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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小剛的《芳華》引起不少關注,他也確實通過炒作禁播和排期來引起同情和關注。可是他煞費苦心地爭取觀眾來圍觀,目的是為什麽呢?
如果不是小剛的提醒,我們差不多已經淡忘了那一段荒誕的曆史,現在突然重新進入我們的視線:八一廠、毛主席像、標語美術字、北京話、革命幹部身份、短褲和紅旗……我覺得反胃了。
有人悄悄地引導我:應該了解故事的背景和原著思想,才能理解內在的東西,才能看“懂”馮小剛的作品。
我笑了,我沒有義務懂。
中國人民沒有義務懂那個荒誕曆史的內在美!
其實,我們總是以為自己知道的不夠,才不足以建立自己的思想依據,我們好像需要知道淵博的知識,讀無數的片段,才能明白基本的道理。難道是這樣的嗎?我說:馮小剛這一代人的淘汰,才是中國藝術體現基本的人倫道德的開始。
有一次,鏘鏘三人行聊到關於東北某地建日本開拓團公墓引起公憤的事,子東談到比較多的民族矛盾問題,而文道則談得比較細,說到當初日本人去“滿洲”的一些“具體”的複雜的情況,說當時有許多日本人,包括一些有名的文人,覺得“滿洲”可能是一片新的王道樂土,所以來了中國東北。後來一些中國人以德報怨,在戰後收養了許多日本孤兒,從而有養父母公墓的插曲也攪和在這件事裏。這期節目,好像是替日本人公墓的事做了一個具體的解釋,但是在我看來,不是什麽好事。
有一種攝影技術,叫微觀攝影,就是把一樣人們肉眼看不到的東西用顯微鏡放大了拍下來的技術。在微觀攝影的世界裏,蒼蠅有著美麗奇異的腦袋,跳蚤拖著華麗燦爛的長腿,臭蟲披著絢麗繽紛的衣裳。我承認,這些攝影給我們看到的都是真實的,但是,能不能改變我們對蒼蠅和臭蟲的“成見”?不能。
文道在對日本的看法上,把戰爭的罪惡歸咎到日本軍國主義。以一個抽象得不能再抽象的概念,將罪責從日本人身上洗脫了,就連戰爭的直接發起人,日本天皇,也沒有了罪責。因為他太了解日本了,拿他的顯微鏡去觀察每一個日本人,沒有一個是壞的,我相信。這就是為什麽懂英文的人自然要親英美,懂俄文的人自然親蘇,懂日文的人自然親日,因為他們有他們的語言放大鏡去仔細觀察,得到了其他人沒有的信息,來證明,“其實”某某某也有人道的一麵啊!所以,在他們眼裏,那個國度和人民就是最親切最善良最親切的。當然,更多的是對自己國家的領袖的熱愛,領袖的傳記讓人欣賞到他們慈愛的一麵,就倍生親切感。於是,中國人裏就有了分野,有憤青,有洋奴。哎,這文化的顯微鏡給我們帶來了這樣多“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實在太有趣了。
知識分子是危險的,一點不過。因為當他們津津樂道地向人們介紹他們說熟知的底細的時候,世界上沒有一個主義是站得住腳的,也沒有一個民族可能自愛。問題的關鍵是,放大看,放大看,沒有選擇地看,不如不去看。
因為,人們的關注是有選擇的,有傾向的,也就是立足自己的時代和觀念的。我們不得不明確這一點,才能凝聚在一起,形成文明所需要的基本群體態度。
人們總是糾結為什麽諸葛亮克服不了司馬懿,因為人們多麽熟知諸葛亮的品行之高、智謀之奇,但是他們不理解什麽是曆史趨勢,不了解後漢複興並不是什麽好事,不了解劉禪之弱智本來就是天道使然。
一個逆時代而行的精彩故事,不能挽救謬誤的思維的幻滅必然。等到幻滅了,幾千年以後,人們還是不理解為什麽,因為這些片段本來就裹挾著無數的偽善和顛倒黑白。現在的曆史學家開始理出諸葛亮專權弄權的史實;當代曆史中的人物屬性也在一般人們的腦海裏陰陽變換,而最終都是“毛”坑裏的石頭,都是臭的,不值得撥弄挑選。
遠離惡臭,是人起碼的選擇。
馮小剛當然會拍《1942》, 不會去碰1962了, 打死他都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