出一轍,而沈文還是建立在引用大量新出之蘇俄檔案的基礎上的,但是和30年前台北學者的研究成果比較,仍是一點新意都沒有。
說實話,看多了台北近史所和黨史會的研究成果,真覺得民國史疑案已經全部告破了。新材料又如何?蘇俄秘檔、蔣公日記,都才解密沒幾年,但是北京學者根據這些材料得出的論文,不正在重複台北專家20-40年前的學術成果麽?關於蘇聯問題,我們不是一直在重複論證蔣介石在50年前發表之《蘇俄在中國》中的見解麽?以前我們隻知道一個李敖,而將其他台北專家都視為“禦用學者”,直到現在才知道,原來李敖隻是小醜,而我們比對岸落後了不止30年。
楊天石也老了,他4次自費去斯坦福大學看“日記”,目的就是臨終之前寫出一本全新的“蔣介石傳”,但即便寫出了,能夠自由發表麽?即便能夠發表,其學術分量真能超越50年前的董顯光麽?因此,我十分理解兩位楊先生的酸楚了,看他僅僅涉及了蘇俄軍援的一點皮毛,就被糾纏了近十年,於是其新書《國民黨史·聯共與反共》中,對這個問題就絕口不提了,僅僅在自己的網站上發點牢騷而已。站在對岸角度觀察,這些纏鬥和牢騷又是何等的可笑啊......“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