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邊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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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至辛亥革命爆發的1911年，近代中國（大清國）經曆的主要大事，計有：太平天國起義，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義和團運動，立憲運動，革命風潮等。
三方角逐，革命派勝出
太平天國以失敗告終，卻大傷清廷元氣；洋務運動，技術上效法西方，文明上卻抵製西方。這種“體製內的改革開放”，終以1894年的清日海戰、清軍大敗為警示，而證明“此路不通”。慈禧太後死守既得利益，以宮廷政變扼殺戊戌變法，不意為社會革命奠基。狂熱排外的義和團，以殺害外國傳教士和攻打外國使館的反文明行徑，遭來八國聯軍的入侵，清廷再次被打掉國威。此後，清廷、立憲派、革命派成為角逐中國未來的三大勢力，三足鼎立。在國內外壓力下，清廷被迫改革，曾派群臣出國考察憲政（群臣歸國後，幾乎眾口一詞地支持立憲）；曾宣布“預備立憲”，預備期先定九年，後縮短為五年；曾設立資政院（中央）和諮議局（地方），議員經由選舉產生（從士大夫階層），可謂破天荒。
客觀而言，清末朝廷的政治改革，做了很多（遠多於今日中共），但與當時形勢相比，仍做得不夠，且動作太慢。尤其立憲，能拖就拖，一再錯過佳期。拖至1911年5月8日才出籠的責任內閣，卻是“皇族內閣”，令立憲派大失所望。這為日後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合流，埋下伏筆。一拖再拖的結果，就是拖出了一個辛亥革命。
反觀當時的革命派和改良派（即立憲派），為各自的目標，都十分盡心盡力，按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非常有事業心，各自全力以赴，馬不停蹄，頗有聲勢。立憲派辦報、上書、公示立憲步驟，交通於體製內外，奔走於國內國際，更積極參加諮議局選舉。革命派則不斷製造起義、暴動、甚至暗殺；滲透滿清“新軍”，無孔不入，廣泛傳播革命思想。
立憲派與革命派，方向並無不同，都是要建立憲政中國。立憲派若要成功，需要清廷的配合，但清廷的拖延，使立憲派功虧一簣；革命派若要成功，隻要社會土壤具備，隻要民眾大體支持。三方角力，革命派勝出。革命爆發，革命成功，或者說，階段性成功。這便是辛亥革命。
這一史實，對今日中國，依然具有參考價值。對比清廷，今天的中共，毫無政改意願，精神上的閉關鎖國，更甚於清廷。中南海自恃一黨獨大，傲視天下，殘民以懲；又自恃“崛起”，叫板文明世界，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按理，今日中國，比曆史上的任何中國，都更具有革命的需要。隻是，改良派不成氣候，革命派也不成氣候，各自力量薄弱，且一盤散沙，痛使中國變局難產，而僵局持久。
溫和革命，可貴的和解精神
辛亥革命，最值得稱道的一點，它是一場溫和革命。立憲派與革命派捐棄前嫌，迅速攜手，合力打造地方新政權；南北議和，避免了大規模內戰；清廷以體麵形式退位，國家實現和平轉型。南北方達成的《清室優待條件》, 第一條曰：“大清皇帝尊號不廢，民國政府待之以外國君主之禮。”足見承國禮數。也同時印證，滿清是外來政權，辛亥革命，使亡國長達二百六十七年的中國，終得複國。溫和的辛亥革命，與日後血腥的共產革命形成對照。蘇共建政後，列寧親自下令，殘忍殺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並及全家老幼。中共上台後，大規模屠殺地主和資本家，隨後，又大規模屠殺先前已經歸順的國民政府軍政人員，以數百萬計，包括眾多抗日將領、辛亥革命元勳。共產革命的腥風血雨，把辛亥革命的和解精神衝刷殆盡。
孫革命有功，但不該拆台南北議和
作為革命元老的孫中山，早年積極鼓吹革命，創立革命團體興中會、同盟會等，多次發動武裝起義，對辛亥革命的早期奠基，功不可沒。辛亥革命，由民變而兵變，即由四川保路運動而至武昌新軍起義，孫完全不知情，正落魄於美國夏威夷。武昌首義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也並非孫的同盟會，而是另外兩個革命團體，共進會與文學社。辛亥革命爆發兩個半月後，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才由法國馬賽回到中國上海。那時，革命已經成功，十五省已經獨立（於清廷），南北議和進展順利，南方各省達成共識：隻要袁世凱（時任內閣總理大臣）促成清室退位，就由袁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也是立憲派，曾於1905年，在直隸總督任上，上書清廷，“奏請實行立憲政體”。而早在12月11日，十七省代表匯集南京，籌組臨時政府，計劃在袁世凱正式接任大總統前，推舉一位臨時大總統。當時，黃興與黎元洪各受擁戴，呼聲最高，黃興派略占上風。但以黃興為正、黎元洪為副的推舉結果，不為黎所接受（因在武昌時，黎為正，黃為副），已經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的黃興，則謙讓不受。各省代表於是決定虛位以待袁。但到了12月下旬，孫中山返國後，情勢丕變。孫積極活動，各省代表又重新醞釀推舉臨時大總統，在黃、黎兩派相持不下和黃的一再謙讓之下，孫得以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孫就任後，即對南北和談從中作梗，提出“五條要約”，包括“北京不得更設臨時政府”。孫電邀南北方和談代表伍廷芳和唐紹儀“入寧麵商”，但遭拒絕。在南邊，伍廷芳因不滿孫反複修改要約，背離原先和談宗旨，憤而辭職。在北邊，袁世凱認為孫所提條件與已經達成的和談協議不符，拒絕接受，並召回北方和談代表唐紹儀。此在1912年1月間。
同月16日，北京東華門發生刺袁事件。同盟會京津分會放置炸彈，當場炸死袁的衛隊長等十人，但袁世凱本人幸免於難。此事是否為孫中山所指使，曆史存疑。同期，即1912年1、2月間，孫頻繁聯絡日本政、商兩界，請求提供一千五百萬元，以維持革命軍，不至解散，並“即可與袁中止和議”。孫承諾，事成後，租借滿洲於日本（孫賣國嫌疑，由此而來；類例還有更多，本文不贅述）。得此承諾，日方漢治萍公司提供孫五百萬元；日方更為孫提供大批武器，包括：步槍一萬二千枝，機關槍六挺，子彈二千萬發，山炮六門，於1月7日由日本輪船秘密運抵南京。孫竭力拆台南北和談，但卻改變不了當時的大勢所趨，南北主流力量，都一致堅持，隻要清室退位，就由袁出任大總統。清室於2月12日正式退位後，孫被迫辭去臨時大總統職。袁於3月10日，接任臨時大總統；翌年10月10日，經國會（國民黨占多數）選舉，正式出任大總統。
民國初立，孫不得誌，硬要推倒重來
清室退位，民國誕生，舉國上下，氣象一新，各國紛紛承認中華民國。應該說，辛亥革命，大功告成。唯獨孫中山，心下不服，隨時準備滋事。1913年2月，多黨製下，首屆國會選舉正常展開。由同盟會、共進會、統一共和黨等聯合組成的國民黨，贏得國會大選，將由聲望極高的國民黨黨魁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然而，赴任前夕，宋卻於3月20日在上海北站遇刺身亡。曆史上，袁世凱被指為刺宋主使（國共兩黨黨史）；但實際上，孫中山更可能是刺宋嫌疑。當時，從中央政府方麵，孫獲職中國鐵路總公司總裁，屬於“靠邊站”的角色；從國民黨方麵，孫獲職理事長，但被黨內主流派架空。宋若出任總理，對袁並無威脅，孫卻被邊緣化（如果孫中山能為“中國華盛頓”，則何須計較？）。在此之前，孫、宋已決裂；麵對如日中天的宋，孫深懷嫉恨。宋臨死，留遺囑給袁，托以國事；對孫則無片言隻語，更絕無所托。
刺宋凶手應夔丞，原與陳其美同為青幫大佬，與洪幫的孫中山結交相好，辛亥革命前後，應是共進會頭領，孫任臨時大總統時，應為孫侍衛隊長。刺宋前，應通過國務總理趙秉鈞秘書洪述祖騙取趙密電，事後用以嫁禍趙秉鈞、進而嫁禍袁世凱的“證據”。
其實，孫一生精於暗殺謀劃，曾組“支那暗殺團”；暗殺對象，包括各類政敵，而不論敵方、己方（如楊衢雲、鄧鏗、陶成章，以及批評過孫的知名記者黃遠庸等）。孫借口宋案，發檄討袁，於同年7月，發動“二次革命”，被袁擊敗後，逃亡日本。實際上，從1911年底歸國起，孫就一心倒袁自立，不達目的誓不休，而罔顧國家大局大勢。孫想當大總統，依當時條件，大可循憲政之路、選舉之路，惟須等待數年而已，何不為？原來，孫深知自己在黨內已失人望、在國內已失人心，難以贏得選票，故鋌而走險，假借“二次革命”旗號，硬要把現有格局推倒重來；由別人主導實現的共和不算數，隻有自己主導實現的共和才算數；如此攪亂初生民國，圖謀趁亂東山再起，“天下為公”乎？天下為私矣！經宋遇刺、孫作亂，民國亂象初現。到1915年，在楊度、袁克定等複辟派的鼓搗下，袁世凱稱帝（此為袁無可原宥的最大敗筆），竟以為帝製“符合中國國情”，可以穩定中國。但，所謂“君主立憲製”，已經過時。蔡鍔等地方都督，起兵討袁，是為護國戰爭。在全國的反對聲浪中，袁取消帝製，恢複共和。次年6月，袁氣病身亡。強人一倒，天下大亂；軍閥割據，軍閥混戰。當初南北議和的大好局麵，又變成南北對峙的刀槍並舉。
勝利者書寫的曆史，麵臨質疑
此後，孫中山再到廣州起事，病急亂投醫，最終把目光投向蘇聯，推行“聯俄容共”政策。孫獲得蘇聯援助，引進蘇聯顧問，不僅以“列寧式”政黨模式，重建國民黨，更將共產黨引進國民黨內，埋下中國巨禍。
辛亥革命是必須的，況且，辛亥革命是清廷拒絕或拖延政改的必然結果，孫中山長年推動革命，值得肯定。然而，過於強烈的權力欲和個人野心，往往導致某些革命者異化，沉迷於奪權手段，而扭曲了革命目的；或曰，目的與手段相顛倒，革命成了手段，奪權倒成了目的。一個革命的促進者，蛻化為革命的絆腳石；一個共和的鼓吹者，異化為共和的攔路虎。這便是孫中山的道路。
之前多年，筆者曾對孫中山讚譽有加，但在深入挖掘、研讀和對比更多史料之後，漸漸發現，孫中山是問題人物。引用宋教仁的評說：“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
功成身退，本應是從政者的美德。中國沒有華盛頓，袁世凱不是，孫中山也不是。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劇。這一悲劇和教訓，至今值得國人記取。
孫中山被國民黨奉為“國父”，被共產黨奉為“先行者”，概在於，國民黨重起於廣州，要推翻“北洋政府”，必奉孫中山（而非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的正宗；共產黨感恩於孫的引納，又要與國民黨爭奪“大革命”的正統，故而要打孫中山的旗幟，以對抗蔣介石。
曆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作為國共兩黨“繼父”的孫中山（國民黨黨父本為宋教仁，共產黨黨父本為陳獨秀），就這樣被國共兩黨抬上神壇，百年供奉。然而，那種先立論、再選擇性收羅曆史事實的“寫史”手法，需要質疑。一元化的曆史觀，必讓位於多元化的曆史觀。圍繞孫中山的爭議，可在相當程度上，正本清源，讓後人以史為鑒。
陳破空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1年11月號）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490
