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後再看毛主席重上井岡山

張戟

如何評價《關於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個議題很複雜，有點像如何評價蔣介石。有人說是鄧小平的複辟宣言，“隻不過還不敢直接譴責毛澤東，還隻能跪著造反“，這話挺有意思。

有一件事很有價值，海外的學者應當去做，卻一直沒有去做，那就是中國人民的思想史。人們的思想是怎樣從痛恨蔣介石，轉變到懷念蔣介石，從支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到對它持有懷疑。

在解放前，人們看到了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對新中國充滿希望，產生了對蔣介石的恨，對毛澤東的愛。到了文革後期，人們讓“那個老X”(畢福劍語，指毛澤東）害苦了，卻忘記了蔣介石政府的腐敗，於是乎，產生了對那個老X的恨，而蔣介石在遙遠處，燦爛奪目。

文化大革命後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改革開放迫在眉睫，而文化大革命這一前所未有的社會實踐，暴露出許多社會問題，人心思變！人們對鄧小平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支持的，對文化大革命產生了恨。毛澤東留給鄧小平的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國家政治是一條極左路線，在在組織結構上卻是平衡的——有以江青為代表的左派，有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右派。

鄧小平和他的追隨者打左燈，向右轉，經濟有了空前的發展。而一直做為政策執行者而不是決策者的鄧小平，在遠見卓識上比毛澤東差的遠。毛澤東之後，曆史選擇了鄧小平，而鄧小平沒有尊重曆史的選擇，許多決策出於私心和仇恨。打倒“四人幫”，右派一支獨大，政治生態失去了平衡。鄧小平以及他的路線執行者，給習近平留下這樣的一個局麵，意識形態上和組織結構上一條右傾路線。而左派並沒有消失，他們在壓抑中積累了大量能量，在民間人們再舉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旗幟，重新認識了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人們產生了對鄧小平的恨，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懷疑。

事情到了今天，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三年自然災害“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以劉少奇為首的政策執行者，把罪責歸於毛澤東和”個人崇拜“。而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卻把罪責歸於政府裏”一條修正主義路線“。文化大革命就是對”三年自然災害“的問責！由於毛澤東的逝世和“四人幫”的倒台，”個人崇拜“的問題被揭露了出來，而那條“修正主義路線“卻被拚命地掩蓋了， 那就是《關於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條“修正主義路線“就是各級政府的政治落後和腐敗。三十年來，改革開放中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政策上的失誤本是很正常的事，哪有永遠正確的？而傳統的”為尊者諱“，讓”尊者“尊上加罪。文明就是探索，是“摸著石頭過河”，錯了就是錯了，承認了錯誤，將獲得更大的信任。

“三年自然災害”是全體共產黨人的責任，更是中華民族的災難。而為了掩蓋這一罪責的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更大的災難，為了粉飾那條“修正主義路線”，六四事件再一次讓我們的事業蒙羞！

應當說《關於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它糾正了極左思潮和“個人崇拜”，下一個政治現代化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曆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恐怖和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政策和策略才是黨的生命線。政治現代化必須建立在言論自由，沒有暴力和迫害的基礎上，”大家的事，大家管“（孫中山）。無迫害非暴力，是現代政治的基石。

習近平到了打右燈向左轉的時候了，而慣性卻不讓他這樣做。經濟的強大，右派有了可倚仗的實力，有可能促成左右兩派水火不容。基於這樣的一個認識，我們有理由猜測薄熙來倒台很可能源於一場政變。讓上一代的恩仇結束了吧。政治生態的平衡和軟著路，是時代留給習近平的任務，曆史和人民把中國交給了新一代共產黨人。我們希望曆史能夠得到尊重，人民能夠得到尊重。

政治可以帶來私利，那是短暫的。穩定和繁榮才能長治久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希望當局能夠終結忽左忽右的曆史，在西方政治中吸取養分，在改革中逐步建立政治生態平衡。這將是功德無量。中國的政治現代化迫在眉睫。中山先生曰：“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我已經看到了一個美麗的中國，屹立在先哲們搭建的階梯之上，光芒萬丈！我看到了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毛澤東先生，鄧小平先生，習近平先生， 也看到了你和我。

我的認識很初淺，恭請有識者指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世界在變，你我的思想也在變。沒有一成不變的。與時俱進才能求贏求勝！罵娘的話這裏就謝絕了。我相信我的心和你們一樣，希望中國國泰民安。有一個強大而安定的中國才有一個和平美滿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