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事件起於1948年，以台灣省立師範學院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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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謝雪紅，率其幹部楊克煌、侯北海與李喬鬆等，利用國府尚未抵台接收的空檔期間，在台中市組織“人民協會”，以促進民主政治為護符，致處散發傳單，並迅速在霧峰、竹山、溪湖、員林、台北等地，設置分會，以為呼應，俾擴大其聲勢。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謝雪紅乘百廢待舉之際，到處召集群眾開會，按照“延安”指示，大肆抨擊政府，盡量醜化國民黨軍隊。1946年3月，“人民協會”被政府勒令解散，但謝雪紅又於同年4月組織“台中市婦女會”，並且自任理事長。其後又囑蔡為、林添進、陳瑞年，在台中縣梧棲鎮組織“勞動聯盟”、“青年聯盟”及“正義陣”（即國術館）等組織，



1945年9月，蔡孝幹自延安來台建立“黨”的組織。1946年8月，蔡孝幹邀“台共”謝雪紅、陳福星、簡吉、廖瑞發、張明顯，在台北市永樂（即迪化街）林梁材家中集會，宣布指示，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這是台灣光複後，“延安”直接在台建立的“組織”，也是光複後“台共”開始“黨的組織活動”。

由於原先有“台共”組織及幹部的原因，“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短期內就先後建立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嘉義、高雄等地區“工委會”及“支部”十餘處。為了便於領導，並成立“台北工作組”、“台中工作組”、“台南工作組”三個專設組織，以分別控製指揮各“地區工委會”或“支部”。

“台省工作會”成立時，百廢待舉的台灣，由於政治暗潮洶湧，經濟問題繁多，民眾人心浮動，整個社會已顯亂象。因此，置身於亂象畢露的光複初期台灣，蔡孝幹、張誌忠等人，知道局勢對其工作有利，乃將工作重心，置於對上層的“統戰”（全力滲透黨政機關、民意機構、民眾團體、大眾傳播事業單位），與“建立地下武裝”。



1947 年3月1日早晨，鳳山獨立團的一個營於新竹火車站受阻。上午9:00，基隆戒嚴，市參議會舉行臨時大會，提出改革、要求取消戒嚴。台中市召開市民大會（謝雪紅主持）成立“人民政府”。中午杜聰明對記者表示事件之遠因為政府貪汙。下午2:00，台北市民包圍鐵路管理委員會，警察開槍殺死18人，傷40多人。





1947 年03月2日，台中民眾於台中戲院召開“市民大會”，台共領導謝雪紅被推舉為大會主席。會後民眾群起包圍市警局，並取走警察武器。謝雪紅等開始籌組武裝勢力，吸收許多學生加入。上午10:00，台中市戒嚴。下午3:00，陳儀第2次廣播，宣布“不追究”等4項重點。晚上6:00起，基隆市解除戒嚴。陳儀電國府請調整編軍隊來台。桃園、新竹、員林、鬥南、嘉義各地發生市官民衝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新竹市分會。

1947年3月3日，柯遠芬廣播，保證晚上6:00前軍隊撤回軍營。王添廣播，指出政府沒有誠意。謝雪紅整編“治安隊”並組織人民大隊。憲兵一營抵基隆。警備總部秘密布署軍隊。

1947年3月4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在台北中山堂召開大會，討論治安問題。
嘉義市國軍自山仔頂向市區炮轟，多人死傷。高雄第一中學及各校學生組自衛隊，集中保護外省人。桃園、新竹戒嚴。



周青說：“幾百個群眾圍住警察分局要求交出凶手。雙方大約僵持四十分鍾才發覺凶手已被轉移到總局保護起來。人群便衝向城內的警察總局，人群已由幾百人迅速膨脹為數千人。警察局長陳鬆堅手忙腳亂，幾次站在二樓陽台說話，都被人群的怒吼聲打了回去。這樣僵持一個多小時，忍耐不住的人群有人衝進局裏，發覺凶手早被轉移到附近的憲兵第四團團部。”

龐大的人群一齊湧向憲兵團，途中周青向新生報工會借了一麵鑼。周青以敲鑼鼓動群眾冒雨衝鋒，一進一退，這樣來來回回，次數無法計算。“那天夜裏我和吳克泰一麵鼓動群眾，一麵又輪流回到《中外日報》寫稿。稿子是用特寫描述的。”周青回憶說。

228遊行領導者的角色

終宵攘擾的台北市經過清晨短暫的平靜後，2月28日上午9點，“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幹部吳裕德，當時為台大學生，率領一群人，敲鑼打鼓，沿途號召民眾參與他們的行列，尾隨人數愈來愈多。當隊伍路過延平北路派出所時，一舉湧入，完全搗毀該所，未及走避的警察全被毆傷。10點鍾，另一批群眾湧進重慶南路專賣局台北分局，現場遭縱火焚毀。午後，群眾向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其中有人手持日本軍刀和槍枝。下午2點，群眾又至設在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即現在的二二八紀念館），以台語和日語廣播，號召曾在日軍服役本省籍青年，至指定地點集合。


吳克泰說：“周青從事件一開始就在場，由他寫前半段，我寫後半段，群眾包警察局和憲兵隊部份。報導寫完後，采訪主任、副社長兼總編輯不敢發，經過一番爭執之之後，印刷廠的工人出來說話了，他說如果這篇報導不發，就要把印刷廠燒了。這才把報導發了出去。第二天一早，報紙發到全台北市並發往全省各地，被搶購一空。稿子發排以後，我和周青又回到了憲兵隊。上千名群眾一直包圍著憲兵隊，呼口號要求交出凶手。”吳克泰親自參加了群眾衝鋒陷陣，幾次衝進警察局長的辦公室，要求交出凶手加以嚴辦。


一度掌握“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領導權的王添燈，把草擬“二二大事件處理大綱”的重任交由台共的潘欽信、蕭友三和蔡子民三人。32條改革方案草擬後，一麵交由王添燈，一麵交予台省工委會負責人蔡孝幹。表示時間緊迫，不用修改，王添燈就於3月6日在“處委會”提出32條，要求陳儀命令在各地的武裝部隊，自動解除武裝；地方的治安，由憲兵與非武裝之警察和“民眾組織”共同負責；一切施政，不論軍事、政治，須先與“處理委員會”接洽；對於此次事件，不向民間追究責任，將來亦不得假藉任何口實，拘捕此次事件之關係者；絕對反對在台灣征兵，以免台灣陷入內戰漩渦等條款。


延安透過電台廣播說：“台灣人民的武裝自衛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3月20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說：“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闘來聲援你，幫助你們。”

“一、武裝鬥爭既已開始，必須反對妥協，反對出賣，以爭取最後的勝利。二、處理委員會所通過的32條綱領，應堅決為其實現而奮鬥。三、應迅速在鄉村照顧人民的經濟要求，在城市將接收的房屋分配予貧戶。四、為取得勝利，必須組織堅強的政治團體出麵領導。五、須立即選擇大批幹部派赴城市鄉村領導武裝鬥爭、行政工作與群眾運動。六、應速派重要領導人員及大批幹部，擴充自治運動的根據地等。”

四六事件起於1948年，以台灣省立師範學院為主體，聯合國立台灣大學所發起要求提高公費待遇的「反饑餓鬥爭」，以「救苦、救難、救饑荒」為主的學生運動。當時除了不少中國大陸的學生流亡台灣並在台大與師大就讀，而且當時台灣不少的知識份子都有社會主義的素樸理想，其中不乏由於對國民政府失去信心而對中國共產黨尋求精神寄托者，導致中國大陸的學生運動與台灣的學生運動合流。之後引發政府當局大規模逮捕學生的行動。

1949年3月26日，一名台灣大學學生與師範大學學生由於單車雙載，而遭警察取締並留置警局，導致學生包圍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並提出三點要求：局長出麵賠禮道歉、處分打 人的警察並保證不會再發生類似事件。次日，台大與師院的學生便包圍台北市警察總局，沿路高唱中國大陸的學運歌曲《你是燈塔》、《跌倒算什麽》，並且高呼中國大陸的學運口號：「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引發政府的嚴重注意，以為校園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統戰與滲透。3月29日，台大法學院舉辦營火晚會，會中高唱中國大陸解放區歌曲，消息傳到當時派任台灣的陳誠時，陳誠便決定鎮壓學生運動。

1949年4月6日，軍警便包圍台灣大學宿舍與師範大學宿舍進行逮捕行動，引發學生利用餐桌、椅擋住樓梯口，並且向軍警摔東西的反抗；最後軍警衝破包圍逮捕學生，並以卡車運走學生；其中師範大學治會主席周慎源雖然逃脫，但是據說不久後在清鄉中也遭到殺害。不少學生被捕後槍決，或是出走中國大陸。

之後除了部分涉入的學生遭到逮捕、槍決的命運，之後台灣省政府命令師範大學停課，所有學生生一律重新登記，師範大學與台灣大學都被大力的「整頓」一番，校方實行軍事化的管理，校園戒嚴正式開始。一般認為，「四六事件」是台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濫觴

二、台灣光複前的台灣共產黨

1921年，台灣人連溫卿與日本左翼份子山川均在台灣推行「農民組合活動」，這是國際共產黨觸角伸進台灣的最早記載。

1928年4月15日，台灣留俄學生林木順、謝阿女（即謝雪紅）、翁澤生等人，在上海集會，決定成立「台灣共產黨」，並通過政治大網、組織大網等文件，決定以現有「台灣文化協會」及「台灣農民組合」為活動中心，推選林木順、林日高、莊春火、洪朝宗、蔡教幹等五人為「中央委員」，以翁澤生、謝阿女為「侯補委員」。

之後又推選林木順、林日高、蔡孝幹等三人為「中央常務委員」，林木順為「書記長」兼「組織部長」，洪朝宗為「農民部長」，莊春火為「青年部長」，蔡孝幹為「宣傳部長」，林日高為「婦女部長」，並以林日高、潘欽信與謝玉葉為入台工作人員。

同時，在日本居住的留俄台籍青年許乃昌、謝廉清等人，也組織「台灣青年會」與「台灣自治會」，從事組織活動。之後並於「台灣青年會」內組設「社會科學研究部」與「日共」領導的「帝大新人會」保持聯係。其後，許乃昌將在日組織改稱「東京特別支部」，並與上海「台共」發生組織關係。「台共」則派陳來旺與謝阿女為聯絡員，以與「東京特別支部」相聯係。

1931年4月，「台共」人數增加許多，「台共」工作已有擴展之勢，此時潘欽信自上海攜回「第三國際」指令，「台共」實行改組，以王萬得為「書記」，潘欽信為「組織部長」，蘇新為「宣傳煽動部長」，蕭來福為「勞動運動部長」，顏石吉為「農民運動部長」，劉守鴻為「南部地方負責人」，盧新發為「中部地方負責人」，北部則由「中央直轄」。

1929年，由於台灣中南部農村，在「台灣農民組合」的煽動下，發生小規模暴動，日本警方乃有第一次「台共大檢肅」案，計逮捕「台共」59人，38人被起訴，有12人被判刑。

1931年，日本警方發動第二次「台共大檢肅」，計捕獲「台共」重要幹部王萬得、謝阿女、潘欽信等107人，均以違反治安罪，判處重刑。經過兩次檢肅後，「台共」重要份子，或則坐牢，或則逃返大陸（如蔡孝幹），或則潛伏，已無力展開活動。「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警方對台灣作全麵性的嚴厲控製，「台共」遂一蹶不振。

綜上所述，在日據時期，「台共」組織的產生，完全受國際共產黨指使；以後，又與「中共」及「日共」發生組織關係。至於其主要活動，則是一方麵藉「台灣文化協會」，與知識界發生聯係；一方麵藉「台灣農民組合」對農村進行滲透。其後雖遭日本警方連續加以檢肅，但其組織既已建立，且與「中共」、「日共」、「第三國際」等發生組織關係，當其一旦恢複活動，發展上就非常迅速，因為有國際共產黨作為依靠與獲得助力之故。由國際共產黨卵翼下的共產黨，其組織「再生力」之強，是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如同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三、台灣共產黨與民族主義運動

前文中提到，1928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時，提出「台灣民主、台灣革命、和台灣獨立」三大主張。然而我們看到今天中國共產黨不斷叫囂反對台灣獨立、反對分裂國家領土，去年3月中共人大還通過了「反分裂法」（Anti-session Law），直接導致3月26日50萬台灣人民走上街頭「向中共嗆聲」，反「反分裂法」。總統府前「九評共產黨」、「天滅中共」的巨型標語與橫幅，首次登上了包括香港在內的國際大媒體。那為什麽台灣共產黨在當時主張「台灣獨立」呢？

20世紀大部分的運動與革命都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有關，因為民族主義含有巨大的能量。孫中山在革命的時候，就訴諸於「驅逐韃虜、恢複中華」，這是利用漢民族的民族主義來對抗腐敗的滿清政府；辛亥革命革命成功後，馬上轉而主張「五族共和」。同樣地，共產國際在全世界搞共產革命時，也是不斷地利用「民族主義」的巨大動能；所以，「民族主義」在政治人物手裏，其實隻是利用來煽動的民眾情緒最有效的工具。


台灣在1895年後是日本的殖民地，那麽「打倒日本鬼子」等反日、抗日的呼聲，當然對台灣人而言，就是最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民族主義訴求。那時在全世界的各個殖民地中，尋求「自治」與「獨立」呼聲響徹雲霄。無可諱言，「自治」與「獨立」是很「迷人」、而且有「學術基礎」的訴求，「革命」更可以煽動眾多年輕人與理想主義者的熱情。雖然獨立成功後未必真的是好，革命也可能會帶來巨大的犧牲與革命者都不希望發生的悲劇，迷人的夢想也可能也會在經濟貧窮與社會動亂裏幻滅。但是在一個沒有希望的社會裏，「革命」，就是唯一的希望！

於是，「台灣自治」、「台灣民主」、「台灣獨立」也很自然地成為台灣智識份子間討論的話題，甚至是行動上的訴求，這時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革命是意見領袖間清談中很「時尚」的「新潮知識」。台灣共產黨人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從一開始，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就與「民族主義運動」糾結在一起，「台灣獨立」也成為台灣共產黨成立後的目標與口號。


然而當日本因戰敗而撤離台灣時，這股已被激起的民族主義能量，並不會立即消失。當回歸祖國懷抱的夢想與期待，隨著接收者陳儀政府的「劫收」而逐漸破滅，不滿的情緒最後演變為請願與遊行，又遇到執政者的「無差別鎮壓」，從此，台灣應從中國獨立出來的「台獨運動」，也就是台灣人的民族主義，獲得了更巨大的合理性與能量。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台獨運動」的訴求對象，也就從對抗日本帝國主義，轉移至對抗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


簡炯仁先生在所著《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對於1920-1930的台灣共產黨的發展，下了這麽個結論：「台灣共產黨人，將共產主義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緊密結合，以致兩者變成密不可分。台灣共產黨人最大的成就，是使共產主義變成一個當時台灣社會極為靈活的一股勢力，而且他們也為台灣民族運動，締造了空前的，縱使是一種不穩定的團結。因此，當共產主義運動衰弱時，其它非共的民族運動，也相繼衰弱了。」


四、光複初期的台灣共產黨

日本投降後，原先被日本警察所監禁、拘捕、取締的「台共」重要分子，全部獲得釋放。此時，「中共」正準備發動全國性的叛亂，能力上雖然無暇他顧，但仍從延安對「台共」謝雪紅（即謝阿女）發出指示，命其在工作上把握「大量吸收成員，盡量製造混亂」兩個「基本原則」。於是，這些「組織再生力」特強的政治特殊分子，立即恢複其特有的組織活動。


1945年10月，有「台共中央派首領」之稱的謝雪紅，率其幹部楊克煌、侯北海與李喬鬆等，利用國民政府尚未抵台接收的空檔期間，在台中市組織「人民協會」，以促進民主政治為護符，到處散發傳單，並迅速在霧峰、竹山、溪湖、員林、台北等地，設置分會，以為呼應，俾擴大其聲勢。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謝雪紅乘百廢待舉之際，到處召集群眾開會，按照「中共」指示，大肆抨擊政府，盡量醜化國民黨軍隊，全力煽惑民眾，挑撥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感情。


1946年3月，「人民協會」被政府勒令解散，但謝雪紅又於同年4月組織「台中市婦女會」，並且自任理事長。其後又囑其黨徒蔡為、林添進、陳瑞年，在台中縣梧棲鎮組織「勞動聯盟」、「青年聯盟」及「正義陣」（即國術館）等非法組織，一麵吸收地痞流氓，一麵公開宣傳共產主義。


台灣共產黨為什麽要吸收地痞流氓呢？《九評共產黨》中就清楚地指出共產黨的九大基因就是：「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痞是邪的基礎，邪就得用痞。共產革命是痞子流氓起義，經典的「巴黎公社」純粹是社會流氓的殺人放火打砸搶。毛澤東說：「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


1945年9月，中共命蔡孝幹自延安來台建立「黨」的組織。1946年8月，蔡孝幹邀「台共」謝雪紅、陳福星、簡吉、廖瑞發、張明顯，在台北市永樂（即迪化街）林梁材家中集會，宣布「中共」指示，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這是台灣光複後，「中共」直接在台建立的「組織」，也是光複後「台共」開始「黨的組織活動」。


由於原先有「台共」組織及幹部的原因，「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短期內就先後建立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嘉義、高雄等地區「工委會」及「支部」10餘處。為了便於領導，並成立「台北工作組」、「台中工作組」、「台南工作組」3個專設組織，以分別控製指揮各「地區工委會」或「支部」。


「台省工作會」成立時，百廢待舉的台灣，由於政治暗潮洶湧，經濟問題繁多，民眾人心浮動，整個社會已顯亂象。利用混亂，推波助瀾，然後實行武裝暴動，以奪取政權，這是「國際共產黨」運用得最為純熟的鬥爭手段。因此，置身於亂象畢露的光複初期台灣，蔡孝幹、張誌忠等人，知道局勢對其工作有利，乃將工作重心，置於對上層的「統戰」（全力滲透黨政機關、民意機構、民眾團體、大眾傳播事業單位），與「建立地下武裝」。






原稿：請到二 • 二八事件專版

陳明忠說，“台獨”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不是“二 • 二八事件”，而是國民黨在 1953 年起實施的“耕者有其田”政策。

        “台獨”運動的原貌，實際上是因國民黨土地改革政策而沒落的台灣地主子弟的反抗運動。在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後，因此而沒落的台灣地主子弟，分別遠走日本、美國，並在日美發動“反國民黨、反共反中國”的“兩反運動”，此一反抗運動後來進一步與台灣本土中小企業主結合而壯大，而這些中小企業主，許多也是由地主轉型，同樣因土改政策對國民黨感到不滿。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日據時代台灣的抗日領袖林獻堂，林獻堂在日據時期率領台灣人民反抗日本的統治，卻在台灣光複後，因為不滿土改政策，遠走日本，並在日本支持主張“台獨”的邱永漢。這可以解釋為什幺在海外從事“台獨”運動的重要人物，畢業於處在嘉南平原的台南一中、嘉義中學者特別多，但出身於台中以北明星高中者相對稀少；同樣的，這也可以解釋何以台南縣市是當前“台獨”運動最興盛的地區，因為台南縣市是台灣最大的地主聚集地，台灣第一個黨外出身的縣市長葉挺圭就出現在台南市，“台南神學院”則被稱作“台獨訓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