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群裡聊天,說到有些人回國見同學,很多已經無法交流了,甚至不得不斷交。也有的說到自己的親友,甚至家人,都到了口出惡言的地步。我也有一些感嘆,不過還好我從來不是那麼煽情的人,也對過去記憶不深,有時候甚至對過去的自己也會有一點譏諷,更不要說過去的朋友,我不相信那句所謂緣份的佛道說法,生命中極大部分的相遇都是莫名其妙的。應該說,我的今天的存在,也隻是一種偶然,所以要尤其珍惜。
如果回望過去,我對自己過去的歷程也覺得不可思議。沒有辦法想像假如我今天還在中國,我目前的處境該是如何。從87年上美院到02年離開美院,這一個時代,在中國大概算類似民國二三十年代的黃金歲月,可是即使在那樣的黃金時代,我看到的壞蛋畫的大餅也就那麼大,所以決然地離開了那裡。最近有個笑話,說中央美院的教授辦畫展,文聯副主席馮遠用他的畫比之於齊白石、潘天壽等一係列名家,都有更長之處。關鍵還不是這些話本身,而是看作品,這位博導教授根本隻是普通的入門水平罷了,雖然這兩位都算我們中國美院的校友學長,但是牛皮吹得太大,還是會被打臉的。美術界這些勾勾搭搭的事,對我來說,在當時就有所目睹、耳聞,也不稀奇,隻是出國二十多年了,回望他們,還是這樣的光景,才有一些唏噓。假如自己現在還在那個彀裡,可能連笑話他們都還是要小心翼翼的。
93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那一年是我第一次在上海辦個人畫展,不知道什麼原因,我理所當然地聯繫了上海美術館,在比較冷清的三樓辦展,而一二樓當時在辦的是吉爾伯特和喬治展。我寫這一段文字,直覺就抓住了「冷清」兩個字,因為我的作品也是冷清的,我畫的係列是一個冷灰色調的人物和環境係列,冷清、寂寞,那個時期,這是伴隨我的主旋律。我記得在上海我認識不得幾個人,自己又不善言辭,當時還跟美術館的研究部門有談話,不記得說了什麼,肯定很不招人喜歡的東西,最後美術館收藏了我一幅作品,當時那幅畫還發表在美術報上,後來在上海美術館的收藏目錄裡我並沒有看到它,但願不會被毀了!不過即使毀了,我也不在乎,都是過去的事情。
我在美術館辦展覽的時候,認識了家在上海的夫人,那個時候她來看展覽,大概是唯二的觀眾,因為其他人我記不得了,除了一位台灣來的美籍婦人,她跟我聊了很久,最後訂了好幾幅作品。之所以認識了夫人,是她來得很晚,又是最後一天撤展時間,差不多是最後來參觀的觀眾,而她竟然幫我搬巨大的作品,一直等我安排好回杭州。這是緣份嗎?我倒相信有意為之,而有意為之的事情,才是我不會拒絕的。我後來問她,為什麼來看我的展覽,她說走過美術館,看到廣告上戴昱兩個字,就莫名其妙直接來了,其實她很少去美術館,樓下人潮洶湧的英國大藝術家展覽她也沒看。
所以夫人更在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特別這個昱字,我說是爺爺,後來給她看爺爺的畫,她非常崇拜爺爺。爺爺年輕時代也到過上海,在上海美專學習,爺爺師從吳湖帆,但是其他的細節我知道的極少。有一個線索是上海的名家劉旦宅,據說年少時候在爺爺的家住過,所以我去上海的時候慕名去拜訪劉先生,提到爺爺,他也是知道的,他給我的畫展題寫了展名,後來印在展覽的小畫冊封麵上。劉旦宅的家在建國路上,非常高級的租界洋房裡,夫人家也在那裡,這倒是一種巧合,可是夫人不認識劉先生。我永遠記不住徐匯、靜安那一塊地方的路,過了二十年,回憶起來更加一臉茫然。當時跟夫人在靜安區買了房子,也經常在附近走路,可是因為有了「拐杖」,又不動腦子,永遠不知道路怎麼走。其實人生道路何嘗不是如此?我記不得來龍去脈,但是可以從容自若。
其實像我這種不動腦子又沒記性的人是最不適合在上海生活的,連夫人也放棄了在上海的生活跟我一起出國,我倒是很感動的,好在這些感動給了我一點非常的機會,才走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